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藝人張娜拉老師最近說，只要手頭緊就可以來貴國圈錢。於是愛國情操比較高尚的人不幹了，開始抨擊張老師。我覺得張老師說的一點錯都沒有，相比那些愛撒謊的藝人胡說八道，張老師很坦誠。

　　這一方面說貴國的經濟現在很好，金融危機對貴國影響不大，人民的消費還是那么旺盛，可見貴國經濟目前蒸蒸日上三竿，比起很多數據和領導的聲嘶力竭強調貴國經濟如何好，張老師一句頂一萬句。來吧，我們就是錢多，多得沒處花。

　　另一方面，說明了貴國在發展各項經濟的同時，缺乏鑒別和自我保護意識。我經常就能聽到，請一個外國的歌星來中國演出，演出公司互相攀比抬高價碼，讓外國歌星從中漁利，這種內部惡性競爭是他媽沒規則的結果。一些演出公司就這么倒閉的。人家鑽你的空子，不怨人家。這就好比，你在大街脫光了把腿叉開，路人可不就會以為你想讓人上你么。

　　貴圈裏的從業人基本上都不太懂遊戲規則，這是讓人鑽空子的主要原因。我要是張娜拉老師，我也願意來貴國，人傻、錢多、速來。韓國那邊來三個人就把你擺平了——韓三平。

　　這就是，你想跟人家玩，先交學費，這是過程。問題是，截止到目前為止，貴圈的人從來都是記吃不記打

今日，上海倒鉤一案終于出了初步的結果，政府網站東方網的標題是：上海:堅決依法整治非法營運 堅決禁止不正當取證行為。

我們不僅僅要學會做除法，還要學會解讀政府的官話。

雖然官話里有百分之九十九是廢話，但還有百分之一的屁話，這百分之一決定了政府經過考慮以后的方向，里面往往蘊含了很多的訊息。無論從商從政都要有良好的解讀能力。

從順序上來說，政府是不甘心的，因為政府強調了要堅決依法整治非法運營，表明了他們咽不下這口氣，但是這次的確是栽了，后面那一句堅決禁止不正當取證行為是表示，老子暫時認栽。

但是，政府會兩次栽到同一條河里嗎？很遺憾，答案是會的。因為正常人都不大會。但是政府經常同樣一條河里要掉好多次，只是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姿勢掉進去。當然，永遠淹不死那就是他的本事了。

我認為，這次的事件中，閔行是占了便宜的，因為輿論的導向最后都指向了浦東新區。說不定閔行出事那會兒，浦東正笑閔行呢，哪知古有孫中山斷發明志，今有孫中界斷指明智。上海倒鉤茂盛的地方時閔行和南匯，這次南匯并入了浦東，所以浦東也算是繼承發揚了原南匯的光榮傳統。文章寫到這里，提醒大家，無論是從倒鉤數量和次數來說，閔行很可能是老大，勿忘閔行。

 但是這樣影響惡劣的事情，為什么市政府的態度從一開始就比較縱容呢，為什么要讓這樣的事情一再破壞政府的公信力呢？原因之一是一看自己，靠，原來本來就沒什么公信力了，也就算了。原因之二，那就是錢。據報道，在閔行倒鉤見報以后，閔行區馬上刊登了一個來自運管局的工作報告，報告稱，在過去兩年里，通過這樣的方法，罰款了5000多萬元，超額完成了上級的指標。

按照我們的理解，這是很白癡的一件事情，千夫所指的時候還要留人把柄，頂風作案，好比你已經殺了一個人，突然你跳出來說，這兩年我其實殺了二十個。但是官員是很蠢的，他們之所以這么寫，是在提醒他們的上級，我有功啊。從黑社會的角度來理解就比較容易，就是大哥說，教訓一下這幫人，小弟一出馬，弄死一幫，出事了。小弟立馬說，爺，你要保我啊，是你讓我干的啊，你看，我都超額完成了，你讓我教訓一下，我不光教訓了，還弄死了二十個。

老大一撓頭，說，你這個白癡，讓你教訓一下就好，你弄死人家干嘛呢？

小弟說，爺，這不弄死，怎么揚你的威風呢？

老大說，事情弄這么大，我暫時也保不住你，你出去避避風頭吧。

小弟說，爺，你一定得幫我啊，我還幫你多收了5000多萬呢。

老大，算了算了別說了……

 這樣大家就好理解各種關系了，是的，那5000多萬贓款是讓閔行運管洋洋得意政績，在這件事情上，我認為不是簡單的老大出面說一句我的小弟這次沒做好這么簡單的事情，因為這個不是犯錯，這是犯罪。還有專家為倒鉤辯護說，美國警察也警察倒鉤，他們假裝吸毒的去倒鉤毒販子。我們且不說這個比喻有多么愚蠢，但我們做的事情也不是這樣的啊，我們干的就是假裝吸毒的去倒鉤普通人，一看不是就往他手里塞一包毒品，然后立馬把人家當販毒的抓起來。

倒鉤事件里，政府部門涉嫌到非常多的犯罪行為，包括搶劫罪，詐騙罪，誣陷罪，非法拘禁罪，故意傷害罪和組織黑社會罪，而不是執法不當的行為，我認為上海市政府的這個處理態度是在轉變事情的性質，引導輿論和公眾這只是一起執法不當而已。另外，我提醒一下廣大的真正的黑車司機，你們最近要小心了，大家都是在這個生存起來很艱難的城市里混口飯吃，但是按照政府的一貫手腕，倒鉤一案過去以后，將進行集中的黑車整治活動，將有更加嚴密的取證手段和處罰，再加上出租車剛剛漲價，你們可能要不幸，所以要做好準備。

這件事情的合理處理方式，我認為應該是這樣的才合理：

1，  政府改變出租行業的管理方法，降低入行門檻，減免對出租車司機的壓迫。

2，  讓廣大黑車司機成為正規出租車司機。

3，  對運管局進行全面的停業整頓。

4，  追查5000萬搶劫款的用處（雖然這錢對于政府來講很不起眼）將5000萬的搶劫款全部退還到個人，哪怕里面有4000萬是真正的黑車處罰，一個健全的美好的城市其實是不存在非法運營這四個字的。

5，  對于第一次非法運營的人不做處罰，只做記錄，到第二次才實行處罰，這樣就可以大大降低甄別失誤，如果是好人，就等于告訴他，以后別讓人搭車了。

6，  對閔行區政府主要領導進行處罰和撤職。對相關人員論罪處罰。

7，  副市長（包括）以上級別相關領導引咎辭職。

以上七條其實是在任何一個法制國家里最常見的處理方法，你可以經常看見其他國家地區的領導因為屁大的事情就引咎辭職，但我國的領導哪怕出了天大的事情都還巍然不動，最多就道歉一下完事，原因其實很簡單，你忍心法辦經常和你一張桌子上吃飯的朋友嗎？你忍心法辦和你在一張床上嫖娼的兄弟嗎？

所以，解決問題的根本中的根本就是，嚴禁公務員在一張桌子上吃飯。

此事如果沒有徹底解決的方法，我建議全上海的駕駛員在世博會期間在車上貼上中文英文日文法文大標語告示國外友人：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這是個什么樣的世界啊，寫下這句話的原上海市市長陳毅肯定也想不明白一個世紀后的上海，明明是你伸的手，為什么被捉的卻是我呢？

最后，隨文免費附送陳毅的作品

《七古·手莫伸》： 陳毅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黨和人民在監督，萬目睽睽難逃脫。汝言懼捉手不伸，他道不伸能自覺，其實想伸不敢伸，人民咫尺手自縮。豈不愛權位，權位高高聳山岳。豈不愛粉黛，愛河飲盡猶饑渴。豈不愛推戴，頌歌盈耳神仙樂。第一想到不忘本，來自人民莫作惡。第二想到黨培養，無黨豈能有所作？第三想到衣食住，若無人民豈能活？第四想到雖有功，豈無過失應慚怍。吁嗟乎，九牛一毫莫自夸，驕傲自滿必翻車。歷覽古今多少事，成由謙遜敗由奢。

秋日晴好

與好友一路向未知的曠野疾馳

迎面的秋風吹得面目發麻

忘卻平日的狗生活

登上挖筑到一半的高高土丘

巨大水面隨風泛漣漪

或曰

巨大的濁流里

總還有一處容你我的所在么

謹以此圖送給陳平

祿萊3.5t/上海GP3

馳騁二十五公里

在鄉郊的一個角落

發現這處廢園

已荒廢了多年

二層的洋樓偌大空間

堆滿了雜草

空蕩蕩毫無聲息

四周環水

只有一處曲折的小橋進入

院子里已種了一些菜蔬

陽光之下一片大靜

惟聞鳥的鳴聲

這是被人遺忘的世界

我和李獻席地坐在曲橋上

抽了一支煙

然后繼續上路

祿萊3.5t/上海GP3

斷指后的孫中界到南匯區交通執法大隊討說話。攝影·單崇山

在執法過程中孫中界被撕壞的衣物。

孫中界所駕駛的金杯車。
      因為好心搭乘陌生人，司機孫中界不幸被“倒鉤”，為證明清白而自斷小指。一個多月前，張軍同樣因為好心搭乘“胃痛”的路人，車子被“鉤”走。鉤子現象再次浮出水面， 一時，關于“釣魚”行動非法、危及道德底線、危及政府公信力的聲討，再次風起云涌。上海，這個世博倒計時中的城市，在鉤子迷局中，正經受著一場關于執法文明形象的考驗。
 
　　南都周刊記者·謝海濤 單崇山 上海報道
 
　　“這是昧著良心說瞎話。”張蘭平對著攝像機鏡頭說。10月20日，上海浦東滬南公路9758號，原南匯區城市交通行政執法大隊外面，數十名自稱遭遇釣魚式執法的群眾在此討要說法。
 
　　張蘭平手里捏著一張報紙，上寫著浦東新區城市交通行政執法大隊副大隊長嚴良民的話：絕大多數都是有人來舉報后，執法人員再根據線索到現場偵查布控。發現有金錢交易了，我們才會上前抓人。
 
