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曉明：不能被掩埋的真相
按：艾曉明發電郵說她的博客陣亡，若方便的話請幫忙傳播這篇文章。《掩埋》未曾看過，但被艾老師文中的一句話打動：「它進入了被主流敘事遮蔽的歷史，讓攝影機的鏡頭照見了一批被排斥、邊緣化、甚至被妖魔化的關鍵證人。」。對地震的當事人而言忘卻或許是治療創傷的藥，然對我們，用文字書寫、影像記錄的方式拒絕遺忘確是責任。感謝艾曉明、潘建林、王利波、翟明磊們，在主流敘事之外為我們留下「不能被掩埋的真相」。
不能被掩埋的真相
——談青年導演王利波獲獎紀錄片《掩埋》
文：艾曉明
高聳的紀念碑，在殘陽下閃耀；一個又一個名字，沉默著的24萬遇難者的名字，銘刻在紀念墻上。黑白影調，伴隨嗚咽的配樂，把我們帶入被掩埋的城市……長達三分半鐘不同景別的紀念碑和廢墟影像，是紀錄片《掩埋》的開場。
去年有關地震的媒體報道，眾所周知有三個禁忌：地震預報、校舍垮塌、救災款去向。然而，在這樣一場世紀大災難面前，搞紀錄片的豈能沉默。就跨越禁忌而言，最早問世的作品有潘建林《誰殺死了我們的孩子》，該片去年9月在釜山電影節公映，向世人呈現了青川縣木魚中學校難的情景。2009年第六屆中國紀錄片國際選片會上，有“中央電視臺記者編導”的《127張遺像》，作品直接表明：釀造悲劇的元兇不是地震，就是危樓。《南方都市報》在報導這條消息時未說明編導名字，但題材顯然是關于綿竹市富新二小的故事。而我要推薦的是王利波有關唐山大地震的作品《掩埋》，該片獲得2009年中國紀錄片交流周優秀紀錄片獎。在目前露臉的地震題材紀錄片中，它是第一部探尋地震預報問題的作品。
從網上查到：王利波，1973年生于哈爾濱，1999年開始影像創作，作品有多媒體戲劇《荒誕的墻》。2004開始紀錄片創作。2007年參加了廣州紀錄片大會與宋莊藝術節《07影像檔案展》，現居北京。
在導演闡述中，王利波說：
1976的唐山大地震留給世人的疑問太多，地震前唐山的地震工作者和北京的地震專家都曾發出過臨震警告！但最終卻以超過24萬人的生命被掩埋為代價，造成了震驚中外的大悲劇。這到底是為什么？2008年汶川大地震約10萬生命被掩埋。面對慘絕人寰的大地震，人類一次又一次的重復著悲劇的發生。人們僅僅是把金錢和無味的淚水獻給不幸者，這是人類的悲哀。一個民族必須有勇氣正視本民族的弱點，這個民族才能有希望。
在王利波之前，全面揭示唐山地震漏報這個黑匣子的是河北作家張慶洲。經過8年采訪，張慶洲在2005年5月出版了報告文學《唐山警示錄》。他在這本書中，記錄了當年參與地震預測預報各個層面知情人的回憶，呈現了地震界有關預報的爭議，解開了唐山預報真相被隱瞞的謎團。
王利波從這一著作獲得采訪線索，并得到張慶洲先生的支持指點，從而用影像的方式，讓一系列著名的專家證人、還有民間知情人直接出場，面對觀眾講述他們的觀點。
如果說，當前很多獨立紀錄片走的是敘事型影片的路子（例如記錄小人物的生存狀態），這部作品則堪稱議論型影片。它聚焦于災難性的社會事件和懸而未決的科學問題，按照唐山地震發生前后的時間線索，組織了當事人的思想觀點。和報告文學不一樣的是，通過影像，我們能夠直接面對這些可能對政府決策、對24萬亡靈和幾十萬傷殘者的命運產生重大影響的專家、民間預測者；他們的言說，因而帶來不同的視覺震撼。
為歷史留影、讓證人發言，這本是歷史題材紀錄片的特點。這部作品的重要性在于：它進入了被主流敘事遮蔽的歷史，讓攝影機的鏡頭照見了一批被排斥、邊緣化、甚至被妖魔化的關鍵證人。觀眾有幸目睹：當年以各種方式預報了唐山地震的科學家、群測群防小組成員。他們中間，有汶川大地震以來人們開始耳聞和關注的地震預報專家：七十年代任職地質部地震地質大隊的黃相寧、北京地震隊的耿慶國、國家地震局分析預報室華北組組長汪成民——他們證明，作為專業人員，他們是深入基礎做了調研的，是歷經艱難，向有關部門做出預報的。我們還看到，當年山海關一中地震科研小組負責人呂興亞、唐山樂亭紅衛中學地震科研小組負責人侯世鈞、唐山二中地震科研小組王書蔚、李伯齊夫婦。他們以簡陋的儀器觀測地電、磁偏角、水氡的變化，持續不斷地做出記錄，的確是抓住了地震前一系列宏觀異常的。特別重要的證人還有：當年青龍縣科委的王春青，是他把汪成民突破封鎖釋放的臨震信息帶回縣里，使青龍縣委做出預防，從而創造了全縣無人喪生的奇跡，而青龍縣距唐山僅115公里。
