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時剛看完那本愛德華-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我已經看第二遍了。突然，我想到可以寫一個講述銀河帝國衰亡的故事。1941年8月1日，我去找坎貝爾（阿西莫夫的出版商），把這個想法告訴了他。他聽了激動不已。他不要單個故事，而要長篇的英雄傳奇故事，沒有結尾的故事，要關于那個銀河帝國的衰亡，衰亡后隨之而來的黑暗代，第二個銀河帝國的最終興起……”

這個沒有結尾的故事后來又成為盧卡斯《星球大戰》創作源頭之一部分。

他把寫作風格歸納為兩種，“鑲嵌玻璃和平板玻璃”。

“有的作品就像你在有色玻璃櫥窗里見到的鑲嵌玻璃。這種玻璃櫥窗本身很美麗，在光照下色彩斑斕，卻無法看透它們”

“至于說平板玻璃，它本身并不美麗。理想的平板玻璃，根本看不見它，卻可以透過它看見外面發生的事。”

阿西莫夫把自己的寫作風格歸于平板玻璃。看自傳知道他1970年寫過兩卷本《阿西莫夫莎士比亞指南》，很期待看到。

等待飛飛出生的時候，護士拿來了一摞“要不要捐獻臍帶血”的表格。不捐，沒關系；要捐，就填表，以便她要根據填好的表格通知接生的醫生做準備。

于是，“臍帶血保存”這個事情再次進入我的大腦。

1、

幾年前飄飄出生，有朋友問我：臍帶血保存了沒有？按照他的說法，現在到處宣傳保存臍帶血的重要性，不把這筆錢花了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現在孩子這么金貴，要是不為孩子購買這份“生命保險”，總覺得自己不負責任，甚至多少有點負罪感。

他是個工薪族，保存臍帶血的那筆費用雖然可以承受，但也不算輕松。但比起費用，他更關心的是：這個東西有多大用和保存的可靠性有多高。

我說聽說過這事兒，不過產科醫生和兒科醫生都沒有提過建議保存，我隨便看了一下介紹，也覺得沒什么必要，就沒有保存。至于可靠性倒不是問題，從技術上說，長期保存血液難度并不大。因為我沒有推銷個人觀點的嗜好，也沒有問他最后交了那筆“生命保護費”沒有。

我問那位護士那些表格是干嘛的。她說是臍帶血庫收集臍帶血用的。跟獻血一樣，如果愿意就填表，孩子出生之后產科醫生就把臍帶血收集起來交給血庫。這些血將來會被提供給公眾或者科研機構使用。如果不愿意，就不用管了，醫生會把臍帶直接扔掉。

作為兩個在生物醫學領域邊緣混跡的“科學人士”，孩子的媽媽和我對于建立這樣的公用臍帶血庫是完全支持的。于是填了那一堆表格。

2、

但我感到好奇：美國的醫生根本沒有向我們推薦為自己的孩子保存臍帶血。在飛飛出生之后，我忍不住探究了一下個中原因。

干細胞移植是現代醫學中一個極其熱門的話題。對于許多血液和遺傳方面的疾病，干細胞移植可能是救命的手段。而本來要丟棄的臍帶血中含有相當多的造血干細胞，又不存在配型的問題，因此被視作嬰兒出生時寶貴的“副產物”。（來自他人的干細胞存在“配型失敗”的風險，一個人與兄弟姐妹配型成功的可能性是25%，而與其他人配型成功的可能性就更低了。）

