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部落格精選

拙作《中國的經濟制度》這本小書——其實是一篇很長的英語文章，加上很長的中譯，再加上四篇有關的中語文章，共二百頁——要在國內出版了。個人重視這作品，認為是自己的正規學術論著中的「封刀之作」。通過香港花千樹，由北京的中信出版社出版。他們隆重其事，希望神州普及，稱為「假精裝」（香港的過癮說法）的訂價只人民幣二十五元。這個零售價香港無法辦到。

這是第一本我親自協助的在國內出版的書，修改主要只是簡體字用的一些與香港不同的標點，及鬼子佬人名的翻譯，其它一律不改。但為了高斯（國內稱科斯）未來的美國版作了最后的修訂，這次國內版是未來的美國版了。

跟我們接洽的兩位中信小姐很執著，很認真，花千樹也執著，也認真，大家一字不茍地商議，來來去去花了兩個月。不值得的，但身為作者我不能說不要那么執著，不妨茍且一下。我堅持文字的風格不能改，偶爾為了要生動一下而用上的廣東話也要保留。他們依我的。

跟自然科學相比，經濟學是淺的，非常淺，但分析起來難度高。自然科學是深的，天下看來沒有深而容易的學問吧。奇怪是，淺學問可以非常困難。我的意思，是當我的外甥及兒子向我解釋他們專研的物理生物及化學生物，我聽不懂，認為深不可測。然而，在經濟話題上，當我對某現象找到自己滿意的解釋，向行外人細說，只要沒有成見，他們明白。這是淺。說難，因為淺答案不容易找到，好些顯淺不過的解釋我要花上十多年的工夫。回顧平生，我沒有遇到過可取但湛深難明的經濟解釋。

這就是問題。經濟學的可取解釋既然永遠是那么淺，為何那么困難才能找到答案呢？這問題我解釋過一下，將來有機會再會詳述。多年以來，同事朋友聽到我提出一個解釋，會說：「是那么淺，為什么其它人沒有想到？」當我聽到同事朋友提出一個解釋時，可能說：「那么淺，應該對。」也可能說：「那么深，應該不對吧。」我這種以直覺感受作出的回應，命中率甚高。

《中國的經濟制度》是上述經濟學的獨特處的一個好示范。創作此文非常難：要跟進中國的發展三十年，資料要有各方君子的協助，自己所學剛好全部用上，機緣巧合讓我在昆山發現了新大陸——中國的地區之間的競爭天下獨有。有了這一切，我還要細想三年。如果不是某天晚上我在半睡半醒中想到作學生時讀到的馬歇爾的一個腳注，可能到今天也想不出解釋。

這本小書容易讀嗎？高斯說難度高，但他細想后說這難度是需要的。我認為文中的每個論點都不難，淺的，但整件作品有著多個不同論點，要組合，加起來成為一體就不易讀了。我花了長時日向淺中求，盡可能簡化，但最后得到的還是一篇不易懂的長文。高斯翻來覆去地考慮那些地方可以簡化，提出建議，到后來他認為我修改得好，滿意，但也認為其難度不能不保留。同學們購買這本書，我當然高興，但閱讀時千萬不要見難而退。要記著文中每點都淺，有些需要學過——如果沒有學過，假設我說的對就可以過關。把各點加起來，見到一個完整的大場面的整體就算是讀懂了。可能要多讀一兩次吧。

《中國的經濟制度》這篇長文的前途將會怎樣呢？如果北京的朋友悉心地改進這制度，繼續發展下去，此文傳世可以斷言。但如果他們把這制度的關鍵損害了，不斷地引進西方的與中國的局限條件合不來的政策，那么我這個老人家比不上昔日的王勃：楊意不逢、鐘期難遇，高山流水不奏也罷。

我為國內版寫了一個簡短的序，謹錄如下：

神州增訂版序

回顧平生，在學術研究上我老老實實地走了一段漫長而又艱苦的路。一九六七寫好博士論文《佃農理論》，二○○八寫好《中國的經濟制度》，相距四十一年，二者皆可傳世，思想史上沒有誰的智力可以在自己的頂峰維持那幺久。上蒼對我格外仁慈，給我有得天獨厚之感。

