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下館子的次數增多與明星廚師們的大行其道劃出因果關系，似乎就跟綠豆升價卻與庸醫上電視有直接關聯一樣不靠譜。但你實在不能否認這些廚子們的魅力，他們 不僅有著固定的美食產業：餐館、超市、烹飪節目，還會運用自己的專業知識，讓被垃圾食品毒害的現代人找到最健康、最純本的飲食。

      一 趟飛往墨爾本的航班中，有一個亞洲人模樣的乘客正在酣睡，空姐一個不小心，把沸水灑在他的手臂上。在這位乘客下機的第2天，這件事旋即成了當地諸多報紙的 頭條，還附帶極具震撼效果的標題《廚師遭灼傷！》。這個廚師的來頭可不小，名為張大衛的他，在《時代》雜志最近出爐的“2010影響力排行榜”中，以廚師 的名義躋上了“藝人”的榜單，并且榮登第19名，把奧斯卡新科影后桑德拉·布洛克和詹姆斯·卡梅隆都拋到后面。看來，廚師比明星還值錢？

名廚變“明廚”

       這種現象如今變本加厲起來，你可以在電視節目和各式的食品節中看到這些名廚們，甚至在意粉、醬油的罐子上都會看到印有他們的頭像的標簽。而像張大衛那樣 的，已不能僅僅將之視為廚師了——他從健身房走出來時遭狗仔隊抓拍，選擇內衣的偏好被時尚雜志《名利場》報道。他們的光環讓他們看起來更像是一個偶像，我 們可以給他們一個名詞——“明廚”（明星廚師）。

       實際上，早在19世紀，歐洲貴族就傾心于法國廚師瑪麗·安托萬·卡雷姆精心料理的菜肴；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已故美國名廚朱莉婭·蔡爾德用獨有的滑稽風格， 把“貴族化”法式烹飪藝術變成普通美國人也能享受和掌握的“平民化”娛樂，這段故事在去年熱播的電影《朱莉與朱莉婭》中有所展現。而到了1993年，美食 電視網（Food Network）成立， 24小時滾動播出美食、烹飪節目。這一頻道目前擁有9000萬戶美國觀眾，還在英國和亞洲地區開設了分支頻道。

       這些名廚們不僅僅開設了屬于自己的飯館，還有著難以捉摸的牛脾氣，他們甚至還推動開創了電視圈的新品類—美食頻道。數據顯示，美食頻道的固定收視群已經達 到百萬水平，而在今年5月底，該集團還宣布，會開辟美食頻道的分支頻道，命名為烹飪頻道（Cook Channel）。

       鮑比·弗利和埃默里爾·拉加塞將鼎力加盟。至于幾大主流電視臺中，和烹飪相關的節目也相當受落，Fox在嘗到了歌唱真人秀《美國偶像》的甜頭后，拍攝的廚 師真人秀節目《地獄廚房》已經來到了第七季。節目中的主廚戈登·拉姆齊也成為了一大明星。戈登擁有米其林三顆星的頭銜，寫過幾本暢銷的美食小說，經常在攝 影機前展現他對于精品菜肴的苛刻。

       他性格火暴，曾經在一次現場直播的節目中說了111次以“F”開頭的臟話，他甚至不希望女兒們看他的節目。他辯解自己火暴脾氣的理由是：如果不在廚房里開火，廚師怎么會有熱情？而正是因為有戈登·拉姆齊的參加，才賦予了節目“地獄”兩字更直接的意義。

       而在另一個以真人秀聞名的有線電視臺Bravo中，它的《高級廚師》同樣成為了支柱性的節目。面對烹飪類節目的一片火紅，向來保守的NBC和CBS也按捺 不住，著手準備屬于自己的廚房真人秀節目。《時代》評價說，以往人們只是視廚師為一種比飯店服務員稍高一等的行當，但現在它是一個充滿光輝和可創造巨大利 潤的職業。

他們改變了吃的本質

       在食品網絡時代，名人廚師的現象已經徹底改變了餐飲業，甚至可以說，它改變了我們如何吃的本質。餐館在美國的營業額急劇增長，從1970年的428億美元 到2010年預計的520億美元，這不僅是因為更多的婦女進入職場，家庭成員們淪為了三餐在外的“老外”，而是有著其他的原因。作為暢銷美食作家的麥克 爾·普蘭最近指出，電視廚師明星的出現和家庭做飯指數急劇下降相吻合。他認為，通過像《鋼鐵廚師》和《F工作》類似節目的渲染，觀眾朋友們被加強了烹飪最 好是留給專業人士的信息，并且擴大了專業烹飪與普通家庭“飽肚式”烹調的區別。

       其實，整個食品生產配送機制的成熟也成為了大家對“吃”沉醉其中的原因。越來越多的人不光在本地市場尋找各種口味的美食，甚至還不遠千里去各個飯館尋找饕 餮樂趣，有時候甚至只是想嘗鮮吃口新款的花色沙拉。在通信技術極度發達的今天，大家喜歡把自己去餐廳用過的每道菜，利用手頭的數碼工具進行照相，通過視頻 式的記錄上傳至博客、微博，與大家分享。

       對于廚師本身而言，互聯網確實是非常的功不可沒。Grub Street的網頁每天有百萬瀏覽量，Eater更是多一倍有余。廚師們因此還有了屬于自己的追星族，這些粉絲上氣不接下氣地跟蹤廚師的一舉一動，什么電視外景錄影，他們都是樂此不疲地緊緊相隨。而廚師則開始有了自己的經紀公司和公關人員，“我討厭‘明廚’這個詞，但它是建立一個品牌的關鍵所在，”馬力歐·巴塔利說，目前他擁有了15間餐廳、無數的獎項、一個電視節目，以及全線品牌的炊具。“因為一旦你成為了明廚，所有其他的機會便會接踵而來，而你也順其自然地走入了這種巨大的名利場肥皂盒中”。

       “30年前，大多數在餐廳廚房工作的人，不是剛剛退伍無所事事，就是已經準備好隨時進入監獄了。”巴塔利回憶道：“但如今，烹飪卻成為了最為熱門的行業， 很多人甚至認為廚師比普通人都聰明一點。”大部分烹飪學校的招生數量正在經歷一個前所未有的井噴式增長。美國首屈一指的美國烹飪學院數據顯示，近6年來， 學生數量已經上揚了50%。

       堪稱為全世界最好廚師的費蘭·阿德里亞這樣分析道：“我們已經創造了電視廚師和現實廚師共榮共生的狀況，相互依賴相互促進。”和很多倚靠節目成名的廚師相 比，阿德里亞低調很多，但卻同樣名揚四海。他所經營的魔幻餐廳El Bulli餐廳，世界各地每年要求預訂座位的多達50萬人次，而餐廳每年的營業季僅有160天，只為8000人次提供服務并拒絕索取高價。

化身烹飪活動家

       除去做菜本身的樂趣外，明廚們到底還有什么功能？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昭然若揭，阿德里亞已經成為了西班牙的旅游大使，并且于今年開始成為哈佛大學的教授， 教導烹飪課程。當然，明廚們同樣還可以關注公益事業。其中，杰米·奧利弗就是重要的例子。1999年開播的《原味主廚》把當時24歲的小伙子捧成了英國廚 藝之星，“我在節目中用粗粒小麥粉做意大利面，粗粒小麥粉就會在國內脫銷。”奧利弗開玩笑地說道，“因為從我的節目中你會快速地學到怎么烹飪食物。”

       在這之后，奧利弗做的都是賺錢同時充滿創意的買賣，開辦了連鎖超市、設立了一個約會網站專門服務于喜歡吃的情人們等等。除此之外，奧利弗還一直致力于改善 人們的飲食習慣。他做出了一份有利于改善學校膳食的請愿書，并收集了超過27萬的簽名，寄給了唐寧街10號，最終英國政府撥出9.4億美元的財政計劃改善 學校伙食。

       今年春天，他推出了電視節目《食品革命》，節目追隨他去到西弗吉尼亞州亨廷頓，美國最肥胖的城市之一，他為亨廷頓成立了教育廚師協會，給家庭教學，教會他們如何烹飪簡單、健康的膳食。奧利弗已經從一個單純的廚師變成了烹飪活動家：“平心而論，我可能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沒有政治企圖。但我的一言一行，人們都相信我，并跟隨我，大家需要大量這樣的信息。”

       6月，米歇爾·奧巴馬召集了超過500名廚師，包括了響當當的雷切爾·雷，希望他們響應由她提出的預防兒童肥胖的倡議。更重要的是，各個地區不太知名的廚 師也成為了其中的良師益友，擔負起提高當地人營養常識的工作。或許，我們真應該感謝這些廚神們，在營造出色香味俱全的佳肴的同時，也讓我們對著農貿市場的 卷心菜、胡蘿卜之類的蔬菜有了“趨之若鶩”的精神。

『周末畫報』 撰文 張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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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云之南，是我第一次看到真正恐龍的地方。從當初七繞八繞的小山路，到如今活生生從高速公路單為恐龍公園打造一專屬入口；從當初和導師接連不斷的游說著國內外開放商，到如今占地一平方公里的世界恐龍谷；從最初在菜油燈下“與蠅共飯”，到如今四處開張，斗廚斗菜的農家樂。這一晃眼，已經有十余年，我也年輕不在。

如今，云南又往外送恐龍了。2008年向香港、2009年向中國科技館、2010年向臺灣未遂，到上海世博會結束后原地贈送。難道祿豐恐龍甚至已經成為云南政府外交政策的一部分？這里不問政事，但我們至少認識到，祿豐恐龍確實是多，而且頗有知名度，所贈送之處，必定一片歡騰。此外，祿豐恐龍的完整度也頗高，這點實在不易。對比那些發現半條腿，兩顆牙就得已命名的恐龍，完整度經常在80%-95%左右浮動的祿豐恐龍實在有傲人資本。

祿豐在彩云何處？她地處云南省會昆明西北94公里，西距楚雄市83公里。早在漢代，古南方絲綢之路，就從這里向西南延伸，茶馬古道上的馬幫，沿著驛道，馱著鹽、茶等古滇國物產來來往往。而祿豐龍恰是在抗日戰爭期間，因修建公路而被發現的恐龍，背負著“國仇家恨”的它是如此著名，并成為中國已知的最古老的恐龍，中國人自主研究并裝架展示的第一只恐龍，也是世界上第一枚恐龍郵票的主角，任何一本中國古生物書籍中都會有它的身影。

