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成功，給全世界帶來福利
中國改革成功，給全世界帶來福利
茅于軾
天則經濟研究所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年，我們親身經歷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中國變化不僅僅對中國有意義，更對全世界也有深刻的意義。中國變化可以目睹的事實，就是財富的極大增長。全世界都關注中國的原因，就是它完全擺脫了貧困的面貌。但是脫貧之外背后還有更值得注意的含義。
中國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是絕然不同的兩個階段。前三十年是一步步倒退，幾乎走向毀滅的過程。后三十年是幡然改悔，一步步走向成功的過程。一個人遇到巨大的打擊會奮發圖強，反而取得驚天動地的成就，一個國家好像也有類似的轉變。六十年前，人民共和國成立，毛主席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那時候雖然中國人民還沒有站起來，但的的確確是中國人民能夠站起來的百年不遇的機會。在此以前的一百年里中國人是不斷遭受屈辱的時代，也是內亂不斷民不聊生的時代。1949年迎來了和平。中國人有可能專心一意地建設國家，不會碰到不可抵御的外部干擾。三年恢復期過后1952年開始了第一個五年計劃。那時候全國有一種欣欣向榮，蓬蓬勃勃，充滿朝氣的氣氛。全國人民萬眾一心，建設事業高速推進。但是好景不長，第一個五年計劃還沒有結束，事情已經明顯走偏。1957年的反右派啟動了新中國完全不同的一頁，中國義無反顧地走上了由一個人專制獨裁的道路。
其實在此以前，事情已經有了變化的端倪。全國解放，中國從遍體鱗傷的十多年的戰爭廢墟中安定下來，新的時代開始了。中央政府應該捐棄前嫌，團結全體人民共同向前。可是新政權沒有寬恕過去的敵人和已經放下武器的俘虜，而是大張旗鼓地鎮壓反革命，殺了七十萬人，被關的數倍于此。在農村實施殘暴的斗爭，分地主富農的財產，甚至消滅他們的肉體。在城市的三反五反運動中故意擴大化，傷害了許多擁護新政權的同情者。再后的反胡風，批電影武訓傳，后來發展為反右派，都是尋找并不存在的敵人，甚至把朋友變成敵人。從反右以后中國國內再也聽不到不同的聲音。政策的錯誤只能越走越偏，任何自我糾正的功能都被徹底消除了。直到發生餓死三千多萬人的大饑荒，這是中外古今歷史上空前的，人為的大災難。
前一個三十年是用一場十年“浩劫”來結束的。這是中國歷史上曠古未有的，自我殘殺的瘋狂行為。文革把全國人民都動員起來，彼此找茬，挑起仇恨，把人民的聰明才智統統都用來人斗人。一切社會所必要的生產活動統統都讓位于階級斗爭。同時把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傳統徹底顛倒翻個，關閉了所有的文科大學，大學招生人數從1965年的67萬人降低到4萬人。讓工農兵上大學講壇，代替原有的教授。這還不夠，又燒毀一切能見到的古代書畫，砸毀所能見到的一切古董和有歷史意義的建筑，毀掉所有從外國輸入的先進文化，把中國變成沒有歷史，沒有傳統，沒有財產，沒有科學文化的赤貧之國。
這場浩劫是偉大領袖親自發動，親自領導的。但是如果沒有全黨的認同，沒有全國人民的響應也搞不起來。所以客觀地講，責任也不全在偉大領袖一個人身上。如果他到美國去發動文化革命，未見得大多數人會響應他。現在個人獨裁的制度已經結束，但是如果再有風吹草動，我們的百姓會不會以別的形式再次掀起類似的內部斗爭，也未可知。從這一點來看，雖然我們在經濟建設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但是在百姓成熟為理性而又有獨立思考能力的民族方面，進步實在非常有限。
到文革結束時，約有近三億人口每年缺幾個月的糧食，年年都要餓上一個春天。城市百姓買東西多數都要票，供應極其緊張，很少能吃上肉，人均住房面積比三十年前減了幾乎一半，因為人口增加了80%，而住房基本上沒有建。這是先生產后生活的政策所決定的。講人均GDP肯定不如1945年抗戰勝利的那一年，除非計上軍工生產的產值。
到文革結束的時候。全國的農民，知識分子，老干部全都強烈要求改革，工人也不反對，因為他們二十年沒有加過工資，雖然當了領導階級，一點實惠都沒有。物價雖然沒有漲，但是憑票憑證購買的東西越來越多，供應一天比一天緊張，生活水平實際上是下降的。“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的一句空話究竟不能當飯吃。工人也要求改革。于是在鄧小平領導之下改革勢如破竹，沒有多大的阻礙。盡管對改革的方向有所爭議，但是鄧小平訪問美國之后，方向問題也基本上看準了。有點爭論主要是馬克思的理論和市場經濟的理論有沖突。比如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要不要發展私人經濟，雇傭關系是否允許存在，公有制是不是寸步不讓，股票市場允不允許開放，賺錢是不是剝削等等。但是在實用主義的指導下，不中用的理論不得不退讓。賺錢壓倒了一切，全民奔向致富之道，誰也抵擋不住。改革后的三十年就是賺錢的三十年，也是財富創造的三十年。現在中國已經換了一個國家了，已經脫胎換骨。但是農村改變不大。就城市而言，中國的城市與世界上大多數的城市比毫不遜色。中國徹底擺脫了貧窮落后的稱號，屹立于世界。這是三十年前誰也沒有想到過的，連做夢也沒想到的。