也回顧平生，自己認為足以傳世的英語文章約九篇之譜。一般朋友舉《佃農》為首，科斯選《蜜蜂的神話》，阿爾欽選《座位票價》，而巴澤爾則肯定《價格管制理論》是無與倫比的。我自己呢？選《中國的經濟制度》﹗兩年前寫好初稿時我那樣想，兩年后的今天我還是那樣想。似淺實深，這里獨立成書的《制度》一文牽涉到的話題廣泛，細節多，史實長達三十年，合約理論的分析達到了一個前不見古人的層面，而其中好幾處要靠機緣巧合，或時來運到，才找到答案。沒有任何「缺環」，完整若天衣無縫也。讀者要記住，《制度》一文其實寫到二○○七，分析的是新《勞動合同法》引進之前的經濟奇跡。

學術過于專注有機會發神經，而我的集中力驚人，往往一發難收。我因而喜歡這里那里分心一下，于是搞攝影、練書法、寫散文、好收藏，嘗試過的投資或生意無數。這些行為惹來非議，而我喜歡到街頭巷尾跑的習慣，使一些無聊之輩認為我早就放棄了學術，不是昔日的史提芬?張云云。這些人不知道經濟學的實驗室是真實的世界，不多到那里觀察算不上是科學。至于那些認為我轉向研究中國是浪費了天賦的眾君子，屬坐井觀天，既不知天高，也不知地厚。是的，我這一輩在西方拜師學藝的人知道，在國際學術上中國毫不重要，沒有半席之位可言。也怪不得，在學問上炎黃子孫沒有一家之言，恐怕不止二百年了。今天老人家西望，竟然發覺那里的經濟大師不怎么樣。不懂中國，對經濟的認識出現了一個大缺環，算不上真的懂經濟。

《中國的經濟制度》這本英、中二語的書，在香港出版過三次。這次攻進神州，應該有點前途。為此我補做了兩件事。其一是在正文之前我加進兩篇有關的文章，介紹正文的重要性。其二是在正文中我作了些補充。此文早就修改過無數次。科斯要把該文與其它文章一起結集在美國出版，問我還有沒有需要修改的地方。我反復重讀，找不到有什么地方要改，但有幾處不妨多說幾句，尤其是在第八節之后加了四段我認為是重要的。就讓國內的同學先讀這些補充吧。

是為序。

張五常

二○○九年八月一日

本博客管理員按：張五常教授的《中國的經濟制度》神州增訂版將于五日內出版，十日后面市。

（按：篇幅關系，寫的不很清楚，有機會再細說。）

制度經濟學是只金母雞
輝格
2009年10月19日

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兩位新制度經濟學家，這一消息在國內掀起了對制度經濟學的一股小小關注熱潮；在制度研究領域，盡管此前已有布坎南、科斯、諾斯等多人獲得諾獎，但諾獎委員會的這次選擇還是得到了學界的一致贊許；制度的性質、功能及其演變規律，始終是經濟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等許多學科關注的重要課題，然而它也是個令無數學者頭痛的大難題，尤其是制度的發展和分化歷史，迄今還沒有一個一致的理論框架能作出完整的解釋；長期存在的中心問題，經常是構成學術中心凝聚力和學科發展分化的核心要素，它們被稱為下金蛋的母雞，制度問題便是這樣一只母雞。

對于中國學者，制度問題更是一個長期難以解開的心結，自從戊戌維新派認識到制度是中西差異的根本所在以來，一代代學者都在探尋和追問：中西制度差異之中，究竟哪些是重要和根本的？它們是如何造就了西方的繁榮？這些制度要素是如何發展出來的？為何它僅僅在西方出現了？為何一度讓宋代登上世界文明巔峰的那套制度卻最終讓中國走向自閉和落后？為何接管了希臘文明且掌握著地中海和印度洋貿易的伊斯蘭文明后來也衰弱了？進而，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巨大進步，究竟是哪些制度因素起了關鍵作用？今后的發展趨勢下它們將會得到強化還是面臨挑戰？

制度研究在經濟學界的地位幾起幾落，上世紀二十年代，以凡勃倫和康芒斯為代表的舊制度經濟學一度擁有巨大影響力，但此后新古典主義在繼承了邊際革命的成果、并接納了凱恩斯宏觀理論之后，在形式化和模型化上獲得了重大進展，從而占據了經濟學主流；而制度學派在形式化上始終沒有進展，沒有形式化，一段文本一百個人可以讀出一百種意思，推理鏈條的正確性也無從檢查，沒有計量模型，解釋和預測也無法接受實證檢驗，這樣，舊制度經濟學因停留在散文狀態而被擠出了經濟學主流。