　　左手吊著繃帶的孫中界，對著CCTV的鏡頭，憤怒地說著什么。10月14日，因為好心搭乘陌生人，他不幸被“倒鉤”，為證明清白而自斷小指。
 
　　在孫中界怒討說法的同時，張軍還在外地出差。一個多月前，這位圣戈班集團中國磨料磨具公司市場經理，同樣因為好心搭乘“胃痛”的路人，車子被鉤走。
 
　　張軍和孫中界的不幸，使得職業、半職業舉報人劇增以來，鉤子現象再次浮出水面， 一時，關于“釣魚”行動非法、危及道德底線、危及政府公信力的聲討，再次風起云涌，其影響甚至超過了一年前奉賢的鉤子被殺案。在公眾輿論的壓力下，上海市政府第一次對類似事件表態。而隨著閔行和浦東兩區交通部門對“放倒鉤”的否認，這個世博倒計時中的城市，在鉤子迷局中，正經受著一場關于整體文明形象的考驗。
 
　　胃痛與天冷
 
　　“人家胃痛關你什么事！？”此句出自上海閔行區城市交通行政執法大隊的名句，目前已有私家車主將其貼在車上。這是張軍的內心之痛。
 
　　9月8日中午1點，張軍駕車從閔行華寧路往劍川路行駛,在元江路口等待紅燈時，路邊一人上來敲車門。這個30多歲的男人，表情痛苦，自稱胃痛，打不到出租車，請求帶他一段。由于順路，張軍經不住哀求，就讓他上了車。
 
　　男子坐上副駕駛位，手指像彈琴一樣，在膝上東敲西敲，不見了痛苦的表情。張軍注意到他的手指，皮黑，關節粗壯。他有點懷疑，男子是不是小偷。
 
　　車子開到北松公路右拐，至北松公路1358號，上海中馬皮件有限公司過去一點，男子要車停下，往后倒。急著上班的張軍有點不耐煩，一想到他就要下車了，也就把車倒了下。車子停下幾秒鐘，男子往外看，忽然轉過頭來，就拔鑰匙。這時，七八個人從皮件廠跑了出來，是交管部門的執法者，說張軍非法營運。
 
　　與張軍遭遇“胃痛”相比，一個多月后，18歲的小伙孫中界遭遇的是“天冷”。
 
　　10月14日晚上7點多，龐源建設機械工程公司司機孫中界，開著公司的金杯面包車，沿閘航路從閔行區駛向浦東航頭鎮。“到召泰路口時，一個男的沖到路中間攔車，我只好先停車。”孫中界說。“他說要去航頭，等了一個小時也沒公交車，也叫不到出租車，天很冷，問能不能捎他一段。”三天前剛到上海的孫中界還沒作答，對方就拉開車門坐上來。
 
　　孫中界聽說過“釣魚”抓黑車的事，還問了句：“兄弟，你是不是‘釣魚’的？”對方沒應答。在車上，兩人交流不多，對方問孫中界該給多少錢，“我7月才拿到的駕駛證，技術還不熟，只顧著開車，沒回答他。”孫中界說。
 
　　車子開到閘航公路288號附近，羅賓木業的廣告牌下，男子讓停下，“車停穩后，他左手把一張錢放在車前臺面上，跟著側身用拔車鑰匙，左腳也伸過來死死踩住剎車。”
 
　　緊接著一輛綠色商用車從金杯車右側沖出，斜停在車前，車上下來六七個人，把孫中界從車里拽出來，剛掏出準備報警的手機也被搶走。孫中界掙扎了兩下，就被反剪雙手押進了另一輛車。該車沿閘航路向東開了幾十米，拐入一條胡同，孫中界又被押上一輛埋伏在此的依維柯車，他發現車還上有另外一個也已經被釣的人，叫何亞雄。
 
　　在車上，幾名自稱執法者拿出寫著“上海市浦東新區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的調查處理通知書等，要孫中界簽名。孫看到有圖章敲著“該車無營運證，擅自從事出租汽車業務”的字樣后，拒絕簽字，并繼續要求報警。但對方拒絕歸還手機，禁止他下車。“一直呆到快九點，我要小便，但他們說不簽字就不讓下車。”孫中界說, 當時沒有人出示任何執法證明。
 
　　孫中界回到公司，向哥哥孫中記講述了事情經過。“你傻啊，不知道現在好事難做么？”孫中記只能這樣訓斥剛成年的小弟。孫中界回到住處，一腔憤懣無處發泄，他把左手放在案板上，右手舉菜刀砍向小指。“我只能這樣表清白了。”孫中界說。
 
　　他們的維權之路
 
　　9月9日，張軍的維權之路，是從向閔行區建交委交通科反映情況開始的。交通科的萬科長說，沒有雇社會人士誘騙車輛，“很可能是一部分有‘正義感’的社會人士配合執法”。5天后，閔行區交通行政執法大隊做出行政處罰決定，他被“強制性要求”放棄陳訴和申辯的權利，否則就無法取回車。當天下午，他無奈繳納了1萬元“罰款”，開回被扣押一周的福特車。
 
　　在現實空間維權受挫以后，張軍選擇了網絡。9月10日晚上，他在“愛卡汽車網”發帖：“善良的被騙”。第二天，該帖經韓寒博客轉載后，閱讀量迅速超過了20萬，上海媒介隨即跟蹤調查，輿論大嘩。
 
　　9月23日，在媒介的幫助下，張軍聯系上了北京法律學者郝勁松，這位“復式訴訟”理論的提出與倡導者，曾七次提起公益訴訟，狀告國家部委及壟斷集團，并介入陜西華南虎案件和楊佳案。
 
　　郝勁松接受了張軍代理訴訟的請求。在他看來，當前的中國，很多人都習慣了逆來順受，當權利被侵犯，當法律被踐踏時，他們保持沉默，而張軍保持了清晰的痛感，并堅決抗爭，他是一個合格的公民，一個堂堂站立的納稅人。
 
　　9月28日，郝勁松來到上海，和張軍一起向閔行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要求依法判決撤銷行政處罰決定，退還罰款。10月9日，該案立案。
 
　　而孫中界的維權之路，從14日深夜開始的。孫中記把弟弟送到醫院后，趕回公司所在的閔行區魯匯派出所，以汽車被搶為由報案，但被告知應該到事發地浦東新區報案，但浦東新區航頭派出所告訴他，那邊也是執法部門，直接過去交罰款就好了。
 
　　10月16日上午，孫家兄弟來到原南匯區城市交通行政執法大隊，在查看問訊筆錄后，孫中記認為對方在有意引導孫中界承認開黑車，拒絕簽字。
 
　　10月19日上午，他們再次來到執法大隊，意外遇到了十余位車主，其中丁德真、吳大鵬等人在幾個月前被扣車，已交過罰款，但都堅持認為自己是被“釣魚”，他們看到孫中界的新聞，自發趕來，希望也能討個說法。而車主高席賓、張蘭平等人則在最近被抓。
 
　　所有人都一臉憤怒，承包污水處理工程的浙江人鄒長根喊著“土匪”跳下出租車，他甚至帶來了十幾名工人以壯聲勢。10月14日晚，鄒長根開著一部江陵越野車在閘航路被鉤，“他沒掏出錢，外面人就圍上了，我車上還坐著三個工人，裝著生產工具，怎么可能是黑車，我的工人還被打傷了。”
 
　　與浦東受害者彼此取暖相比。張軍的遭遇被媒介披露后，也先后有10幾位受害者找上門，這些人中，有被倒鉤時老伴胃癌手術，車還是搶走者；有被暴打，兩審敗訴者；有被倒鉤后丟工作，夫妻不和的……他們的遭遇，讓張軍心酸。
 
　　鉤子之說的羅生門
 
　　10月19日，在孫中界在執法部門做筆錄時，浦東新區城市交通行政執法大隊副大隊長嚴良民接受采訪時表示，執法大隊不可能雇人當“鉤子”。此前，原南匯區城市交通行政執法大隊大隊長朱偉忠把當晚的執法行為，解釋為具有即時性特點，基本有車子行駛至檢查點，執法人員就上前予以詢問。
 
　　而在一些司機看來，該說法并不能服眾。做石材生意的江蘇人丁德真2009年3月18日被抓車，在其《行政處罰決定書》上，“視聽資料”被作為非法運營的證據，但丁德真咬定絕沒和搭車人談錢，并要求執法大隊出具證據。但至今還沒看到證據。而“視聽資料”作為證據出現，也使司機們斷定自己是被“釣”到的，“哪有熱心市民搭車還帶錄音筆的？”
 
　　而在一些市民看來，張軍、孫中界事件中，現場設伏地點之專業，抓捕配合之熟練，均非即時性執法所能解釋。
 
　　在張軍事件中，據記者現場調查，事發地北松公路1358號上海中馬皮件有限公司處，以及馬路對面，北松公路1501號上海華銀日用品有限公司，是有關部門經常抓車處，鉤車時，執法車多藏在它們的院子里。
 
　　在孫中界事件中，事發時，有車從羅賓橋上沖過來，而在閘航公路以東幾十米遠的一條胡同里，同樣埋伏著執法部門的另一輛車，堵住孫車前往航頭鎮的去路。
 
　　而何亞雄的經歷似乎也能說明玄妙，何亞雄當晚開車，行至先新路召泰路路口時，被一名年輕男子攔下，“他說要到航頭，那邊老板有急事。”何亞雄于是帶上了他。車拐上閘航路向東行駛至同一地點時，搭車人說到了，何亞雄減速靠邊，此時一輛車從羅賓大橋駛來，車上突然沖下七、八個人……
 
　　據事后何亞雄與孫中界對證，兩人被鉤的時間相差半小時，遇到的鉤子，都是“20多歲，短發向上翹，背著個黑包”，他們懷疑這是同一人。
 
　　而據航頭鎮多名司機介紹，孫、何被鉤處, 為執法部門多次設伏抓車處。今年7月21日，航頭鎮海橋村的桃農唐茂福從魯匯鎮送桃回來時，開到離“南匯人民歡迎你”招牌不遠處，看到一個帶著數個工具箱的人懇請搭車，那人一上車，就掏出手機，按了幾下，沒說話。車子開了不到三分鐘，經過羅賓木業的廣告牌時，前面的小胡同里，開出一輛金杯面包……開了30多年車的他，第一次因為好心撞上了鉤子，老婆哭了幾天，家里5000斤桃子，因為沒車運輸而爛掉。
 