但這一切，其中又有何詳情？回溯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中國的科學研究機構和高等學府，為保存實力長期抗戰，開始向南方遷移，多數科研機構遷到云、貴、川。與此同時，為打破日寇封鎖，國民政府急謀打通滇緬公路西段，以連接緬甸仰光港的國際運輸線。當時，滇緬公路東段雖已于兩年前修通，但路面只鋪設到祿豐，從祿豐到下關308.4公里的路程還是土路，晴通雨阻，且路寬不夠，而下關至畹町全長548公里，則全需新修，史稱”搶筑滇緬公路”。

話分兩頭，1938年7月，我國早期地質學、古生物學家和奠基人楊鐘健院士（1897—1979），經越南河內來到了云南省昆明，擔任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昆明辦事處的主任。他很快就開展了對云南地區的地質和古生物化石的調查工作。

當年10月，楊鐘健靡下地質古生物學家卞美年和技師王存義，完成馬街（元謀）新生代地質調查回程昆明，在祿豐停留。卞美年何許人也？他原是江蘇儀征人，外祖母是李鴻章之兄李瀚章的孫女。其父任天津中國銀行分行經理，如今你如能找到上世紀30年代中國銀行天津分行發行的鈔票，那上面還有他父親的英文簽名呢。卞美年畢業于燕京大學，之后跟隨楊鐘健在周口店工作，他對經濟地質學特別感興趣，在祿豐時，他一門心思想從那八米厚的紅色土層中尋找鹽和石膏礦。而王存義亦是一名優秀的化石獵人，曾見證了第一個北京人頭蓋骨的出土。他們在祿豐這一停留，卻有了大發現。

當時滇緬公路剛好在祿豐加寬路基。這一天，卞美年和王存義來到祿豐西北的沙灣村勘查，因為夜深找不到飯店休息，就在當地借住民宿，卻赫然發現當地居民竟然使用的是一種特殊的油燈，老鄉管它叫“龍骨油燈”，透過黑暗的菜油燈，他們問老鄉這石頭從何得來？老鄉回話：在修路時翻出許多，而且村子后面的山坡上也到處都是。

憑著對地質古生物學的敏感，卞美年知道這“龍骨油燈”的科學價值。長期以來，祿豐盆地紅色巖層被認為是新生代的沉積物，而并非恐龍所在的中生代。卞美年希望能找到可以相應的化石，以便確定此地地層的準確年代。

第二天，在沙灣村東北的一條沖溝中，王存義首先找到了化石。化石是一串出露的頸椎，憑著他豐富的野外經驗，他判斷這是一條比較完整的動物化石，其大小判斷有駱駝那樣大。他們決定發掘，并將這一決定電告了楊鐘健。為了加強發掘力量，楊調派了年輕的技工杜春林到了祿豐，協助王存義的發掘工作。卞美年測量了祿豐盆地的地層并作了詳細的地質圖。發掘工作進行了將近兩個半月，采集化石40余箱。

次年，興致勃勃的楊鐘健與卞美年一起來到祿豐，核對了化石出土地點和層位，做了深入的調查，確認了祿豐紅層的時代。這批化石最后運到了重慶北碚，這是抗戰時期中國地質調查所總部，進行修理研究。但這里的條件并不比云南野外好多少，修理標本的也就是“僅茅屋一間，技工二人”。

兩年后，楊鐘健記述了沙灣發現的恐龍骨骼化石，命名為許氏祿豐龍（Lufengosaurus huenei）。所謂許氏，是指德國的恐龍專家許耐，他是楊鐘健的老師。楊鐘健在研究祿豐龍時，得到了他的大力幫助，使研究工作得以順利完成。同年，許氏祿豐龍在北碚裝架展出，這是在中國第一具裝架展示的恐龍骨架。每天前來參觀者這些鋼筋龍骨的人數不下4、5百人，這大大地鼓舞了抗戰時期的科技人員斗志，受到了中國地質學界的贊揚。

1951年，經過13年的風風雨雨，這批化石經過多次漂泊終于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三年，安定下來，楊鐘健也完成了他的專著:《中國古生物志——祿豐蜥龍動物群》。楊鐘健還給許氏祿豐龍繪制了復原像，并題詩一首，即《題許氏祿豐龍再造像》：

“千萬年前一世雄，賜名許氏祿豐龍。種繁寧限兩州地，運轉竟與三迭終。再造猶見崢嶸態，像形應存渾古風。三百骨骼一卷記，付予世者究異同。”

這種在混合著民族興亡與學科的振興的情感下所詠之詩，可謂字字珠璣。可惜，恐龍事業在舊社會一直難以開展，所以楊先生那時才盼著“此只有待之抗戰勝利以后圖之”。現在俱往矣，但這種奮斗的氣質，是不應該被忘懷的，畢竟，中國恐龍學，還有不小的差距要追趕，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

© 本文來自科學松鼠會http://songshuhui.net，轉載請注明出處。

2010年4月19日，美國首都華盛頓，幾位科學家在美國癌癥協會(AACR,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ancer Research)的第101屆年會上報告了對兩種可以大大減低乳腺癌高危人群發病機會的預防性藥物——雷洛昔芬（raloxifene）和他莫西芬（tamoxifen）的最新研究結果。雷洛昔芬與他莫昔芬都是所謂的選擇性雌激素受體調節劑(SERMs, selective estrogen-receptor modulators)。雌激素能幫助癌細胞的生長，而這些調節劑起到了干擾雌激素此項功能的作用。

美國國家癌癥中心（NCI）資助了對這兩個寄予厚望的藥物的研究，項目簡稱為STAR （Study of Raloxifene and Tamoxifen ），在NCI的網頁上可以找到這項研究的相關資料（http://www.cancer.gov/newscenter/STARresultsQandA）。

在將近兩萬高危人群中長達七年的追蹤研究顯示，連續五年服用這兩種藥物可以將這五年間的乳癌實際發病率減輕到預期發病率的二分之一。[1]而即使在停止服用任何藥物后的兩年后，曾經服用他莫西芬的人群依然保持著比預期低50%的乳癌發病率，之前服用雷洛昔芬的人群則在停藥后稍有反彈，由降低50%上升到降低38%——不過這個數字依然令人鼓舞，而且考慮到雷洛昔芬比起他莫昔芬副作用更為輕微，它較少引發血栓、白內障，尤其是較低幾率引起子宮內膜癌，因此雷洛昔芬依然不失為一個很好的選擇。

德州大學安德森癌癥研究中心的乳癌內科主任（chair of breast medical onc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in Houston），Gabriel Hortobagyi博士對這兩種藥物的評價是“毫無疑問的有效”。他并且認為，“比它們更有效的只有雙側乳房切除術了” 。

二、 不受歡迎的明星藥物

但有件事令科學家們百思不得其解。這種效果良好的預防療法并不復雜——只是一天一片小藥丸；費用相較而言也不算高昂——五年的藥物總體花費大約是8500美元，比起一名乳癌患者化療花費只是個零頭。那么為什么這種療法的推廣還是一直陷入瓶頸？美國數以萬計的乳癌高危人群中只有極小一部分同意開始服用這些藥物。

對他莫昔芬所遭的冷遇的一種解釋是，人們對它的好處了解得不夠多。奧克斯納衛生系統的腫瘤學主任Jay Brooks就這樣說，“我覺得專業醫療人員沒能充分與病患交流，導致她們不了解服用這種藥物能降低她們罹患乳癌的風險。”

公認的“他莫昔芬之父”，來自喬治敦大學的科學家V. Craig Jordan也如此認為，“對他莫昔芬的負面宣傳太多，而關于它的好消息卻很少流傳。”[2]

德州大學安德森癌癥研究中心的Hortobagyi博士也談起過他所認為的幾條令他莫昔芬不受歡迎的原因，“第一就是對副作用的誤解，報道說他莫昔芬令罹患子宮內膜癌的幾率升高三倍，但其實受此影響的病人總數是極其微小的”，“其次就是實驗數據不為人知，”因此，“有辦法能對你有所幫助”這條信息未能在乳癌高危人群中充分傳播。

至于雷洛昔芬，Hortobagyi博士認為，因為它也被用于治療骨質疏松癥，結果在宣傳時，兩種功能常被混淆在一起介紹，引起了公眾的迷惑。同時，市面上還出現了預防骨質疏松的強力競爭者——雙磷酸鹽藥物。而雷洛昔芬的制造廠家禮來制藥公司(Eli Lily)，比起雙磷酸鹽藥物的制造廠家來，似乎沒有投入足夠的資源來拓展雷洛昔芬的市場。[3]

綜合幾位科學家的觀點，他們顯然覺得，倘若我們深入而徹底地在公眾間宣傳他莫昔芬的療效，就必然能帶來公眾對這種預防乳癌藥物的認可。

三、拒絕配合的目標人群

有個研究結果卻很可能會給這些懷抱著樂觀期待的科學家當頭一盆涼水。2010年2月，《乳癌研究與治療（Breast Cancer Research and Treatment）》期刊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女性對是否采用他莫昔芬預防乳癌的決定：在針對性的決定協助之后的反應》[4]的文章，這篇文章主要總結了密西根大學的研究者與美國的兩個健康服務機構聯合做的一項調查實驗結果。研究者招募到了總計632名乳癌高危人群，根據她們的家族史以及自身健康史預測，她們五年內患乳癌的幾率從1.7%到最高17.3%，平均為2.56%。隨后，研究者首先通過問卷來調查她們對他莫昔芬的了解程度與態度，接著根據她們的個人情況，針對性地協助她們釋疑解難。在確保每一位參與者都充分了解他莫昔芬帶來的好處以及副作用的風險后，僅有29%的參與者表示她們將來會與自己的醫生討論他莫昔芬這個選項，而表示自己愿意服用他莫昔芬的則更少，僅僅占全部參與者的6%。