形式化上的困難，源于制度經濟學沒有找到清晰而可行的方法論基礎，他們沒有明確，制度所影響的、和推動制度建立和演變的基本單位，究竟是個人、組織、社會結構，還是各種文化和制度要素，康芒斯既反對方法論個人主義，也反對方法論集體主義，但又沒有明確自己的方法論，凡勃倫倒是想以進化論作為理論基礎，但關于制度的進化單位是什么，變異、復制和選擇機制如何，并沒有清晰界定，凡勃倫從本能、習慣、習俗到制度的多層次演化路徑很有啟發性，但在這些概念被形式化之前，也僅僅是啟發而已。

經過四十多年沉寂之后，科斯的《企業的性質》一文給制度研究帶來了新希望，科斯用交易費用解釋了組織對市場的局部替代，張五常進而基于交易費用提出了合約理論，解釋了交易類型和合約安排的多樣性；沿著這條思路，人們發現許多組織形態和制度要素都可獲得更好的理解，從行會、工會、拍賣行到交易所，從學徒制、計件工資、分成地租到婚姻契約；交易費用理論的好處是兼容于主流經濟學，它保留了后者的基礎假定、價格理論和均衡模型，只是在模型中引入了交易費用，但解釋能力卻獲得了巨大擴展。

然而，基于交易費用的制度研究，多半集中在給定法律和政治制度下的私人制度，并且它傾向于將制度差異歸因于交易的地理、時間、信息分布等技術條件，由于它預設了權利歸屬是明確的、合約會得到履行這兩個條件，因而其解釋范圍便大為受限，它無法解釋保障產權和合約履行的基礎制度本身是如何產生和維持的，而這恰恰是制度發展中的核心問題，歷史上出現過的各種制度中，很少有既能全面保護產權，又能在大跨度交易中保證合約履行的。

正是上述局限，使得新制度經濟學在對制度史的解釋上大打折扣，它只能在法治大致已確立的條件下解釋私人制度安排，而這一條件僅在最近幾百年，在小部分地區成立；相比之下，文化人類學、社會學，卻已經詳盡描述和闡釋了大量迥異于現代市場社會的人類制度，對于這些，經濟學家迄今說不出多少道道；那些嘗試分析這些制度的經濟學家發現，要這么做，不得不放棄方法論個人主義和完全理性假定，而像人類學家那樣把制度視為文化系統的一部分，而這個系統由各種獨立于個人選擇的文化要素按特定結構組成；然而困難在于，放棄理論內核意味著放棄已取得長足發展整個經濟學，而在人類學那里卻又沒有形式化程度相當的替代品。

不過，這一困境在近年來有了突破的希望，曙光來自70年代的進化生物學革命，進化的理論基礎，在自私基因假定和進化穩定策略（ESS）模型之上得以重建；隨后這一模型被應用于行為分析而發展為進化心理學；同時，阿克塞爾羅德將策略均衡分析引入政治學；接著，革命戰火迅速燒進功能主義和結構主義人類學的領域，人們發現許多文化元素都可以在行為策略進化的視角下得到解釋，文化結構被理解為策略均衡狀態下的共同信念、符號體系和自發規則，而制度便是內生于策略均衡之中。

新制度經濟學的最新進展，便產生于上述背景之下，許多經濟學家開始放棄完全理性假定，轉而采用認知結構規定下的有限理性，并承認行為策略的生物和文化慣性，也開始放棄一般均衡分析，轉而采用ESS分析，將制度闡釋為在進化過程中積累下來的慣性元素層層包裹而成的復雜系統，這些轉變將在制度研究領域掀起一場革命，眼下它還剛剛開始，可以期待這只金母雞在未來生下更多的金蛋。

      建國后的這六十周年，很明顯地分成兩個階段，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雖然都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但前三十年因為搞了個階級斗爭，經濟上一塌糊涂。后三十年，我們采取了市場經濟這樣一個手段，社會面貌得到了根本性改觀。

