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部落格精選

這次科學嘉年華，我們一早就想做一批好玩的衛衣，既可烘托嘉年華氣氛，又能幫我們填上一小塊財政空缺（想得美啊）……委托了著名設計師張發財幫我們設計，聽說設計“胸前”圖案，他很積極……這圖案是為了讓你搭訕，“mm，你胸口的圖是什么啊”。一開始選了好幾種顏色，最終還是定了女生白色，男生黑色，基本款嘛。

樣品送過來，大家都很滿意，還找了位美女模特來幫忙試穿。某攝影師趴在地上拍了好多張，一直很敬業地喊，“近些，再近些”。照片效果果然很好，引致某哈爾濱松鼠頻頻探問模特信息。

高興壞了，心想就等著大賣吧。然而……成衣到了以后，我們發現女生的白色版，布料不如男版黑色的厚，這個季節單穿稍冷，而且由于是純白，仔細看，某些部位有色差，可能會有讀者覺得不爽。猶豫了再三，再三，雖然很肉疼，但還是決定，不賣白色了！實在不能讓大家收到質量不夠過關的衣服而抱怨……我們決定把350件女式的白色版交給老朋友真愛夢想基金會，委托他們捐給需要的人。

所以，現在可以上架的衣服只有男式的黑色衛衣，模特是姬十三本人和……一位需要被人肉搜索的小伙子。辦公室的MM自己選的都是男式小號的，“1米62，95斤”，在毛衣外面套一件正好，喜歡的MM也可以嘗試下。女式的衣服重新做，過幾天上架，也用黑色抓絨的面料，和男式的一樣，蠻厚，挺保暖。喜歡白色的女孩子們，抱歉了。圖案和照片上你看到的女模特穿的一樣，是綠色的。購買詳情請查看這里。

陳曉卿老師家的樂樂是松鼠們的好朋友，這次科學嘉年華，他也很關注，所以我們送了件T恤給他。他拿到衣服的第二天，就把照片發給我們了。樂樂的照片一出來，大家忘了美女和帥哥，紛紛要求讓樂樂做我們的形象代言人。^_^

花開兩朵。話說，由于真愛夢想基金會的北京志愿者要來運衣服，我們一拍腦門，想到可以同時做另一件事。

嘉年華的時候，在主會場，北航新主樓的正門前面，我們會搭起一個棚做會務區，屆時，真愛夢想的志愿者會在這里恭候您。對，請將您希望帶給孩子們的東西放在這里。

可以帶哪些呢？
3—16歲的幼兒、少兒讀物，包括圖畫書、雜志、益智讀物、作文選、故事書等（請不要捐贈課本、課外輔導書、練習冊）；

供”夢想中心”老師閱讀的優秀雜志、書籍；過期雜志亦可；
閑置文具、數碼相機、鼠標、U盤、MP3、無線上網設備、攝像頭等同樣受歡迎。
新舊不限，但請注意圖書不要破損。
請放心，這些東西都會妥善地帶給需要它們的人。這種信心緣自我們對真愛夢想基金會的執行力的信任。

【介紹：真愛夢想公益基金會】

真愛•夢想——是一家用商業思維運作教育公益項目的合法注冊公益基金會（滬民基證字第0087號），關注中國最迫切的教育公平問題，致力于彌合城鄉教育之間的巨大鴻溝。 基金會目前主要運營有“夢想中心”注、“夢想課程”與“夢想領路人”項目。
【夢想中心25號 —  北京蒲公英中學】

“夢想中心”是一個集成了圖書室、電腦室、多媒體功能為一體的空間，面積大約70-100平方米。配置圖書約5000-8000冊、聯網電腦4臺、電視機、DVD一套，數碼相機、MP3若干。“夢想中心”能為孩子們帶來歡快明亮的多功能學習場所，為教師們提供定期培訓，還將嵌入推度身定制的素質教育課程——“夢想課程”。

北京蒲公英中學是一所民辦非營利性的、公益性的平民學校，作為北京市第一所專門為農民工子女創辦的中學，全校近600名學生來自中國24個省級行政區。開放在大興區的這株“蒲公英”，學校條件較為簡陋，校舍由開關廠廠房改建而成。北京蒲公英中學夢想中心現已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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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長江和他的孩子們。出事前，祁長江把孩子送到學校上學，答應妻子要去接孩子放學。

對祁長江妻子朱祖芬來說，丈夫的死至今是一個謎團。

北京市海淀區看守所里，祁長江絕食而亡。

      30歲的發票販子祁長江栽了。他被關押49天后死亡，警方給出的死因是“絕食”。 祁長江之死，并沒有擊倒他的同業們繼續“做生意”的信心。在繁忙的中關村，票販江湖依舊每天按照自定規則運行著。

      南都周刊特約記者·醴文 北京報道  攝影·王旭華

     10月13日下午，北京中關村海龍電子大廈外，每一個拐角處幾乎都站著一個婦女，抱著小孩，注視著來來往往的行人，嘴里反復念叨著同一句話，“發票要吧？發票，發票！”
 
　　盡管國慶已經過去兩周，在海龍大廈門口，依然豎立著一個巨大的廣告牌——“我給祖國送祝福”，上面滿是許多人手寫的獻給新中國成立60周年的祝福。
 
　　不遠處，六七個婦女和往常一樣聚集在商場門口，偶爾有人過來說兩句話，其中一人便從胸口的小包里取出一摞票據交給他。在距離這群婦女不到50米處，兩名警察正在巡邏，他們身著筆挺的制服，一邊走一邊輕松地聊著天。
 
　　28歲的朱祖芬曾經也是這群婦女中的一個，但是現在，她得蹲守在兩公里之外的海淀區人民檢察院信訪大廳門口，和她一起的是3歲的兒子和60歲的老父親。
 
　　“我已經是第三次來這兒，他們不出來接待我，我今天就不走了。”朱祖芬此行，想請檢察院立案調查丈夫祁長江的死因。
 
　　祁長江，綽號“小胖子”，30歲，2009年7月26日涉嫌倒賣假發票被逮捕。
 
　　據祁長江一位在現場的老鄉回憶，“小胖子” 祁長江是被警察“釣鉤”抓獲的。7月26日下午，正在e世界門口晃悠的“小胖子”，突然來了一筆大生意，有人找他買三本假發票，“結果是個便衣”，祁長江就這樣被人贓俱獲。
 
　　祁長江在海淀區看守所關押49天后，9月17日凌晨死亡。海淀警方稱，被關押后，祁長江一直絕食，民警多次勸說未果，將其送到醫院治療。由261醫院提供的死亡證明上寫道，直接導致祁長江死亡的疾病或情況為呼吸心跳驟停，上消化道出血，其他疾病診斷為“患者絕食49天，促進死亡”。
 
　　對于丈夫“絕食而亡”的說法，朱祖芬難以接受。她對北京一家媒體記者說，丈夫1.7米的個子，體重89公斤，平時身體很棒，而且很少生病，得個感冒也不用去打針吃藥，性格也很開朗，“不可能無緣無故地絕食”。
 
　　一場聲勢浩大的打擊行動
 
　　2002年，經親戚介紹，新婚不久的朱祖芬和丈夫祁長江一起，從安徽老家潛山縣來到了北京。因為親戚就在中關村附近做發票倒賣的“生意”，夫妻倆也就跟著干上了這行，發票、盜版光盤一起賣，還幫著電子賣場拉點客戶。
 
　　朱祖芬說：“當時還以為是因為我們和親戚關系好，親戚才把我們帶出來，結果是看中了我的肚子。”
 
　　原來，在“發票圈”中有個心照不宣的規定：警察不抓孕婦和帶嬰兒的婦女。即使被抓了，這些婦女很容易順利地取保候審。孕婦、孩子，是中關村假發票網絡中最底層，也是最為安全的一層。因此，朱祖芬說，“一般村里鎮里孕婦或剛生了小孩的婦女，都會被邀約出來倒賣發票。”
 
　　7年間，朱祖芬生了一兒一女，同時，也就和警察打了7年交道。因為女人在明處，男人在暗處，警察對她來說，幾乎就不算“對手”了。“這兒附近的警察我全認識，” 朱祖芬說，不僅是片區所在的派出所，別的轄區派出所的警察也會到這幾個大的電子市場晃悠，“因為這兒的人抓起來容易些”。
 
　　今年6月，朱祖芬就預感到風聲會越來越緊。她想讓丈夫先別干了，但是祁長江不愿意，“他認為去年奧運會風口浪尖都沒事，這次應該沒有上次嚴吧”。
 
　　2009年7月1日，北京警方集中開展以國慶60周年安保工作為中心的“驚雷”行動，打黑、除惡、治亂，強化對重特大敏感性案件的快偵快破，加大對秩序類犯罪、涉槍涉爆案件、團伙犯罪、系列犯罪的打擊力度，確保北京社會治安秩序總體平穩，確保國慶期間刑事案件、殺人綁架等八類危害嚴重案件、街頭現行犯罪發案低于奧運會賽時水平。
 
　　在北京市公安局的官方網站上，一篇文章強調，“確保實現全市治安形勢平穩、刑事案件發案總量下降、抓人破案總量提升，形成強有力的打擊震懾效果，以實際行動向國慶六十周年獻禮。”同時，公安部從6月開始，開展為期3個月的打擊假發票專項行動。
 
　　2009年7月26日早上，和往常一樣，朱祖芬和祁長江把一雙兒女分別送到學校，在中關村e世界的門口分開。朱祖芬記得丈夫最后一句話是，“你早點回家，我今天去接孩子”。這句話是那樣的平淡無奇，卻成了他的遺言。
 
