中關村票販江湖
祁長江和他的孩子們。出事前，祁長江把孩子送到學校上學，答應妻子要去接孩子放學。
對祁長江妻子朱祖芬來說，丈夫的死至今是一個謎團。
北京市海淀區看守所里，祁長江絕食而亡。
30歲的發票販子祁長江栽了。他被關押49天后死亡，警方給出的死因是“絕食”。 祁長江之死，并沒有擊倒他的同業們繼續“做生意”的信心。在繁忙的中關村，票販江湖依舊每天按照自定規則運行著。
南都周刊特約記者·醴文 北京報道 攝影·王旭華
10月13日下午，北京中關村海龍電子大廈外，每一個拐角處幾乎都站著一個婦女，抱著小孩，注視著來來往往的行人，嘴里反復念叨著同一句話，“發票要吧？發票，發票！”
盡管國慶已經過去兩周，在海龍大廈門口，依然豎立著一個巨大的廣告牌——“我給祖國送祝福”，上面滿是許多人手寫的獻給新中國成立60周年的祝福。
不遠處，六七個婦女和往常一樣聚集在商場門口，偶爾有人過來說兩句話，其中一人便從胸口的小包里取出一摞票據交給他。在距離這群婦女不到50米處，兩名警察正在巡邏，他們身著筆挺的制服，一邊走一邊輕松地聊著天。
28歲的朱祖芬曾經也是這群婦女中的一個，但是現在，她得蹲守在兩公里之外的海淀區人民檢察院信訪大廳門口，和她一起的是3歲的兒子和60歲的老父親。
“我已經是第三次來這兒，他們不出來接待我，我今天就不走了。”朱祖芬此行，想請檢察院立案調查丈夫祁長江的死因。
祁長江，綽號“小胖子”，30歲，2009年7月26日涉嫌倒賣假發票被逮捕。
據祁長江一位在現場的老鄉回憶，“小胖子” 祁長江是被警察“釣鉤”抓獲的。7月26日下午，正在e世界門口晃悠的“小胖子”，突然來了一筆大生意，有人找他買三本假發票，“結果是個便衣”，祁長江就這樣被人贓俱獲。
祁長江在海淀區看守所關押49天后，9月17日凌晨死亡。海淀警方稱，被關押后，祁長江一直絕食，民警多次勸說未果，將其送到醫院治療。由261醫院提供的死亡證明上寫道，直接導致祁長江死亡的疾病或情況為呼吸心跳驟停，上消化道出血，其他疾病診斷為“患者絕食49天，促進死亡”。
對于丈夫“絕食而亡”的說法，朱祖芬難以接受。她對北京一家媒體記者說，丈夫1.7米的個子，體重89公斤，平時身體很棒，而且很少生病，得個感冒也不用去打針吃藥，性格也很開朗，“不可能無緣無故地絕食”。
一場聲勢浩大的打擊行動
2002年，經親戚介紹，新婚不久的朱祖芬和丈夫祁長江一起，從安徽老家潛山縣來到了北京。因為親戚就在中關村附近做發票倒賣的“生意”，夫妻倆也就跟著干上了這行，發票、盜版光盤一起賣，還幫著電子賣場拉點客戶。
朱祖芬說：“當時還以為是因為我們和親戚關系好，親戚才把我們帶出來，結果是看中了我的肚子。”
原來，在“發票圈”中有個心照不宣的規定：警察不抓孕婦和帶嬰兒的婦女。即使被抓了，這些婦女很容易順利地取保候審。孕婦、孩子，是中關村假發票網絡中最底層，也是最為安全的一層。因此，朱祖芬說，“一般村里鎮里孕婦或剛生了小孩的婦女，都會被邀約出來倒賣發票。”
7年間，朱祖芬生了一兒一女，同時，也就和警察打了7年交道。因為女人在明處，男人在暗處，警察對她來說，幾乎就不算“對手”了。“這兒附近的警察我全認識，” 朱祖芬說，不僅是片區所在的派出所，別的轄區派出所的警察也會到這幾個大的電子市場晃悠，“因為這兒的人抓起來容易些”。
今年6月，朱祖芬就預感到風聲會越來越緊。她想讓丈夫先別干了，但是祁長江不愿意，“他認為去年奧運會風口浪尖都沒事，這次應該沒有上次嚴吧”。