      今天，在這一新時代的當口，我最為關心的是，以后的三十年或者更長的時間里，中國的經濟和政治環境將是怎樣的一個狀態？我認為這個問題，兼具理論和現實雙重意義。

　　首先要說，市場經濟制度是一個很成熟的制度，它首先是在民主國家發生的，中國的市場經濟制度開始在一個什么樣的起點之上呢？是在后三十年的初始，在此之前，中國的老百姓沒有自主選擇工作的自由、沒有旅行的自由，大家只有干活兒的份兒。所以，后半段的這三十年，和前三十年是完全不同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指出，無產階級先鋒隊就是共產黨，那么，專政下的市場經濟，有沒有可持續性，能不能長此以往、持久不變？全球還沒有一個專政的市場經濟國家，中國獨一無二。所以，這是個理論問題，也是個我們正在面臨的現實問題，許多國際學者在反復討論。

　　我最近寫過幾篇文章，我對此的看法是，一個社會要想穩定，需要有兩個必要條件：第一，國家需要由精英而不是由勞苦大眾治理。從鄧小平迄今的三十年，中國的精英治國趨勢越來越明顯，政府官員、公務員，差不多都已是大學以上文化水平，而且具有碩士、博士學位的官員越來越多，從國外深造歸來進入國家管理崗位的也越來越多。這滿足了我所謂的第一個條件。

　　但是，精英治國并非意味著永遠不會出問題。一旦國家發生革命性狀況，精英分子必然讓位給手里有槍桿子的人，但戰爭的精英，不是治理國家的精英。越來越走向精英治理的中國，仍然存在這樣一個風險：一旦發生革命性沖突、動亂，精英是不是要被迫讓位？

　　社會穩定的第二個條件，是實現國家治理的精英分子，優先考慮的必須是底層群眾的利益。如果精英考慮的都是自己的利益，那么，這個社會是靠不住的。說明白點，如果精英勾搭起來，形成利益集團，以自己或自己小集團的利益為優先考慮，那么這個國家和社會是危險的，而這種苗頭，在現今中國，已經出現并日成規模，這是我很感憂慮的事情。而這個問題，是關系到我們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市場經濟能不能繼續下去的核心因素。

　　如果黨能夠控制住這些既得利益集團，不讓他們將自己的利益凌駕于群眾利益之上，或者，妥善安排出一種制度，使得這些利益集團之間能夠實現相互制約，進而達到能夠充分考慮底層群眾利益之目的，那么，穩定與持續是沒有問題的，否則，不好說。

　　抗戰結束后，從1945年到1946年，有一段和平時期。這一年里，老百姓的生活盡管沒有完全恢復到戰前水平，但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休養生息，經濟上升得很快。八年抗戰，苦得很，大傷元氣。抗戰勝利后，大家都能吃飽飯了，也能吃上點肉了，卻開始迎來持續三十年的無產階級專政和階級斗爭。這三十年里，吃飯住房都成問題。

　　后三十年，中國的變革是空前的。從中國到外國，從歷史到現實，是突飛猛進、奇跡不斷的三十年。現在我們與全球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相比都不弱，中國的基礎實施建設，全世界第一，鋼產量全世界第一，肉產量全世界第一。小康社會這個目標，在我看來，差不多已經實現了。這是幾千年來，從未有過的大發展。

　　這當然是一個奇跡，這個奇跡，需要一個解釋：為什么中國成功了？世界上窮國多得是，為什么他們沒成功？中國現在是市場經濟，全世界市場經濟國家很多啊，為什么惟獨中國成功了呢？

　　我覺得，根本的原因是中國采納了一個市場的制度，而這個市場制度是以交換為特征的。現在我們財富這么多，不是因為勞動多了，而是交換多了。而且，中國是一個專政的市場經濟國家，他們都是民主的市場經濟國家。專政的市場經濟與民主的市場經濟有什么區別呢？專政情況下，國家可以動用巨大力量集中解決一些問題，比如基礎設施建設。這些問題，通過市場手段也是可以解決的，但需要很長時間，五六十年，八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搞起來，而我們用了不到三十年的時間就搞成了。這就是專政的力量。反觀印度，是一個民主的國家，也實行市場經濟制度，但它的公共設施簡直糟透了。

　　還要提及的是，這些年，共產黨保持了一個穩定的貨幣政策，中間除了1994年有個短暫波動外，整體看來，人民幣甚至比美金還要穩定。另外，中國的宏觀經濟也是比較穩定的，沒有大起大落，都保持8%以上的經濟增速，甚至到了12%-13%。所以，這些穩定狀態的存在，使得大家不用分心去想別的事情，這是中國經濟得以成長的重要因素。這一點，不能不承認。