影片中采用的視聽史料還包括錄音，這有可能是作家張慶洲先生留存的，它彌補了采訪的不足。我們因此聽到了其他關鍵人物的講述：這里有當年唐山市地震辦公室負責人楊友宸，在大震來臨之前的5月，他被派去五七干校勞動；對此，地震專家黃相寧憤怒地說，當年的唐山市委書記犯了“過失殺人罪”！還有，當年青龍縣縣委書記的冉廣岐，盡管縣里沒有權力發地震預報，但他毅然拍板，決定從縣到鄉傳達臨震信息。他的話擲地有聲：別人拿烏紗帽當烏紗帽，我拿烏紗帽當尿憋子，我考慮的是全縣47萬人！
影片中收集了很多重要的書證資料：例如七十年代的地震界內部刊物、寫給國務院的相關文件、中學老師觀測用的圖紙以及當時發出又收回的簡報；這些寶貴的視覺史料具象地表明：在地震日益迫近的時間進程里，地震局的有關領導如何打壓異己、忽視預報、最后導致了無可挽回的歷史遺憾。
王利波的這部作品，除了開頭，基本上沒有外景，全部都是室內采訪。這樣做的優點是集中表達口述歷史者的觀點，缺點是欠缺人物與環境的關聯。他用的手段很少，只以淡入淡出遮蓋了剪輯點，以字幕提供了時間和事件的關鍵。盡管如此，我依然認為這部作品非常重要，它填補了我們視覺記憶中的空白；它表現了思考的勇氣和敏感。在影片結尾，它記錄了這些專家學者對當下地震預測的意見，把尖銳的現實議題留給觀眾思索：汶川地震之后，如何吸取歷史教訓？
這些專家指出：當年地震局的官員和主流學者，為了推脫責任，完全不承認地震前有預測也有預報；而政府則默認、支持他們。“現在還是這種態度，我覺得這對于我們整個社會是一種很大的危險。” 耿慶國先生說，在發生了唐山大地震之后，“還采用上欺中央下騙百姓的辦法，那是不能容忍的，是沒有科學家良知的。”針對國外普遍流行的觀點：地震不可預測，專家也做出了回答：發達國家走的是抗震這條路，但是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走不了，因為花錢太多。
當年發布信息救了青龍47萬人的汪成民先生一針見血地說：“關于地震不能預測，不是在于知識的限制，而是因為管理水平太低。這個水平上不去，好的科學家、知識和技術，仍然發揮不了作用。”地震學家黃相寧先生亦說道：“這次汶川地震的出現和當年華國鋒處理唐山地震問題的不徹底有關系，溫總理同樣犯了華主席當年的錯誤。這個錯誤意味著，后面的地震還要繼續奪去中國人民的生命。”
感謝北京電影學院的崔衛平教授，是她向我推薦了王利波的《掩埋》。在獨立紀錄片難以生存和傳播的環境里，我迫切地感到推薦這個作品的重要。三十年前的悲劇，誰說不會再次降臨？《掩埋》揭示出，如果我們不知道災難在臨近，如果那些可能的報信人被扼住喉嚨；人人都會因為不知情而被掩埋，而推卸責任的人，注定還要把這樣的真相再次掩蓋掉。唐山大地震的教訓，何嘗不是當代中國很多浩劫的縮影？抗震防震，不僅是地震學界的工作，它牽涉到社會治理、公共利益，并有賴于我們地震記憶的重生。因為《掩埋》，我在網上又看到翟明磊先生揭破汶川地震預報謊言的長篇采訪：《震旦》；我感到鼓舞的是，在尋找災難真相的道路上，跋涉已然開始，且勢不可擋。
翟明磊采訪報道：《震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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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丹最著名的作品《青銅時代》將來到上海！上海世博會期間，參觀者將在法國館內看到來自奧塞美術館的包括羅丹作品在內的七件藝術珍品。據介紹，這批奧塞美 術館珍藏從未同時在法國境外展出，而且它們會在上海的法國館內展覽長達6個月，這也是史無前例的。由于其價值過于珍貴，考慮到安全因素，將分乘七個航班前 往上海。