為什么在被充分告知他莫昔芬的資訊之后，參與者的反映如此冷淡呢？主要原因就在于她們對他莫昔芬的副作用深感不安，而且覺得他莫昔芬帶來的好處不足以抵消服用的風險。

四、 風險與收益，非理性的選擇

科學家們的想法很簡單，以他莫昔芬為例，假設一名女性原本五年內的乳癌罹患率是2%，服用他莫昔芬將把這個幾率降低到1%，同時增加大約0.2%的子宮癌罹患率，同時帶來幾率微小但可能發生的白內障血栓等疾病。簡單的計算就可以知道，綜合起來，服用藥物的結果令這名女性癌癥罹患率下降了0.8%。癌癥是極可能危及生命的一種疾病，其他副作用不但發生幾率很小，而且相比癌癥，它們造成的不便簡直不值一提。理性考量起來，人們理應盡力采取一切手段減少自己罹患癌癥的可能。

問題就壞在“理性考量”這四個關鍵字上。

科學家們那長期泡在各種數字比較中的慣于線性思考的大腦讓他們遠離了普羅大眾的思考模式，現實中的大眾，幾乎每時每刻都在做出一個個非理性的抉擇。

這些年在傳統經濟學之外興起了一門比較有趣的新學科——行為金融學。主要研究感情因素、心理活動對人的經濟活動的影響。傳統的經濟學把人的行為假定成符合理性預期（rational expectation），但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Herbert Simon卻發現了這么一條看似稀松平常的真理：人類不可能完全依照理性行動。當遇到難題時，很少人能直截了當地按照線性方式提出解決方法。大部分人都迷失在一大堆相關事實與信息里，一旦達到自己理解的極限后很快放棄思索，最終依據自己的直覺做出決定。[5]

那么我們的直覺是怎樣判斷的呢？認知心理學家Kahneman和 Tversky曾經畫過一幅圖，就是所謂的決策權數函數(decision weighting function)，又被稱為價值函數。

這種價值函數的圖形有三個特點：參照依賴(Reference Dependence)、損失規避(Loss Aversion)和敏感度遞減(Diminishing Sensitivity)。其中損失規避這一條，體現在圖形上時，就表現為價值函數在收益象限是凹曲線，在損失那個象限則是凸曲線。這意味著同樣的改變，人們對損失敏感得多，而對收益相對而言則更為“麻木不仁”一些。

Kahneman和 Tversky認為，如果一個事件由多個元素組成，那么人們不會先把各個元素綜合起來作為一個整體考慮收益損失。符合一般人直覺的做法是，分別權衡各個元素帶來的收益損失，然后把最后的各項收益損失相加，再作出決定。值得一提的是，Kahneman在這一大方向上的一系列研究也讓他在2002年獲得了諾貝爾獎。

在他莫昔芬這個例子中，假如人們根據這個藥物的整體效果來考慮收益，那么考慮到服用他莫昔芬的綜合結果是讓罹患絕癥風險降低，總收益為正，價值函數會落在收益的區間（綠線標注之處），人們會傾向于愿意服用。

但是，大部分人會把他莫昔芬的效果與副作用分開來考慮，這時候就傾向于低估降低乳癌風險的收益（紅線處），而高估升高子宮癌風險這一副作用帶來的損失（藍線處），最后把兩項收益與損失一加，感覺上覺得得不償失，結果傾向于不服用。

五、風險厭惡是有生理原因的嗎？

經濟學家能觀察到公眾的行為特征，但卻沒法子解釋為什么公眾會出現這樣的行為特征。他們告訴我們，我們對損失比對絕對值一樣的收益要在意得多；卻沒法告訴我們，究竟是什么造成了我們這種敏感度的不平均變化？

那些拒絕他莫昔芬的高風險人群，難道研究者沒有和她們解釋清楚服用這種藥總體是利大于弊嗎？并非如此。但即使理性上知道是有好處的事情，有時候做起來還是 “知易行難”。對此我們通常會簡單地歸咎于自己的感性戰勝了理性。那么現在問題來了：究竟情感是個什么東西？它又是怎么產生的？為什么情感要妨礙我們做對自己有利的事呢？

這些問題曾被古往今來的無數人從各個角度一再探討，角度比較新穎的一次探索發生在2005年，普林斯頓的經濟學家Cohen決定采用神經學手段來研究這些問題[6]，他期待通過掃描進行決策時的人大腦活動狀況，逐步展現人類作出非理性決策的全過程細節。主要技術是用正電子發射x線斷層掃描（PET scanning）以及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掃描（fMRI）技術來觀察腦部的活動。尤其是fMRI技術，因為它可以在不需注射任何藥劑的情況下觀察大腦局部血氧濃度的變化，故此近年來此項技術的應用尤為廣泛。但需要注意的是，fMRI的研究結果只能說明腦部某個區域的活動與某種行為反應之間存在著關聯性——正相關或者負相關——這種關聯性本身還不足以作為因果關系的判斷。

Cohen做了一個被稱為“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的實驗。實驗中兩人一組，每組被給予一筆款項來分配，其中一個人是提案者，負責提出分配方案，另一個人則是決定者，負責決定是否接受提案者的方案。假如決定者同意，那么就照此方案進行分配；假如決定者反對，那么提案者和決定者兩個人就都什么也得不到。

理性分析的話，只要提案中給了那個決定者一點點錢，他就應該同意。畢竟，一點總比沒有強。但實驗中，如果決定者被分配的部分低于20%，大部分的人都選擇拒絕，寧可兩人全都一無所獲。為了排除這樣的決定是因為那些錢太少而吸引力不夠的緣故，研究者逐漸升高了測試所用的總款項。結果發現當決定者覺得自己受到不公平對待時，有時甚至連高達決定者一個月收入的款項也被放棄了。

這種拒絕的產生很可能是受到情感的驅動：也許是對于不公平分配方案感到的憤怒，也許是想到能懲罰試圖占便宜的另一方——畢竟那一方也同樣一無所獲——帶來的喜悅。

無論如何，重要的是研究者發現了在此決策過程中相當活躍的兩個腦部區域，一個是大腦前額葉皮層（prefrontal cortex），一個則是腦島葉（Insula）。

六、我們那堆砌而成的大腦

目前被主流學界廣泛接受的觀點是這樣，我們的大腦與其說是一個密不可分的整體，不如說是由一個個模塊組合而成的一個聯邦。大腦從內到外的各部分基本上是按照進化先后順序排列的，內部的是較為原始而古老的部分，外部的則是更晚才進化出的較為復雜的模塊。大腦各個模塊相對獨立地各自為政，做出自己的決策之后才開始彼此溝通，因此常常出現多個模塊面對同一個問題做出不同決策的狀況。而我們最終的決定與行動則取決于各個模塊間溝通（或說打架）之后的最終結果，哪個模塊取得了最大的話語權，我們就聽哪個模塊的。

在Cohen的實驗里活躍的大腦前額皮層就位處于大腦最前端，屬于比較靠后才進化的部分。大腦皮層與自我控制以及推理預期相關，當我們需要評估未來的收益時，大腦皮層就會活躍起來。而腦島葉則縮在大腦兩側較靠里的位置，是更早之前就存在的部分。這張大腦剖面圖上綠色部分就是腦島葉。腦島葉與我們的情感聯系得較為緊密。當人們產生反感或是痛苦這類負面感受時，腦島葉的活動就比較活躍。

Cohen的實驗顯示，當腦島葉的活動活躍程度超過大腦前額葉皮層時，分配方案更多地被拒絕了，顯示出這個拒絕決定中帶著強烈的情感反應。

我們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拒絕這個決策的不理性所在：它放棄了唾手可得的利益，看起來也不能帶來明顯的遠期收益。但是，為什么形成這種決策的機制會在我們的腦里保留下來呢？

一種推測是這樣的，在遠古時期，大部分人都只與自己身邊的一個小圈子打交道，因此當時的人與同一個人重復打交道的幾率很高。假如一個人在面臨不公平待遇時會立即顯示出強烈的負面情緒反彈，那么就會迫使與他打交道的人從長期考慮，盡量公平地對待他。也就是說，這種情感反應有助于一個人在古代那種狹小的社交生活圈里得到更多的好處，從而生活得更好。但在當今世界環境下，我們有更為廣闊的交際圈，與一個人的打交道機會可能僅此一次，假如不抓住這個機會為自己謀求最大利益，就變成了一種不理性的行為。

經濟學家們最后得出結論，決策的理性與否，與你大腦中的前額葉皮層以及腦島葉的活動量密切相關。而經濟學理想模型中的那種真正理性的人，就是大腦中只有前額葉皮層，沒有腦島葉的人。[7]

在我們的大腦中，前額葉皮層也不是完美無缺的終極武器，它這個負責高等認知能力（higher cognitive faculties）的模塊是有局限性的。最大的局限就在于它一次只能處理一項主要任務。于是，當出現多任務并行的需要時，另一些大腦內部更為古老的模塊就會參合進來幫忙。包括腦島葉在內的這些古老模塊與我們的情感活動緊密相關。它們曾在漫長的進化過程中給我們提供了很高的適應性，但因為近幾百年來我們生存環境的急劇變化，古老年代的最優適應反而變成了當今情境下的不適應。

今天，我們的腦內同時有著兩套并行的機制：一套與我們的情感喚起相關，它可以對突發事件做出自發而模式化的快速反應，但是這種反應因為只有幾種有限的預設模式而缺少彈性。另一套則反應比較遲緩，也不能同時對多個事件做出反應，但卻有著較好的靈活性因而可以適應更多的復雜狀況。

一邊是快速與有限的反射，一邊是遲緩但普適的反應。通常，當我們遇到某一難題時，第一套機制將立即給出直覺性的回應，第二套機制隨后審視并試圖修改第一套機制給出的答案。這兩套機制彼此競爭后達到的平衡結果決定了我們的最后行動。

繞得有點遠了，還是讓我們回到最初的那兩種藥物上來吧。我一直在思考怎樣能幫助那些迷惑不解的他莫昔芬研究者推廣他們的明星藥物。也許在關于他莫昔芬的療效介紹之后，再多加一段關于我們的非理性大腦的介紹能稍稍改善這種狀況？或許當我們真正意識到我們的非理性的那一刻，才是我們的理性在腦內奪回控制權的開始。

參考資料：
[1]. Vogel VG, Costantino JP, Wickerham DL, Cronin WM, Cecchini RS, Atkins JN, Bevers TB, Fehrenbacher L, Pajon ER, Wade JL 3rd, Robidoux A, Margolese RG, James J, Runowicz CD, Ganz PA, Reis SE, McCaskill-Stevens W, Ford LG, Jordan VC, Wolmark N; for the National Surgical Adjuvant Breast and Bowel Project. Update of the National Surgical Adjuvant Breast and Bowel Project Study of Tamoxifen and Raloxifene (STAR) P-2 Trial: Preventing Breast Cancer.
Cancer Prev Res (Phila Pa). 2010 May 6.