改革成功的經驗是什么？簡單說，就是賺錢。過去的方針政策，總路線，工業化，學大寨，以鋼為綱，以糧為綱，戰天斗地，統統都不對，而賺錢是對的。過去評判賺錢，說是資本主義。賺錢和其他各種說法的不同點就在于賺錢是一個用價格配置資源的方法，它能提高全社會的經濟效率，避免浪費。其他各種說法都導致不顧成本的巨大浪費。
要賺錢就要保護私有財產，要擴大個人自由，要有自由選擇，能夠創辦企業，有大體上的公平買賣，還要能擴大市場，溝通海外。這一切都為了賺錢服務。所以中國的財富極大地增加了。在追求財富的帶動下，有了錢一切都有了。不但大家都吃飽了，鋼產量增長了二十多倍，居世界第一，發電量據世界第二，原來設定的目標差不多都實現了。但不是通過工業化或大煉鋼鐵，而是通過賺錢。市場化的改革以鼓勵交換為特征。交換能夠創造財富，而勞動不一定帶來財富。所以戰天斗地并沒有增加財富，縮短勞動時間，財富反而增加了。
全世界還有近二十億貧困人口。他們迫切需要致富。中國的經驗對他們非常有用。市場化是最主要的經驗。在此期間國家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因為它負責制定大政方針。中國在過去的三十年中實施的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市場經濟。世界上別的國家都是在民主政治下開始市場化的，唯獨中國是在專政條件下搞市場化的。中國市場化的起點是毛澤東的統治，那時候中國人幾乎就是奴隸，沒有任何起碼的權利，只能做革命機器上的螺絲釘，只有干活的份兒。
改革前和改革后，同樣都是無產階級專政，但是效果完全不同。問題在是誰在專政，是為了個人私利還是全體人民的利益。在過去的三十年中有一批有眼光的領導人，把握住國家利益的大方向，抵制了各種方針政策的干擾，引導中國走上了市場化的道路，沒有發生太大的偏差。在此期間政治基本是穩定的，沒有像許多發展中國家經常發生的軍事政變，或暗殺國家領導人。三代領導人的替換，沒有腥風血雨，而是通過和平手段完成的。對政治犯停止了死刑鎮壓。特別是大大地減少了由于國家行為導致大量無辜百姓死亡的事例。改革前的三十年總共約有近五千萬無辜百姓因政治原因死去。包括大饑荒，斗地主，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清理階級隊伍，歷次運動中被迫自殺的，被紅衛兵打死的，活埋的，雙方為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武斗死的。那時候死一個人真是輕如鴻毛。改革后的三十年這類原因死的人總數大概不到十萬人，包括抗越自衛反擊戰，█████，每年躲貓貓之類死的人。現在政府要處死一個人不得不十分謹慎小心。人的生命大大地重要了。
以大多數人的利益為導向的專政，確實比民主政治更有效率，至少就財富的創造而言。民主政治的原則是每一個人都同樣受到保護，每個人的權利都是平等的。但專政可以侵犯少數人的利益，只要對大多數人有利。就全社會而言顯然財富總量能夠更快地增長。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國企的改革。為了全社會的利益，效率低下的國企必須改為民營。在此期間受損的是國企的員工。他們失去了鐵飯碗，被迫進入沒有保障的市場大潮中去討生活。只有一部分下崗工人的生活得到改善，許多下崗工人生活有所下降。他們為改革付出了代價，得益的是整個經濟，全社會的經濟效率得以提高。中國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中最困難的國企改革就這樣基本完成了。在其他轉軌經濟中，國企改革沒有一個能像中國這樣比較順利。在一個民主國家里，侵犯一部分人的利益更是行不通的。再如中國參加世貿組織，由于貿易開放，會有一些行業受損。在民主政治里這種決定要拖很長時間，但是中國由于專政，不同意見只能說說，改變不了政府的決定。中國參加世貿組織獲得極大的利益。在民主政治中，壞事做不成，好事也很難做成。政府表現軟弱，吵吵鬧鬧，舉步艱維。而專政政治能夠“心想事成”。大多數的改革都能使財富增加，但是由于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損，社會矛盾也在激化，埋下了隱患。要不是最低收入的群眾生活也有了實質性的改善，改革使兩億多人脫貧，中國這個矛盾重重的國家早已穩不下來了。