　　4038的15次
 
　　附近居民、司機反映，執法部門一再否認的鉤車現象，在上海一些郊區已是公開的秘密。
 
　　在航頭鎮，一般黑車司機都被鉤過，海橋村人施培成以15次被鉤記錄，成為名人。他的QQ車號蘇AM4038，其最末幾個數字4038，甚至成為他的代號。
 
　　這個身患糖尿病而不便從事重活的農民，自2006年開黑車以來，欠債也達十幾萬。2007年他被鉤7次，其中一次，車子被關4個月，僅停車費就達6000多元。每一次被鉤，他幾天睡不著，他認為被鉤子盯上了，把不幸歸結為“太老實”與“命不好”。
 
　　有時，在路上，他也懷疑乘客是鉤子，但他知道逃不了，就老老實實就范。他為數不多的反抗是，今年4月晚上，在航南公路上，他拉了3個人，途中他們讓停車。他不停，結果被人掐住喉嚨，十分鐘后，執法車輛就趕來了。后來他喉嚨痛了三天。
 
　　而在南匯，甚至行政執法人員也會被鉤住。南匯區土管局的行政執法人員潘世恩，10日晚上7點，在南匯西樂路口紅燈處，一個背書包的小伙子，請求帶一程，直接上了車，問他什么話，也不大說。車子從人民西路開出兩三公里，到了“小二兆”，小伙子說到了。車停了下來，后面來了兩個穿制服的人。潘世恩以為是查酒駕的，就跟著上了執法隊的大車，在車上，他們把潘的行政執法證在手里拍拍：“跟我們差不多嘛。”潘世恩說：“我本身也是執法的，但從來沒有碰到過這樣執法的。”
 
　　黑龍江人吳大鵬，在附近菜場賣肉，2009年7月20日，他開著一面包車回家，被一名男子攔下，因為順路，就帶上了他，到橫橋路目的地時，搭車者說要給錢，“我就說你下車給我買包煙吧，他扔了100塊錢在車上，剛放下就從另一輛車上沖出一幫人，連拉帶踹把我摁住了，搭車那小子還在旁邊拿拳錘我。”
 
　　拉扯中，吳大鵬的金項鏈丟了一截。當時吳大鵬也想過請律師打官司，“聯系到一個，律師費要6000元，也要折騰兩個月，停車費一天就48元，還不如交罰款。”十天后，他交了一萬塊罰金，把車開回，“沒車做不了生意，損失更大，但這口氣咽不下啊，我在執法大隊門口守了兩天，堵攔車那小子，當時就想弄死他，后來我媳婦怕出事，把我在家里關了幾天。”
 
　　至于鉤子和執法部門的關系，《南都周刊》記者去年調查時，奉賢區一位前鉤子頭羅雄透露，是一種松散的關系。執法部門知道大多數鉤子的名字，對于骨干鉤子，則將其身份證復印件存檔。平時，鉤子頭通過電話管理他們。每當執法大隊有抓車任務時，先確定好地段，再由鉤子頭帶著鉤子，前去踩點，再和執法人員商定具體地點。
 
　　據羅雄透露：鉤子每鉤一輛車，500元獎勵中，大頭歸鉤子頭，出手的鉤子可分兩到三百。一個成熟的鉤子，月收入少則三五千，多則五六千；鉤子頭則可年入十幾萬。而執法部門，一輛車罰款1萬元。
 
　　由于被扣車輛甚多，浦東新區甚至出現了幫人“撈車”的行當。《南都周刊》記者聯系到一名據被扣司機說可以幫忙“撈車”的人，對方在詢問了記者的來意甚至籍貫后，表示自己和南匯區城市交通行政執法大隊某大隊長“關系很好的”，但要看過罰單才能談價錢。
 
　　郝勁松的特快專遞
 
　　10月18日，遠在北京的郝勁松將19封郵政特快專遞，寄往上海18個區縣的建設和交通委員會以及上海市交通行政執法總隊，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申請下列信息公開：
 
　　從2007年至今，共查獲“黑車”多少輛次？罰沒款金額多少？上交財政的金額多少？財政返還的金額有多少？上海市交通行政執法總隊每年下達的罰款指標是多少？有多少位“有正義感的社會人士”假扮乘客配合查“黑車”？對其相應的獎勵有多少人次？獎勵金額有多少？“乘客”在接收獎勵錢款后是否寫有收條并簽字？
 
　　郝勁松認為，“倒鉤”是“栽贓式執法”的典型表現，與行政執法的正當性不相符，必然導致政府權威及其公信力的喪失，危及社會道德、誠實信用及公序良俗。
 
　　而面對著官方一再否認鉤子的存在，以及過去若干類似訴訟的敗訴，張軍很是納悶。特別是，自10月中旬以后，張軍感到上海一些報紙的風向開始變了，他感到越來越大的壓力，甚至覺得，有人經過各種渠道調查他。
 
　　同樣受到打擊的還有孫家兄弟。10月20日上午，浦東新區相關部門對外公布：“孫中界涉嫌非法營運行為，事實清楚，證據確鑿，適用法律正確，取證手段并無不當，不存在所謂的‘倒鉤’執法問題。”
 
　　孫家兄弟聞訊后，“我們當然都很氣憤，但想想也在意料之中，現在希望全社會都能看到我們。”
 
　　前一天，張軍和記者談話時，提起 9月8日元江路口的監控錄像。“閔行城市交通執法大隊劉大隊長在電視上說我招手拉客，如果調一下錄像，就能證明我不是。”那個路口，一幅大型世博廣告讓人印象深刻：城市，讓生活更美好。
 
　　10月20日，郝勁松通過電話查詢，確認19封郵政特快專遞,已寄到上海各區縣交通部門。按法律規定，各單位將在15個工作日內答復。

斷指后的孫中界到南匯區交通執法大隊討說話。攝影·單崇山

在執法過程中孫中界被撕壞的衣物。

孫中界所駕駛的金杯車。
      因為好心搭乘陌生人，司機孫中界不幸被“倒鉤”，為證明清白而自斷小指。一個多月前，張軍同樣因為好心搭乘“胃痛”的路人，車子被“鉤”走。鉤子現象再次浮出水面， 一時，關于“釣魚”行動非法、危及道德底線、危及政府公信力的聲討，再次風起云涌。上海，這個世博倒計時中的城市，在鉤子迷局中，正經受著一場關于執法文明形象的考驗。
 
　　南都周刊記者·謝海濤 單崇山 上海報道
 
　　“這是昧著良心說瞎話。”張蘭平對著攝像機鏡頭說。10月20日，上海浦東滬南公路9758號，原南匯區城市交通行政執法大隊外面，數十名自稱遭遇釣魚式執法的群眾在此討要說法。
 
　　張蘭平手里捏著一張報紙，上寫著浦東新區城市交通行政執法大隊副大隊長嚴良民的話：絕大多數都是有人來舉報后，執法人員再根據線索到現場偵查布控。發現有金錢交易了，我們才會上前抓人。
 
　　左手吊著繃帶的孫中界，對著CCTV的鏡頭，憤怒地說著什么。10月14日，因為好心搭乘陌生人，他不幸被“倒鉤”，為證明清白而自斷小指。
 
　　在孫中界怒討說法的同時，張軍還在外地出差。一個多月前，這位圣戈班集團中國磨料磨具公司市場經理，同樣因為好心搭乘“胃痛”的路人，車子被鉤走。
 
　　張軍和孫中界的不幸，使得職業、半職業舉報人劇增以來，鉤子現象再次浮出水面， 一時，關于“釣魚”行動非法、危及道德底線、危及政府公信力的聲討，再次風起云涌，其影響甚至超過了一年前奉賢的鉤子被殺案。在公眾輿論的壓力下，上海市政府第一次對類似事件表態。而隨著閔行和浦東兩區交通部門對“放倒鉤”的否認，這個世博倒計時中的城市，在鉤子迷局中，正經受著一場關于整體文明形象的考驗。
 
　　胃痛與天冷
 
　　“人家胃痛關你什么事！？”此句出自上海閔行區城市交通行政執法大隊的名句，目前已有私家車主將其貼在車上。這是張軍的內心之痛。
 
　　9月8日中午1點，張軍駕車從閔行華寧路往劍川路行駛,在元江路口等待紅燈時，路邊一人上來敲車門。這個30多歲的男人，表情痛苦，自稱胃痛，打不到出租車，請求帶他一段。由于順路，張軍經不住哀求，就讓他上了車。
 
　　男子坐上副駕駛位，手指像彈琴一樣，在膝上東敲西敲，不見了痛苦的表情。張軍注意到他的手指，皮黑，關節粗壯。他有點懷疑，男子是不是小偷。
 
　　車子開到北松公路右拐，至北松公路1358號，上海中馬皮件有限公司過去一點，男子要車停下，往后倒。急著上班的張軍有點不耐煩，一想到他就要下車了，也就把車倒了下。車子停下幾秒鐘，男子往外看，忽然轉過頭來，就拔鑰匙。這時，七八個人從皮件廠跑了出來，是交管部門的執法者，說張軍非法營運。
 
　　與張軍遭遇“胃痛”相比，一個多月后，18歲的小伙孫中界遭遇的是“天冷”。
 
　　10月14日晚上7點多，龐源建設機械工程公司司機孫中界，開著公司的金杯面包車，沿閘航路從閔行區駛向浦東航頭鎮。“到召泰路口時，一個男的沖到路中間攔車，我只好先停車。”孫中界說。“他說要去航頭，等了一個小時也沒公交車，也叫不到出租車，天很冷，問能不能捎他一段。”三天前剛到上海的孫中界還沒作答，對方就拉開車門坐上來。
 
　　孫中界聽說過“釣魚”抓黑車的事，還問了句：“兄弟，你是不是‘釣魚’的？”對方沒應答。在車上，兩人交流不多，對方問孫中界該給多少錢，“我7月才拿到的駕駛證，技術還不熟，只顧著開車，沒回答他。”孫中界說。
 
　　車子開到閘航公路288號附近，羅賓木業的廣告牌下，男子讓停下，“車停穩后，他左手把一張錢放在車前臺面上，跟著側身用拔車鑰匙，左腳也伸過來死死踩住剎車。”
 
　　緊接著一輛綠色商用車從金杯車右側沖出，斜停在車前，車上下來六七個人，把孫中界從車里拽出來，剛掏出準備報警的手機也被搶走。孫中界掙扎了兩下，就被反剪雙手押進了另一輛車。該車沿閘航路向東開了幾十米，拐入一條胡同，孫中界又被押上一輛埋伏在此的依維柯車，他發現車還上有另外一個也已經被釣的人，叫何亞雄。
 