[2]http://www.medicinenet.com/script/main/art.asp?articlekey=113243

[3]http://www.medscape.com/viewarticle/720563

[4] Fagerlin A, Zikmund-Fisher BJ, Nair V, Derry HA, McClure JB, Greene S, Stark A, Hensley Alford S, Lantz P, Hayes DF, Wiese C, Claud Zweig S, Pitsch R, Jankovic A, Ubel PA. Women’s decisions regarding tamoxifen for breast cancer prevention: responses to a tailored decision aid .Breast Cancer Res Treat. 2010 Feb;119(3):613-20.

[5]Robert Frank《牛奶可樂經濟學2》

[6]Cohen, J.D. 2005. The vulcanization of the human brai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4):3-24.

[7]黛安娜。科伊爾《高尚的經濟學》

© 本文來自科學松鼠會http://songshuhui.net，轉載請注明出處。

       萬芳的上一張專輯至今已經有8年之久，這段時間當中，我們偶爾能在別人的新聞上看到她的名字，歲月的距離也讓她變得如此遙遠，甚至她是否還會出版唱片都成 了人們心中懸案。暫緩發行唱片，對于一個歌手來說，需要極大的勇氣。在萬芳眼中，音樂并非置換名利的商業工具。做好的音樂，讓音樂擁有原來純真的面貌，不 斷突破創新，才是她一貫的態度。于是，在《相愛的運氣》發行后，萬芳決定暫時放下，回到一個新的零點。

       繼去年用《萬芳的房間劇場》低調復出之后，今年的她終于帶來了全新專輯《我們不要傷心了》，當中的那份情懷沒有半點減退，如同漫游多年后，生命的一次札記，將點點滴滴的心靈寫照都融化在唱片當中，誠實地還原音樂本來的面貌。

       重新面對音樂，一段漫漫歲月走來的生命感悟亦成為了新專輯的吉光片羽。正如萬芳自己所說：“這里的許多歌，原本都不是歌。只是一句話，一個當下的心情、體 悟、祝福或友誼。后來成為一首一首歌，變成音符和歌聲。”在新專輯里面，沒有刻意的商業使命，完完全全地返回到藝術創作的本源，讓歌曲自然而然地成長、尊 重其生命本身。我們聽到更多的是坦然，是歌者對生命純粹真實的記錄。每首歌都有她自己的生命，都有她自己要成為的形狀。她所執意的正是這份純真的姿態和味 道。

沒把“悲情”當標簽

       17年前的《新不了情》，讓萬芳成為了大家眼中的“苦情歌后”。如今新專輯的名字，頗有勸慰的意味，仿佛是跟以往的悲情苦調來一次決裂。然而萬芳卻說，從來沒有把自己定義為悲情。“所謂擺脫悲情，完全不在我的考慮范圍以內。‘我們不要傷心了’的真實意思是，生命的過程累積了越來越多的離別，當我們告訴自己不要傷心了，并不表示傷心不再發生，但這句話是來自一份很深的愛，是一種心疼、祝福和面對。”這便是專輯最真實的面孔，也是這8年沉淀積累使然的音樂生命。無所謂擺脫決裂，反而是學會正視面對。

       在新專輯里，我們還看到萬芳的親筆詞作，將內心寫照絲絲入扣地融入歌曲。透過《看見快樂對我笑》的字里行間有種對于快樂的無力，與伍佰共同譜寫的旋律道出淡淡哀傷。而《我們不是永遠都那么勇敢》，則是轉身面對自己、擁抱脆弱的堅定面容。

其實不曾離開過

       8年間，除了沒有發表新專輯外，她在舞臺劇、電視、電影、電臺節目主持都做了不同的嘗試。她以歌手、主持人和演員的三重身份，體驗了生命無限可能。早在 1995年，便踏足舞臺劇。隨后，更兩度獲得電視金鐘獎。漸漸地，萬芳對各種生命形態愈發理解。2010年，還在臺灣舞臺劇名導賴聲川的話劇《寶島一村》 中擔任“朱嫂”一角，從青澀少女過渡到年邁老婦。

       而對于音樂，更是無所謂離開。正如萬芳自己所說，音樂是自懂得說話以來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從2007年的“房間劇場”延伸到“房間唱游”，萬芳都從自身的生命經驗出發，透過與生活成長有關的歌曲，和大家一起分享故事，祝福懂得或未懂得她的人。

《周末畫報》×萬芳

今年是你出道20年，也是首次在新專輯里擔任制作。與以往相比，如今的音樂是否更加接近真實的萬芳？
過 往的音樂盡管很多時候是透過別人的想象而包裝出來，從而成就他們眼中的萬芳，但最根本還是從我自身出發，其實那還是我的一部分。而這次之所以說比較貼近自 己，主要是因為我是制作人，音樂的形式和感覺，都可以盡量靠近。當然也不能說百分百，畢竟我還跟很多音樂人合作。在這些合作過程中，會產生更貼近或者更遠 離的效果。我并沒有對專輯做過多的修飾，盡量讓歌迷聆聽到音樂的毛細孔、聆聽到生活、聆聽到生命的感覺。

17年前，你是哭著錄下《新不了情》，如今《我們不要傷心了》又是以什么樣的心情去演繹呢？
這兩種心情自然完全不同。前者表達的是一種“小愛”，而后者則是對生命的面對、一種祝福。我尤其喜歡自己在新專輯里頭演繹《我們不用傷心了》的聲音，沒有過多的情感和過多的聲音，錄音后再也沒有做任何的修補。它是在一個無我的狀態下跟這首歌曲結合。這就是我所要找的感覺。

除了音樂以外，你還在舞臺劇、影視以及電臺主持做跨界嘗試，為什么會做出這些嘗試？而這些演出是否給你帶來新的領悟？
舞 臺劇其實是在1995年就開始了。當時只是想去演戲，所以就去嘗試了。后來在電視、電影里有了更多的合作。我很喜歡演戲的氛圍，因為當中涉及人與人之間的 溝通。唱歌就如同上了妝跟人家相處，所有的聚光燈還是比較容易集中在一個人身上。但演戲卻是卸了妝跟人家相處，當中還包含了導演、演員、燈光、劇本等等， 大家為了同一個作品而共同合作、共同努力。

最近你參與的《寶島一村》舞臺劇的演出，反響非常熱烈。尤其是你擔任“朱嫂”一角，從年輕演繹到年老，對你來說，是否是很大的挑戰？
其實以前也曾演過老太太的角色，對我來說并不算是最大的挑戰。其實平日我們有很多跟老媽媽相處的機會。在跟她們說話、交往的時候，都會有不少體會。透過日常的觀察和想象，把形象直接滲入到自己的身體里頭，演出的時候便可以讓自己迅速進入狀態。

對于未來發展，有什么計劃？
我希望會在音樂創作上有更多的嘗試。而今年的10月底會在臺灣舉行個人演唱會，11月份則在成都、南京、上海、北京繼續《寶島一村》的演出。

『周末畫報』 采訪/撰文 衛綺婷  攝影 梁珣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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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一腿(C):  別提多遺憾了，你知道我是特別喜歡打比賽的。這已經是連續兩年沒打main event 了。這個main event 總是在七月初， 跟我工作有些沖突。去年六月還去打了幾個比賽，今年六月回國，一個比賽都沒打。明年沒有回國的打算，如果還能像今年上半年這樣資金充足，我打算明年WSOP請上三個星期的假， 去多打些比賽。

H: 兩年都沒去， 真的是很可惜。你今年不是贏了很多衛星賽嗎？ 沒去打豈不是浪費了？

C:  我今年沒有打WSOP 的衛星賽。 我贏的那些都是二月份北美巡回賽（North America Poker Tour)的衛星賽，總共贏 了9個。除了第一個 package 要注冊比賽，后面再贏就拿T-刀，所有的MTT 和 SNG 都可以用，對我來講和現金是沒區別的, 并沒有浪費。

H: 你現在主要在網上打還是打現場打？

C: 除了去拉斯維加斯打比賽外，我幾乎都是在網上打，基本不去賭場，也不去其它俱樂部或者私人家庭玩。我在阿拉巴馬的時候離賭場有四個小時的車程，懶得開那么遠去玩。現在離最近的賭場雖然只有一個小時， 還是懶得開。 而且賭場里的選擇有限， 又只能玩一桌，覺得不帶勁。還是更喜歡在網上玩。我住的達拉斯當地倒是有很多私人牌局，不過我從來不去，這是我的一個原則，不去私人賭局玩，主要是從安全方面考慮的。

H: 你覺得有全職工作的業余牌手跟職業牌手相比哪個更適合你？ 如果你贏了一大筆錢， 你最想干什么？

C: 我是既不喜歡全職工作也不想全職打牌， 呵呵。相對來講， 打牌比工作有意思多了。我這個人一向散慢，不愿管人也不愿被人管。不管人容易做到， 不被管可不容易。 給資本家打工不被管是不可能的。所以，要想不被管，就得有其它辦法能養家糊口。我雖然比較自信能靠打牌維生，但沒有把握能保持穩定地贏錢， 我的牌風決定了我總是大起大落的。如果是單身一個人， 我肯定早就辭職去當自由人了，可是有了老婆孩子就不能光顧自己瀟灑了。我的理想是贏一個比較大的比賽，生活有個著落， 然后辭職，但也不是光玩牌。不用贏一大筆，能贏個百八十萬我就能過上理想的日子了：每天打三四個鐘頭牌，其它時間下圍棋、看閑書、走遍祖國大地，這些都是我的夢想。別看我都快奔五十了，人生還有很多理想呢， 呵呵。