　　和朱祖芬一樣，在北京西客站附近活動的羅清明（化名）也感到了一股暴風雨即將到來的氣息，但是他的日子比祁長江過得從容一些。
 
　　除了中關村，北京西客站附近也是發票販子們集中的地方，這里的發票販子大多來自山東。瘦高黝黑的羅清明是其中的老資格了，“在這兒十多年了，早就不用跑大街了。”羅清明眼睛不太好，因此在跑了幾年“站臺”后，他抓住幾個常聯系的客戶并發展開去，開始提供固定客戶服務。
 
　　“中關村的是安徽人，西客站的是山東人，還有天安門附近的是東北人，各有各的地盤”。羅清明清楚北京發票販子的勢力范圍。事實上，在北京每一個人流聚集的天橋、商場、醫院附近，都會有不少游走的商販叫賣發票，不過這三個地區最為集中。
 
　　羅清明現在的業務都是通過電話聯系，為附近的一家大型企業員工們提供各類發票，他每天就忙不過來，因此，風聲緊不緊對他而言不太重要。
 
　　國慶節前，他唯一的區別就是不和這些客戶在單位的正門交易，去側門。羅清明暗笑說，“也得給門口這么多武警、特警、便衣點面子，是吧？”
 
　　貓和老鼠的“特別任務”   
 
　　在羅清明10多年的“販票生涯”中，每年都有一兩個同業被抓進去，是屬于極小的意外。更多時候，他們和片區警察之間有著獨特的默契。
 
　　盡管販賣發票在中國屬于刑事犯罪，但事實上他們常常和警察相安無事，讓他們發生聯系的，是一項被稱作“任務”的行動。在羅清明看來，掌握時間點很重要，要是沒任務，沒人會來抓你。“兩會、國慶，這些年年都有，一般你看到處坐滿了戴紅箍的老太太，就知道任務來了。”羅清明說。
 
　　相比羅清明所活動的西客站，中關村的情況更為復雜一些。“發票要嗎？光盤要嗎？”這兩樣東西，他們常常在一起叫賣。
 
　　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中關村幾個大的電子賣場相繼建成，在附近兜售“盜版軟件和光盤的小販”多了起來，從那個時候，“孕婦”、“哺乳期婦女”等特別“銷售團隊”開始成氣候。
 
　　隨著人流的劇增以及小商家避稅的需要，一些發票制售商看中了這里的人氣，婦女們也就開始左手賣發票、右手賣光盤，逐漸發展到今天的“局面”。
 
　　34歲的宋小云也是個“老發票”了。談及“小胖子”的死，她不愿意多說，只是歸咎于“他運氣不好。”
 
　　那天被抓獲的只有“小胖子”一個人。隨后，根據北京市警方提供的數據，截至2009年8月31日，北京市共立案查處制售、非法出售、非法代開、虛開以及非法取得發票案件1239起（其中稅務查處案件918件，公安查處案件321件）、抓獲犯罪嫌疑人375名。
 
　　這些數據并沒有打擊到宋小云繼續留在中關村“做生意”的信心，依舊風雨無阻地出現在海龍大廈。這信心來自于她的經歷。
 
　　其實，宋小云常常會有“進去”的時候，不過她的這個經歷大不相同。她告訴記者，每年都會有兩三次，熟悉的警察給她打電話，把她“請”到派出所去，在一系列和拘留相關的文書上簽字，然后就放她走人。
 
　　剛開始，宋小云還有些緊張，怕是“進去了”，總不是好事。后來她發現，這些警察原來挺感謝她的，“有的警察喜歡開玩笑，居然還真說句謝謝。”
 
　　更令宋小云吃驚的是，履行完這樣的“公事”后，警察還會付錢給她，30元、50元不等。第一次領到這個錢，宋小云感到非常愕然，“警察不罰款還發錢？”迷糊的宋小云被丈夫的話點醒了，“感謝配合唄”。
 
　　和女人的大膽和公開化相比，發票販子群體中的男人們，則顯得隱秘和小心多了。像朱祖芬盡管和很多警察相熟，但是她從來沒有告訴過任何人，她的老公也在中關村里。“誰會說？我們都是帶著一個小孩裝可憐的。” 朱祖芬告訴記者。
 
　　在這樣一種獨特的生存環境下，中關村幾個大的電子市場附近，倒賣光碟和發票的人群只增不減，光是來自安徽潛山的在中關村就有100多人。
 
　　暴利的誘惑
 
　　“小胖子被抓”，本來只是中關村電子市場附近一件不大的事情。3年前，祁長江就曾因倒賣發票，被判處過1年徒刑。有過前車之鑒，還是重操舊業，唯一的理由就是“暴利”。
 
　由于比較危險，祁長江在平時做得更多的是“導購”：在人群中發現有購買意圖的顧客，用手指向身上有發票的人，交易成功。這“一指”每張發票的售價是20元，祁長江得到的酬勞是15元。
 
　　祁長江在世時，一天收入大約200多元。
 
　　根據知情者透露，整個“假發票產業”早已形成了一個嚴密的產業鏈。從制作到銷售大體可分五層，整個網絡橫跨全國多個省市。第一層是大老板，多在廣東、浙江等地。他們有自己的印刷廠，負責印制發票。每本發票的價格不過幾毛錢；第二層是老板的手下，他們每個人手里都掌握著大量不同地區的客戶，在每本發票上賺取5元到10元不等。
 
　　網絡的第三層分布在全國各地，他們通常在各個地區壟斷著一部分客戶與市場，“知名度”也很高，一般每本發票收取20元左右。
 
　　網絡的第四層一般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專業”送票的司機，每一趟收取10元至15元不等的報酬；另外一部分是由身邊親戚和朋友組成的“銷售下線”，他們從上線批發發票后再銷售，但他們拿貨的價格已漲到每本100元。
 
　　到了網絡的第五層，就是祁長江、宋小云他們。他們如螞蟻一般海量分布在車站、酒店、醫院等人流量大的地方，每賣出去一張發票，能獲取15元左右的利潤。
 
　　朱祖芬夫婦也攢下了一些錢，但是這兩年祁的母親從生病到去世花了不少錢，同時，兩口子希望早點掙錢回家蓋房子，因此在北京，他們的生活非常節儉。在每月300元的出租屋里，一個雙層木床就占去了六七平方米房間的一半，而唯一的電器是花50元買的舊電視。“這個電視柜，只花了5塊錢。”朱祖芬說。
 
　　“冒著這么多風險掙來的錢，誰舍得亂花？”宋小云說。
 
　　等做到一定階段，有了固定的客戶就會安全得多，像羅清明那樣。他說，“我干的就是秘書的活”。每天羅清明都會把定點搜羅來的出租車票等票據集中到一起，根據不同客戶的需要整理好，“出租車票連號的不行，那一看就不真。”羅清明說。羅每個月少說也能掙五六千吧。
 
　　但是，祁長江沒有等到成為“老羅”的這一天。
 
　　回應書
 
　　10月1日這一天，國慶60周年。為了丈夫的死因奔波了20來天的朱祖芬，也停下了腳步，和孩子、父親一起在家看盛大的閱兵儀式。
 
　　自從丈夫死后，朱祖芬時刻感受到一種無形的壓力存在。從找律師開始，她手里攥著十多張律師名片，一個個找過去，幾乎沒有一個律師愿意代理這個案子。最后一位叫做劉文元的律師接手了案件。
 
　　10月12日，《京華時報》報道了《海淀看守所一嫌犯絕食死亡》的消息后，數十家媒體記者曾把朱祖芬的手機打得沒電。然而，在盼望了幾天后，她在報紙上見到唯一的追蹤報道是，10月15日，北京一家報紙刊登了一篇長達6000字的《海淀警方回應犯人絕食身亡事件》，全文刊發了海淀警方的回應書。
 
　　回應書上，海淀警方公布了祁長江的死亡過程：祁長江7月26日在中關村倒賣發票被當場抓獲，帶到派出所后祁長江一語不發，不與警方配合并開始絕食。從7月27日至8月19日，祁長江一直在絕食對抗。在此期間，祁長江曾7次被管教人員送往羊坊店醫院駐海淀看守所醫療中心進行治療。醫護人員對其進行了靜脈補液治療等措施。祁長江對醫護人員給予的治療采取抗拒，不僅對醫生、護士進行辱罵，還以拔針、吐食等方式抗拒治療。9月17日零時55分，護士巡診時發現祁長江意識模糊，瞳孔放大，院方隨即對其進行積極搶救；2時30分左右，祁長江出
 
　　現嘔吐、心率下降，羊坊店醫院于3點20分將其送往261醫院搶救。4時38分，祁長江因搶救無效死亡。
 
　　朱祖芬沒有讀完這篇長長的回應書。對她來說，警方就只有一句回應，“如有疑義，就做尸檢”。而朱祖芬已經咨詢了好幾家法醫鑒定中心，費用最低的也要1.5萬元左右。
 
　　“你說有沒有特別公正的法醫鑒定中心呢?”朱充滿疑慮地問記者，重重地吐出“特別公正”幾個字。
 
　　朱祖芬把希望寄托在檢察院，準備第四次去海淀區檢察院，她一邊給熟睡中的兒子穿鞋，一邊說，“我也不愿意帶著孩子去受苦，但是不帶著他，是沒有人理我的。”
 
　　這幾年，把孩子帶在身邊好辦事，已經成為了她的一大“經驗”。然而這一次孩子并沒有幫她太多的忙，海淀區檢察院給她的答復還一樣，“等等，我給上級領導匯報”。
 
　　而她聘請的律師在幫她取出醫院病歷之后，就再也沒有任何行動了。律師表示，“如果不做尸檢，就沒有任何辦法。”當朱詢問是不是可以敦促檢察院參與調查時，他的回復是，“都沒有任何錯誤，檢察院調查什么？”
 