　　在車上，幾名自稱執法者拿出寫著“上海市浦東新區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的調查處理通知書等，要孫中界簽名。孫看到有圖章敲著“該車無營運證，擅自從事出租汽車業務”的字樣后，拒絕簽字，并繼續要求報警。但對方拒絕歸還手機，禁止他下車。“一直呆到快九點，我要小便，但他們說不簽字就不讓下車。”孫中界說, 當時沒有人出示任何執法證明。
 
　　孫中界回到公司，向哥哥孫中記講述了事情經過。“你傻啊，不知道現在好事難做么？”孫中記只能這樣訓斥剛成年的小弟。孫中界回到住處，一腔憤懣無處發泄，他把左手放在案板上，右手舉菜刀砍向小指。“我只能這樣表清白了。”孫中界說。
 
　　他們的維權之路
 
　　9月9日，張軍的維權之路，是從向閔行區建交委交通科反映情況開始的。交通科的萬科長說，沒有雇社會人士誘騙車輛，“很可能是一部分有‘正義感’的社會人士配合執法”。5天后，閔行區交通行政執法大隊做出行政處罰決定，他被“強制性要求”放棄陳訴和申辯的權利，否則就無法取回車。當天下午，他無奈繳納了1萬元“罰款”，開回被扣押一周的福特車。
 
　　在現實空間維權受挫以后，張軍選擇了網絡。9月10日晚上，他在“愛卡汽車網”發帖：“善良的被騙”。第二天，該帖經韓寒博客轉載后，閱讀量迅速超過了20萬，上海媒介隨即跟蹤調查，輿論大嘩。
 
　　9月23日，在媒介的幫助下，張軍聯系上了北京法律學者郝勁松，這位“復式訴訟”理論的提出與倡導者，曾七次提起公益訴訟，狀告國家部委及壟斷集團，并介入陜西華南虎案件和楊佳案。
 
　　郝勁松接受了張軍代理訴訟的請求。在他看來，當前的中國，很多人都習慣了逆來順受，當權利被侵犯，當法律被踐踏時，他們保持沉默，而張軍保持了清晰的痛感，并堅決抗爭，他是一個合格的公民，一個堂堂站立的納稅人。
 
　　9月28日，郝勁松來到上海，和張軍一起向閔行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要求依法判決撤銷行政處罰決定，退還罰款。10月9日，該案立案。
 
　　而孫中界的維權之路，從14日深夜開始的。孫中記把弟弟送到醫院后，趕回公司所在的閔行區魯匯派出所，以汽車被搶為由報案，但被告知應該到事發地浦東新區報案，但浦東新區航頭派出所告訴他，那邊也是執法部門，直接過去交罰款就好了。
 
　　10月16日上午，孫家兄弟來到原南匯區城市交通行政執法大隊，在查看問訊筆錄后，孫中記認為對方在有意引導孫中界承認開黑車，拒絕簽字。
 
　　10月19日上午，他們再次來到執法大隊，意外遇到了十余位車主，其中丁德真、吳大鵬等人在幾個月前被扣車，已交過罰款，但都堅持認為自己是被“釣魚”，他們看到孫中界的新聞，自發趕來，希望也能討個說法。而車主高席賓、張蘭平等人則在最近被抓。
 
　　所有人都一臉憤怒，承包污水處理工程的浙江人鄒長根喊著“土匪”跳下出租車，他甚至帶來了十幾名工人以壯聲勢。10月14日晚，鄒長根開著一部江陵越野車在閘航路被鉤，“他沒掏出錢，外面人就圍上了，我車上還坐著三個工人，裝著生產工具，怎么可能是黑車，我的工人還被打傷了。”
 
　　與浦東受害者彼此取暖相比。張軍的遭遇被媒介披露后，也先后有10幾位受害者找上門，這些人中，有被倒鉤時老伴胃癌手術，車還是搶走者；有被暴打，兩審敗訴者；有被倒鉤后丟工作，夫妻不和的……他們的遭遇，讓張軍心酸。
 
　　鉤子之說的羅生門
 
　　10月19日，在孫中界在執法部門做筆錄時，浦東新區城市交通行政執法大隊副大隊長嚴良民接受采訪時表示，執法大隊不可能雇人當“鉤子”。此前，原南匯區城市交通行政執法大隊大隊長朱偉忠把當晚的執法行為，解釋為具有即時性特點，基本有車子行駛至檢查點，執法人員就上前予以詢問。
 
　　而在一些司機看來，該說法并不能服眾。做石材生意的江蘇人丁德真2009年3月18日被抓車，在其《行政處罰決定書》上，“視聽資料”被作為非法運營的證據，但丁德真咬定絕沒和搭車人談錢，并要求執法大隊出具證據。但至今還沒看到證據。而“視聽資料”作為證據出現，也使司機們斷定自己是被“釣”到的，“哪有熱心市民搭車還帶錄音筆的？”
 
　　而在一些市民看來，張軍、孫中界事件中，現場設伏地點之專業，抓捕配合之熟練，均非即時性執法所能解釋。
 
　　在張軍事件中，據記者現場調查，事發地北松公路1358號上海中馬皮件有限公司處，以及馬路對面，北松公路1501號上海華銀日用品有限公司，是有關部門經常抓車處，鉤車時，執法車多藏在它們的院子里。
 
　　在孫中界事件中，事發時，有車從羅賓橋上沖過來，而在閘航公路以東幾十米遠的一條胡同里，同樣埋伏著執法部門的另一輛車，堵住孫車前往航頭鎮的去路。
 
　　而何亞雄的經歷似乎也能說明玄妙，何亞雄當晚開車，行至先新路召泰路路口時，被一名年輕男子攔下，“他說要到航頭，那邊老板有急事。”何亞雄于是帶上了他。車拐上閘航路向東行駛至同一地點時，搭車人說到了，何亞雄減速靠邊，此時一輛車從羅賓大橋駛來，車上突然沖下七、八個人……
 
　　據事后何亞雄與孫中界對證，兩人被鉤的時間相差半小時，遇到的鉤子，都是“20多歲，短發向上翹，背著個黑包”，他們懷疑這是同一人。
 
　　而據航頭鎮多名司機介紹，孫、何被鉤處, 為執法部門多次設伏抓車處。今年7月21日，航頭鎮海橋村的桃農唐茂福從魯匯鎮送桃回來時，開到離“南匯人民歡迎你”招牌不遠處，看到一個帶著數個工具箱的人懇請搭車，那人一上車，就掏出手機，按了幾下，沒說話。車子開了不到三分鐘，經過羅賓木業的廣告牌時，前面的小胡同里，開出一輛金杯面包……開了30多年車的他，第一次因為好心撞上了鉤子，老婆哭了幾天，家里5000斤桃子，因為沒車運輸而爛掉。
 
　　4038的15次
 
　　附近居民、司機反映，執法部門一再否認的鉤車現象，在上海一些郊區已是公開的秘密。
 
　　在航頭鎮，一般黑車司機都被鉤過，海橋村人施培成以15次被鉤記錄，成為名人。他的QQ車號蘇AM4038，其最末幾個數字4038，甚至成為他的代號。
 
　　這個身患糖尿病而不便從事重活的農民，自2006年開黑車以來，欠債也達十幾萬。2007年他被鉤7次，其中一次，車子被關4個月，僅停車費就達6000多元。每一次被鉤，他幾天睡不著，他認為被鉤子盯上了，把不幸歸結為“太老實”與“命不好”。
 
　　有時，在路上，他也懷疑乘客是鉤子，但他知道逃不了，就老老實實就范。他為數不多的反抗是，今年4月晚上，在航南公路上，他拉了3個人，途中他們讓停車。他不停，結果被人掐住喉嚨，十分鐘后，執法車輛就趕來了。后來他喉嚨痛了三天。
 
　　而在南匯，甚至行政執法人員也會被鉤住。南匯區土管局的行政執法人員潘世恩，10日晚上7點，在南匯西樂路口紅燈處，一個背書包的小伙子，請求帶一程，直接上了車，問他什么話，也不大說。車子從人民西路開出兩三公里，到了“小二兆”，小伙子說到了。車停了下來，后面來了兩個穿制服的人。潘世恩以為是查酒駕的，就跟著上了執法隊的大車，在車上，他們把潘的行政執法證在手里拍拍：“跟我們差不多嘛。”潘世恩說：“我本身也是執法的，但從來沒有碰到過這樣執法的。”
 
　　黑龍江人吳大鵬，在附近菜場賣肉，2009年7月20日，他開著一面包車回家，被一名男子攔下，因為順路，就帶上了他，到橫橋路目的地時，搭車者說要給錢，“我就說你下車給我買包煙吧，他扔了100塊錢在車上，剛放下就從另一輛車上沖出一幫人，連拉帶踹把我摁住了，搭車那小子還在旁邊拿拳錘我。”
 
　　拉扯中，吳大鵬的金項鏈丟了一截。當時吳大鵬也想過請律師打官司，“聯系到一個，律師費要6000元，也要折騰兩個月，停車費一天就48元，還不如交罰款。”十天后，他交了一萬塊罰金，把車開回，“沒車做不了生意，損失更大，但這口氣咽不下啊，我在執法大隊門口守了兩天，堵攔車那小子，當時就想弄死他，后來我媳婦怕出事，把我在家里關了幾天。”
 
　　至于鉤子和執法部門的關系，《南都周刊》記者去年調查時，奉賢區一位前鉤子頭羅雄透露，是一種松散的關系。執法部門知道大多數鉤子的名字，對于骨干鉤子，則將其身份證復印件存檔。平時，鉤子頭通過電話管理他們。每當執法大隊有抓車任務時，先確定好地段，再由鉤子頭帶著鉤子，前去踩點，再和執法人員商定具體地點。
 
　　據羅雄透露：鉤子每鉤一輛車，500元獎勵中，大頭歸鉤子頭，出手的鉤子可分兩到三百。一個成熟的鉤子，月收入少則三五千，多則五六千；鉤子頭則可年入十幾萬。而執法部門，一輛車罰款1萬元。
 
　　由于被扣車輛甚多，浦東新區甚至出現了幫人“撈車”的行當。《南都周刊》記者聯系到一名據被扣司機說可以幫忙“撈車”的人，對方在詢問了記者的來意甚至籍貫后，表示自己和南匯區城市交通行政執法大隊某大隊長“關系很好的”，但要看過罰單才能談價錢。
 