6）這么多年撲克生涯，最困難的時候是什么，怎么度過的？ 你怎樣管理資金？

我沒什么最困難的時候，可能是年年下半年都困難吧， 哈哈。很奇怪， 我幾乎每年都是上半年大贏，然后后半年往回輸。因為贏錢時候覺得錢來得容易，很多都花出去了，后半年輸的時候就容易見底兒。這時候沒錢玩兒比較痛苦， 但也不是不可忍受。我在其它方面也是，玩東西容易上癮，但永遠也不會形成毒癮，斷了什么都能過。吃什么都香， 不吃什么也照樣有滋有味。熟悉我的牌友都知道我的資金管理比較差，總是大起大落來去匆匆。其實我自己倒不覺得怎么糟糕，我有我的管理方式，用我黨的話說就是有插一腿特色的被動式資金管理（要翻成英文應該是 passive bankroll management )， 具體內容就是把錢輸光了再管理， 艱苦奮斗過苦日子從頭再來。

H: 呵呵， 插一腿特色的被動式資金管理？

C: 別笑，我說的是真的，這也是一種管理辦法。 最關鍵的是設定底線，不能把過日子的錢拿出來賭。這也是為什么幾乎年年我都有輸光沒錢玩的時候，但一直到今天還再玩，家里人也支持我玩。因為下半年輸只是上半年贏的一部分， 所以每年年底結算還都是盈利的。而且，有技術作基礎，運氣總會轉回來， 從沒錢玩到一萬以上， 平均大約三個月左右，去年比較慘，上半年沒贏，一直折騰到年底才扭虧為盈。

H: 你覺得撲克在中國未來的前景怎么樣？

C: 這個不好說，應該不會太快。我們中華民族是最好賭的民族之一，但近幾百年來給自己加了太多的思想束縛，很多東西比較僵化， 不是全方就是全封。因為當今政府守成維穩還忙不過來呢，不大可能自己給自己增加管理難度。這個事要變最終還是靠民間推動，走體育路線辦比賽，慢慢增加影響和社會認可。當然， 如果萬一經濟動蕩引發社會變動那就不好說了。這個要說起來就超出聊撲克的話題了。

 H: 謝謝你接受采訪， 最后，你想對剛接觸撲克的讀者說點什么？

C: 第一， 牌技達到一定程度是可以長期贏錢的，但不是每個人都能達到，而且是多數人達不到，是輸錢的。第二，牌技是贏錢的基礎要素，運氣也是重要因素，短期甚至是比較長的時期內波動是很大的，撲克玩家要有很強的心理承受能力。第三，自己要清楚自己的主要目的，究竟是贏錢還是娛樂。不論是贏錢還是娛樂，要有相應的底線。在開始下水之前趁頭腦清醒給自己定下不能破的底線，到時候能管得住自己，永遠不要陷入難于自拔的境地。第四， 永遠不要賭氣， 不跟人斗氣也不要跟天斗氣，今天不行還有明天，急于扳本兒的時候往往就是狀態最差的時候，少輸就是贏。第五， 聰明人不是在所有方面都聰明，我知道很多聰明人在牌上是長期輸家，就是牌感差。輸錢不丟臉，承認輸錢也沒什么，不行就住手，去干你有長處有優勢的事情。 

《撲士》

李敖在兩岸三地推出《陽痿美國》，罵美國總統，「世界末日」、「末日審判」，「是批判美帝的」。新版《李敖大全集》增加過去被刪節的內容，也已在大陸出版。

七十五歲的臺灣文化人李敖，每天依然工作十八小時。這兩年來，他自稱回到了寫作的生命狀態。八月，他在兩岸三地將先后推出新著，李敖說，書名有點粗俗——《陽痿美國》，「陽痿」作動詞用。放言不羈的他花了兩年時間寫就，全書近四十萬字。

七月在臺北見李敖，他談到《陽痿美國》一書時說，此書寫到四十四任中的四十三位美國總統。格羅弗‧克里夫蘭，做過一任美國總統，落選一屆后再度競選成功。全書罵美國總統，「世界末日」、「末日審判」，「是批判美帝的」。李敖說，美國做了很多壞事，但美國的媒體、電影很強勢，把美國做的壞事沖澹了，讓人們都澹忘了，雖然它做了不少壞事，但人們還是喜歡美國，希望自己過美國那樣的生活。美國要輸出美國式的人權、美國式的民主，要中國人接受美國式民主，但你真要走美國式的發展之路，美國會允許嗎？肯定是不同意的。舉例說，中國人真要過美國人的生活，每個家庭擁有兩輛轎車，這能行嗎？一旦全世界都以美國為標準，都像美國那樣生活，那樣快速消耗資源，就會消耗三個地球的資源，就必須多排掉九個地球的污染。

《陽痿美國》是李敖卸下臺灣立法委員，重回寫作老本行后拿出的第三本書，零七年十一月，他推出《李敖議壇哀思錄》，零八年四月又推出長篇小說《虛擬的十七歲》，兩年后的今天，又推出這部新著《陽痿美國》。憤世嫉俗的名筆名嘴李敖，在以往的書里和電視里罵了不少名人，犀利麻辣，不知這部《陽痿美國》會不會繼續開罵，如何布兵擺陣？李敖說：「我動用了我的美國史資源，花了兩年時間寫成，是很用心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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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曾經是柬埔寨少有的知識分子，在學校里教授過數學、英語和高棉語。他是一名天主教徒，參加過傳教活動。他叫康克由，今年已經67歲，面貌清癯，戴著眼 鏡。如果不是坐在被告席里，很少人會聯想到他的另一個讓人膽寒的名稱：“杜赫同志”。最近，聯合國和柬埔寨政府聯合組成的柬埔寨法院特別法庭（ECCC） 剛剛認定此人犯有戰爭罪、反人類罪、酷刑和謀殺罪，對至少15000人遭到屠殺負有直接責任。

       如今他在暮年被判處35年監禁，但對歷史的挖掘和反思，遠非一場審判可以了結。時間閃回到1979年1月7日，越南軍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攻進了民主柬埔 寨首都金邊。兩名越南攝影記者走進原金邊高級中學校區，試圖尋找拍攝的主題。校區里有4棟三層樓的樓房以及一棟木結構住房。兩位記者很快就震驚地發現，樓 房里躺著14具尸體。有些尸體被鎖在鐵床上面，奇怪地扭曲著，床下的血泊尚未干涸。沒用什么工夫，越南人就證實了這是柬埔寨最大的政治監獄之一—“S- 21集中營”，其負責人正是“杜赫同志”。

“我不是人，我是畜生！”

       1975年4月17日，柬埔寨的紅色高棉武 裝部隊攻克了金邊，美國支持的朗諾政權垮臺，紅色高棉建立了民主柬埔寨政權，從而開始了一段讓所有柬埔寨人感到恐怖的歷史。在紅色高棉領導人波爾布特推行 的極端政策下，當時有近兩百萬人口的金邊在3天時間里幾乎被疏散成一座空城。波爾布特毫不考慮政策的可行性，將大量城市人口驅趕入農村，取消所有學校教 育，實行嚴厲的合作社制度，以達到完全實現公有制和徹底消滅貧富差距的目的。

       金邊陷落之后，紅色高棉政權立刻按照階級斗爭理論，將前政權治下的柬埔寨人劃分為“4月17日人”和“新生者”，在肉體或精神上予以摧殘。血淋淋的迫害和 屠殺在全國蔓延，許多紅色高棉政權的高級干部、高級軍官也和他們從前的敵人分享了同樣的命運。“杜赫”——康克由被紅色高棉政權國防部長宋成任命為安全警 察部門負責人。1975年開始，他負責掌管位于金邊的S-21保安辦公室。在那里，他成為柬埔寨知名的“死亡天使”。

       S-21保安辦公室其實是一所死亡監獄，即后來所謂的“S-21集中營”。 在當時，那里每天平均至少關押著1500名“囚犯”。“囚犯”的來源從來就不是問題。柬埔寨檔案中心發現的一份紅色高棉檔案當中寫道：“內部敵人，在本地 區約占人口的10%，在本省約占30%。”這還僅僅是內部敵人而已，在紅色高棉的意識形態中，還有外部敵人，那些臆想中的、和克格勃、中情局等海外情報機 構有聯系的敵人。對所有這些敵人，紅色高棉的政策都是“徹底粉碎”。“S-21集中營”就像一臺粉碎機，每天從事著各種拷打和屠殺的工作。 從后來找到的文件當中，可以看到康克由常常寫下這樣的筆記：“今天將17個人徹底粉碎了”，“粉碎117名，保留44名”……

       酷刑、有計劃的屠殺以及讓人不寒而栗的“醫學試驗”，已經無須贅述。集中營里每天都用最大音量播放各種革命歌曲，用以掩蓋酷刑受害者發出的慘叫。從 1975年到1979年年初，約有兩萬人被送到那里，絕大部分遇害，包括許多知識分子和紅色高棉的高官。紅色高棉的前新聞宣傳部長符寧是死于“S-21集 中營”的高級領導人之一，死前遭到了慘無人道的拷打，精神被徹底摧垮。在被處決前一天，符寧用顫抖的手寫下了一行字：“我不是人，我是畜生！”而對于知識 分子，受過良好教育的康克由也毫不手軟。美國記者羅伯特·卡普蘭在他的調查性著作《地球的盡頭》中這么描繪柬埔寨知識分子的處境：“知識分子的眼鏡，就像 猶太人的黃星那樣‘致命’。”

       這樣的恐怖時期持續了大約3年。“S-21集中營”的近兩萬罹難者，僅僅是柬埔寨所有受害者當中的一小部分。紅色高棉對朗諾政權人士和自己內部進行持續的 大清洗，同時殘酷地進行城市人口遷移，禁止宗教信仰，對知識分子和非高棉族人進行大規模迫害和殺戮，最終導致約100萬-300萬人死亡。具體數據仍有爭 議，但是這對總人口只有800萬的柬埔寨來說，無疑是一場空前慘烈的大劫難。