　　有些人說，專政不好。確實，現在看來，專政的弊端日漸突出，但大家也要客觀地承認專政有它的好處。我想，大家也不用拿“威權、中央集權”來替代“專政”這一說法，因為，我們憲法上明確寫的，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我曾先后幾次提議，要將專政這一提法改一下，但一直沒改。看起來，專政還是要繼續下去。 （記者齊介侖采訪整理）

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呈現的公共資源與企業邊際兩大課題， 恰好是中國經濟和中國社會的最大軟肋

特約撰稿  蘇小和

這個夜晚的19點是如此美妙，從斯德哥爾摩傳來消息，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同時頒給了埃莉諾·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與奧利姆·E·威廉森(Oliver E.Williamson)兩個人。如果是奧斯特羅姆一個人獲獎，或者是我更加熟悉的威廉森一個人獲獎，我是不會使用美妙這樣的辭藻的。一個人不好，兩個人可以互相取暖。當威廉森和奧斯特羅姆站在一起，我似乎看到了人類社會孜孜以求的美妙經濟學世界：一個平衡的公共資源經濟治理結構，一個邊際效應最大化的企業發展框架。兩者相互結合，帶給人類社會最大的福祉，也帶給每一個有尊嚴的個體最大的福祉。

我的朋友李華芳對兩位獲獎學者的總結非常簡練且準確。他說奧斯特羅姆一直在研究不同制度如何影響公共選擇過程形成集體行動；而威廉森則在交易費用如何影響合約結構界定企業邊界的向度上發掘出了偉大的成果。而北京的梁小民教授在場域的劃分上有他自己的界定，他認為奧斯特羅姆是公共的，而威廉森則是企業的。

國內大多數人對奧斯特羅姆比較陌生，事實上，她一直與中國有關，并有幾個學術品質相當不錯的中國學生，比如中國人民大學的毛壽龍教授，中國政法大學的王建勛教授。這幾年，在圈子之內，一直傳言奧斯特羅姆將要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兩個月前，毛壽龍邀請奧斯特羅姆來北京講學，王建勛還問過此事，她哈哈一笑，把傳言當成了一個笑話。如今傳言變成了現實，最激動不已的，當然是王建勛。消息一出來，他就努力給奧斯特羅姆打電話,可惜都未接通，只好電話留言，向老師表示祝賀。在王建勛看來，奧斯特羅姆獲得諾獎，其意義不同凡響，這至少意味著，諾獎評審委員會終于認識到，關于人類自治能力的研究將為解決政治經濟問題開創一條新路。

至于威廉森，相信經濟學圈子里的人都對他熟悉有加。這位新制度經濟學的命名人，沿著哈耶克、科斯和布坎南的學術世界一路走來，將新制度經濟學帶入了一個更加細致、更加幽深，同時也更加有針對性的偉大境界。對于所有熱愛制度經濟學的讀書人而言，威廉森都是一個繞不開的響亮名字。因此，當秋風聽到威廉森獲獎的消息，一點都不意外，只是簡單說了4個字：實至名歸。

但我想繼續說下去:當奧斯特羅姆的公共資源研究成為諾貝爾獎醒目的桂冠之時，我們對公共這樣的課題究竟理解多少？看看我們身邊的這個國家，公共有時候甚至是一個敏感詞，或者是政府的一個代名詞。我們只有政府主導，我們沒有公共參與。不僅政府以為這樣的局面是理所當然，我們的人民——我是說由一個個具體的人組成的團體，而不是抽象的總稱，也是理所當然地認為，一切的公共資源都必須交托在政府手上，他人無權置喙。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由此出現。在我們的國家，鐵路是政府的，銀行是政府的，石油、通信、能源當然也是政府的。教育是政府的，醫院是政府的，科技也是政府的。政府像個無所不能的大善人，計劃著，或者說主導著這個國家的一切，一切的思考，一切的吃穿住行，一切的憤怒，一切的歡樂，等等。