“自己的臍帶血永遠不會配型失敗，保存自己的臍帶血，以備將來的萬一”成了保存臍帶血的“理論基礎”，也成了許多商業性保存機構宣傳的訴求。

不過，美國兒科學會不推薦自己保存臍帶血。他們認為，“保存臍帶血”的營銷方式主要是在利用孩子出生時父母脆弱的感情來得到認同，卻在其中隱瞞了許多事實。

在美國兒科學會的公告中，專家明確指出了：使用自身干細胞來治療疾病目前還主要是一種設想，而不是現實。

——雖然理論上說是可能的，一些實驗也顯示這樣的療法將來可能成為現實，但是這個“將來”有多遠？

3、

那些存血機構經常宣稱近在咫尺，科學家們卻沒有這么樂觀。

另外，臍帶血的數量是有限的，通常只有幾十毫升。這幾十毫升臍帶血中，包含的干細胞數目，只夠針對兒童的移植，

這意味著，這份保險要發揮功用，只能在一個有限的有效期內，而這份有效期，并沒有商業宣傳中形容的那么長。

雖然將來的醫學發展有可能減少對臍帶血量的需求，但這同樣只是一種還沒有科學進展支撐的“希望”。最重要的是，目前沒有科學數據支持“使用自己的臍帶血是有效的”。

商業機構的宣傳，著眼點僅是“自己的臍帶血沒有配型的風險”，卻避開了另一個問題：如果疾病是來自于遺傳因素——這在血液病中很常見（比如白血病）——那么自己的臍帶血干細胞也會攜帶同樣的基因，因此并不能真正解決問題。

從邏輯上看，科學家們將來或許能夠解決這個問題——因為我們無法知道將來的醫學會發展到什么程度，無法知道這種可能性能否實現、何時實現。但是，商業機構卻把“可能”渲染成了“現實”。

基于生物醫學發展的現狀，世界骨髓捐獻協會（WMDA）、美國兒科協會（AAP）以及歐盟都不鼓勵普通人保存臍帶血以作“生命保險”。這些機構認為，只有當一個孩子具有血液或者遺傳方面的缺陷，保存相同父母的其他孩子的臍帶血才被認為有現實意義。

有了兒科學會的明確態度，就不難理解醫生們不為商業存血機構做推銷了。在美國，如果醫生不顧科學事實和兒醫學會的公告，為商業存血機構做了推銷，會被當作違反了職業規范。如果這醫生還從存血機構獲得了某種利益，那么問題就更加嚴重。

不管是飄飄或飛飛，從孕育到出生的10個月中，我們沒有收到過保存臍帶血的宣傳。

4、

即使是捐給公共的臍帶血庫，醫院也沒有做任何有傾向性的介紹，只是很輕描淡寫地通知了我們有這么一回事而已。捐獻后，對于個人沒有任何好處，只有一張血庫發來的明信片。醫生和醫院也得不到什么利益——血庫會為取血的醫生提供一點勞務費，不過據說多數醫生也放棄了，而把取血的勞動作為一種公益。

事實上，現在世界上有很多臍帶血干細胞移植治療成功的報道，但是這些干細胞，并不是來自自己的臍帶血。

這就要說回來：我為什么要捐獻臍帶血？

因為我知道，建立公用臍帶血庫的意義在于，讓社會上多數的臍帶血都進入公用的“臍帶血庫”，雖然不相關的人配型成功的概率很低，但只要可選的樣本量很大，依然存在配型成功的很大可能。這是個很簡單的算術題：即使異體配型成功的概率低到萬分之一，但只要有了10萬個可選的樣本，配型成功的機會依然可觀。

可惜的是，當國外捐獻臍帶血成為主流的時候，我們還是停留在“為自己留下希望”的虛虛實實的宣傳之中。

————————來自另一位新媽媽級松鼠Denovo的非專家連線————————

比起骨髓造血干細胞來說，臍帶血造血干細胞移植最大的優勢在于：比較不容易產生排異反應，這是因為臍帶血尚未進行免疫分化，因此不容易造成宿主免疫系統的排斥。即使是異體移植，如果配型成功，病人成活幾率較高。目前西方的公共臍帶血庫遠遠大過中國的，這意味著西方人尋找配型將更容易些。

 而對于自體移植來說，最大的問題是兩點，云無心在文中都有提及：

1，倘若是遺傳因素導致的疾病，自身干細胞將無法治療，因為干細胞中也存在同樣的遺傳因素

2，臍帶血干細胞數量稀少，單份臍帶血移植供給成人遠遠不足。

以我家小松鼠的臍帶血為例。收集到的血量一共是49.72毫升，其中帶核細胞數為2.99×10^8，即近三億個。

這個數目看似很高，但成功進行臍帶血移植的最低要求是，受體（即病人）每公斤體重需要三千萬帶核細胞，越多越好。以一位成年人（假設70公斤重），要成功進行臍帶血移植，就需要二十億帶核細胞，這數目要比臍帶血中的高出一個數量級。