       對于“S-21集中營”來說，越南軍隊的突然入侵讓他們措手不及。他們來不及打掃現場、焚毀證據就匆忙撤退。越南軍隊進入金邊的當天，集中營的劊子手們還 殘害了14條生命，這就是兩位越南攝影記者發現的恐怖場面。越南人在現場找到了7名幸存者，他們大多數是因為有繪畫、攝影和技術工作方面的能力，才被集中 營管理者留為己用，免于一死。基于保安工作的要求，康克由建立了完整的死囚檔案庫，因此這座集中營留下的4000多份記錄完整地保存下來，與監獄附近的萬 人坑一起，成為大屠殺的鐵證。當時康克由匆忙逃離出去，從此基本上斷絕了與紅色高棉的聯系。在被捕前20年里，大部分時間他是泰國的柬埔寨難民營里的數學 和英語教師。數學是他在留法預備學校里的專業，英語和泰語是他在逃難到泰國后自學的。學生們認為他是個出色的教師，就是脾氣有點壞。回到柬埔寨之后，他移 居到柬泰邊境一個偏僻的村莊里繼續任教，直到他的妻子被人殺害。他被迫再次搬家，同時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禮。1999年，愛爾蘭攝影記者尼克·鄧洛普在柬埔 寨北部的Samlaut地區追蹤到了康克由。在鄧洛普的報道發表兩周之后，這個時年57歲的教書匠兼傳教士被柬埔寨當局逮捕。

審判為何遲遲不至

       迄今為止，造成上百萬人死亡的大屠殺過去了30多年，目前卻只有康克由一人被法庭判刑。連年戰爭以及政權更迭，是造成法律和正義徘徊在這個國家境外如此之久的直接原因。

       越南將紅色高棉逐出金邊之后，很快發現自己以“入侵者”的身份在柬埔寨政局中扮演著尷尬的角色。在紐約的聯合國大廈外，仍然飄揚著民主柬埔寨的旗幟。韓桑 林政權需要同時對紅色高棉、親西哈努克親王的游擊隊以及宋雙領導的“高棉民族解放陣線”三支武裝力量作戰。經國際社會的調停和艱苦的戰斗，越南軍隊于 1989年撤出了柬埔寨。作為抵抗越南侵略的主力軍之一，紅色高棉具有完全的合法性。大敵當前，也沒有人會考慮尋找大屠殺的責任方。直到1991年，包括 韓桑林在內的柬埔寨四方政治力量達成了《巴黎協定》，內戰基本停息。

       反思的時刻似乎到來了，但是在戰后的權力分配當中，紅色高棉決策失誤，遭到了另外三方的孤立。1994年，紅色高棉被宣布為非法組織，內戰再次爆發。這一 次的內戰中紅色高棉全面失利，其重要領導人喬森潘、英薩利等人先后向政府軍投降。原紅色高棉國防部長宋成因為私下與政府軍接觸，被波爾布特滿門屠殺。這個 歇斯底里的暴行，瓦解了紅色高棉最后的力量。1998年，波爾布特在一個小村莊里病死，宣告了一個極端政權的徹底覆滅。

       在誰應該成為被告的問題上，柬埔寨和聯合國的看法也不一致。柬埔寨政府一度宣稱，只需要審判康克由和紅色高棉武裝力量參謀長塔莫（又名切春）。而聯合國堅 持除審判上述兩人之外，還要審判英薩利、農謝和喬森潘等幸存的領導人。這又帶來了另一重麻煩：韓桑林政權曾經缺席判處英薩利死刑，后來出于政治需要，西哈 努克親王赦免了英薩利。難道因為聯合國的干預，柬埔寨國王的赦免令就要失效了嗎？

       此外，究竟應該審判哪個時期的紅色高棉領導人，也成為爭論的重點。如果將整個紅色高棉統治時期的領導人全部進行一次甄別，那柬埔寨現有的領導人——包括首 相洪森、國會主席韓桑林以及參議院主席謝辛——這些原柬埔寨共產黨黨員將喪失政治地位，這也是當局無法接受設立聯合國法庭的原因之一。

       2001年，幾乎所有幸存的紅色高棉領導人接受采訪或者撰寫回憶錄時，都一口咬定自己對大屠殺毫無責任。當年不可一世的康克由反而是目前唯一認罪的高官，盡管他在法庭上公開辯解說，當時自己的家人已經成為“他們”的人質，一切都是身不由己。

       2003年，柬埔寨法院特別法庭宣布成立，由各個國家提供的法律援助和培訓相繼展開。2004年，西哈努克親王退位，新國王西哈莫尼登基，這個變動實際上 加快了特別法庭的運轉。2007年，特別法庭開始運作，英薩利、喬森潘、農謝相繼被逮捕，但是外界公認的對大屠殺負有最直接責任的塔莫已于2006年病 死。如果不加緊審判，這些進入暮年的紅色高棉領導人將無法出庭。2009年，由21名法官（其中有12名柬埔寨籍法官和9名國際法官）組成的特別法庭，終 于正式開始審判工作。

對“敵人”的定義

       是什么原因，讓這個全國總人口90%以上為佛教徒的國家，在一夜之間變得如此暴戾？是什么原因讓波爾布特這些留法知識分子喪失了基本的人性？是什么原因讓 紅色高棉這部血腥的殺人機器像上足了潤滑油一樣高速運轉？同樣的問題曾經在歷史上不斷地被重復，正如赫爾曼·沃克在《戰爭與回憶》當中所言：只要人類存 在，這些問題就會被問上1000年……波爾布特對“敵人”的定義，在某種程度上被人理解為大屠殺的根源。“任何一個非社會主義者都要被清除。”他在一次紅 色高棉領導人會議上說。這種殘酷的階級斗爭理念，貫穿了紅色高棉的意識形態，甚至表現在他們執政的民主柬埔寨國歌當中：“鮮紅的血，灑遍祖國柬埔寨的城鎮 和原野。

       那是善良的工農的血，那是我們革命戰士的血，男人的血和女人的血。他們的血使我們充滿怒火，也給了我們英勇戰斗的勇氣。四月十七，在革命旗幟下，他們的血 將我們解放，不再受奴役……”無論是審視人性，還是追尋“革命”對于一個社會的終極意義，法庭的審判都遠遠不夠。即使是人性中頗可信賴的“良知”，也始終 是一個因人而異的變量—二戰期間，來自捷克的共產黨員伏契克在自己的遺言中寫道：“人們啊！我是愛你們的。但你們可要警惕啊！”誠如斯言。

『周末畫報』 撰文 夢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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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考結束有一段時間了，不少考生也都收到了渴盼已久的大學錄取通知書。沒想到的是，心情一放松下來，很多“麻煩”竟然找上門來：小松、小竹、小梅是常州三所重點中學的學生，已經成為準大學的她們并沒有十分開心，因為，18歲的她們竟被查出絕經了！

　　哭啊

　　才18歲不是48歲

　　漂亮的準大學生竟然絕經了！

　　18歲女孩子宮萎縮！

　　小松考取的是南京一所重點大學。前不久，她到醫院來檢查身體，準備放下一切包袱輕輕松松地去上大學。但是，檢查結束之后，小松一下就跌進冰窟窿！

　　初中時，小松是幾個月甚至半年才來一次月經。十五六歲時去醫院看過一次，但是醫生說年紀還小，長時間不來月經沒有多大關系，小松和家人也就放心了。然而到了高中之后，由于學業緊張，小松更是一門心思都撲在了學業上。整個高中三年，她竟然只是偶爾來過一兩次月經！

　　如今，高考結束了，錄取通知書也拿到了，小松才再一次想起久違的“那個”。而當她再和家人到醫院看病時，醫生驚訝地發現，小松已經絕經了，并且她的子宮已萎縮，也就是卵巢功能衰竭！

　　“當我們把這個消息告訴她時，她和家人都哭得淚人一樣。” 常州市婦幼保健院主任醫師翟曉華表情凝重地說，她也只能盡量安慰小松，讓她以后一邊看病，一邊繼續上學，并用藥物維持其月經次數。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保持住其女子的性特征。

　　她們以后做媽媽都困難

　　“小松不是個例，我已經治療過三個相同癥狀的高中女生。” 昨天上午，翟曉華主任告訴記者，小松是她的第三個年紀輕輕就絕經的病人。

　　小竹、小梅兩位高中畢業生和小松也是同病相憐，她們的年齡也只有18歲。小竹和小梅也都是在高考結束后才來看病，兩個女孩檢查結果和小松完全相同：絕經，即卵巢功能衰竭。

　　“18歲，真是花一般的年齡，她們這么早就絕經，以后成家、生小孩都存在困難。”翟主任回憶診斷時的情景說，小竹和小梅知道病情后嚎啕大哭，家長也后悔莫及。當初他們也知道孩子閉經，但是錯誤地認為孩子還小，沒有來月經很正常，加上孩子學習緊張沒有空閑，也就沒有及時帶孩子到醫院看病，耽誤了孩子的就治時機。

　　提醒：

　　常州市婦幼保健院主任醫師翟曉華介紹說，這三名女孩從小學到中學學習一直比較努力，她們經常熬夜到深夜十一二點，有時甚至凌晨一兩點還在做作業；而第二天早晨五六點，她們又早早地起身晨讀、背書，“這對女孩子的身體傷害得很大。”

　　翟主任表示，如今不少女孩從12歲就開始發育，而這個階段，正是孩子中學、高中讀書關鍵期。按照規律，女性一般是在晚上零點至兩點分泌女性激素，而且一定是要在熟睡的狀況下才能正常分泌。“如果考上大學，有的女生如果連個完整的女人都做不了，代價未免實在太大了。”

　　(文中女生稱謂系化名)

　　本報記者 張戰斗

　　高中學習苦，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可是到底有多苦？一個大一新生的網上帖子讓人看了震驚不已：都上了大學了，可是他依然心悸——這是高中時落下的病根。“我可怎么開始大學生活啊？”男孩急了….。.