Q：對于這些名作，中國觀眾已經從書本中了解了一些，您的講座重點除了介紹作品本身之外，還會涉及什么？
Q：我們很高興能見到米勒的真跡《晚鐘》，這些過往只能在美術史中看到的作品，有一天會真的來到我們面前。
這里是Salk Insitute（沙克研究所），地處美國西海岸圣地亞哥。這里懸崖峭壁，地勢很高，面向大海，氣魄非凡。沙克研究所的創始人喬納斯·沙克（Jonas Salk）是骨髓灰質炎疫苗的發明人，他8年的研究成果在1955年時公布，引起了全美國的轟動。而他自己拒絕申請專利，因為他的目的并不是為了盈利。美 國當時的總統艾森豪威爾威爾為他頒發了特殊總統勛章以表彰他的貢獻，他也由此上了《時代》（Time）雜志的的封面。1963年，在國家和個人的支持下， 沙克實現了自己開辦研究所的夢想，沙克研究所應運而生，主旨在于進行生物學方面的研究。40多年過去了，沙克研究所一直在生物學研究領域處在世界領先的位置上。現今，研究所里的57個在職教授中有4個是諾貝爾獎獲得者，而總共和沙克研究所相關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更多達12個。這對于一個成立不到50年的研究 所來講堪稱空前絕后。不久前ScienceWatch.com的一項通過發表文章平均引用律的排名中，Salk Institute在世界神經學領域力壓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洛克菲勒等著名學校和研究所，名列第一，而在分子生物學領域列在冷泉港研究所之后位居第 二，足可見其卓越的地位。
不過外界對沙克研究所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更多的人知道沙克研究所并不是因為這里在學術上的地位和貢獻，而是這里的建筑。每天中午，這里都有一個導游講解的 關于建筑的旅游項目，世界各地慕名而來的游客就會聚集在這里感受一下這個與眾不同的建筑。這里的建筑從外表看并不出眾，但是一旦深入其中，你定會被其開創 性的設計理念、大膽的布局用材，以及巧妙的和背景的協調安排而折服。而這位建筑大師不是旁人，正是有著一代“建筑詩哲”之稱的著名現代設計大師路易康 (Louis Kahn)
沙克和藝術的淵源并不僅限于此。1969年，有過一次失敗婚姻的沙克在朋友家里遇到了畫家弗朗索瓦絲•吉洛（Françoise Gilot）。一年后，他們在巴黎結婚，這個科學家和藝術家的結合持續了25年，一直到1995年沙克去世。弗朗索瓦絲是個相當有才華的女畫家。她年輕的時候曾經做過畢加索的情婦，并給畢加索養育了一兒一女。不過傲慢的畢加索一直沒有給弗朗索瓦絲任何名分，甚至不愿意給他們的孩子以自己的姓氏。生性倔強的弗朗索瓦絲最后毅然離開了畢加索，這個舉動讓畢加索這個自視很高的著名畫家也始料未及。弗朗索瓦絲和沙克后來的結合讓所有人都大跌眼鏡，但是兩個人的喜劇 結尾也讓大家感到無比的安慰。弗朗索瓦絲現在依然健在，她在沙克去世以后就搬到了紐約，80多歲高齡，依然畫筆不輟。
每年夏天，在沙克研究所的廣場上都會舉辦一場璀璨星光下的音樂會，旨在邀請所有支持過沙克研究所的人感謝他們，并繼續籌款。每年音樂會的請柬封面都各不相同，但都是出自弗朗索瓦絲之手的一個作品。今年的封面是一副名為《太陽徽章》的抽象藝術作品，這幅畫規矩之中透著朝氣，一輪紅日仿佛懸于時間和空間之中， 更似徜徉于畫家和欣賞者的無盡想象力之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