　　劉律師說，如果朱祖芬認為他沒有做什么事情，可以解約。而在朱祖芬看來，她花了8000元聘請的律師已經“站到那頭去了。”
 
　　無數個為什么
 
　　朱祖芬不愿意做尸檢，她的想法是：如果結果還是和警方一樣，丈夫的死，是不是永遠不知道真相了。在她看來，整個49天，仍然充滿了無數待解的謎團。
 
　　在祁長江被捕3天后，盡管他一直拒絕透露自己的姓名等相關信息，但是警方通過比對同類案件案底發現，他的相貌和一位叫做“祁長江”的人極其相似，并于當天向此“祁長江”的老家安徽省的相關警方發函確認。
 
　　但是，朱祖芬先后四次到海淀拘留所要求探視時，她分別以“祁長江”的姓名和“無名氏”進行了查詢，得到的說法都是“查無此人”。
 
　　朱祖芬無論如何也不能相信，她明明親眼看見自己的丈夫從海淀四季青派出所押解出來上了警車。盡管頭上戴著黑頭套，但是他胖胖的身軀和衣服還是可以一眼辨認出來。聽到朱祖芬的聲音，祁長江還大聲呼叫，“救我，救我。”
 
　　在祁長江死亡當天9月17日，被送到261醫院時，從醫院出示的醫療記錄來看，登記的是“姓名無名氏、年齡四十歲”。而祁長江的身份8月底在羊坊店醫院時就已確認，為什么在臨死前還是無名氏？
 
　　對于家屬的質疑，海淀公安分局在接受北京媒體采訪時表示，祁長江當日凌晨病危后，警方通過當地派出所找到他的哥哥，告訴祁長江病危的消息。因祁長江被關押后不與民警說話，警方不掌握其妻在北京的情況。因為案件仍在偵查階段，按照規定，是不允許除律師以外的家屬或其他人與嫌疑人見面的。
 
　　對于警方的解釋，朱祖芬并未釋懷。
 
　　“他犯的又不是什么死罪，為什么會絕食？想著一雙兒女，他也不可能啊！”還有，“祁長江尸體的脖子上、眼睛周圍的淤青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太多“為什么”，朱祖芬卻找不到地方去問，只有3歲的兒子在身邊煩躁地哭鬧著。

城市的建設哪里沒有我們的身影/我們的衣服臟/口音土/但我們的手不笨/我們能蓋出漂亮的高樓/我們能修成寬廣的馬路。

建筑工人

已經兩個月了，張劼穎、梁自存、張慧鵬以及他們的同學還沒有等到深圳市領導的回信，仿佛那些農民工沒有等到勞動合同。

“之所以給深圳市領導寫信，從實踐的角度，希望這個事情能得到更好的解決。”北大社會學系的張劼穎說。

這封信的集體作者來自北大、清華“建筑業農民工勞動權益與保障”調查小組。這個調查小組里的許多同學是一個名為“安全帽”的學生組織成員，他們來自北京的各所高校，平時的活動是關愛建筑工人。

      癥結何在？

27歲的張慧鵬來自河北農村，他知道農村有多苦。“從小想著要擺脫那種環境，好好讀書，考上大學，改變自己的命運。”能一直讀到北大社會學系的研究生，他覺得自己是幸運的。

張慧鵬本科階段是在秦皇島的一所大學就讀，學的是經濟管理方面的專業，但這并不能解答他的眾多疑惑，校園生活也不能消弭他的“孤獨感”。考入北大社會學系之后，他覺得終于找到一些人可以談國家社會了。

2008年初，為了做關于農民工的課題，他進入了建筑工地。

“第一次進工地的時候挺震撼的。”張慧鵬說,“我是從農村讀小學一直這么上來的，前方是一個個獨木橋，你只能把一個個同學給擠下去，假如我沒有繼續升學的話，我就會是這座城市里農民工的一員。”

到了2008年六七月份的時候，這些工人就開始向包工頭要他們的工資了。因為他們得回老家收麥子去。在過去的幾個月里，他們沒有工資，每月只有一兩百塊錢的生活費。“他們拿不到工錢。跟著包工頭老鄉在干活。包工頭說沒錢，年底再給你。”張慧鵬說，“白條都沒有。”

工人們能在工地上干活，靠的都是老鄉關系，沒有契約，幾乎所有的建筑工地上都沒有勞動合同，靠的是老鄉的良心。“覺得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吧，想著是老鄉。”

到了年底往往不是這樣，給的錢往往少于約定好的數目，有的干脆就不給了。“有工人跟我說，到包工頭家要錢的時候，旁邊站著幾個人，給多少就拿多少。”梁自存說。

“一些包工頭也有苦衷，因為他們手上也沒錢。”張劼穎說。

在兩年多對全國多個城市建筑業的調查中，同學們發現，用人單位未與工人簽訂勞動合同的現象非常普遍，在此情況下，這一認定就成為一個關鍵的問題。勞動關系的認定直接關乎工人合法勞動權益的保障與維護。這就是工地上最重要的癥結所在：勞動合同關系的缺失。

在同學們看來，從法律上講，勞動行政部門在整個事件中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無論是1995年的《勞動法》，還是2008年的《勞動合同法》，都明確規定了用人單位未與勞動者訂立勞動合同的情況下勞動行政部門的監管責任。

農民工對樓外墻進行粉刷（施忠威）

      黯淡生活的偶爾光亮

“安全帽”替工人維權第一次引起社會關注，是北京馬連洼工人猝死事件。

57歲的農民工潘志源在馬連洼“西山華府”工地上猝死。工地原本只賠了2萬元。“安全帽”和工人們要求更合理的賠款，最后將賠款提高到6.4萬元。“這其實也很少，正常的賠付其實可以達到20萬。”張慧鵬說。

但這6.4萬元已經讓工地很氣憤了。工地覺得這些學生不好好在學校讀書來工地上瞎摻和什么啊。工地的人覺得他們不懂，破壞了行規。他們說，北京哪處工地也死了工人，也是給2萬的。“覺得我們是故意找碴。”張劼穎記得，工地的一些人在她面前揮動手臂，推推搡搡地讓她“滾”。

梁自存有一次跟著工人到某處工地去談判的時候，被工地上的人卡著脖子推了出來。

有的工人在爭取權益時被逼無奈，將工地項目部的門鎖了。警察來將他們帶走，然后跟項目部的人說，他們鎖你們的大門一個小時，損失多少，你給我列一個單子。而那些被帶走的工人，他們的工資被拖欠的時間用年來計算，損失又是多少呢？

張慧鵬和他的伙伴們覺得自己做事情一直是很溫和的，他們覺得在現有的法律框架下就可以解決問題。“法律就在那，就看是執行不執行了。”

除了干活與討薪，工人的生活極其單調。學生們后來買了一些舊雜志，比如《知音》、《讀者》，拿到工地上，出乎他們的意料，工人們把這些書都搶瘋了。一些年輕的喜歡看玄幻小說。學生們買了一些書送過去，但并不是給他們。“借書要登記，每個人交5塊錢押金，下次來還了書再把押金還給他們。”

根據工人們的特點，學生們逐漸摸索了一些適合工地的制度，一些工人也加入其中，幫助他們做事情。

最壯觀的場面當屬放電影之時，那是工人的節日。當學生們把從學校租來的投影儀立起來的時候，“那個場面啊，好幾百人，加班的都不想加班了。”

學生們原本想著放一些有內涵有深度的片子，比如《活著》、《盲井》、《盲山》，但很難吸引他們。《集結號》、《十全九美》，是他們喜歡的。

工地上也會有假期，學生們會到工地上組織一些演出。“最開始主要是北科大的一些同學來做演出的事情。”

張慧鵬以前覺得工人們比較大老粗，后來發現工人里也有多才多藝的人。

來自河南的來子在北京一個建筑工地干活，沒拿到工錢，勞動局以沒有證據為由，未受理其投訴。他寫下了一首名叫《北京 北京》的歌。“北京好大好大/北京好冷好冷/北京也好熱好熱/北京沒有我的家”是其中幾句反復吟唱的歌詞，這首歌后來在各個工地傳唱開去。

老聶不老，是個80后，在工地上多年，他有時會寫一些小詩。“城市的建設哪里沒有我們的身影/我們的衣服臟/口音土/但我們的手不笨/我們能蓋出漂亮的高樓/我們能修成寬廣的馬路。”

城市里到處是建筑工人的身影，已經占了農民工總數的三分之一。從1984年開始，國有建筑公司不再招固定工人，建筑業農民工就大量增加。工人們涌入北京。許多人在聊天時會說，西直門那“三座大山”是我們當年蓋的，“鳥巢”的貴賓門是我們建的……但這些樓在蓋完之后跟他們就沒什么關系了。

在海淀區的一處別墅工地，1000萬一幢的別墅開始裝修樣板房了，工人們將要離開。一位女工拉著張慧鵬，讓他給她在別墅前留影。“拍照的時候，看到她的表情很復雜。”

1000萬一幢的房子意味著什么？工人們如果能在年底從包工頭那里順利足額拿到工錢的話，大概有兩萬的收入。1000萬是他們500年的收入。如果從明朝正德年間積攢這個數額的全部年收入，他們可以在2009年一次性買下這幢別墅。

農民工在工棚里吃飯（施忠威）

      重要的一步

張劼穎覺得自己和建筑工地挺有緣的，在西安老家，他的父親就是一名工程監理。

但直到2007年的冬天，她才算真正接觸到了建筑工人的生活。“那天是早上，沒有電，沒有暖氣，一些年紀大的人需要喝酒來御寒和減輕壓力。”工人住在活動板房里，門口和樓梯都結著冰。

張劼穎覺得“安全帽”的活動是循序漸進的。前期主要是調查研究。他們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基本上研究清楚了建筑工地的用工體制，后面主要是做一些實際的工作。