但問題就在這里。當政府將一切的行為集于一身，這將牽涉到多少計數的交易成本。捫心自問，我們的政府是不是浪費的政府？我們的企業是不是成本最高的企業？新制度經濟學就是在這樣的層面誕生。從科斯的“交易費用”理論，到今天威廉森的“企業邊際”研究，今天的制度經濟學已經將國家制度、法治、文化傳統等諸多變量納入到經濟學的場域。任何一個試圖發展的國家，當它僅僅用一種計劃和壟斷的方式來主導經濟發展的時候，如果它不是出于狂妄、愚昧和無知，“交易費用”的拷問就必然陳列在它的面前。
這些年來，中國的經濟學家周其仁先生一直沿著“新制度經濟學”和“交易費用”的路徑考察、分析中國經濟和中國企業。他曾經直指中國大部分企業缺乏規范的企業行為方式，缺乏對商業文明的基本認同。當一個市場體系的“交易費用”大到人們無法接受的程度，企業家的行為選擇必然是放棄，是逃離。沒有人天生就愿意為了一筆生意去酗酒，沒有人天生就喜歡行賄、喜歡拉關系走后門，沒有人天生就喜歡在一種曖昧的、模糊的狀態下做生意，更沒有人天生就喜歡名目繁多、操作無序的工商管理制度和稅收制度，也沒有人天生就喜歡偷竊和模仿別人的技術。而這正是中國企業的本相。企業家都不愿意面對市場的不確定性，因此在30年的發展中，漸漸有意識地丟掉了不確定性因素尤其是“交易費用”高企的國內市場，轉而大面積依賴相對確定的國際市場。在這樣的意義上，周其仁先生的研究是新制度經濟學在中國最有影響力的拓展。 

如此看來，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呈現的公共資源與企業邊際兩大課題，恰好是中國經濟和中國社會的最大軟肋。我們的公共資源需要走向一種多元均衡的狀態，我們的企業必須要解決交易費用持續增高的局面。這是中國經濟社會的一體兩面。感謝奧斯特羅姆，感謝威廉森，感謝兩位大師同時站在了諾貝爾的領獎臺上，是他們的同時出現，讓我們如此清晰地看到了這一點。

      茅于軾：中國人拿諾貝爾經濟學獎還要20年

　　茅于軾
　　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

　　實際上，從1991年科斯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之后，作為“重新發現‘科斯定理’的人”，威廉森就已經廣泛為人關注，被認為遲早要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作為“新制度經濟學”的命名者和創始人之一，奧利弗·威廉森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名至實歸。

　　對另一位獲獎的女經濟學家不是很了解。不過，她既然也是因為制度經濟學方面的成就獲獎，充分說明了制度經濟學在此次評委心中的分量。

　　制度經濟學學者在此次諾獎評選中脫穎而出，說明了社會對這一經濟學科的充分認可，雖然也有研究金融、環境經濟學甚至行為經濟學的學者被看作獲選熱門，但是相較來說，對經濟制度的研究更加重要，它決定經濟的根本走向。

　　西方的經濟學是在市場已經成型的背景下產生的，所以開始時西方經濟學者并不了解什么是計劃經濟。尤其上世紀90年代以來，許多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都放棄了計劃經濟轉為市場經濟，所以當時“新制度經濟學”得到了廣泛關注，人們想了解為什么這些國家從計劃經濟轉向了市場經濟。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市場經濟暴露了它的缺陷，一些計劃經濟手段卻被認為對緩解危機有效，于是“新制度經濟學”再一次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

　　為什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人占多數？茅于軾表示，做學問有兩個必要條件，一是要有財力，二是要思想自由。這兩個條件美國都充分具備，所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大多出在美國。

　　與之相較，中國雖然現在有了些財力，但是思想方面還欠缺創新性，所以獲得諾獎“至少還要20年。”茅于軾說，中國的應試教育，中國的經濟學者缺少創新性思維是中國無緣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主要原因。中國目前的科研環境還不利于培養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中國要想培養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首先要從教育抓起，改革原來的應試教育，從模仿式改變為創造式，舍棄灌輸式教育，培養學生的創新性思維，讓教育也百花齊放，才能解決根本問題，讓世界更加認可我們的經濟學者。

恭喜威廉姆森和奧斯特羅姆獲2009諾貝爾經濟學獎

『for her analysis of economic governance, especially the commons』
『for his analysis of economic governance, especially the boundaries of the firm』

Photo: J. Lokrantz/Azote
Elinor Ostrom	Oliver E. Williamson
1/2 of the prize	1/2 of the prize
USA	USA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IN, US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A, USA
b. 1933	b. 1932