　　苦啊

　　日前，在一個知名的家長論壇上，一個“嚇人”的帖子被頂得很高；記者一看之下，也很是驚訝。這是一個去醫院看病的家長的偶遇——

　　“今天上午，到醫院去拿檢查的報告，幸虧一切正常，不過，在等待的時候，看到走廊對面的泌尿科，有幾個學生和家長。尤其一個男孩臉紅紅的，很害羞的樣子，我頓時好奇心起。

　　醫生看了看這位父親手中的CT片和報告，說：有輕微的前列腺炎。怎么不早來？此時家長急了：我們要忙高考啊！這不，高考一結束我們就來了！醫生，孩子這么小，能前列腺炎？只聽那位醫生篤定地問孩子：你們課間十分鐘，出去活動筋骨嗎？孩子老老實實回答說：老師拖一下堂，我們自己準備下一節的課本等資料，除了去上廁所，一般都很少有人出去課間活動的！

　　這下，我才知道，原來整天坐在教室里不動，孩子也會得前列腺炎！回家后得趕緊叮囑兒子多運動去。”

　　男孩得了前列腺炎

　　無獨有偶，網絡上，記者看到一位大一新生發帖求助：

　　“從高考起出現心悸——情緒一直緊張和睡眠很容易驚醒，常感到很多事情沒有完成，無故心慌，有些促氣，多夢，一般持續一段時間。高考后看病，心電圖顯示：偶發室早搏和竇性心律不齊。暑假經過吃藥癥狀減輕。后來到了大學，情況又出現。軍訓期間，心悸多夢，但是沒有失眠：夢境容易記起，心悸持續時間比較長。最近感覺十分不爽，不舒服。”這個男孩急了：“這樣下去我可怎么開始大學生活啊？” 綜 合

　　有位翟同學，在美國讀博士時，不幸遭遇牢獄之災。被轉到移民局監獄后，他同意“自愿離境”。近日回國后，翟同學召開了記者招待會。根據新花網上見到的報道，翟同學說他的問題“都是源于學校的一位助理副校長約瑟夫·史丹利”，這是“一個壞人”。翟同學說，他３月份接到停學通知后，“當時我十分驚訝，立即找到史丹利要求一個合理的解釋”，“但史丹利態度十分惡劣，并說了一句 I have the floor （這里我說了算）”。

　　翟同學以為 I have the floor 是“這里我說了算”的意思，其實，這句英語老話是說現在輪到我發言。這是英語國家的議會用語。Floor 原為樓層、地板之意，按字面硬譯，可以勉強稱作“現在是我站地板”。議會里某位議員起立發言時，坐在房間里的其他議員不能隨意打斷，在規定時間內要讓發言者把話講完。如果有人插嘴反駁，發言者可以說：現在是我站地板（等我講完坐下后你再講）。議會之外，日常生活應用這句話時，則是請別人不要打斷我的話頭，讓我把話講完。

　　從翟同學所述來推測，副校長和他談話時，他很不尊重地打斷或在對方句子中間插入辯解，導致副校長不快，于是用了“現在是我站地板”這句成語。

　　不少國人有打斷對話者的習慣，特別是意見不同時。這在國內可以理解。兩輛車子擦一下，對方車主很可能下了車滿臉怒氣沖過來，嘴里還大喊大叫。你不截斷他的話，他很可能以為你老實可欺，本來要求賠兩百元現在升到五百，拳頭還伸到你鼻子上。但美國是文明社會，車子擦一下，雙方只是禮貌地交換保險信息，然后拍屁股走路，各自找保險公司去料理。在文明社會里，有話就要好好說。要遵守美國式禮貌，讓對方把話講完。不要聽到不舒服的話就覺得感情被傷害，哇啦哇啦急著打斷人家。按正常程序，你會有說話機會的。

　　另一方面，雖說翟同學讀的是一所很好的老牌技術學校，那位副校長似乎缺乏與外國人打交道的經驗。外交官都知道的，如果跟外國人講漢語，不要引古詩或用有故事的四字成語。這讓翻譯為難；勉強譯出來，洋人也不見得理解。如果講英語，要是對方并非來自英語國家，不要用美國流行語或秀兩句莎士比亞臺詞，哪怕你有這水平。寧愿講平淡無奇甚至傻不拉嘰的漢語或英語。這里重要的不是言詞漂亮，而是讓對方準確地知道你的立場，不至于會錯意，誤大事。

　　那位副校長應該講比較淺白的英語。雖說翟同學在同一所學校從本科讀到博士生，在美國已有七年之久，但中國學生在大紅天朝從未有過民主討論的經驗，出國后也未必那么關心政治，你給他來一句議會里出來的成語，他就不知道聽到哪里去了。

＜２＞

　　上章這個例子，已經可以說明中國人要理解美國文化之困難，美國人按他們的習慣行事可能引起怎樣的誤會，還有中文記者在報道美國事務時如何言不及義、錯誤百出。老農沒工夫一一糾正有關報道里無數的誤解和故意曲解，這里只能根據英文材料——主要是《紐約時報》７月３日的報道和紅朝《中國日報》７月３０日的報道——簡單梳理一下事件過程，并談談同學們可以吸取的間接經驗。

　　今年３月初，有校外美國女士告翟同學騷擾——這是他在美國闖下的第一件案子，下文稱為騷擾案。然后翟同學又跟這位女士的校內朋友發生了什么糾葛，導致他在３月里被學校開除。４月１５日，學校有關方面告訴警察，說翟同學打電話時聲稱要燒倒學校的大樓。當晚，翟同學被逮捕，罪名為“恐嚇威脅”——這是他在美國闖下的第二件案子，下文稱為恐嚇案。因為翟同學是外國人，校警通知了移民局。據英文報道，移民局獨自決定參與逮捕。這表明移民局實際上已經啟動了遣返程序——這是翟同學在美國闖下的第三件案子，下文稱為移民案。

　　翟同學后來的遭遇，都和移民局這個決定有關。雖是外國人，如果僅是被地方警局逮捕，實際享有類似美國公民的法律保護。不管被捕是因為騷擾案還是恐嚇案，到警局后表示要見律師，讓律師去法院找法官定下保釋金，付錢即可回家。然后就是等法院開庭了，等待期間該干什么還是干什么。但是，如果移民局啟動遣返程序，你在監獄里就出不來了，直到上飛機回國。翟同學就此坐監四個月。

　　這里老農搞不懂的是，移民局為什么一上來就介入？

　　翟同學失去學籍后，只有十五天的離境限期（不是他在記者招待會講的六十天），他被逮捕時可能已經逾期居留。他早該設法轉入一所容易入學的爛校，先補回學生身分，重新申請一張在美國合法居留的學生簽證。不過，即使逾期居留，移民局通常也是先發警告通知，不會輕易抓學生。

　　大氣候確實對翟同學不利。奧巴馬成功通過健保案后，下一塊立法硬骨頭是或許在明年開始討論的移民法改革。美國的非法移民，主要是從墨西哥邊境偷渡過來的西語裔。所謂的移民法改革，說白了就是給這些人以合法身分——這是奧巴馬競選時向西語裔選民承諾的。但在國會阻力很大。美國在１９８６年已經大赦過一次非法移民；議員們不想大赦第二次，然后二十年過去，積累起來的幾百萬偷渡者又等著下一次大赦。為了說服這些議員，奧巴馬需要同時表現出執法的強硬：“從今之后我們把邊境管起來了！”所以移民局現在加大了遣返力度。不過硬中有軟，部分照顧了西語裔的感情：已在讀書的學生不遣返，可以繼續在美國受教育。這樣，即使父母被遣返，家庭里仍然留了個“樁腳”在美國。孩子將來要是有了綠卡，還可以為父母申請移民。

　　據《紐約時報》８月９日報道，在過去的十個月里，移民局遣返了創記錄的被定罪移民１４２，２５６人。這些人已經被定罪，而翟同學只是被逮捕，不要說定罪，連起訴都沒有開始，移民局為什么這么積極？

　　一種可能是搞錯，將罪名“恐嚇威脅”（Terroristic Threats） 漏看了兩個字母，當作是“恐怖／主義威脅”（Terrorist Threats）。 《環球施暴》就犯過這一錯誤，還在５月２７日寫了篇哇啦哇啦的社論。其實“恐嚇威脅”為新澤西法律專門用語，是指威脅要對個人或財產動用暴力，導致他人恐慌或建筑物疏散人員。放火燒倒大樓正正套入“建筑物疏散人員”這一定義。

　　另一種可能，則是翟同學在記者招待會講的，收到開除學籍通知后，他回信說“絕不離境，并要求學校給出合理解釋，如不給答復將提出訴訟”。如果白紙黑字給出“絕不離境”的書面證據，那就是邀請移民局強制你離境了。

　　同學們今后如果去美國留學，一定要記住，千萬別跟合法身分開玩笑。你要先設法獲得或重新取得合法居留身分，然后再去做申訴或打官司之類耗費時日的事。“絕不離境”之類的話則是絕不可說的。要是公然這么講，當心成為移民局下次遣返統計里的一個數字。

　　如果翟同學在新學校獲得合法學生身分，然后再去糾纏老學校，只要移民局不介入，即使他仍然闖下恐嚇案，這罪名很可能會洗掉。老農我查了一下，這罪名主要用于家庭暴力案件。新澤西法院就這罪名編寫的陪審團指導里，有這么一句話：It is not a violation of this statute, if the threat expresses only a fleeting anger or that the threat was merely with the intent to alarm ——也就是說，雖然刑法的罪名定義沒有寫，但在審判實踐中，一時的氣話還算不上“恐嚇威脅”。如果男人恐嚇了女人，然后像男人往往會做的那樣，第二天又眼紅紅懺悔，說是“以后再也不犯了，現在咱倆和好上床吧”，那他在法庭上大概可以聲稱自己只是發泄急速駛過心頭的一時憤怒，only a fleeting anger， 還是可能脫罪的。

　　那份陪審團指導是１９９１年５月制定的，可見這罪名與后來的反恐無聯系。

　　有的罪名主要靠事實，有的罪名看事實更看對事實的解釋。新澤西的“恐嚇威脅”似乎屬于后一種。這罪名，加身很容易，卸去卻也不難，解釋的空間相當大。或許主要作用就是把狂躁中的男人抓進去關幾天，讓他頭腦冷卻一下，然后放出來。主要目的是保護女人，倒不是真的要關男人四、五年。