　　郝勁松的特快專遞
 
　　10月18日，遠在北京的郝勁松將19封郵政特快專遞，寄往上海18個區縣的建設和交通委員會以及上海市交通行政執法總隊，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申請下列信息公開：
 
　　從2007年至今，共查獲“黑車”多少輛次？罰沒款金額多少？上交財政的金額多少？財政返還的金額有多少？上海市交通行政執法總隊每年下達的罰款指標是多少？有多少位“有正義感的社會人士”假扮乘客配合查“黑車”？對其相應的獎勵有多少人次？獎勵金額有多少？“乘客”在接收獎勵錢款后是否寫有收條并簽字？
 
　　郝勁松認為，“倒鉤”是“栽贓式執法”的典型表現，與行政執法的正當性不相符，必然導致政府權威及其公信力的喪失，危及社會道德、誠實信用及公序良俗。
 
　　而面對著官方一再否認鉤子的存在，以及過去若干類似訴訟的敗訴，張軍很是納悶。特別是，自10月中旬以后，張軍感到上海一些報紙的風向開始變了，他感到越來越大的壓力，甚至覺得，有人經過各種渠道調查他。
 
　　同樣受到打擊的還有孫家兄弟。10月20日上午，浦東新區相關部門對外公布：“孫中界涉嫌非法營運行為，事實清楚，證據確鑿，適用法律正確，取證手段并無不當，不存在所謂的‘倒鉤’執法問題。”
 
　　孫家兄弟聞訊后，“我們當然都很氣憤，但想想也在意料之中，現在希望全社會都能看到我們。”
 
　　前一天，張軍和記者談話時，提起 9月8日元江路口的監控錄像。“閔行城市交通執法大隊劉大隊長在電視上說我招手拉客，如果調一下錄像，就能證明我不是。”那個路口，一幅大型世博廣告讓人印象深刻：城市，讓生活更美好。
 
　　10月20日，郝勁松通過電話查詢，確認19封郵政特快專遞,已寄到上海各區縣交通部門。按法律規定，各單位將在15個工作日內答復。

　　為了斂財，上海交通管理部門不惜把自己變成綁匪一類的組織。而他們收買的線人，同樣為了斂財，不惜賣身投靠綁匪，為綁匪充當釣餌。這種荒唐的事情，如果不是實實在在地發生了，真難以相信會出現在21世紀的文明社會。而出現這樣事情的社會，其文明程度是應該大打折扣的。

　　荒唐的事情引起輿論一邊倒的強烈抨擊。這讓我對這個社會的文明程度還抱有希望。不過，輿論抨擊雖然猛烈，但核心的問題很少被揭示，結果，政府化身土匪的動力機制并沒有被真正觸動。以后，我們很可能會繼續遭遇身穿制服的綁匪。

　　大多數輿論批評都質疑“釣魚執法”的合法性，認為執法機關不應該采用這種欺詐性的手段執法。可是，“釣魚執法”本身并不應該被一概否定。

　　假設，某地頻發對單身行路婦女的強奸案。為了破案，勇敢的女警察化裝成單身行路婦女，在案發集中地經過，引誘罪犯作案，然后一舉擒獲。這種執法手段算不算“釣魚執法”呢？如果算的話，是不是也應該被否定呢？

　　或者，某官員涉嫌向敵國出賣國家機密。反間諜機關偽裝成敵國特務，和該官員接頭，故意向其購買情報。該官員欣然前往，持情報出售。待證據確鑿，反間諜機關人員一涌而出，將犯罪官員拿下。這算不算“釣魚執法”呢？

　　再比如，在公共汽車上巡行抓小偷的警察，發現某可疑盜竊團伙，于是進行跟蹤，但該團伙成員遲遲沒有出手作案。警察設法安排某人當眾露財，引誘小偷出手盜竊，然后警察人贓并獲。這算不算“釣魚執法”呢？

　　上述情況，應該說，都屬于“釣魚執法”。也就是說，執法機關故意采取某種手段，引誘某人實施犯罪，然后一舉擒獲。如果沒有執法機關的引誘，該犯罪人可能不會犯罪，至少不會犯被執法機關拿獲的那個特定罪行。

　　可是，上述“釣魚執法”中，執法機關的行為顯然都不應該受到指責。他們的偵查、執法行為是完全正當的，可以有效地維護社會安全和秩序。不能說犯罪者的犯罪行為是執法機關引誘出來的，也不能說犯罪者的權利受到了侵犯。

　　那么，為什么說上海交通執法部門對“黑車”實施“釣魚執法”就是非常邪惡、狀類綁匪的行徑呢？

　　這要從法律對違法犯罪行為的兩個認定原則說起。

　　法律認定某行為屬于違法或者犯罪，有兩個原則：（一）本身原則；（二）理性原則。

　　本身原則適用于行為本身只要實施，就屬于違法犯罪的情況，比如闖紅燈、盜竊他人財物、出賣國家機密情報，等等。這些行為，只要發生了，就是違法犯罪，就應該受到制裁甚至打擊。

　　對這些行為，犯罪者沒有理由以執法機關使用“釣魚執法”來為自己開脫。不管別人怎么引誘，人們都不應該做這些事，做了就是違法甚至犯罪。在這種情況下，“釣魚執法”是完全可以和應當使用的。這種方法可以有效地把人群中潛在的犯罪分子找出來。

　　另一種情況，判斷某行為是否違法犯罪，不僅取決于行為人是否做了，還要看其行為的原因、動機和后果。這就是理性原則。比如，建筑施工制造噪聲，這種行為本身并不是違法行為。如果工地在荒郊野嶺，大可以毫無顧忌地制造噪聲。但如果工地不巧位于居民區，噪聲嚴重擾民，居民提出抗議，那么施工就屬于違法行為，施工方就要對周圍居民做出補償。

　　再比如，使用他人知識產權產品，如果僅僅用于教學研究，可能就不屬于侵權，但如果用于商業性場所，就會構成侵權。

　　按照本身原則執法，好處是執法簡便，成本低，但本身原則只能適用那些毫無疑問屬于違法犯罪的行為。如果某種行為僅僅在某些條件下才屬于違法犯罪，就不能籠統地適用本身原則，而必須用理性原則進行逐一判斷。

　　“釣魚執法”設法誘使他人實施某種行為，然后加以制裁。這種執法方式應該只適用于符合“本身原則”的違法犯罪行為。也就是說，司法當局應該有明確的根據，確定這種行為只要實施，就會造成對他人合法利益的侵犯。

　　但如果一種行為并不必然侵犯他人的合法利益，而只是在某些條件下才構成違法犯罪，這時，“釣魚執法”是絕不可以使用的！如果使用，“釣魚執法”將把守法公民變成執法者定義的違法者。然后，執法機關再對其進行制裁或者打擊。這種情況下，執法機關無異于心懷叵測的綁匪，是在公然與人民為敵。

　　可見，問題的關鍵是，“黑車”應該適用本身原則還是理性原則？無疑，“黑車”應該適用理性原則。車主開車，自愿允許其他人搭乘，無論是否收費，我看不出這種行為何罪之有。如果采用本身原則，僅僅因為當事人做了這件事——讓陌生人上車搭乘，就可以認定其違法犯罪，是完全沒有道理的！搭乘行為沒有損害其他公民的合法權利。相反，這種行為是有利于其他公民和整個社會的。

　　當然，有的城市有一些管制規定，比如限定出租車的營運資格，實行有限數量的牌照管理。“黑車”似乎違反了這些管制規定。但是，這些規定本身就有很多爭議。主張自由市場原則的人——比如我，是堅決反對此類管制規定的。

　　且讓我退一萬步說，即使這些規定是可以接受的，其立法本意也是僅僅限于“非法運營”的車輛，而不能適用于所有讓陌生人搭車的情況。上海或者中國其他地方，應該并沒有什么法律禁止人們搭車吧？

　　上海“釣魚執法”的邪惡正是因此而生。他們設法混淆這兩種情況，采用可恥的手段，把這兩種情況都歸入管制范圍，然后通過罰款謀取暴利。貪婪使得他們越來越過分，以至于把人們出于良善動機，幫助他人的行為也歸入違法行為，進行制裁。上海政府也就因此達到了反道德、反社會的高度。對這種高度，吾輩只能高山仰止、望而興嘆。

　　那么，應該如何鏟除這種邪惡呢？具體的辦法這里不能詳細討論，但基本的原則并不復雜。那就是，把屬于本身原則的行為歸入公法領域，列為公訴案件，交由執法機關直接偵查處理。而把屬于理性原則的行為，歸入私法領域，只是在當事人感到蒙受侵害，并提起訴訟的條件下，法庭或其他仲裁機構才來判斷某種行為是否違法犯罪。換句話說，民不告，官不究。對這種行為，司法機關或者政府不能不請自到，無事生非，更不能搞什么“釣魚執法”！

　　如果政府對適用本身原則的違法犯罪行為制止不力，那必將使社會秩序混亂，導致公眾利益受損。那是政府沒有盡到應盡職責。

　　同時，如果對適用理性原則的行為，政府主動出擊，甚至“釣魚執法”，那就是政府的手伸得太長，伸到公民的私人領域之中。這必將導致許多本來合情合理的行為被扼殺。社會會失去許多探索、創新的空間。這種創新既包括技術創新，也包括制度創新。

　　回到黑車的問題。上策的解決辦法是徹底廢除出租車管制條例，這自然就從根本上杜絕了“釣魚執法”的可能。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么，也應該將其歸入私法領域，奉行不告不理原則。我們倒要看看，黑車具體侵犯了誰的什么合法利益？是怎樣侵犯的？如果長期無人去告，那么，管制條例自然也就應當在適當的機會廢除了。

　　將本應由私法處置的行為交由公法處置，自然會縱容執法人員的貪欲，讓他們主動出擊，竭力把人們并非違法犯罪的行為定義為違法犯罪，并從中尋找牟利的機會。這種局面的惡劣后果已經受到了廣泛批評。我希望，人們能進一步認識到這種惡劣局面的根源，并致力于從根本上鏟除邪惡。

　　注：關于“本身原則”“理性原則”，來自薛兆豐著《商業無邊界》第三章。法律出版社，2008年。

       羅丹最著名的作品《青銅時代》將來到上海！上海世博會期間，參觀者將在法國館內看到來自奧塞美術館的包括羅丹作品在內的七件藝術珍品。據介紹，這批奧塞美 術館珍藏從未同時在法國境外展出，而且它們會在上海的法國館內展覽長達6個月，這也是史無前例的。由于其價值過于珍貴，考慮到安全因素，將分乘七個航班前 往上海。