伊蓮娜·奧斯特羅姆是諾貝爾經濟學獎歷史上首次發給女性，羅賓遜夫人曾與之失之交臂。她的獲獎的另外一個意義是多了一個諾貝爾獎得主支持神經經濟學。
How do we integrate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 cognitive science into a workable set of models for exploring and explaining human choices in various institutional settings, including: social dilemmas, collective choice arenas, bureaucracies, and complex multitiered public economies?
當然伊蓮娜關心的主要是神經經濟學和認知科學理論在制度分析中的應用。但無疑也是一個強有力的支持。這也是自道格拉斯·諾思，弗農·史密斯以來，第三位對神經經濟學有力支持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對于學科發展有好處。

Williamson的獎項極具安慰性質，新制度經濟學自科斯以來，也就是他跟哈特兩人勤勤懇懇，不是朝交易費用，而是朝合同理論方向進行形式化努力，今天這一努力得到了其應有的回報。

© 文責自負…

Avner Greif，斯坦福教授，制度經濟學家，找東西時很偶然的發現了他，看了幾篇論文，立刻抓住了我，直覺上他摸對了門路，上當當一找，作品居然已經有中譯本（又是中信出的，表揚一下），目錄很吸引人，這里是一小部分：

第3章　合同執行的私序制度：馬格里布商人聯盟
3.1　商業、海外代理人與效率
3.2　承諾問題和以聲譽為基礎的社群執行機制
3.3　模型：代理人的承諾問題和多邊懲罰策略
3.4　馬格里布商人聯盟：理論證據和間接證據
3.5　結束語
附錄
第4章　在政府的掠奪之手中保護產權：商人行會
4.1 承諾問題和商人行會的作用
4.2　正式模型
4.3　結束語
第5章　內生制度與博弈分析
5.1　制度化規則、制度和均衡
5.2　博弈論與內生制度的建模
5.3　社會性和規范性行為的制度擴展
5.4　合法性和制度起源
5.5　總結性評述

長期以來，（在我眼中），經濟史始終是經濟學家的恥辱之地，他們在歷史分析上幾乎毫無建樹，完全抓瞎（今天還跟子旸聊起這個問題），經濟學家的理論在經濟史家中基本沒人理，直接漠視（除了馬爾薩斯，而馬爾薩斯在經濟學家中基本沒人理，呵呵）。

無論如何這是個大失敗，就好比生理學家的理論如果在進化生物學家中沒人理，那該多尷尬啊，Douglass North算是說出了點道道，可憐也就那么一點點，相對于經濟史的曲折漫長、經濟形態的復雜多樣，也太單薄了點。

這么說不是褒史家貶學家，實際上這是他們共同的失敗，經濟史家沒有理論可依靠，自己也沒發展出什么理論，經濟史學還處于雜亂描述的狀態，看不出有什么一致的框架來容納汗牛充棟的材料。

Greif讓我看到一點希望，但愿他能成功，好在才54歲，看好他在5年10年內拿諾獎。

我說過不談財經話題了，不過這個話題屬于純粹理論探討，勉強不算違規吧。而且－－我看著有些人驢唇不對馬嘴地亂彈，實在忍受不住。

批判自由市場經濟理論是好的。本大師是后現代主義者。后現代者看見任何居于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被批判，都愿意從心眼里感到高興。可是如果批判者摸錯了門，那就讓人比什么都難受。

本大師挑撥離間地支個招吧：

1. 所有從“自由市場的完美性是空想”、“理性經濟人假說不符合事實”等方面來批判自由市場經濟的企圖，都注定要失敗。原因很簡單：自由市場是最有效率的經濟資源配置制度，這個命題有一套自洽的、符合邏輯推演的理論體系。純粹邏輯是駁不到它的，頂多可以看它不順眼，也就是說，頂多你可以形成一個競爭性的理論（比如人家有個“理性經濟人假設”，你偏偏來個“非理性經濟人假設”。）。歷史上，我從來沒有聽說過哪一種成體系的學說，是完全被理論駁倒了。日心說也好，共產主義也好，都是在事實、在實踐的層次上，較量不過它們的對手。然而，在實踐中，迄今為止也沒有發現任何一種別的資源配置方式能夠比自由市場更有效率。再說什么都沒有用了，case closed。一面享受著自由市場帶來的文明成果，每一日的生活都離不開自由市場的順利運行，一面試圖說“自由市場是個空想”。空想你個頭啊！