清華社會學系的梁自存來自陜西漢中農村，他進入“安全帽”比較晚，但很積極，現在已經是“安全帽”的主要組織者了。梁自存現在主要給工人們普及一些常識，比如講一講《勞動法》，發放類似城市務工手冊的小冊子，可以告訴他們如何去咨詢，拖欠工資該怎么辦等等。梁自存在河北調查的時候，工人對粉塵的危害還不是很了解。他覺得應該讓工人至少認識到自己的處境。“有的工人還說，那些粉塵是鈣粉，可以補鈣。”

許多工人不敢強硬地跟資方抗爭，因為他們耗不起。“西方的工人挺有戰斗力的，是因為他們的工人有基本保障。我們是沒有的。明天我沒飯吃了怎么辦？對他們來講，沒有經濟基礎來應付這些不合理的東西。”梁自存說。

張慧鵬認為“安全帽”給自己帶來了改變。“有些事情是我們可以做到的。如果一再退讓就不會有改變。”

張劼穎最近在忙著“建筑工人關愛日”的事情，北京好多高校都加入其中，希望在12月5日那天走入工地，關愛建筑工人。他們的口號是：尊重勞動價值，構建和諧工地。

高岳飛年紀不大，初中畢業就出來打工，已經有6年半的工齡。繁華和荒涼他都見過不少，但那些城市人看他的眼神還是讓他覺得不舒服。“有一次在火車上，一個家長對孩子說：‘你如果不好好學習，長大后就讓你和他們一樣打工去。’那孩子說了一句話讓我傷透了心。他說：‘我現在要好好學習，我才不要向他們那樣呢。多丟人！’”

沒簽訂勞動合同而被拖欠工資的農民工老何已經40多歲了，他對學生說：我時間不多了，我要為這個社會做點東西，不然我兒子出來打工的時候還是這個環境。

按照《勞動合同法》，不簽訂合同用人可以追討雙倍工資。老何開始告其所在的勞務公司，相關部門也已經受理。這是重要的一步。

    本周講座主題：中國：1976-1983
    主講人：劉香成
    時間：10月25日（周日）14：00-16：00
    地點：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報告廳（北京市朝陽區酒仙橋路4號798藝術區內，再詳細的路線圖，就請大家在網上搜了），自由參加

    1976年至1983年，劉香成先后以《時代》周刊常駐北京記者和美聯社首位駐北京攝影師的身份，作為外國媒體唯一一位在北京的新聞攝影師，為當時的中國留下了珍貴的歷史剪影。他在那段時間的攝影匯集成為《毛以后的中國》，1983年由英國企鵝出版社出版。這部作品先后再版四次，在全世界范圍內享有極高的聲譽。世界圖書出版公司日前出版中文版本《中國：1976-1983》，是作者在之前幾個外文版本的基礎上，增加了相當數量未發表的照片，全新編輯而成。《讀庫0905》也選刊了作者的兩篇自序及部分攝影作品。
    恩，劉香成老師，獲得過普利策獎。甘地夫人遇刺，阿富汗戰爭，蘇聯解體……二十世紀后半葉的許多世界大事，他都用相機記錄過。《讀庫0905》里，有他寫的這么一段文字：“外交部新聞司的官員姚偉曾叫我參加過一個會議。他告訴我，他們調查了1979-1981年外國媒體的活動，發現西方發表的關于中國的照片有百分之六十五是由我拍攝的。對這個數字以及他們調查的認真性我很是驚訝。實際上，關于已發表的照片，這樣一個數字并不難獲得，因為在1978年到1980年間，我是北京唯一一個外籍新聞攝影師——1981年，合眾國際社的邁克·提勒才加入進來。更讓人驚訝的還是他們的反應：‘劉先生，以后請不要那么努力工作。’”
    有讀者可能問了，那百分之六十五之外的照片是誰拍的呢？不是說他是唯一嗎？這句話并不矛盾，大家別忘了，還有新華社和中新社呢。也就是說，劉老師一人，抵上了這兩家。

祁長江和他的孩子們。出事前，祁長江把孩子送到學校上學，答應妻子要去接孩子放學。

對祁長江妻子朱祖芬來說，丈夫的死至今是一個謎團。

北京市海淀區看守所里，祁長江絕食而亡。

      30歲的發票販子祁長江栽了。他被關押49天后死亡，警方給出的死因是“絕食”。 祁長江之死，并沒有擊倒他的同業們繼續“做生意”的信心。在繁忙的中關村，票販江湖依舊每天按照自定規則運行著。

      南都周刊特約記者·醴文 北京報道  攝影·王旭華

     10月13日下午，北京中關村海龍電子大廈外，每一個拐角處幾乎都站著一個婦女，抱著小孩，注視著來來往往的行人，嘴里反復念叨著同一句話，“發票要吧？發票，發票！”
 
　　盡管國慶已經過去兩周，在海龍大廈門口，依然豎立著一個巨大的廣告牌——“我給祖國送祝福”，上面滿是許多人手寫的獻給新中國成立60周年的祝福。
 
　　不遠處，六七個婦女和往常一樣聚集在商場門口，偶爾有人過來說兩句話，其中一人便從胸口的小包里取出一摞票據交給他。在距離這群婦女不到50米處，兩名警察正在巡邏，他們身著筆挺的制服，一邊走一邊輕松地聊著天。
 
　　28歲的朱祖芬曾經也是這群婦女中的一個，但是現在，她得蹲守在兩公里之外的海淀區人民檢察院信訪大廳門口，和她一起的是3歲的兒子和60歲的老父親。
 
　　“我已經是第三次來這兒，他們不出來接待我，我今天就不走了。”朱祖芬此行，想請檢察院立案調查丈夫祁長江的死因。
 
　　祁長江，綽號“小胖子”，30歲，2009年7月26日涉嫌倒賣假發票被逮捕。
 
　　據祁長江一位在現場的老鄉回憶，“小胖子” 祁長江是被警察“釣鉤”抓獲的。7月26日下午，正在e世界門口晃悠的“小胖子”，突然來了一筆大生意，有人找他買三本假發票，“結果是個便衣”，祁長江就這樣被人贓俱獲。
 
　　祁長江在海淀區看守所關押49天后，9月17日凌晨死亡。海淀警方稱，被關押后，祁長江一直絕食，民警多次勸說未果，將其送到醫院治療。由261醫院提供的死亡證明上寫道，直接導致祁長江死亡的疾病或情況為呼吸心跳驟停，上消化道出血，其他疾病診斷為“患者絕食49天，促進死亡”。
 
　　對于丈夫“絕食而亡”的說法，朱祖芬難以接受。她對北京一家媒體記者說，丈夫1.7米的個子，體重89公斤，平時身體很棒，而且很少生病，得個感冒也不用去打針吃藥，性格也很開朗，“不可能無緣無故地絕食”。
 
　　一場聲勢浩大的打擊行動
 
　　2002年，經親戚介紹，新婚不久的朱祖芬和丈夫祁長江一起，從安徽老家潛山縣來到了北京。因為親戚就在中關村附近做發票倒賣的“生意”，夫妻倆也就跟著干上了這行，發票、盜版光盤一起賣，還幫著電子賣場拉點客戶。
 
　　朱祖芬說：“當時還以為是因為我們和親戚關系好，親戚才把我們帶出來，結果是看中了我的肚子。”
 
　　原來，在“發票圈”中有個心照不宣的規定：警察不抓孕婦和帶嬰兒的婦女。即使被抓了，這些婦女很容易順利地取保候審。孕婦、孩子，是中關村假發票網絡中最底層，也是最為安全的一層。因此，朱祖芬說，“一般村里鎮里孕婦或剛生了小孩的婦女，都會被邀約出來倒賣發票。”
 
　　7年間，朱祖芬生了一兒一女，同時，也就和警察打了7年交道。因為女人在明處，男人在暗處，警察對她來說，幾乎就不算“對手”了。“這兒附近的警察我全認識，” 朱祖芬說，不僅是片區所在的派出所，別的轄區派出所的警察也會到這幾個大的電子市場晃悠，“因為這兒的人抓起來容易些”。
 
　　今年6月，朱祖芬就預感到風聲會越來越緊。她想讓丈夫先別干了，但是祁長江不愿意，“他認為去年奧運會風口浪尖都沒事，這次應該沒有上次嚴吧”。
 
　　2009年7月1日，北京警方集中開展以國慶60周年安保工作為中心的“驚雷”行動，打黑、除惡、治亂，強化對重特大敏感性案件的快偵快破，加大對秩序類犯罪、涉槍涉爆案件、團伙犯罪、系列犯罪的打擊力度，確保北京社會治安秩序總體平穩，確保國慶期間刑事案件、殺人綁架等八類危害嚴重案件、街頭現行犯罪發案低于奧運會賽時水平。
 
　　在北京市公安局的官方網站上，一篇文章強調，“確保實現全市治安形勢平穩、刑事案件發案總量下降、抓人破案總量提升，形成強有力的打擊震懾效果，以實際行動向國慶六十周年獻禮。”同時，公安部從6月開始，開展為期3個月的打擊假發票專項行動。
 
　　2009年7月26日早上，和往常一樣，朱祖芬和祁長江把一雙兒女分別送到學校，在中關村e世界的門口分開。朱祖芬記得丈夫最后一句話是，“你早點回家，我今天去接孩子”。這句話是那樣的平淡無奇，卻成了他的遺言。
 
　　和朱祖芬一樣，在北京西客站附近活動的羅清明（化名）也感到了一股暴風雨即將到來的氣息，但是他的日子比祁長江過得從容一些。
 
　　除了中關村，北京西客站附近也是發票販子們集中的地方，這里的發票販子大多來自山東。瘦高黝黑的羅清明是其中的老資格了，“在這兒十多年了，早就不用跑大街了。”羅清明眼睛不太好，因此在跑了幾年“站臺”后，他抓住幾個常聯系的客戶并發展開去，開始提供固定客戶服務。
 