以人民利益為導向的專政能夠防止經濟的動蕩，過去的三十年只有極少數的過熱和過冷。相對平穩的經濟環境對企業發展非常重要。新生的小企業都很脆弱，經不起宏觀環境的大起大落。中國政府能還有效地穩定幣值，只有極少數幾次明顯的通貨膨脹。人民幣的穩定甚至比美元都好。這些條件保證了眾多的小企業的成長。更有一點，即政府興建了巨大的基礎設施，高速公路，鐵路，港口，機場，地鐵，電站，通訊網路，這對于一個幅緣遼闊的國家而言是至關重要的。這方面的業績中國遠遠超過了一般的發展中國家。如果在一個自然生長的經濟體內，沒有政府的主導作用全靠經濟自發的力量，如此規模的基礎設施沒有一百多年是搞不出來的。
中國人的勤勞致富不但在改革中的中國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這一文化傳統也使并不處于改革中的華僑多能在外國致富。不論利潤有多微小，中國人也會不辭辛苦地去追求。所以中國商人能夠滲入世界各地，在陌生并險惡的環境中取得成功。改革后這一勢頭有增無減。勤勞的中國人又能壓低消費，增加儲蓄。三十年中儲蓄率一直保持在30%到40%，甚至更高的范圍內。中國既有充足的勞動力，又有充足的資本，不需要借外債也能有高增長。更由于開放政策，外國先進的技術和管理使勞動和資本如虎添翼，迅速改變了原來落后的狀態。
以大多數人的利益為重的專政，加上得當的經濟管理，勤勞的文化傳統，使得中國創造了史無前例的巨大成功。在慶祝建國六十周年的時候，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最大問題是專政下的市場經濟能不能再有幾十年的穩定增長。我認為這個問題的答案在于專政者能不能跳出自我利益的約束，進而保護統治集團之外的人的利益。并且這個政治是由精英分子來管理的。如果我們環顧世界各國，凡是政治上長治久安的國家，無一不是精英管理，并優先照顧基本群眾的利益。這二者缺一不可。道理很簡單，管理一個現代化的國家非常復雜，沒有精英的專業知識是不能勝任的。但是這個精英集團必須優先考慮廣大群眾的利益，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廣大群眾之上。
拿這兩個條件來看當前的中國社會，專政條件下的市場經濟正處于搖搖欲墜的狀態。執政的共產黨宣稱“除了人民的利益沒有自己的利益”正在起變化。司法一直不能獨立，明顯地偏向于權勢集團，受欺侮的百姓無路可走，不得不千辛萬苦地走上訪之路。言論自由日見遙遠，信息控制變本加厲。結果是群體事件使專政者窮于應付，風聲鶴唳，神經緊張。法律已經通過的領導干部財產申報制，十幾年來不能實行。專政者的利益已經超過了民眾的利益。近二十多年來利益集團的生長非常快速。各個不同的利益組合日益牢固，并且通過權錢交換延伸到專政工具之內。要改變這一趨勢，沒有強有力的黨內力量和社會力量的結合，決非易事。
如果統治集團以自己的利益為重，進而侵犯他人的利益，這樣的專政肯定是長不了的。其下場往往是群眾性的造反，走人類歷史已經重復幾百次的革命，專政，反革命，再專政，反反革命，……這是一條萬劫不復的路，是生命涂炭的路。民主政治可以防止這種革命和反革命的反復。但是民主政治如果導向一個群眾治理的政府，缺乏精英的參與，政權還是穩定不了。這樣的經驗在歷史上有過多次發生。巴黎公社就是一例，中國的解放軍奪取政權又是一例。雖然在解放戰爭中有不少精英參與，但是在槍桿子說了算的環境下，他們不得不受控于暴力。解放后表面上有些知識分子參政，但是原則還是“打江山，坐江山”，精英分子完全沒有決策權。現在中國的政治越來越走上精英治理，政府的構成越來越知識化，有學位的人越來越多，歸國的學者也不少。但是如果發生政權的更迭，是群眾治理還是精英治理就很難說了。
中國改革成功，給全世界帶來福利。中國制造的低價商品提高了許多國家里中產階級的生活水平，而且幫他們在促進經濟繁榮中避免了通貨膨脹。中國名副其實地充當了世界經濟的火車頭。但是從促進人類文明的進步，知識的創造方面仍然非常落后。芝加哥大學一個學校有七十多人獲得諾貝爾獎，中國十三億人沒有一個得獎的。比中國小得多的國家，窮得多的國家都有人得獎，在這方面中國排在世界的最末尾。這和中國政府的思想鉗制，黨化教育密不可分。而且直到現在沒有任何跡象試圖改變。在慶祝60年國慶中，失敗的前三十年一字不提，試圖向年輕的一代人掩蓋這一段時間的不良記錄。這種策略不但耽誤了中國的下一代，也不能為中國帶來國際聲譽。實力如此強大的中國，和單槍匹馬的達賴喇嘛斗爭中，人家總是相信達賴喇嘛所說的，懷疑中國政府所說的。
中國正走在十字路口。或者繼續三十年的輝煌，或者進入不穩定的搖擺期，甚至于發生騷亂。何去何從，要看中國人從上到下有沒有智慧把握自己的命運。蒼天保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