　　倒是法院為方便翟同學離境而改訴的較輕罪名——重罪從道理上講是一定要過堂的——“輕度擾亂治安”（Petty Disorderly Persons），不是那么容易辯解。

　　翟同學闖下的騷擾案，經過調解，他離境前事主同意撤訴。但他由于身陷移民案，沒有足夠時間結掉恐嚇案，翟同學成了在美國有案底的人。他今后就去不了美國了。

＜３＞

　　上章說的是在美國必須非常非常當心你的合法身分。不過，翟同學的麻煩始于女男關系，要避免這樣的更廣義的問題，具體的簽證規則之外，對美國文化要有一些更廣義的了解。老農建議：不管你去美國讀什么科，都不妨先上幾天文科。讀幾本英文小說，例如，今年正逢出版五十周年的美國當代“國小說”《殺死一只反舌鳥》（To Kill a Mockingbird， 有譯林出版社２００９中譯本，譯者高紅梅）。

　　小說開篇不久，談到一位叫布·拉德利的青年“隱士”為何二門不邁、大門不出，整天待在家里時說，他少年時參加過一次男孩子的夜間胡鬧，上過法庭后就變成這樣子了。警察當時開的單子里，有一條罪名是在女士面前講臟話。法官問警察：為什么開列這條罪名？警察答：在聽得到他們喧叫的距離內住有女士。你看，這個由道德嚴厲的清教徒建立的美國，在故事中的阿拉巴馬州梅崗鎮，居然有這樣的罪名！黨內廣大的喜歡在女下屬面前講黃段子的騷的和比較騷的干部，在１９３５年的阿拉巴馬，都要被抓進去的。

　　不要以為１９３５年的美國早已過去。同樣是阿拉巴馬一個小鎮，２００７年５月，有新聞報道，一個女人偷了沃爾瑪價值僅僅７美元的商品，被掛牌示眾。法官問她愿示眾還是愿坐牢？她選擇了示眾。

　　這部小說里，處處顯示了人們對女士的特別照顧，講話時的特別客氣，對她們意志的特別尊重。如果你學會了這一條，再想到清教徒嚴苛法規的至今遺留，你大概不至于闖下騷擾案。

　　小說敘述者、女孩斯庫特的父親芬奇律師，處處換位思考從他人角度著想，并時時保持著無懈可擊的禮節。如果你能學到一點芬奇先生的 manner ，再想到清教徒嚴苛法規的至今遺留，你大概不至于闖下恐嚇案。

　　美國是文明社會。紅朝主旋律媒體那號動不動拍捶胸狂吼的北京猿人習氣，耍到美國，分分鐘會惹麻煩。

　　即使橫案飛來，《殺死一只反舌鳥》也教你適當應對。黑人湯姆被一個白賤女——小說里沒人當她 lady ——誣告。芬奇為他辯護。要說服陪審員，芬奇面臨的一個困難是湯姆逃離了現場，而不是就地等警察。白人通常認為這是畏罪表現。在法庭上（第１９章），芬奇一再問湯姆：為什么要逃？湯姆說：Mr Finch, if you was a nigger like me, you\’d be scared too。這就是芬奇先生曾經對女兒說的（第３章）：你不可能真正理解一個人 until you climb into his skin and walk around in it。英語通常將換位思考稱作套上別人的鞋，小說因為涉及到種族關系，作者特意改為爬入對方的皮囊。

　　后來，湯姆在等待上訴期間，試圖越獄被擊斃。這似乎再次證明其有罪，為他辯護的芬奇律師及家人，受到了很大的新壓力。

　　在美國，事到臨頭，你要正面回答別人的指控；回答時，你要鉆入美國人的皮囊，理解美國式的思考。

【專欄說明】　本專欄每周五更新，允許非商業性轉貼。每月第一個周五吳說八道雜拌兒，第二個周五鼓吹女男平等，最后一個周五評書評電影或附庸風雅，倒數第二個周五毀人不倦談教育。如果當月有五個周五，中間那個放國際隨筆。

       萬芳的上一張專輯至今已經有8年之久，這段時間當中，我們偶爾能在別人的新聞上看到她的名字，歲月的距離也讓她變得如此遙遠，甚至她是否還會出版唱片都成 了人們心中懸案。暫緩發行唱片，對于一個歌手來說，需要極大的勇氣。在萬芳眼中，音樂并非置換名利的商業工具。做好的音樂，讓音樂擁有原來純真的面貌，不 斷突破創新，才是她一貫的態度。于是，在《相愛的運氣》發行后，萬芳決定暫時放下，回到一個新的零點。

       繼去年用《萬芳的房間劇場》低調復出之后，今年的她終于帶來了全新專輯《我們不要傷心了》，當中的那份情懷沒有半點減退，如同漫游多年后，生命的一次札記，將點點滴滴的心靈寫照都融化在唱片當中，誠實地還原音樂本來的面貌。

       重新面對音樂，一段漫漫歲月走來的生命感悟亦成為了新專輯的吉光片羽。正如萬芳自己所說：“這里的許多歌，原本都不是歌。只是一句話，一個當下的心情、體 悟、祝福或友誼。后來成為一首一首歌，變成音符和歌聲。”在新專輯里面，沒有刻意的商業使命，完完全全地返回到藝術創作的本源，讓歌曲自然而然地成長、尊 重其生命本身。我們聽到更多的是坦然，是歌者對生命純粹真實的記錄。每首歌都有她自己的生命，都有她自己要成為的形狀。她所執意的正是這份純真的姿態和味 道。

沒把“悲情”當標簽

       17年前的《新不了情》，讓萬芳成為了大家眼中的“苦情歌后”。如今新專輯的名字，頗有勸慰的意味，仿佛是跟以往的悲情苦調來一次決裂。然而萬芳卻說，從來沒有把自己定義為悲情。“所謂擺脫悲情，完全不在我的考慮范圍以內。‘我們不要傷心了’的真實意思是，生命的過程累積了越來越多的離別，當我們告訴自己不要傷心了，并不表示傷心不再發生，但這句話是來自一份很深的愛，是一種心疼、祝福和面對。”這便是專輯最真實的面孔，也是這8年沉淀積累使然的音樂生命。無所謂擺脫決裂，反而是學會正視面對。

       在新專輯里，我們還看到萬芳的親筆詞作，將內心寫照絲絲入扣地融入歌曲。透過《看見快樂對我笑》的字里行間有種對于快樂的無力，與伍佰共同譜寫的旋律道出淡淡哀傷。而《我們不是永遠都那么勇敢》，則是轉身面對自己、擁抱脆弱的堅定面容。

其實不曾離開過

       8年間，除了沒有發表新專輯外，她在舞臺劇、電視、電影、電臺節目主持都做了不同的嘗試。她以歌手、主持人和演員的三重身份，體驗了生命無限可能。早在 1995年，便踏足舞臺劇。隨后，更兩度獲得電視金鐘獎。漸漸地，萬芳對各種生命形態愈發理解。2010年，還在臺灣舞臺劇名導賴聲川的話劇《寶島一村》 中擔任“朱嫂”一角，從青澀少女過渡到年邁老婦。

       而對于音樂，更是無所謂離開。正如萬芳自己所說，音樂是自懂得說話以來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從2007年的“房間劇場”延伸到“房間唱游”，萬芳都從自身的生命經驗出發，透過與生活成長有關的歌曲，和大家一起分享故事，祝福懂得或未懂得她的人。

《周末畫報》×萬芳

今年是你出道20年，也是首次在新專輯里擔任制作。與以往相比，如今的音樂是否更加接近真實的萬芳？
過 往的音樂盡管很多時候是透過別人的想象而包裝出來，從而成就他們眼中的萬芳，但最根本還是從我自身出發，其實那還是我的一部分。而這次之所以說比較貼近自 己，主要是因為我是制作人，音樂的形式和感覺，都可以盡量靠近。當然也不能說百分百，畢竟我還跟很多音樂人合作。在這些合作過程中，會產生更貼近或者更遠 離的效果。我并沒有對專輯做過多的修飾，盡量讓歌迷聆聽到音樂的毛細孔、聆聽到生活、聆聽到生命的感覺。

17年前，你是哭著錄下《新不了情》，如今《我們不要傷心了》又是以什么樣的心情去演繹呢？
這兩種心情自然完全不同。前者表達的是一種“小愛”，而后者則是對生命的面對、一種祝福。我尤其喜歡自己在新專輯里頭演繹《我們不用傷心了》的聲音，沒有過多的情感和過多的聲音，錄音后再也沒有做任何的修補。它是在一個無我的狀態下跟這首歌曲結合。這就是我所要找的感覺。

除了音樂以外，你還在舞臺劇、影視以及電臺主持做跨界嘗試，為什么會做出這些嘗試？而這些演出是否給你帶來新的領悟？
舞 臺劇其實是在1995年就開始了。當時只是想去演戲，所以就去嘗試了。后來在電視、電影里有了更多的合作。我很喜歡演戲的氛圍，因為當中涉及人與人之間的 溝通。唱歌就如同上了妝跟人家相處，所有的聚光燈還是比較容易集中在一個人身上。但演戲卻是卸了妝跟人家相處，當中還包含了導演、演員、燈光、劇本等等， 大家為了同一個作品而共同合作、共同努力。

最近你參與的《寶島一村》舞臺劇的演出，反響非常熱烈。尤其是你擔任“朱嫂”一角，從年輕演繹到年老，對你來說，是否是很大的挑戰？
其實以前也曾演過老太太的角色，對我來說并不算是最大的挑戰。其實平日我們有很多跟老媽媽相處的機會。在跟她們說話、交往的時候，都會有不少體會。透過日常的觀察和想象，把形象直接滲入到自己的身體里頭，演出的時候便可以讓自己迅速進入狀態。

對于未來發展，有什么計劃？
我希望會在音樂創作上有更多的嘗試。而今年的10月底會在臺灣舉行個人演唱會，11月份則在成都、南京、上海、北京繼續《寶島一村》的演出。

『周末畫報』 采訪/撰文 衛綺婷  攝影 梁珣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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