       在上海世博會法國館的設計和布展過程中，法國人緊緊抓住一個關鍵詞——“感性”，一切工作都圍繞它展開。法國館就是時刻關注人的不同感官的“感性城市”。 法國設計師認為，人們總是用自己的感官來體驗一個建筑，任何獨到的設計和展示都必須回歸到對人的嗅覺、味覺、視覺、觸覺、聽覺的充分關注和調動上來。而前 來參展的七件藝術珍品正是響應著“五感”這一主題。這七件珍品分別是法國畫家米勒的《晚鐘》、馬奈的《陽臺》、凡·高的《阿爾的舞廳》、塞尚的《咖啡壺邊 的婦女》、博納爾的《包間》、高更的《餐點（又名香蕉）》以及羅丹的雕塑作品《青銅時代》。為了讓上海觀眾更好地理解這些作品，日內瓦高等藝術學校的 Pierre Estable先生帶來了他的讀解。

《周末畫報》× Pierre Estable

Q：在法國國內，人們怎么看待這次選送的七件藝術品？
A：實際上，在法國有許多藝術家主張，我們應該送來一些更近期的作品參展，而不是一些19世紀的作品。這方面的爭論在法國也非常常見，人們經常對文化、藝術方面的話題發表不同意見。而這種爭論時常涉及法國的政治。要知道法國人如果不這么做的話，法國就不是現在的法國了。

Q：對于這些名作，中國觀眾已經從書本中了解了一些，您的講座重點除了介紹作品本身之外，還會涉及什么？
A： 首先，我想感謝上海舉辦這次世博會，有這個機會讓法國名作來中國展出。同時我還感謝奧塞博物館，將這些作品借給上海進行展出。另外，我還要向我介紹的這幾 位藝術家表示敬意，他們生活的時代跟我們完全不一樣，他們在世時完全不受觀眾的欣賞和承認。我演講的重點就在于這些藝術家和他們那個時代以及那個時代的藝 術氛圍之間的關系。

Q：法國館的主題是圍繞著人的五種官能展開的，能否介紹一下“五感”這個概念？
A： 實際上，亞里士多德的作品第一次在西方哲學史中提出將人類的五種官能分開，那就是嗅覺、聽覺、視覺、觸覺和味覺。除了這五種感官之外，亞里士多德還提出了 第六個感官，這與我們今天說的第六感有一點不一樣。他所謂的第六種感官是人的靈魂、人的內在和外在世界的一種聯系。在西方哲學史上，五種官能的區分成為了 常見的概念。這個哲學概念，在18世紀的法國又興起，主要是因為當時出現了一種感覺主義。感覺主義和當時一些其他哲學思潮一起，為法國大革命做了準備工 作。

Q：即將來展出的這些藝術作品，如何和法國館的主題“五感”聯系在一起？比如博納爾的作品《包間》，這幅畫很容易讓人把它與聽覺聯系起來。
A： 這幅畫展現的主要是19世紀末，巴黎的大資本家非常舒適的生活。它的題目《包間》指的就是話劇場里獨立的小包間，在那里，富裕的人們可以單獨而舒適地觀看 話劇。在這幅畫的布局上有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就是站著的那個人，他的頭被切了一半，這完全不符合當時的傳統繪畫習慣。博納爾非常喜歡攝影，因此把頭切一 半的做法很有可能是從攝影中獲取的靈感。這幅畫比較有趣的地方就是我們很難知道話劇的舞臺到底在哪里。之所以這么創作是為了強調博納爾一家去看戲的時候， 實質上他們自己也猶如在做戲。

Q：我們很高興能見到米勒的真跡《晚鐘》，這些過往只能在美術史中看到的作品，有一天會真的來到我們面前。
A：《晚鐘》這幅畫和我們所提到的“五感”有緊密的聯系，當時天主教在歐洲農村的生活就是圍繞教堂的鐘聲和教堂的祈禱來進行的。整幅畫給人一種非常安靜的氛圍，看的時候會不禁想象從遠處教堂鐘樓傳出的鐘聲。

Q：如何評價您自己對這些名作的讀解？
A： 博納爾曾經說過：“那些博物館里的畫作聽到的蠢話是最多的。”希望我沒有說太多的蠢話。我在講座中介紹的馬奈是個狂熱的共和派，他非常熱愛繪畫，非常熱愛 女性。他非常著名的一點是他對于朋友和藹可親，但是在挑戰陳腐的社會秩序上也是最不留情的一個人。要指出的是，面對我們這個時代的一些因循守舊的習慣，我 在演講的時候也很難從這兩種風格中選取一個，是用謹慎諷刺好呢，還是用馬奈那種非常激昂的戰斗精神？我所強調的是，這些作品在當時引起的爭議非常大，這些 畫家當時無一例外受到公眾的鄙視。當時社會的傳統價值和這些藝術家的美學觀存在一種緊張的沖突。今天這些畫的價格昂貴到可笑的地步，另外還有一些人會把這 些畫當做炫耀的工具。這些畫家唯一的“缺點”就是思想比他們那個時代先進了50年。

Q：除了聽您的講座，上海的觀眾在進入法國館面對這些名作之前要做哪些知識準備？
A： 為了準備這次的講座，一是靠自己頻繁的記憶，二是網上的百科全書，另外最重要就是奧塞博物館的網站，所以大家在去法國館參觀之前，可以去這些網站看看。同 時，我也去看了一些關于上海2010世博會的介紹資料，我建議大家如果要多了解法國的話，還是多看看法國的原著，例如伏爾泰的書等，而不是看類似搞市場營 銷的人寫出來的沒有什么價值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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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樣本的姿態

無保護的主義

我啥也不說了

祿萊3.5T/上海GP3

國慶去了蘇博

入館的隊伍排很長

魚貫而入之后

個個目露兇光人手一臺數碼狂轟亂炸縱橫交錯

我敗下陣來

泱泱東方

只剩下一片虛構的小山水

在模糊的某處陳列供人瞻仰

如此而已…

另：10月6日我上午在蘇博，好友noname下午也往，雖未碰面，卻拍了一枚略同的照片，甚為巧合，以記之。

祿萊3.5T/上海GP3/自沖黑白第三卷

最近哈爾濱出租行業爆出天價“黑市”，一輛車被炒到40萬，當然毫無疑問其中大部分是用于支付“運營牌照”的價格。令人不解的是，哈爾濱市政府拍賣出來的牌照不超過4萬元，怎么到了開車的人手里，價格就暴漲這么多？這主要是因為政府拍牌照的時候，通常先賣給了公司，通常政府又插了一腳在這些公司。所以私人直接拍到的可能只占牌照總數的10%不到。而掌握營運牌照和車輛的出租車公司，就利用手中的資源將經營權以每臺車每個8年經營周期6.8萬元左右的價格賣給中間人，中間人加價后以10萬元、11萬元左右的價格賣給倒車者，倒車者再把車帶手續發包給最后的承租人。中間層層轉賣分包，導致了價格飆升。

事實上，這并非哈爾濱“特產”，上海也是如此。當然有人可能會疑惑，這么多人買來買去，不是表示市場活躍競爭充分有效么？表面上如此，實際上不然。這就跟黃牛一樣，實際上不是人人可以做黃牛，黃牛往往除了其商業嗅覺敏銳外，還需要有關系，包括得到相關的消息以及接觸到相關的人。當然，最重要的是，這個行當是一個供給稀缺的市場，不管是數量有限的張學友演唱會門票、浦東八佰伴商場數量既定的兌換券、還是總量控制的出租車牌照，莫不如此。

數量有限，很多人要，就會發展出中間環節來配合供給和需求這兩頭。與張學友演唱會門票和八佰伴兌換券市場不同的是，出租車牌照是政府控制供應，而前兩者是市場自己調節。政府控制供應的結果就是造成行政性壟斷，并且形成巨大的租值。而政府官員如果直接向個人索要好處將牌照賣給他的話，就會面臨法律上的風險。因此在這個環節引入了形式上的拍賣，但問題是得到大批牌照的卻是政府參股的公司，這就很難說是在拍賣環節做到了真正的市場化。

而出租車公司因為種種原因得到了極為稀缺的牌照資源之后，就對承租司機收一個高價“份子錢”。盡管市場上有眾多的承租人看起來構成充分競爭市場，但因為源頭的扭曲未得到糾正，使得承租人實際上陷于窮困的境地。以上海為例，2008年，扣除油料、維護費用后，一輛兩個司機的出租車每人的月純收入約為3000元，油料費約為6000元，上繳公司的“份子錢”卻達到約10500元。而上海人均收入約每月2900-3000元。一個“的哥”如果要獲得平均收入，一天卻需要工作10-12個小時，還不能發生任何事故，其本質就是“的哥”收入低于人均水準。

當然不管怎么樣，乘客支付一定的報酬后，至于在出租車公司與中間人和承租司機之間如何分配，其實已經與乘客無關。但細究起來并非如此，如果承租司機要花更長的工作時間才能獲得所謂的平均工資，，那么其長時間工作就為交通安全埋下了隱患，這卻是與乘客息息相關的。另外一個問題是，政府管制牌照數量，影響了出租車的供給，也使得乘客不能享受大規模的公共交通服務，這同樣對乘客不利。

上海從1996年以來對市內出租車實行總量控制以來，一直維持4萬量沒有增加。但上海常駐人口的數量已經從當時的1368萬增加到1888萬，還有數量巨大的流動人口。盡管公交和地鐵數量也相應增長，但出租車依舊要承擔20%左右的運量，而人多車少的矛盾立即凸顯。這當然也造成了私車增加道路擁堵等交通問題。2010年上海又將迎來世博會，出租車牌照如果不增加的話，運力可能會遭受嚴重考驗。

事實上，不管是出于改善公共交通狀況、還是提高司機的收入、或者是增加乘客的安全的考慮，一方面需要增加牌照總量，并鼓勵私人競拍；另外一方面應該取消目前出租公司的“份子錢”，允許牌照自由轉讓，但可以對牌照轉讓征稅，稅率隨轉讓次數遞增，所得稅款設立諸如“司機基金”或“出租行業平準基金”，用于支持行業的整體發展。這樣一方面可以提高效率，同時有助于公平，緩解出現目前公司與司機之間的分配過分懸殊問題。