　　“中關村的是安徽人，西客站的是山東人，還有天安門附近的是東北人，各有各的地盤”。羅清明清楚北京發票販子的勢力范圍。事實上，在北京每一個人流聚集的天橋、商場、醫院附近，都會有不少游走的商販叫賣發票，不過這三個地區最為集中。
 
　　羅清明現在的業務都是通過電話聯系，為附近的一家大型企業員工們提供各類發票，他每天就忙不過來，因此，風聲緊不緊對他而言不太重要。
 
　　國慶節前，他唯一的區別就是不和這些客戶在單位的正門交易，去側門。羅清明暗笑說，“也得給門口這么多武警、特警、便衣點面子，是吧？”
 
　　貓和老鼠的“特別任務”   
 
　　在羅清明10多年的“販票生涯”中，每年都有一兩個同業被抓進去，是屬于極小的意外。更多時候，他們和片區警察之間有著獨特的默契。
 
　　盡管販賣發票在中國屬于刑事犯罪，但事實上他們常常和警察相安無事，讓他們發生聯系的，是一項被稱作“任務”的行動。在羅清明看來，掌握時間點很重要，要是沒任務，沒人會來抓你。“兩會、國慶，這些年年都有，一般你看到處坐滿了戴紅箍的老太太，就知道任務來了。”羅清明說。
 
　　相比羅清明所活動的西客站，中關村的情況更為復雜一些。“發票要嗎？光盤要嗎？”這兩樣東西，他們常常在一起叫賣。
 
　　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中關村幾個大的電子賣場相繼建成，在附近兜售“盜版軟件和光盤的小販”多了起來，從那個時候，“孕婦”、“哺乳期婦女”等特別“銷售團隊”開始成氣候。
 
　　隨著人流的劇增以及小商家避稅的需要，一些發票制售商看中了這里的人氣，婦女們也就開始左手賣發票、右手賣光盤，逐漸發展到今天的“局面”。
 
　　34歲的宋小云也是個“老發票”了。談及“小胖子”的死，她不愿意多說，只是歸咎于“他運氣不好。”
 
　　那天被抓獲的只有“小胖子”一個人。隨后，根據北京市警方提供的數據，截至2009年8月31日，北京市共立案查處制售、非法出售、非法代開、虛開以及非法取得發票案件1239起（其中稅務查處案件918件，公安查處案件321件）、抓獲犯罪嫌疑人375名。
 
　　這些數據并沒有打擊到宋小云繼續留在中關村“做生意”的信心，依舊風雨無阻地出現在海龍大廈。這信心來自于她的經歷。
 
　　其實，宋小云常常會有“進去”的時候，不過她的這個經歷大不相同。她告訴記者，每年都會有兩三次，熟悉的警察給她打電話，把她“請”到派出所去，在一系列和拘留相關的文書上簽字，然后就放她走人。
 
　　剛開始，宋小云還有些緊張，怕是“進去了”，總不是好事。后來她發現，這些警察原來挺感謝她的，“有的警察喜歡開玩笑，居然還真說句謝謝。”
 
　　更令宋小云吃驚的是，履行完這樣的“公事”后，警察還會付錢給她，30元、50元不等。第一次領到這個錢，宋小云感到非常愕然，“警察不罰款還發錢？”迷糊的宋小云被丈夫的話點醒了，“感謝配合唄”。
 
　　和女人的大膽和公開化相比，發票販子群體中的男人們，則顯得隱秘和小心多了。像朱祖芬盡管和很多警察相熟，但是她從來沒有告訴過任何人，她的老公也在中關村里。“誰會說？我們都是帶著一個小孩裝可憐的。” 朱祖芬告訴記者。
 
　　在這樣一種獨特的生存環境下，中關村幾個大的電子市場附近，倒賣光碟和發票的人群只增不減，光是來自安徽潛山的在中關村就有100多人。
 
　　暴利的誘惑
 
　　“小胖子被抓”，本來只是中關村電子市場附近一件不大的事情。3年前，祁長江就曾因倒賣發票，被判處過1年徒刑。有過前車之鑒，還是重操舊業，唯一的理由就是“暴利”。
 
　由于比較危險，祁長江在平時做得更多的是“導購”：在人群中發現有購買意圖的顧客，用手指向身上有發票的人，交易成功。這“一指”每張發票的售價是20元，祁長江得到的酬勞是15元。
 
　　祁長江在世時，一天收入大約200多元。
 
　　根據知情者透露，整個“假發票產業”早已形成了一個嚴密的產業鏈。從制作到銷售大體可分五層，整個網絡橫跨全國多個省市。第一層是大老板，多在廣東、浙江等地。他們有自己的印刷廠，負責印制發票。每本發票的價格不過幾毛錢；第二層是老板的手下，他們每個人手里都掌握著大量不同地區的客戶，在每本發票上賺取5元到10元不等。
 
　　網絡的第三層分布在全國各地，他們通常在各個地區壟斷著一部分客戶與市場，“知名度”也很高，一般每本發票收取20元左右。
 
　　網絡的第四層一般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專業”送票的司機，每一趟收取10元至15元不等的報酬；另外一部分是由身邊親戚和朋友組成的“銷售下線”，他們從上線批發發票后再銷售，但他們拿貨的價格已漲到每本100元。
 
　　到了網絡的第五層，就是祁長江、宋小云他們。他們如螞蟻一般海量分布在車站、酒店、醫院等人流量大的地方，每賣出去一張發票，能獲取15元左右的利潤。
 
　　朱祖芬夫婦也攢下了一些錢，但是這兩年祁的母親從生病到去世花了不少錢，同時，兩口子希望早點掙錢回家蓋房子，因此在北京，他們的生活非常節儉。在每月300元的出租屋里，一個雙層木床就占去了六七平方米房間的一半，而唯一的電器是花50元買的舊電視。“這個電視柜，只花了5塊錢。”朱祖芬說。
 
　　“冒著這么多風險掙來的錢，誰舍得亂花？”宋小云說。
 
　　等做到一定階段，有了固定的客戶就會安全得多，像羅清明那樣。他說，“我干的就是秘書的活”。每天羅清明都會把定點搜羅來的出租車票等票據集中到一起，根據不同客戶的需要整理好，“出租車票連號的不行，那一看就不真。”羅清明說。羅每個月少說也能掙五六千吧。
 
　　但是，祁長江沒有等到成為“老羅”的這一天。
 
　　回應書
 
　　10月1日這一天，國慶60周年。為了丈夫的死因奔波了20來天的朱祖芬，也停下了腳步，和孩子、父親一起在家看盛大的閱兵儀式。
 
　　自從丈夫死后，朱祖芬時刻感受到一種無形的壓力存在。從找律師開始，她手里攥著十多張律師名片，一個個找過去，幾乎沒有一個律師愿意代理這個案子。最后一位叫做劉文元的律師接手了案件。
 
　　10月12日，《京華時報》報道了《海淀看守所一嫌犯絕食死亡》的消息后，數十家媒體記者曾把朱祖芬的手機打得沒電。然而，在盼望了幾天后，她在報紙上見到唯一的追蹤報道是，10月15日，北京一家報紙刊登了一篇長達6000字的《海淀警方回應犯人絕食身亡事件》，全文刊發了海淀警方的回應書。
 
　　回應書上，海淀警方公布了祁長江的死亡過程：祁長江7月26日在中關村倒賣發票被當場抓獲，帶到派出所后祁長江一語不發，不與警方配合并開始絕食。從7月27日至8月19日，祁長江一直在絕食對抗。在此期間，祁長江曾7次被管教人員送往羊坊店醫院駐海淀看守所醫療中心進行治療。醫護人員對其進行了靜脈補液治療等措施。祁長江對醫護人員給予的治療采取抗拒，不僅對醫生、護士進行辱罵，還以拔針、吐食等方式抗拒治療。9月17日零時55分，護士巡診時發現祁長江意識模糊，瞳孔放大，院方隨即對其進行積極搶救；2時30分左右，祁長江出
 
　　現嘔吐、心率下降，羊坊店醫院于3點20分將其送往261醫院搶救。4時38分，祁長江因搶救無效死亡。
 
　　朱祖芬沒有讀完這篇長長的回應書。對她來說，警方就只有一句回應，“如有疑義，就做尸檢”。而朱祖芬已經咨詢了好幾家法醫鑒定中心，費用最低的也要1.5萬元左右。
 
　　“你說有沒有特別公正的法醫鑒定中心呢?”朱充滿疑慮地問記者，重重地吐出“特別公正”幾個字。
 
　　朱祖芬把希望寄托在檢察院，準備第四次去海淀區檢察院，她一邊給熟睡中的兒子穿鞋，一邊說，“我也不愿意帶著孩子去受苦，但是不帶著他，是沒有人理我的。”
 
　　這幾年，把孩子帶在身邊好辦事，已經成為了她的一大“經驗”。然而這一次孩子并沒有幫她太多的忙，海淀區檢察院給她的答復還一樣，“等等，我給上級領導匯報”。
 
　　而她聘請的律師在幫她取出醫院病歷之后，就再也沒有任何行動了。律師表示，“如果不做尸檢，就沒有任何辦法。”當朱詢問是不是可以敦促檢察院參與調查時，他的回復是，“都沒有任何錯誤，檢察院調查什么？”
 
　　劉律師說，如果朱祖芬認為他沒有做什么事情，可以解約。而在朱祖芬看來，她花了8000元聘請的律師已經“站到那頭去了。”
 