2009年7月1日，北京警方集中開展以國慶60周年安保工作為中心的“驚雷”行動，打黑、除惡、治亂，強化對重特大敏感性案件的快偵快破，加大對秩序類犯罪、涉槍涉爆案件、團伙犯罪、系列犯罪的打擊力度，確保北京社會治安秩序總體平穩，確保國慶期間刑事案件、殺人綁架等八類危害嚴重案件、街頭現行犯罪發案低于奧運會賽時水平。
在北京市公安局的官方網站上，一篇文章強調，“確保實現全市治安形勢平穩、刑事案件發案總量下降、抓人破案總量提升，形成強有力的打擊震懾效果，以實際行動向國慶六十周年獻禮。”同時，公安部從6月開始，開展為期3個月的打擊假發票專項行動。
2009年7月26日早上，和往常一樣，朱祖芬和祁長江把一雙兒女分別送到學校，在中關村e世界的門口分開。朱祖芬記得丈夫最后一句話是，“你早點回家，我今天去接孩子”。這句話是那樣的平淡無奇，卻成了他的遺言。
和朱祖芬一樣，在北京西客站附近活動的羅清明（化名）也感到了一股暴風雨即將到來的氣息，但是他的日子比祁長江過得從容一些。
除了中關村，北京西客站附近也是發票販子們集中的地方，這里的發票販子大多來自山東。瘦高黝黑的羅清明是其中的老資格了，“在這兒十多年了，早就不用跑大街了。”羅清明眼睛不太好，因此在跑了幾年“站臺”后，他抓住幾個常聯系的客戶并發展開去，開始提供固定客戶服務。
“中關村的是安徽人，西客站的是山東人，還有天安門附近的是東北人，各有各的地盤”。羅清明清楚北京發票販子的勢力范圍。事實上，在北京每一個人流聚集的天橋、商場、醫院附近，都會有不少游走的商販叫賣發票，不過這三個地區最為集中。
羅清明現在的業務都是通過電話聯系，為附近的一家大型企業員工們提供各類發票，他每天就忙不過來，因此，風聲緊不緊對他而言不太重要。
國慶節前，他唯一的區別就是不和這些客戶在單位的正門交易，去側門。羅清明暗笑說，“也得給門口這么多武警、特警、便衣點面子，是吧？”
貓和老鼠的“特別任務”
在羅清明10多年的“販票生涯”中，每年都有一兩個同業被抓進去，是屬于極小的意外。更多時候，他們和片區警察之間有著獨特的默契。
盡管販賣發票在中國屬于刑事犯罪，但事實上他們常常和警察相安無事，讓他們發生聯系的，是一項被稱作“任務”的行動。在羅清明看來，掌握時間點很重要，要是沒任務，沒人會來抓你。“兩會、國慶，這些年年都有，一般你看到處坐滿了戴紅箍的老太太，就知道任務來了。”羅清明說。
相比羅清明所活動的西客站，中關村的情況更為復雜一些。“發票要嗎？光盤要嗎？”這兩樣東西，他們常常在一起叫賣。
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中關村幾個大的電子賣場相繼建成，在附近兜售“盜版軟件和光盤的小販”多了起來，從那個時候，“孕婦”、“哺乳期婦女”等特別“銷售團隊”開始成氣候。
隨著人流的劇增以及小商家避稅的需要，一些發票制售商看中了這里的人氣，婦女們也就開始左手賣發票、右手賣光盤，逐漸發展到今天的“局面”。
34歲的宋小云也是個“老發票”了。談及“小胖子”的死，她不愿意多說，只是歸咎于“他運氣不好。”
那天被抓獲的只有“小胖子”一個人。隨后，根據北京市警方提供的數據，截至2009年8月31日，北京市共立案查處制售、非法出售、非法代開、虛開以及非法取得發票案件1239起（其中稅務查處案件918件，公安查處案件321件）、抓獲犯罪嫌疑人375名。
這些數據并沒有打擊到宋小云繼續留在中關村“做生意”的信心，依舊風雨無阻地出現在海龍大廈。這信心來自于她的經歷。
其實，宋小云常常會有“進去”的時候，不過她的這個經歷大不相同。她告訴記者，每年都會有兩三次，熟悉的警察給她打電話，把她“請”到派出所去，在一系列和拘留相關的文書上簽字，然后就放她走人。