© 文責自負…

昨天，我們得知上海更換5000塊路牌總共耗費兩億元人民幣，這個數據是根據上海《新聞晚報》的報道得來。可以想到，相關部門和找到了《新聞晚報》說，你看，你們的報道，給黨和政府的工作帶來了麻煩，你們必須亡羊補牢，于是，《新聞晚報》今天刊登了文章進行了解釋：這5000塊指路牌只是一小部分，其實只占有所有更換量的五分之一。也就是總體要更換25000塊各種路牌。所以，就用2億除以5000來計算出40000一張路牌，“太過于草率”。

在《南方都市報》上，公路管理處說，這是一個龐大而復雜的工程。

那好吧，首先，這5000也是你們說的不是我意淫出來的，就算你說錯了吧，是你把2留給了自己。那就更換25000塊路牌。25000塊路牌是個什么概念呢，25000就是250了100次，是一個大數字。據悉，上海的高速公路總里程是600公里左右，這25000塊牌子中，假設有1000塊做了高速公路附近公路引路牌的更換，那么還有24000塊是用在了高速公路上，于是，我們再做一下除法（學會做除法很重要），我們發現，上海的高速公路每公里需要更換的路牌是40塊，也就是說，你在上海的高速公路上開車，每開25米，你就能看到一塊牌子，假設你的速度是120公里每小時，也就是說，你每秒鐘行進了33.333333333米，這代表著，你在上海的高速公路上開車，兩秒鐘內你差不多能看見三塊路牌或指示牌。

太狠了，如果我開的足夠快，上海市公路管理處在路牌上畫點圖，我就能看動畫片了。

假設我們公路公里不止600公里，用在高速上的各種牌子也沒有那么多快，兩邊都朝相關部門的有利方向放寬尺度，那我們一秒種也能看見一塊牌子，晚上這些牌子還都反正光，一分鐘你看六十張牌，請問上海的駕駛員們，你們開在高速公路上的時候，有過這么夢幻到暈菜的時刻嗎？

所以，我認為，相關部門的解釋未免太過于草率了，你撒謊好歹也要撒在人體工程學以內啊，你這是換路牌，你當貼瓷磚啊。

我們再退一步，假設他的確大大小小是改動了25000塊牌子，連相關部門領導自己家的門牌都改了，花費兩億，那每塊牌子的平均價格也達到了8000元。8000塊一塊牌子，這個工程我很愿意承包。

所以，這兩億里有沒有貓膩，其實很簡單，公路管理處把賬目公開了就行了嘛，包括你把這個工程承包給誰了，那事情就好說了嘛。你心中無鬼，我們又過于草率，那為何不給自己一個清白呢？

當然，相關部門的說辭永遠是很多的，他會說，我們給司機印發了免費的地圖，印了一億份，這錢就花完了。這下就死結了因為你無法查證了。因為出版社和印刷廠隱瞞印數是我們國家文化產業的一個特色。

最大問題正是反映出我們國家愛折騰的特點，中國的道路交通中，我聽到的最多抱怨就是路況差，亂收費，道路管理混亂，設計不合理，施工質量差等等，很少聽到有人反應說路牌不規范。比如上海的高速公路，其實大家已經很熟悉，原先的A4，是莘奉金高速，就是從莘莊到奉賢到金山的高速公路，一目了然，現在變成了沈海高速，就是沈陽到海口的高速，公路管理處的專家解釋說，這樣“方便駕駛員認準編號，一路到底”。

你們覺得駕駛員同志都是有毛病的嗎？你沒事上高速公路就一路到底？是為了方便那些本來開到松江的同志開到松花江嗎？這樣的理由是非常可笑的，你索性就說，國家在下很大的一盤棋，觀棋不語。那就可以了。但是，換一下高速公路路網的路牌，這個國家就花費了幾十億上百億，那這個國家花錢是不是也太草率了？我們的教育，福利，扶貧為何又要常常哭窮呢？以前換下來的那些路牌怎么處理呢？萬一又要換一次呢？換路牌是眼前的燃眉之急迫切需要解決嗎？

另外，原本我家門口有一條國道，叫G320，本來G就是國道的標志，現在高速公路也是G打頭了，那如何從地圖上區分國道和高速呢？

再另外，相關部門說，他們用兩年的時間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和廣泛征詢意見，我周圍的朋友很多開車，包括所有的汽車論壇上，從來沒有看見過有人是被征詢意見的。我認為，征詢了老婆情人二奶的意見不能算是廣泛征詢意見。相信這只是相關部門自己決定以后的隨口一說，就像那100個250一樣，都是他們的慣性謊言。

其實，我認為，高速公路的標示用中文也挺好，高1高2高3，國道就叫大1大2大3，省道就叫初1初2初3，終點都是天安門，廣場上豎一個大路牌，畢業。然后索性多花點錢，把所有的路牌都換成電子大屏幕，可謂一勞永逸，從國庫的角度來說，其實是節省的，你不光可以按照心情隨時更換路牌路名，也可以經常進行一些政策的宣傳，放一些領導的頭像或者通緝犯的頭像，總之，電子大屏幕是很方便操作的，也正符合我們政府隨性灑脫的決策風格。

為了和國際接軌，在幾年前和國際接軌過一次的上海又改高速公路名稱了。在幾年前的幾年前，大家都知道滬杭高速，也許是某個領導出國考察了一次，覺得純中文不洋氣，也許某個外國人投訴他們看不懂，也許是某個大領導御駕親征從杭州去上海的路上一時心血來潮，以他的座駕A8御賜了一個路名，總之，這條高速公路以后就叫A8了，但是的決心很大，非常的徹底，大大的路牌只剩下A1,A2,A3,A4,A5,A6,A7,A8,一直到A30，連哪里到哪里都沒有人知道，整個上海就是一個奧迪的展廳。

就像一個人突然上前踹你一腳你可能記不住他的名字，但是如果它天天踹你你就記住了他一樣，經過了多年的強記，愚民們剛剛記住，但是還是習慣要加上后綴，A8滬杭高速，A9滬青平高速，A20外環線……

事情按理來說已經過去了，但是，北京突然執行了每周一個尾數限行，中國的交通部門就像教育部門一樣，最喜歡考驗大家的記憶力。我認為，這是一種政策的平衡，也就是說，北京人民每天要換算自己的車能不能出門，經常腦子抽經，上海人民沒有道理不受這個苦，但因為上海人民已經繳納了牌照保護費，也不能不讓人家上路，所以，新招出來了，在腦力上折磨你，原來的A8,A5都改成了G2,G啥來著，而且連后綴也索性改了，比如原來的A9滬青平變成了G50滬瑜高速，A30更是變成了G1501，A4莘奉金高速變成了G15沈海高速。

這個世界突然都變了，以前去我家，是A8轉A5轉A30，現在是G2轉G15轉G1501，你很難相信自己還是生活在昨天的那顆星球上……好比看國慶慶典的時候，我們好不容易看圖說話認清楚了誰是誰，但是中秋慶典，突然宣布中央領導人名字全部都換了，但是人還是同一個，大家一時當然難以接受。

說實話，現在的標示也沒有太不合理的地方，也號稱是國家規范了，但問題不是合理不合理，比如我們的電話號碼也很合理，但定期系統強制給你自動換一次號碼，那就是不合理，哪怕是給你換了一個不帶4的號碼。因為這么一來，早先的那一次換路名算什么呢。如果說上一次是市政府行為，這一次是中央行為，那麻煩領導們以后還是要溝通好，因為我們既不能和市政府溝通，也不能和中央溝通，但是市政府和中央是可以經常勾結的——不好意思——溝通的。

以上這些其實都不重要，也就是殺死一點腦細胞，多走幾次冤枉路，但是從新聞晚報上，我們注意到，這次路牌的更換行動需要花費2億元人民幣，總計更換5000塊路牌。兩億當然是個大數字，市政府認為，兩億不過是阿拉兩套好一點的房子的價格。兩億在我們眼里是錢，在仆人眼里基本就不是錢。這點錢，多倒鉤倒鉤，不就有了嘛。閔行不就光榮宣稱，整治黑車短時間就整治出5000萬的罰款嘛，加大整治力度不就有了嘛。

但是這個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除一下，也就說，每塊路牌的費用是4萬。

一塊鐵皮四萬塊，耳熟嗎？是的，和你車上的那一塊的價格是一樣的。這說明了多年了，上海的車主其實是冤枉了上海市政府，你以為這是敲詐嗎？不是的，這四萬其實是原材料的費用。要不他們自己給自己的鐵皮怎么也得收自己這么多錢呢？當然，還有一個可能性是中央撥款，讓上海報價，上海說，我們這里的鐵皮，無論大小，均價四萬。除非你都把高速公路改成C15,C2什么的，C打頭的牌照阿拉不收錢的。

經過了這次2億的改造，我建議我們的世博會口號改成——最貴的地皮，最貴的鐵皮。

截止發稿時，距2010上海世博會開幕還有205天。

想想幾乎所有的北京奧運會比賽都是坐在電視機前看的，估計上海世博會很多人還會經歷如此命運，不知你不是不也和我們一樣有一絲惆悵，但其實也無妨，本次專題至少可以為你奉上先睹為快，精神上的愉悅——相當美好！

有滋有味讀完了趙致真老師兩篇長文章，興致不由大發。《世博會的科學傳奇——汽車神話》讓我們知曉，在福特T型車風靡世界之前，原來還有這樣和那樣巧妙但卻未被沿用下來的“概念機”、“試驗機”。據線人消息，本屆世博會上中國上汽集團和美國通用公司聯合建造的“奠基未來”館將向預計7000萬觀眾展示最新的汽車工業研發成果，可回望一下1851年的倫敦世博會交通館，與火車比肩而立向世人展示的是各式各樣的馬車（據說那時“美國紐約每天清除馬尸40具，馬糞130萬磅”），汽車在那時幾乎是個幻想般的概念，而今卻早已遁入千家萬戶，變得稀松平常。另一篇《世博中的科學傳奇——凝固的樂章》，則將與世博有關的各大建筑梳理了一番——從水晶宮到自由女神像，從“原子塔”到“摩天針”，回顧這一個個夢幻般的構想如何實現的過程，從而帶出它們背后的時代特質和社會文化價值取向。

【世博會的科學傳奇】之汽車神話（上）

【世博會的科學傳奇】之汽車神話（下）

【世博會的科學傳奇】之凝固的樂章（上）

【世博會的科學傳奇】之凝固的樂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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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國家福利體系缺失