　　無數個為什么
 
　　朱祖芬不愿意做尸檢，她的想法是：如果結果還是和警方一樣，丈夫的死，是不是永遠不知道真相了。在她看來，整個49天，仍然充滿了無數待解的謎團。
 
　　在祁長江被捕3天后，盡管他一直拒絕透露自己的姓名等相關信息，但是警方通過比對同類案件案底發現，他的相貌和一位叫做“祁長江”的人極其相似，并于當天向此“祁長江”的老家安徽省的相關警方發函確認。
 
　　但是，朱祖芬先后四次到海淀拘留所要求探視時，她分別以“祁長江”的姓名和“無名氏”進行了查詢，得到的說法都是“查無此人”。
 
　　朱祖芬無論如何也不能相信，她明明親眼看見自己的丈夫從海淀四季青派出所押解出來上了警車。盡管頭上戴著黑頭套，但是他胖胖的身軀和衣服還是可以一眼辨認出來。聽到朱祖芬的聲音，祁長江還大聲呼叫，“救我，救我。”
 
　　在祁長江死亡當天9月17日，被送到261醫院時，從醫院出示的醫療記錄來看，登記的是“姓名無名氏、年齡四十歲”。而祁長江的身份8月底在羊坊店醫院時就已確認，為什么在臨死前還是無名氏？
 
　　對于家屬的質疑，海淀公安分局在接受北京媒體采訪時表示，祁長江當日凌晨病危后，警方通過當地派出所找到他的哥哥，告訴祁長江病危的消息。因祁長江被關押后不與民警說話，警方不掌握其妻在北京的情況。因為案件仍在偵查階段，按照規定，是不允許除律師以外的家屬或其他人與嫌疑人見面的。
 
　　對于警方的解釋，朱祖芬并未釋懷。
 
　　“他犯的又不是什么死罪，為什么會絕食？想著一雙兒女，他也不可能啊！”還有，“祁長江尸體的脖子上、眼睛周圍的淤青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太多“為什么”，朱祖芬卻找不到地方去問，只有3歲的兒子在身邊煩躁地哭鬧著。

每天早上7點，張偉準時到北京協和醫院東院門口上班，混跡在病人中，高價兜售專家號。這是一個號販子的江湖地帶，灰色而低調。

南都周刊記者·陳鳴 北京報道

兩名外地來協和醫院看病的病人家屬，不愿透露來自哪里，來看什么病，只告訴記者：“為了能排到周一的專家門診，已經等了三天三夜了！”在他們的身后，醫院打出了“打擊號販子”的標語。攝影·劉浚

      10月5日的中午，張偉坐在北京協和醫院東院門的長凳上，等待最后幾單生意。國慶長假中的醫院只上半天班，于是張偉和朋友們也跟著上半天班。假日讓他們比平時閑暇不少，大家開始交流一上午的“收成”。

　　大部分的號很快就賣光了，大家開始互相逗樂，有人商量著下午去健身房跑步，有人主張回家打一圈牌。一個女號販子把手上沒賣掉的那張號一條條撕成碎片，往地上一撒，說：“你們誰把這張粘起來就給誰賣了！”一伙人哄然大笑。醫院的保安遠遠望著這群人，彼此相安無事。

　　從2007年開始成為號販子之后，張偉結束了過往四五年里的飄泊生活。每天早上7點，他來到協和醫院東院門口準時上班。走到導診牌前，周圍站著很多熟人，簡單打一圈招呼之后，他們開始各自物色病人。

　　張偉會在旁邊的肯德基先把“客戶”前一天訂的專家號交到他們手里，然后才開始招攬“散客”。

　　剛來北京的時候，他只是幫號販子們排隊，一個晚上是25元錢，后來漲到30元。號販子都是他的東北老鄉，有沈陽的，也有和他一樣來自鐵嶺。等他和號販老大混熟之后，他自己也變成號販子里的一員，號販子也分等級，有“一號販”、“二號販”，他是等級最低的“四號販”。有時候他還排隊，但更多時候他拿錢雇別的民工排。

　　一個號正常價格普通門診知名專家是14元，轉手之后可以賣到200-400塊，病人擁擠的時候他曾賣出過1000元一張的號。比普通門診專家號貴的還有“特需號”，特需號的價格是300元，這個票也同樣緊俏，病人如果需要得自己掏錢付300元，再加上400塊錢左右的“手續費”。
到手的這些錢張偉并不能自己全部拿走，他得按“規矩”按比例交給自己的上線。

　　為了看病，所有人都在瘋狂排隊，排不上的總是多數人，張偉他們雇了兩撥人，前一撥排完下一撥接著上。也有時候張偉也拿不到號，但張偉自有他的辦法，他和一些科室醫生彼此熟絡。實在掛不上號他就在臨近中午的時段領著病人直接去科室找醫生要一個加號。雙方彼此心領神會，病人很快坐下來得到診治，當然這一切是收費的。

　　這種情況下，拿到的錢除了一部分上交“組織”之外，還有一部分作為酬謝交到醫生手中。

　　這里讓張偉找到了歸屬感。高中讀完之后他就在沈陽、天津等地四處打工，累死累活的，遠不如現在來得痛快。“都是為了一碗飯吃。你看我這身子板能做什么？去工地，一天50塊錢？換你你干嗎？”這里都是東北老鄉，平時一起嘮嗑，出事有人罩著，還能找著更好的差事嗎？張偉說不能。

　　在北京，東北人壟斷倒號賣號的市場，并禁止其他省份的人涉足，一個在醫院附近開旅社的唐山老板說，最開始一些唐山人和山東人也曾試圖經營掛號生意，最后被生生“打出來”，“從此我們唐山人只經營旅社，雙方井水不犯河水。”

　　但張偉否認了唐山老板的這種說法。“我們東北人從來和氣，你按規矩辦事就行，你要想排隊倒號，明天就可以來，只是你有沒有關系拿到號的問題。”

　　但是不同號販子群體之間為爭地盤打架斗毆的事還是時有發生，去年10月《法制晚報》報道，在協和醫院西院發生了一起性質十分惡劣的號販子械斗爭地盤事件，于氏兄弟為了搶占由梵郭某、王某占據的地盤，糾集十余人持鐵棍、鐵鏈將對方打傷，當上了地頭蛇，這個團伙后來由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抓獲，9人刑事拘留。

　　張偉知道這事兒，但閃爍其辭。從這事情發生之后到現在，協和西院最近都沒有人去了。“有一天早上我一起床，打開電視機，還刷著牙，一瞧里頭的地方怎么這么眼熟，后來才知道是央視的人偷拍我們來著。其實你們記者用不著偷拍，這行也沒那么不光彩，像我現在跟你聊，沒事兒，但是行有行規，你要說像朋友那樣躺床板上聊深了，也不行。”

　　對自己的上線，張偉避而不談。但有患者和媒體發現，網絡和電話預約掛號公司很可能是從醫院大量拿號并進行倒賣的主要源頭。這些公司在北京市推行“預約掛號一卡通”后大量出現，形式上是醫院將電話掛號和網絡預約服務外包給這些公司。最大的問題在于，連醫院正式的掛號卡都未必能約上，為何這類公司卻能十拿九穩，他們出售的專家號從哪里來？

　　不過在張偉看來，他們這樣的組織跟“我愛我家”沒有什么不同，都是中介的一種，沒有什么可指責的。“病人有這種需要，有的人忙，等不及排隊，我們幫一下人家；還有的人從外地大老遠地趕過來，急著要回去，我們賣號給他可以幫他省好幾天的吃住錢，收點報酬是很正常的。大家都是為了吃飯。”

　　這個飯碗，似乎在不久的將來，張偉們可以光明正大地在醫院大門里端著。10月11日，衛生部醫管司表示，醫院可以和第三方中介機構合作開展預約掛號。不過這也只是希望，張偉對此心中沒譜。

　　現在，張偉們不但接受現場賣號，在網上也掛出了手機號。“每天手機響個不停，說明有很多人需要。這不是你們記者曝幾回光就能解決的。”有時候派出所治安聯防隊的人也出來巡視，張偉他們就像鴿子一樣散開，等他們一走又聚過來。“他們也不會真拿我們下手，偶爾大家一起吃吃飯，就都熟絡了”，張偉笑笑，給周圍的人都拋了一根煙。

記者·陳鳴 （北京）  單崇山（上海）  周鵬（廣州）   整理·方舟
 
北京  

北京協和醫院

　　掛號時間：門診大樓為早上6：30—7：30；

　　門診大樓右側掛號室排隊開放時間：從前一天6點30分開始，晚上排隊的患者可以進掛號室排隊休息（有暖氣）。
 
北醫三院

　　掛號時間：普通和特需門診都從早上7:00開始。
 
北京積水潭醫院

　　掛號時間：早上7:00開始。

　　需要注意的是，大廳外排隊的窗口不是最終掛號的窗口，6點時還要進入大廳排隊，7點正式開始掛號。警衛往大廳領人時，7號的隊先進入大廳，最后是1號隊；1、2號隊是只能掛脊椎骨傷的，3—7號可以掛別的任意科，但不包括脊椎骨傷科；6、7號是有治療本的隊，3—5號是沒治療本的病患排的隊，沒治療本的病患掛號前要填寫一張包含有姓名、身份證等基本信息的單子，在傳達室和掛號大廳內都有，免費；有治療本的也可以排3—5號隊。
                            
中日友好醫院

　　掛號時間：最好早上6：00前到達。
 
北京天壇醫院

　　掛號時間：早上7：30—11：30 ；下午12:30—16：30

　　需要注意的是，天壇醫院實行分科掛號，初診患者必須先到建卡處建卡，然后再到看病科室掛號；已建過卡的復診患者，直接持卡到看病科室掛號；神經外科、神經內科的專家號在門診一樓大廳收費處的2、3窗口集中掛號，早7：30開始至掛完號為止。