現在，“臍帶血干細胞擴增技術”（通俗地說，不斷復制臍帶血干細胞，以大量增加數目，用于成體移植）是一個熱門研究領域。難點在于，干細胞在增殖過程中很容易產生分化，從而失去其部分多能性（pluripotency），不能分化為所有的血液細胞，也就無法治療疾病。而且，現在擴增出的干細胞主要還是靠表型測定來定量，但是我們并不十分清楚，同樣表型的擴增干細胞，是否仍然具有原初干細胞同樣的分化能力。有一些研究表明，擴增干細胞要達到同樣的效果（例如在治療白血病時，要在一個月之內產生多少白細胞），需要的量比原初干細胞為高，也就是說，擴增干細胞中的確已經有部分失去其多能性。

另外，公共臍帶血庫收取血樣的標準（主要是在血量和干細胞數目上）比商業機構高很多，也就是說，即使是簽署了捐獻協議的父母，孩子臍帶血經過嚴格的質量檢查后也未必能夠進入血庫，而商業機構為了滿足家長，即使細胞數目較低也會進行保存。

不過，在新加坡，只要簽署了捐獻協議，不論臍帶血是否能夠進入血庫，將來都有優先搜索使用公共血庫的權利。

雖然我嘰嘰歪歪了這么多，貌似保存臍帶血只有千萬分之一的意義，但是，在小松鼠爸爸的要求下，我們還是為小松鼠保存了臍帶血。用她爸爸的話來說：萬一將來擴增成功呢？萬一可能用到呢？我不想冒哪怕千萬分之一的后悔的風險。不就是交錢嗎，錢能解決的事都不是大事！

（我替他補充：可是寶寶的事都是大事！我時常覺得，跟這個親爹相比，我整個兒就是一后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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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統》——上色作者：周華龍

《十字軍》第2本選頁

《面人麻生》——上色作者：周華龍

生命里有大巧合，生活中也有很多小巧合。

今天哼著《女人花》去超市買東西，結果進超市聽到廣播也在播放這首歌。

最近一直在聽百家講壇蒙曼老師的《武則天》，聽完的那天發現是婦女節。

突然就想起以前有朋友一邊咬著槽牙一邊說我還是很有點女人緣的，呵呵。

在此節日之際，祝愿天下女性，無論老少，都能夠在一個相對開明的社會里，珍視自己的身心健康，并且自由而奔放地創造美好人生！

如果想將《魯拜集》過度翻譯變成非常煽情的也容易，但那樣做我們至少看不到E. Fitzgerald的英譯本的好處。
以后我還想修改我的翻譯，現在貼出來的只能算初譯。

附郭譯和英譯。

109

黃金般的心思
在滿耳亢奮中
風化

2010.02.21

110 墓

墓石壓住的
目光
越過我的目光

2010.02.21

111

此刻
北方的河流在解凍
聽覺也被釋放

2010.02.27

《魯拜集》
1
醒來吧！夜幕上
群星被太陽驅趕，
夜在天上消隱 ，太陽的光箭
射中了蘇丹王的角樓。

郭沫若

醒呀！太陽驅散了群星，
暗夜從空中逃遁，
燦爛的金箭，
射中了蘇丹的高瓴。

Fitzgerald

Wake! For the Sun, who scatter’d into flight
The Stars before him from the Field of Night,
Drives Night along with them from Heav’n, and strikes
The Sultan’s Turret with a Shaft of Light.

2

幻影依然籠罩著早晨，
旅店內隱約有人呼喚
“寺院內已經打掃干凈，
進香人為什么還在門外打盹？”

郭沫若

朝昧的幻影破猶未曾，
茅店內好像有人呼聲，
“寺院都以掃凈了內堂，
托缽人為甚還在門外打盹？”

Fitzgerald

Before the phantom of False morning died,
Methought a Voice within the Tavern cried
“When all the Temple is prepared within,
“Why nods the drowsy Whorshipper outside?”

3

當，雄雞報曉，站在
客店門口的人喊出–“開門！
“我們只稍事停留，
一旦離開就不再回頭。”

郭沫若

時候正在雞鳴，
人們在茅店之前叫應–
“開門罷！我們只是羈留片刻，
一朝去后，怕是不再回城。”

Fitzgerald

And, as the cook crew , those who stood before
The Tavern shouted–”Open then the Door!
“You know how little while we have to stay,
“And, once departed, may return no more.”