《古典自由主義》讀書筆記（一）

　　在許多不了解歷史和現實的人看來，福利體制就是國家強制下的福利。這種體制的要點是：國家從公眾那里強制征收費用，不繳不行，然后，國家聲稱，將把這筆錢用于為所有公民提供基本或者更高的保障，并救濟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如果你反對這種強制的福利體系，頭腦簡單的人就會以為，你是在主張，即使必敗無疑，窮人或其他弱勢群體也應該被拋入殘酷的“市場競爭”中去。他們認為，窮人將因此失去最后的依托，生活慘不忍睹。

　　他們當然很不理解怎么會有人抱有如此殘忍的主張，居然要反對福利。你告訴他，福利將扼殺人們工作的積極性，導致社會總產出的減少，因此損害所有人的利益。這種解釋對他們是無用的。他們會說，減少一些產出也沒什么，重要的是，不能讓窮人無依無靠。

　　或許，另一種解釋可以說服他們當中那些尚存部分理解力的人，那就是，如果沒有國家強制的福利，民間的福利只能發展得更好，為社會提供更加全面和細致的保障。在一個民間慈善機構發達的社會中，弱勢群特將得到更好的照顧，他們的生活和自尊將比國家福利下的社會好得多。同時，如果沒有政府的刻意壓制、破壞和阻撓，沒有官辦慈善的擠壓，民間慈善事業將非常發達。公眾的善心遠比一般認為的大得多、可靠得多。

　　為此，我將各舉美國和中國的一個例子，這兩個例子都是真實的歷史事實。

　　首先是美國的一段史實。

　　1960年代，美國致力于“偉大社會”計劃。這個計劃想要建立全面的國家福利體系。中國的許多國家主義者很向往這種類似的計劃。還有一些貌似自由主義者，實際上卻是國家主義者的人，打著問責政府的旗號——當然是責問政府為什么不剝奪更多、做得更多，也在孜孜不倦地推動中國走上“偉大社會”的道路。

　　我建議這些忙著幫助國家膨脹的人，抽時間看看美國“偉大計劃”前后民間慈善事業的變化。這種變化是耐人尋味的。

　　1940年到1964年，美國人收入中用于慈善事業的比例一直在上升。這個時期是美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人們變富裕了，更愿意拿出錢來幫助他人了。

　　但是突然，在1964-1965年，這個持續上升的趨勢逆轉了。這時，經濟發展并沒有停止，仍然在高速增長中——美國經濟增長的放緩和停滯要到1973年才出現，人們的收入在增加，但人們拿錢幫助他人的意愿卻削弱了。

　　然后，到了1981年，美國經濟處在衰退期中，人們的收入停止增加，甚至減少了。但奇怪的是，趨勢卻發生了轉向，這次是有利于慈善的轉向。美國人捐助慈善占收入的比例轉為上升，并且是直線上升。在經濟衰退的情況下，美國人卻更愿意拿錢出來幫助他人了。

　　這是怎么回事？經濟衰退中收入減少的美國人，反倒比1964年經濟增長中的美國人更加慷慨，更加富有愛心。這是為什么呢？

　　看看美國政府的行為，答案就非常清楚了。

　　1964-1965年，正是林登·約翰遜總統開始“偉大社會”計劃的年頭。約翰遜總統宣稱：聯邦政府要發動一場對貧窮的戰爭。面對雄心勃勃的政府計劃，人們自然會想到，既然政府已經接管了幫助窮人這件事，自己就不需要再做什么了。

　　而到了1981年，新上臺的里根總統宣稱，要大幅度削減政府開支。看到政府收緊了錢包，人們就意識到，政府可能沒有那么多錢去幫助窮人了。如果政府不打算幫助窮人了，那他們就只好挺身而出，自己來幫助窮人了。

　　政府的官方福利計劃就是這樣壓制民間的慈善和互助的。而官方福利的后退和收縮，也就是這樣鼓勵和刺激民間慈善事業的。

　　那么，民間慈善事業有那么大的能力嗎？如果國家福利缺失，民間慈善能夠頂上來管用嗎？民間的慈善不是弱小和不穩定嗎？幾個好心人的捐助能夠解決社會保障問題嗎？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可以看看1930年前后的中國上海。

　　一個廣為流傳的說法是：中國是沒有宗教的民族，中國人沒有終極關懷，只關心現世，因此也就不愿意拿出財富去幫助他人。中國人的慈善心是很薄弱的。

　　真的是這樣嗎？看看歷史罷。

　　清朝末年以來，上海就有著發達的民間慈善機構。太平天國的混亂以后，上海一時間“善堂林立”。民間慈善機構從事許多善舉：施舍棺材、施舍衣食、免費診病發藥、收埋死尸、補貼寡婦和孤老、收養棄嬰，等等。

　　到了1930年，民間慈善團體舉辦的至善事業的規模已經“足以支持上海的城市發展”。民間慈善團體的資金來源主要有：慈善團體自有房產的租金收入、商人和其他市民的捐贈、慈善團體自身某些經營活動的收入。另外，政府也給民間慈善團體一些撥款——注意，政府給民間慈善團體撥款，其效果要遠遠好于政府自辦慈善團體。

　　這時，上海民間慈善機構的財政規模有多大呢？他們能有多少錢呢？

　　一項嚴肅的統計研究得出的結果是驚人的。1930年前后，上海以華人為對象的民間慈善事業的財政規模可能超過了300萬元。

　　這個數字今天聽起來似乎并不多。為了理解這個數字的意義，我們來看看同期上海市政府的支出。1930年，上海市政府的財政支出是708萬余元，也就是說，民間慈善事業可支配的資金超過政府財政支出的40%！這是不是有些驚人呢？

　　2008年，北京市的財政支出是1786.4億元，上海是2645.5億元。這兩個數字的40%分別是715億元和1058億元。想想看，如果北京和上海現在每年能有這么多錢用于慈善事業，窮人和弱勢群體的生活還會有什么問題嗎？

　　現在官辦的福利顯然不可能有這么大的財政規模。貌似強大的國家福利，能夠給社會帶來的保障，相比民間的慈善機構，其實要薄弱得多。鼓吹國家福利的人，其實是在鼓吹一種更加不可靠、弱勢群體的處境更加糟糕的福利安排。如果再考慮到國家強制福利對生產的破壞，簡直可以說，鼓吹國家福利的人，是在故意和窮人過不去。

　　那么，當年上海的民間慈善到底效果如何呢？不必羅列繁瑣的數字，僅舉目前眾議沸騰的醫療為例。在1930年的社會發展水平下，各種上海民間慈善機構當時能夠為窮人每年提供免費診療六七十萬次，并發放藥物。當時上海人口一共有三百萬。也就是說，民國時期的上海，窮人患了病是有很大的機會得到診治，并得到一些基本藥物的。

　　我們今天的官辦醫療保障能達到這種水平嗎？

　　分析當時上海市政府支出的方向，會得出更有意義的結論。當時，上海市政府支出的大部分用于維持治安、教育和城市建設，其他公益開支很少。也就是說，政府承擔了維持治安和城市建設工作，社會福利基本由民間來操作，教育和衛生領域則由雙方共同參與。

　　我以為，這種分工的局面遠比今天政府包攬一切，或者試圖包攬一切的局面好得多。而民間慈善也果然不負眾望，募集到了今天難以想象的巨額資金。社會的保障水平是很高的。

　　關于當時民間慈善機構的正面作用，還可以有許多話可說。不過，上面列舉的事實，應該已經可以證明，中國人的慈善心是很強的，普通的中國商人和市民，遠比政府善良、能干和可靠得多。

　　如果想要有一個保障水平高，弱勢群體能得到最大限度救助的社會，我們到底應該致力于建設哪種福利體系？有兩個選擇：一、基于自愿和道德的、高效的民間慈善；二、基于強制和冷漠的、低效浪費的官方福利。應該選擇哪一個，還用多說嗎？

以前只知道陸谷孫老師是一位了不起的學者，主編過史上最牛逼的英漢詞典（英漢大詞典，上海譯文），今天才發現他老人家還是個猛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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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谷孫：《建國大業》罔顧歷史之處
http://view.news.qq.com/a/20090924/000006.htm
陸谷孫 復旦大學外國語言文學學院教授

影片《建國大業》拉了一百七十多位明星參演，其中不少都是已經入了外國籍的非中國公民。明星的招徠作用不容小覷，于是電影公映后票房收入飆升，導演自稱可逾五個億。人們在這兒看到了“主旋律”與“票房”聯姻的電影創作新路子。

就電影本身論電影，筆者以為這部片子不如1989年拍的《開國大典》，片斷躍進式的濃縮敘事方式，大概就是行家們所謂表現“商業愛國主義”的“好萊塢式”技法吧。其實這種敘事方式，完全依靠導演心目中的“互文性”，說得直白點，就是依靠無數其他“主旋律”已經表現得淋漓盡致的內容，將觀眾對于片斷前后左右發生的事件已有足夠了解視作當然，不必勞神交代，自己要做的就只剩拉上明星露個臉，亮個相來賺錢了。

新鮮內容當然也不是絕對沒有，譬如蔣介石教子“反腐要亡黨，不反腐要亡國”，這好像是近年來才形成的共識，老蔣當時恐怕還沒有這點覺悟吧；又譬如上海解放次晨，宋慶齡走出家門，看到席地枕戈、露宿街頭的解放軍戰士，像是很感動的樣子，看來編劇和導演完全罔顧歷史，興之所至，自由發揮了。事實是上海解放沒幾天，解放軍六十師一七八團某排要進駐武康大樓對面一座寬敞大院，而那兒正好是宋慶齡公館。一個要住，一個不讓住，鬧了場誤會，弄到5月31日，鄧小平、陳毅親自登門向宋道歉，并從此在大門口設崗（編注：請參閱《新中國成立前中共力邀宋慶齡北上1》一文，《新民晚報》，2009年9月21日B8版）。所以說，把上述鏡頭送給許睛，是過度“高于生活”的杜撰了，浪費膠片而已。

除了《建國大業》，據說正在熱播的還有長達50集的電視連續劇《解放》。我想，到此為止，這開國的文章做得也差不多了，當年的“奶油小生”演領袖的癮也應該過足了。為了觀眾，特別是80后和90后的觀眾，是電影工作者們拍攝“主旋律”其他方面內容的時候了，譬如說拍部《治國有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