　　掛號途徑：網上掛號或電話預約。病患太多，各醫院發放的號數有限，如今的網上掛號基本用處不大。

　　現場掛號，也就是在醫院掛號處排隊掛號。⑴提前一天掛。例如，可以從周日午后開始排隊，經過一個通宵，到周一上午7：00掛號窗口放票。⑵托關系。⑶花錢買。一個號的價錢則根據專家資質、級別以及掛號難易程度而上下浮動。普通門診的掛號費通常為2—14塊，而特需門診需要200—400塊，外賓門診則需要600—800塊。然而只要肯出費用，國內病友也可以掛“外賓門診”的號。
 
上海    

中山醫院

　　自助掛號（門診大廳），適用于上海市醫保復診病人。

　　掛號時間：專家門診掛號（門診大廳）早7：00開始；普通門診掛號（門診大廳）早7：30開始；

　　高級專家會診中心在門診14樓掛號；

　　網上預約掛號：登錄醫院網站掛號系統，可以預約醫生、床位和手術。
 
華山醫院

　　普通門診，越早排隊越好，最好在醫院開門前派人先去門口排隊。

　　專家門診，分為普通專家和特需專家，根據科室不同分布在不同樓層，價格也從幾十到幾百元不等。

　　網上掛號：只能通過一些醫療網站或專業的掛號公司辦理。
 
瑞金醫院

　　普通門診的掛號時間：周一至周五：7：00-16：00

　　專病門診的掛號時間：周一至周五：7：00-16：00

　　專家門診的掛號時間：夏季：6：00-16：00；冬季：6：30-16：00

　　想要萬無一失，最好5點前就去排隊。

　　周日門診不掛號，需要的朋友只能掛急診，該院網站開通了網上掛號平臺。

　　掛號費從幾元到一百元不等，和很多醫院一樣，享受醫保的病人掛號比自費病人方便。
 

廣州

廣東省人民醫院

　　現場預約掛號流程：提供診療卡號 → 確定預約時間、科室、專家 → 核對聯系電話 → 交費 → 取掛號單  → 按時候診。

　　掛號時間：周一至周五的7:30—17:30。

　　需要注意的是，省人民醫院看病是需要診療卡的，初次到該醫院看病的病患需首先辦理診療卡（免費）。醫院的重點科室包括心血、耳鼻喉、內分泌、腦外科以及神經內科，因此需要到這幾個科室就診的病友需提早預約。
 
中山大學中山眼科中心

　　由于中大眼科中心如今是國內復雜疑難眼病的會診和治療中心之一，因此病患想要掛號極難，尤其是專家，更是難上加難。因此要想掛上號，最辛苦但最有效的方法還是提前一天排隊，等到第二天早上7：00就可以拿到號了。

　　眼科中心周圍醫托極多，千萬要多一個心眼，小心被騙，延誤治療。
 
南方醫院

　　醫院周一至周五各樓層均有掛號處，節假日集中在一樓掛號窗口掛號。

　　該醫院的消化醫學科、腫瘤科、創傷科以及心血管內科等科室十分著名，最好提前進行電話或網上預約。預約時間為周一至周五的上班時間，周末不預約。

　　電話預約成功患者需在預約就診當天憑預約流水號到醫院門診大廳5號預約掛號窗口掛號，然后到專家門診處就診。病患務必至少提前30分鐘掛號，否則逾期作廢。
 
廣東省中醫院

　　省中醫院的優勢范圍很廣，包括心臟中心、神經科、肛肝外科、骨傷科、針灸科、兒科等，因此掛號也是極其困難的。有些病患會花數十元辦理健康卡，再花幾十元進行預約，而一般預約時間要提前7天。

　　小貼士：一般情況下，專家號排通宵隊都不一定掛得到，越是知名的專家越是如此。而且，有的專家還不看初診。因此想要成功掛上專家號，就只有靠盡早到醫院排隊碰運氣了。

　　另外在廣州，若不想排隊掛號，可以花錢找“廣州導醫網”幫忙。

和其他所有計劃資源一樣，中國的醫療資源分布，從中央輻射到地方，從城市分流到農村，資源分配的不均衡，造成分配體系最末端往往難以得到醫療資源質量保障。

北京，作為金字塔的最頂端，聚焦著絕大多數的知名專家和頂尖儀器。于是看病也如同上訪般層層逆向而上，由農村看到城鎮，由城鎮流向省會，最后形成進京看病的大軍。

北京市衛生局局長方來英8月透露，北京一年的“專家號”約178萬個，而2008年希望得到專家提供高質量醫療服務的人數則為1.2億，其中有70%以上是來自于外地。進京看病大軍加劇北京醫療資源緊缺的同時，也催生了龐大的看病經濟圈和寄生產業。

一個只需14元的“專家號”，經號販之手竟被炒至上千元。附生在走樣的醫療體制上的號販，在供求極端失衡下，給沒有關系的進京看病者一個“市場途徑”。10月 11日，衛生部醫管司表示，醫院可以和第三方中介機構合作開展預約掛號。這意味著號販在未來或許有“轉正”成為正規中介的可能，然而如何確保醫療體系公平給予患者救治，仍將是一個難解之題。

記者·陳鳴 北京報道

10月13日，天還沒亮，北京協和醫院門診掛號處門外已排起了近百米的長隊。攝影·劉浚

很多人為了能掛上號，只能戴著口罩，帶著小馬扎露宿街頭，
在夜間氣溫只有10℃的北京大醫院門口，苦苦等待。攝影·劉浚

協和醫院專家曾小峰認為“看病難”是一個偽問題。攝影·王旭華

     10月1日的早晨，電視機里正在直播天安門廣場上雄偉壯觀的閱兵儀式。40歲的沈盛華帶著兒子董健，從圍坐在旅社前臺那破舊的電視人墻中，艱難地擠開一條縫。

　　從小患有自閉癥，8歲的董健連“媽媽”這個簡單的問候，都來得困難。9月26日，求醫無門的沈盛華，一個人帶著兒子，從山東蓬萊老家來到了北京。

　　體面而盛大的閱兵儀式，與這對母子無關，從昏暗而帶有霉味的地下室出來，他們要小心翼翼地越過馬路，到對面的北京大學第三醫院（簡稱北醫三院）再做一次磁療。

　　同一天，江蘇徐州的蔡建超和患紅斑狼瘡的妻子張雪梅，坐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車。張雪梅的紅斑狼瘡發作已經半個多月，徐州的醫生束手無策，北京是這對夫婦最后的希望。

　　在中國，醫療資源和其他所有計劃資源一樣，通過中央層層輻射到地方，從城市最后分配向農村，分配體系最末端往往意味著醫療資源質量最難以得到保障。目前，中國80%的醫療資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30%又集中在大醫院。而北京，作為金字塔的最頂端，聚集著絕大多數的知名專家和頂尖儀器。于是，看病也如同上訪一般，層層逆向而上，由農村到城鎮，由城鎮流向省會，最后形成進京看病的大匯流。

　　進京看病的洪流加劇了北京醫療資源的緊缺。根據北京市衛生局局長方來英8月19日提供的數據，北京一年的“專家號”僅約178萬個，而2008年希望得到專家提供高質量醫療服務的人數則為1.2億，較前年增長12%。這其中，有70%以上是來自外地。

　　為了治病，董健跟著他的媽媽，張雪梅跟著他的丈夫踏上了旅程。

　　他們不知道一趟趟開往首都北京的火車上，有幾人與他們一樣，為的是抓住生命那根稻草，但是，為了回到正常人的生活，更為了撿回一條性命，他們毅然選擇了一條擁堵的路。

看病“村落”

　　在海淀區的花園北路，常年擁堵，人頭攢動的街道上站滿了操各地方言的人們，這是一條北京出租車司機都會刻意繞開的路。路的北邊是北醫三院，中國最繁忙的幾大醫院之一，路的南邊是塔院小區和郵科小區，從全國各地蜂擁而至的病人，已經把這兩個普通的北京社區徹底改造成了一個“住院部”。地下室、社區里的招待所和賓館，都擠滿了等待看病的人們，甚至連民居，也大部分被出租一空。

　　在北京協和醫院、北醫三院、積水潭醫院、天壇醫院的周邊都形成了規模不一的“看病村”。這里常年聚居著像沈盛華、蔡建超這樣的外來家庭，為了治病，他們有的干脆在這里永久地住了下來。進京的病人構建了這些區域的經濟形態，補品店、藥店、醫療器械店、小旅社、號販子圍繞著“看病”這個主題，形成了一個個的“看病經濟圈”，甚至臨近小區的房價也因此高漲至每平方米2萬到3萬元。

　　離開家鄉，到大城市寄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董健的舅舅是沈盛華進京看病的最大反對者。一個在農村原本過得體面的家庭因為疾病變得貧困不堪，在幾年的求醫過程中，沈盛華的左眼急瞎了，右耳也聽不到聲音，他希望妹妹沈盛華把錢省下來，再生一個。沈盛華沒有聽從勸告，她留下句“你心疼的是你妹，我心疼的是我的孩子”就踏上了進京看病的路。

　　東北人、山東人和河北唐山人基本壟斷了北京醫院周邊的住宿市場，一種沒有營業執照的家庭式旅館很受病友歡迎。旅館就開設在普通居民樓里，從外面看和普通北京社區的房子沒有區別。進入房間里，就會發現住滿了各種各樣的人，他們大部分來自中國北方，為了治病臨時拼住在了一起。

　　在塔院小區開設旅館已五年的老板“蔣姐”，帶記者看了一處3室1廳的民宅，里面住著三戶人家，都是等待就醫的病人，每個房間每天收費120元，廳里的床鋪收費每天30元。蔣姐經營的幾處居所主要服務“生殖科”人群，對于孕婦還提供專門的營養服務，每天交25元，蔣姐負責照顧孕婦飲食，包括每周末的一小碗雞湯。另外房間里的廚房和廚具也供病人自由使用，只需要付燃氣費。