2. 有人可能說：不對，今天世界上所有主要經濟體都是混合經濟，所以事實證明“自由市場是不完美滴，需要其它機制主要是政府來補充”。但是，政府干預這個事實，不能證明政府干預帶來了更高的效率，因為（我下面馬上要講到），政府干預可能是為了效率之外的其它目標。舉個例子，這就像一碗味道很甜的粥里有糖也有鹽，不能因此否定“糖是最甜的東西”這個命題。用混合經濟來證明“市場不完美”，必須首先證明，混合經濟中的政府要素，提高了整個經濟的效率。上述命題換一種說法，就是存在“市場失靈”，此時“政府干預”會提升經濟效率。而這個命題恰恰是迄今依舊沒有得到有力事實證明的。如果你認真想想，還會發現，這個事實判斷和上面第一段中的事實判斷（沒有發現一種資源配置方式比市場更有效率），其實是同一個判斷。迄今為止，市場派在這類論斷上完全是占上風的。

比如，有人說市場中存在詐騙，需要政府監管，但是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政府監管能在體制化的意義上有效降低詐騙現象。相反，政府權力的介入很多情況下為詐騙者提供了新的方式（舉個例子：那些冒充“我是反洗錢局的，你的信用卡被盜用了”的詐騙手法。）。要從體制的意義上，證明政府介入帶來的效率提升，大于其導致的效率下降（增加管理環節、新的權力濫用方式、以及政府運行的本身成本），這是一項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至少目前我不知道有誰做出過充分的證明。所以，想從這個角度來挑戰市場，還是免了吧。

3. 政府干預的絕大多數動機，是非效率的考慮。比如，你被別人騙了5萬塊，也許經濟上說效率最高的方式就是吃一塹、長一智，忘記這事往前看。但是你不干，要花時間精力去報案，于是政府花時間人力金錢進行調查，抓住了騙子，又花更多時間金錢來審判、辯護，最后判了那人刑把他關起來－－結果你作為納稅人還間接地養著那騙子住在監獄里。這個過程，對你來說，其實是“損人不利己”（贓款追回來的希望通常很渺茫）。從經濟角度看，這真不算有效率。然而這個過程中，你追求的是“公正”。公正實現了，你就很高興，管它效率不效率的。（有人可能會唧唧歪歪什么“對犯罪行為的懲戒可減少犯罪，能提升長期經濟效率”啊等等。這些唧唧歪歪都沒有事實證據，我也可以反過來唧唧歪歪你。所以你就不要再瞎噴了。）

我以前批駁薛兆豐時舉個另一個例子，就是最低工資制度。最低工資制度的目的并不是說它在經濟上有什么好處。它的核心的、也是通常不擺到臺面上的動機，是人為制造社會分層。也就是說，人為把社會劃分成“有工作的”、“沒工作的”兩種人。如果是純粹市場經濟條件下，最后一個有工作的人，和最先一個沒有工作的人，他們的邊際收益應當是一致的，換句話說，他倆的生活水平應當是極其接近的（關于這一段如果不明白可以請教經濟學教科書，此處不贅述）。一旦有了最低工資制度，這兩個人之間就有了一個人為造成的“收益鴻溝”。有工作的人，會明顯好于沒有工作的那個人。最低工資制度的代價或許是增加了失業人口，降低了經濟效率，但是它的這種“階層劃分”的作用，契合了社會心理的一種需求，其中也包括對“公正”需求（一個有工作的人和一個沒有工作的人幾乎同等收益，顯失公平嘛！）。

總結一下就是，社會運行于多元價值體系之上。市場本身沒有不完美，但是在一個并不追求效率完美的社會中，市場便變成了不完美的。

4. 所以，對自由市場批判的最有力武器，就是用“價值選擇自由”來批判“交易自由”。由于后者只是前者的一部分，從邏輯上說，后者是不可能反對或者推翻前者的，而前者卻可以（在特定條件下）推翻后者。比如說，用“價值選擇自由”的理論，我們可以說，假設有一個經過人民同意的民主程序而民選產生的政府，這個政府在經過人民同意的決策機制下，通過一項決定，對市場進行若干限制甚至取消市場，那么，這個選擇就是合理的，盡管它違背了所有自由市場的價值觀。雖然這只是一個極端的理性實驗，由此推導出的原則，卻可以在實踐中用來反駁許多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的命題，比如說，反駁他們對“社會福利制度”的洶洶抨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