剛開始，宋小云還有些緊張，怕是“進去了”，總不是好事。后來她發現，這些警察原來挺感謝她的，“有的警察喜歡開玩笑，居然還真說句謝謝。”
更令宋小云吃驚的是，履行完這樣的“公事”后，警察還會付錢給她，30元、50元不等。第一次領到這個錢，宋小云感到非常愕然，“警察不罰款還發錢？”迷糊的宋小云被丈夫的話點醒了，“感謝配合唄”。
和女人的大膽和公開化相比，發票販子群體中的男人們，則顯得隱秘和小心多了。像朱祖芬盡管和很多警察相熟，但是她從來沒有告訴過任何人，她的老公也在中關村里。“誰會說？我們都是帶著一個小孩裝可憐的。” 朱祖芬告訴記者。
在這樣一種獨特的生存環境下，中關村幾個大的電子市場附近，倒賣光碟和發票的人群只增不減，光是來自安徽潛山的在中關村就有100多人。
暴利的誘惑
“小胖子被抓”，本來只是中關村電子市場附近一件不大的事情。3年前，祁長江就曾因倒賣發票，被判處過1年徒刑。有過前車之鑒，還是重操舊業，唯一的理由就是“暴利”。
由于比較危險，祁長江在平時做得更多的是“導購”：在人群中發現有購買意圖的顧客，用手指向身上有發票的人，交易成功。這“一指”每張發票的售價是20元，祁長江得到的酬勞是15元。
祁長江在世時，一天收入大約200多元。
根據知情者透露，整個“假發票產業”早已形成了一個嚴密的產業鏈。從制作到銷售大體可分五層，整個網絡橫跨全國多個省市。第一層是大老板，多在廣東、浙江等地。他們有自己的印刷廠，負責印制發票。每本發票的價格不過幾毛錢；第二層是老板的手下，他們每個人手里都掌握著大量不同地區的客戶，在每本發票上賺取5元到10元不等。
網絡的第三層分布在全國各地，他們通常在各個地區壟斷著一部分客戶與市場，“知名度”也很高，一般每本發票收取20元左右。
網絡的第四層一般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專業”送票的司機，每一趟收取10元至15元不等的報酬；另外一部分是由身邊親戚和朋友組成的“銷售下線”，他們從上線批發發票后再銷售，但他們拿貨的價格已漲到每本100元。
到了網絡的第五層，就是祁長江、宋小云他們。他們如螞蟻一般海量分布在車站、酒店、醫院等人流量大的地方，每賣出去一張發票，能獲取15元左右的利潤。
朱祖芬夫婦也攢下了一些錢，但是這兩年祁的母親從生病到去世花了不少錢，同時，兩口子希望早點掙錢回家蓋房子，因此在北京，他們的生活非常節儉。在每月300元的出租屋里，一個雙層木床就占去了六七平方米房間的一半，而唯一的電器是花50元買的舊電視。“這個電視柜，只花了5塊錢。”朱祖芬說。
“冒著這么多風險掙來的錢，誰舍得亂花？”宋小云說。
等做到一定階段，有了固定的客戶就會安全得多，像羅清明那樣。他說，“我干的就是秘書的活”。每天羅清明都會把定點搜羅來的出租車票等票據集中到一起，根據不同客戶的需要整理好，“出租車票連號的不行，那一看就不真。”羅清明說。羅每個月少說也能掙五六千吧。
但是，祁長江沒有等到成為“老羅”的這一天。
回應書
10月1日這一天，國慶60周年。為了丈夫的死因奔波了20來天的朱祖芬，也停下了腳步，和孩子、父親一起在家看盛大的閱兵儀式。
自從丈夫死后，朱祖芬時刻感受到一種無形的壓力存在。從找律師開始，她手里攥著十多張律師名片，一個個找過去，幾乎沒有一個律師愿意代理這個案子。最后一位叫做劉文元的律師接手了案件。
10月12日，《京華時報》報道了《海淀看守所一嫌犯絕食死亡》的消息后，數十家媒體記者曾把朱祖芬的手機打得沒電。然而，在盼望了幾天后，她在報紙上見到唯一的追蹤報道是，10月15日，北京一家報紙刊登了一篇長達6000字的《海淀警方回應犯人絕食身亡事件》，全文刊發了海淀警方的回應書。