《歷史講稿》，布克哈特著。反復讀仍不得要領。上個月塞林格死了，理性悲涼外，并不切身，因為讀麥田時，我已30好幾。“讀者需加提防。這是一部深刻的反主流文化之作，且明目張膽，惹是生非”……我買下此書，就因英譯本序中這句話，就像我常因一粒陌生的種子而買下一個好看的花盆。

《達-芬奇的童年回憶》，弗洛伊德著。1504年7月9日在日記中記錄父亡，無意中達-芬奇將父亡時間“上午7點”重復了兩次。這小細節被弗師扽住不放，并將這個“持續性言說”解讀為達芬奇仇父壓抑的釋放……弗洛伊德的書大都可以當成非虛構小說去讀，他的學說一直是一種系統周延博大精深的偏見。

《話題2009》，楊早薩支山等著。連續年度出版物，已出滿5年。09這本出版時間到位，10年1月既出。書中收錄1217博士俱樂部年度研究成果，而其研究標本，幾乎囊括2009年流行文化方方面面。面對紛紜世相，喜歡看每個人亮出自己觀念見解思考匕首，而非珍惜羽毛蜷縮一隅。

《流派-宗教卷》，加布里埃爾等著，宗教知識圖文手冊，銅版紙，標32。總沒習慣銅版紙，賊光爍爍里映襯出我這個翻書者農耕時代52克古版紙式的粗糙倉促和慌張。書后的術語簡表很實用，附件里的“朝圣路線圖”、“諸宗教年表”也新鮮。當然，“路線圖”最打擊，沒教的人能去哪兒呢？

《懶惰》，瓦瑟斯坦著。躺在書架上快兩年，我才翻開它，好像我事先就知道它是本鼓勵懶惰的書。這本懶惰勵志書最終被這位戲劇家寫成一本嘀嘀咕咕的小說。“如果我做得到的話，我會說我愛你們，不過那太費勁了。睡個好覺吧，我的懶伙計們”……這類懶洋洋的句子在書中俯拾即是，迷死人。

我：靠

棉褲：再講個長點的？

《鏡中》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了下來

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

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

危險的事固然美麗

不如看她騎馬歸來

面頰溫暖

羞澀。低下頭,回答著皇帝

一面鏡子永遠等候她

讓她坐到鏡中常坐的地方

望著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滿了南山

在二零零九年九月中旬的一期《南方周末》上，我讀到約翰·奈斯比特的論述。在同一期報紙上，還有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周年的報道，對中國模式的探討。新聞紙上洋溢著成就、自得，和一種被遮蔽的深深困惑——中國是如何變成今日世界眼中的中國的——一個將政治專制和經濟增長如此有效地結合在一起國家，不管多少悲觀的預言和深層的矛盾，或者一場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機，都不能阻礙它變得更強大。

既有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的理論框架，早已容納不下中國的成長？中國正在創造一種全新的體系？是的，在得出肯定的結論之后，奈斯比特甚至尋找出支持它的八大支柱——解放思想；“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結合；規劃“森林”，讓“樹木”自由生長；摸著石頭過河；藝術與學術的萌動；融入世界；自由與公平；從奧運金牌到諾貝爾獎。

奈斯比特代表著世界對中國贊嘆的新高潮，從二零零八年開始，這種贊嘆從經濟領域，擴展到政治、社會、文化、甚至審美領域。中國正不可阻擋地成為新的世界領導者，她給世界提供了新的模式、刺激與靈感。

北京奧運會的眩目成功，被專欄作家大衛·布魯克斯稱之為“中國奇跡式增長下的和諧社會的一場高科技展現”。古老的論調再次獲得了新的回響，中國正是這樣一個強調集體主義的社會，而奧運會的開幕式則是一種宣言——“發展不僅來自西方的自由方法，也來自東方的集體主義模式”。中國獲得奧運會金牌的數量，再次印證了這種“東方的集體主義”的勝利。

而他在《紐約時報》同事、建筑評論家尼克萊·歐茹索夫則這樣描寫：“如果西方人從飛機里出來步入新北京國際機場時，感到目眩和困惑，這可以理解。它不僅因為空間的壯闊，更因為一種無法抗拒的感覺——你正穿越另一個世界的入口，這個強烈擁抱變革的世界正在把西方國家甩到煙塵中。”