回應書上，海淀警方公布了祁長江的死亡過程：祁長江7月26日在中關村倒賣發票被當場抓獲，帶到派出所后祁長江一語不發，不與警方配合并開始絕食。從7月27日至8月19日，祁長江一直在絕食對抗。在此期間，祁長江曾7次被管教人員送往羊坊店醫院駐海淀看守所醫療中心進行治療。醫護人員對其進行了靜脈補液治療等措施。祁長江對醫護人員給予的治療采取抗拒，不僅對醫生、護士進行辱罵，還以拔針、吐食等方式抗拒治療。9月17日零時55分，護士巡診時發現祁長江意識模糊，瞳孔放大，院方隨即對其進行積極搶救；2時30分左右，祁長江出
現嘔吐、心率下降，羊坊店醫院于3點20分將其送往261醫院搶救。4時38分，祁長江因搶救無效死亡。
朱祖芬沒有讀完這篇長長的回應書。對她來說，警方就只有一句回應，“如有疑義，就做尸檢”。而朱祖芬已經咨詢了好幾家法醫鑒定中心，費用最低的也要1.5萬元左右。
“你說有沒有特別公正的法醫鑒定中心呢?”朱充滿疑慮地問記者，重重地吐出“特別公正”幾個字。
朱祖芬把希望寄托在檢察院，準備第四次去海淀區檢察院，她一邊給熟睡中的兒子穿鞋，一邊說，“我也不愿意帶著孩子去受苦，但是不帶著他，是沒有人理我的。”
這幾年，把孩子帶在身邊好辦事，已經成為了她的一大“經驗”。然而這一次孩子并沒有幫她太多的忙，海淀區檢察院給她的答復還一樣，“等等，我給上級領導匯報”。
而她聘請的律師在幫她取出醫院病歷之后，就再也沒有任何行動了。律師表示，“如果不做尸檢，就沒有任何辦法。”當朱詢問是不是可以敦促檢察院參與調查時，他的回復是，“都沒有任何錯誤，檢察院調查什么？”
劉律師說，如果朱祖芬認為他沒有做什么事情，可以解約。而在朱祖芬看來，她花了8000元聘請的律師已經“站到那頭去了。”
無數個為什么
朱祖芬不愿意做尸檢，她的想法是：如果結果還是和警方一樣，丈夫的死，是不是永遠不知道真相了。在她看來，整個49天，仍然充滿了無數待解的謎團。
在祁長江被捕3天后，盡管他一直拒絕透露自己的姓名等相關信息，但是警方通過比對同類案件案底發現，他的相貌和一位叫做“祁長江”的人極其相似，并于當天向此“祁長江”的老家安徽省的相關警方發函確認。
但是，朱祖芬先后四次到海淀拘留所要求探視時，她分別以“祁長江”的姓名和“無名氏”進行了查詢，得到的說法都是“查無此人”。
朱祖芬無論如何也不能相信，她明明親眼看見自己的丈夫從海淀四季青派出所押解出來上了警車。盡管頭上戴著黑頭套，但是他胖胖的身軀和衣服還是可以一眼辨認出來。聽到朱祖芬的聲音，祁長江還大聲呼叫，“救我，救我。”
在祁長江死亡當天9月17日，被送到261醫院時，從醫院出示的醫療記錄來看，登記的是“姓名無名氏、年齡四十歲”。而祁長江的身份8月底在羊坊店醫院時就已確認，為什么在臨死前還是無名氏？
對于家屬的質疑，海淀公安分局在接受北京媒體采訪時表示，祁長江當日凌晨病危后，警方通過當地派出所找到他的哥哥，告訴祁長江病危的消息。因祁長江被關押后不與民警說話，警方不掌握其妻在北京的情況。因為案件仍在偵查階段，按照規定，是不允許除律師以外的家屬或其他人與嫌疑人見面的。
對于警方的解釋，朱祖芬并未釋懷。
“他犯的又不是什么死罪，為什么會絕食？想著一雙兒女，他也不可能啊！”還有，“祁長江尸體的脖子上、眼睛周圍的淤青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太多“為什么”，朱祖芬卻找不到地方去問，只有3歲的兒子在身邊煩躁地哭鬧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