他接著寫道：“這種情緒就令人想起阿道夫·盧斯的昔日感受，這位維也納建筑師一個世紀前從蒸汽輪船走出紐約港。他穿越了未來的門坎，他知道，在文化意義上，歐洲已經過時。”

金融危機從華爾街蔓延到整個西方世界，在這種群體性的迷惘中，中國誘惑力進一步增強了。它強大的政府力量被視作深謀遠慮，它的社會主義標簽被理解成可以給普通人提供保護，它曾經被詬病的封閉的金融市場，如今則免除了傳染性的恐慌……它幾乎成了世界最后的希望之地。歐盟主席巴羅佐與法國總統薩科齊都敦促中國為解決這場危機做出重要貢獻；《華盛頓郵報》的大衛·伊格內修斯寫道：“在二零零八年的大恐慌中，我們都要面對的一個現實是，沒人希望站在市場的刀刃上過活。我們需要資本主義經濟所獨有的活力和靈活性。但我們也需要保護——個人在市場崩潰時能保護我們和家人的安全網。”他認定中國正是這樣一個提供保護的國家，他接著宣稱“我們現在都是中國人”。

西方左派學者也加入了這股潮流中。毛澤東時代給予他們帶來幻滅，但一個再度強大的中國給他們另一種安慰，它是對現行資本主義秩序的挑戰——西方霸權的年代結束了，一個新世界格局正在形成。這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意大利人阿瑞吉，他在二零零八年出版了《亞當·斯密在北京》。馬克思沒有讓北京成為世界中心，但亞當·斯密成功了。阿瑞吉相信以中國為主導的時代，打破了西方主導的權力等級，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的再度領先，將帶來更平等的國際秩序；中國霸權要比歐美主導的霸權更和平，更少軍事色彩；中國的崛起可能標志著東亞發展道路——它基于市場交換，而不是資本家。

這種青睞貫穿了整個二零零九年。對全世界來說，G2和Chimerica，是再形象不過的詞匯——只有中國與美國能夠決定世界的命運。美國人憂心忡忡。當他們受困于自己的全國健康法案、或在能源改革懸而未決時，他們想起了中國。“只有一種制度比一黨專制更壞，那就是我們美國的一黨民主”，托馬斯·弗里德曼寫道，“一黨專制當然有其弱點。但如果像是今天的中國一樣被一群理性、開明的人領導，它也很有優勢。這樣的一黨可以執行那些政治上困難、卻至關重要的政策，這些政策是一個社會在二十一世紀的前進所必需的。中國在電動車、太陽能、能源效率、電池、核能、風能上超過我們并非偶然。中國的領導人理解，在一個人口爆炸和崛起的新興市場的中產階級的世界里，干凈的能量和能源效率的需求將增加。北京想確保它自己的產業和政策可以做到，包括自下而上的天然氣的漲價。”另一位專欄作家鮑勃·赫特在四個月后，再度發出了類似的感慨，他認定在使用太陽能的競賽中，美國正在輸給中國：“低排放時代已經來臨。我們可以被中國這樣的領導性國家拽入這個更新、更綠色的世界；或者我們面對挑戰，自己成為領導者。”一切似曾相識嗎？五十年前，他們談論的是和蘇聯的太空競賽，而現在是和中國的能源競賽。

在人們開始為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時作出總結時，很多人相信，中國是最大的贏家。甚至好萊塢的電影都在響應這種情緒，在地球即將覆滅的《二零一二》，只有中國可以制造出諾亞的方舟。

在馬丁·雅克的狂熱面前，所有的歡呼都顯得暗淡——《當中國統治世界——中央王國的興起與西方世界的終結》，超過四百頁的書，難以卒讀。它通篇是亢奮的口號，它傳達的信息則是簡單的，中國必然會成為世界最富裕與最強大的國家；中國是按照自己獨特路徑獲得成功的，它也依照這種獨特性，來重新塑造世界秩序。他興奮不已地找到了“文明國家”這個陳舊概念，似乎一個新的全球朝貢體系正在形成。但他幾乎忘記了，七十五年前，英國一對著名的韋伯夫婦已經寫下了《蘇維埃共產主義——一種新文明》……(待續)

（作者郵件edmund.z.xu@gmail.com，他最近的一本書是《祖國的陌生人》）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