　　在塔院小區，沈盛華收到了蔣姐遞過來的卡片。在知道沈盛華經濟困難之后，蔣姐轉而向她介紹起廉價的地下室。

　　并不是所有人都住得起賓館和家庭式旅館，更多的來自于農村的病人像沈盛華那樣，被推向地下室。地下室的收費相對來說便宜得多，房間的價格在每天40元左右，如果只是單租床鋪就更便宜，包月只要700元。在一家地下室，記者看到40平方米不到的屋子擠滿了5戶人家，中間只用簾子隔開，生活都暴露在公共空間里。連地下室也住不起的病人則露宿在外，夜里他們時常帶著鋪蓋直接睡在醫院的掛號大廳。

　　20平方米，只有一張床和一張桌子，不透光，一打開門霉味撲鼻。在地下室轉悠了一圈之后，沈盛華還是決定住下來。

　　在生命和體面之間，沈盛華決定，更多的錢留給孩子看病。

規則與潛規則

　　對蔡建超來說，住宿并不是什么大問題。他是地方鄉鎮干部，妻子是小學語文老師，都是“有單位”的人，在無數上京看病的人中，他們是相對有財力的幸運者。

　　不過他很快發現，上京看病需要運用的人脈資源，遠遠超出一個鄉鎮干部的活動能力。

　　他于10月4日、5日和6日，分別到協和醫院西院排隊掛號，最終都無功而返。第一天，他早上6點半趕到醫院時，隊伍已經蜿蜒至掛號廳門口；第二天凌晨2點，他再次趕到協和，發現打地鋪排隊的人躺了一地，保安告訴他，這些人都是前一天的中午就開始排隊。

　　在排隊無果的情況下，他只能放下面子開始尋找“關系”。他找了在北京軍區、公安部、林業部、農業部工作的老鄉們，結果發現沒有醫院內部的關系根本進不去。

　　蔡建超很難想像世界上有這樣擁擠的醫院，在他的老家沛縣，醫院冷清得很，病人輕易就能掛上號打針吃藥，有的時候，醫生閑極無聊就在科室里打起牌來。不過地方醫院的能力讓他深深質疑，醫療事故時有耳聞，到徐州看病幾乎是當地人治療感冒以外疾病的選擇。鄰居告訴他，再不行，就上北京去。

　　排隊意味著等待，“關系”也走不通，蔡建超找不出更好的辦法掛號了，最后的途徑只能是金錢。

　　剛到北京的那天，他在協和東院遇到過幾個號販子，要價200元-800元不等的中介費。他撥通了號販子的手機，對方告訴他西院的風濕免疫科最近掛不上，因為不久前中央電視臺的記者剛剛曝光過這里，號販子都撤到了東院。

　　一開始他有些看不起號販子，現在他突然又有些恨起記者來。在賓館里躺著的張雪梅經不起等待，在地方醫院大量地使用激素治療，已經使她下肢的蛋白質大量流失。現在她連路都走不動了，精神狀態也處在崩潰的邊緣。

　　帶著兒子去過青島、南昌看病的沈盛華，也從來沒見過如此規模的看病人群，北醫三院門口繞幾圈的掛號長隊令她感到震驚。

　　只不過沒有關系和錢，她唯一的選擇就是排隊，從前一天中午開始徹夜地排隊，只要到得足夠早，只要排在她前面的人少于放出的掛號數，并且前頭沒有太多加塞的壯漢，她就能拿到一張和醫生見面的紙片。

　　“你排隊也別想拿到號，我們有專門的人晝夜排隊。”《南都周刊》記者自稱有親戚要看病接觸了多位號販，一位自稱“張偉”的號販子明確告訴記者，交錢會使一切變得順利起來。

　　張偉說，需要哪位專家的號，只要該專家沒有出國開會照常上班，頭一天預約，第二天就能找他見面拿號，手續費視專家名氣、職稱和出診數量的多少而定。如果只要求看上病，不挑醫生，價格相對便宜，在200元-400元之間，如果一定要看知名專家，最高要價可能達到1000元以上，北京各大三甲醫院的價格相差不多。

　　目前國內門診正式的掛號價格相當低廉，普通門診知名專家僅為14元，正教授是9元，副教授7元，主治醫師5元，住院醫師4.5元。這一價格從30年前由物價部門制定至今都沒有發生改變。

　　巨大的供需缺口，巨額的差價，催生了掛號買賣的黑市。

　　在北京幾大醫院門口，層層分工、組織嚴密的號販子網絡已經形成。一位在北醫三院周邊開旅社的唐山老板告訴記者：號販集團里有老大、二號販子、三號販子和四號販子，四號販子是最底層的，一般他們偶爾也會自己排隊掛號，更經常的是以每人每天30元的價格雇傭在京待工的外地人晝夜排隊。每一級號販向上一級號販提交一部分提成。

　　一個醫院諱莫如深、醫生和號販心照不宣的事實是——看病權最終在醫生手上，掛號只是看病規則中醫患見面的途徑，而在現實中，醫生可以臨時加號。一個號販子告訴記者：通常如果放出10個號，那就意味著起碼還有5個左右的號可“靈活運用”。在協和醫院東院和積水潭醫院，記者都看到一些沒掛上號的病人，直接向號販子繳納400元獲得了醫生的加號。

　　張偉告訴記者，一個號賺得的300塊錢左右利潤，其中起碼有一半作為醫生的紅包，另有三分之一交給自己的上線，剩下的才歸其所得。
事實上比掛號更困難的是入院，北京部分三甲醫院住院部床位長期接近飽和。多名住院病人向記者反映，為住院并盡早實施手術，他們只能通過紅包的方式打點關系。其中一位北京本地的腫瘤患者稱向某知名三甲醫院醫生支付了1萬，半個月后才住院，一周之后進行手術。“1萬基本上是‘市場價’，而且只是把你優先，也不能保證你馬上住上。”

　　正式規則無力約束的領域，關系、金錢、權力成為主流，這一切構成了一條榨干病人口袋的流水線。

　　為解決掛號難的問題，打擊號販子，政府部門也采取過一些措施。北京市衛生局在8月份宣布，從9月份起，在不取消門廳掛號服務的基礎上，北京市所有三級醫院將開展實名預約掛號服務，并逐步推廣至二級醫院，重點放在推動復診和社區轉診患者的預約掛號工作，醫療機構不得擅自提高收費標準或增加收費項目。

　　然而，北京市衛生局長方來英也坦承，實施預約掛號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患者掛專家號難的問題。

　　國務院城鎮居民醫療保險試點評估專家組成員劉國恩認為，在現有條件下，從技術層面上解決號販子倒號賣號的問題是不可能的，號販子只是附生在走樣的醫療體制上的一個瘤子，真正的問題在于無法填補的醫療資源供應缺口和失衡的資源配置。

　　北京協和醫院的專家曾小峰更為悲觀，“在病人看不完的情況下，醫院最近幾年新推出網絡預約功能基本等于作廢。”

一位大媽無奈地坐在協和醫院的掛號大廳內，等待家人幫她掛號。攝影·劉浚

沈盛華帶著兒子進京看病,住在逼仄的地下室。攝影·秦斌

蔡建超發現，上京看病需要運用的人脈，遠遠超出他這個鄉鎮干部的活動能力。攝影·于東東

北京兒童醫院門前睡滿了來自全國各地進京求醫的病童和家長們。
為了能盡早掛上號，眾多家長帶上孩子日夜值守在醫院門前。
夜間，除了門診大樓門前外，地下車庫、急診走廊等地都睡滿了家長和病童。攝影·李剛

昂貴的進京之旅

　　曾小峰從1984年畢業進入北京協和醫院工作一直到現在。在他印象中，從那個時候起，協和醫院就有很多全國各地來求醫的人。

　　實際上從1950年代起，就不斷有全國各地的病人到北京看病，北醫三院的生殖科和協和醫院的骨科從那時開始就人滿為患。到了1990年代初，隨著城市和農村的醫療水平迅速拉開，病人數量又有明顯的增加。鐵路發展和小旅社放開經營也相對降低了人們進京的成本。

　　但與此形成對照的是，花費在看病和藥品上的成本也在急劇上升。

　　在北京，2008年門診病人人均次費用公立三級醫院高達368元，遠超過全國衛生部署和省屬醫院的281.5和219元。同年北京三級醫院住院病人人均次住院費用要17015元，比全國部屬、省屬醫院達到13980和11080元都要高很多。

　　沈盛華在山東蓬萊農村家中，主要經濟來源是5畝地里糧食和經濟作物，還有丈夫在外的打工收入，每年合計1萬多。而過去3年間，沈盛華在董健身上已花去65000元的醫藥費。

　　對蔡建超這樣的城鎮中高收入者來說，等待成本同樣十分高昂。兩個人在北京吃住費用一天大約在300元左右，而到北京一周之后，他依然沒能給妻子掛上號，隨著國慶長假的結束，他不得不向單位領導又申請了一周的假期。在積水潭醫院，記者遇到一對來自青島的工薪夫婦，他們到北京給兒子看病，做完CT后需要等待3天的時間才能知道檢驗結果，根據結果再決定進一步如何治療，最后夫妻二人不得不放棄等待，帶著孩子飛回青島。

　　即使擠進公立醫院，昂貴的醫藥費用也讓普通家庭承擔不起。一個公開的“秘密”是大部分醫院的收益與賣出藥品的多少掛鉤。1979年開始的醫院市場化改革，國家允許醫院在藥品中提取15%的加價。于是，醫院通過鼓勵醫生開大處方，才能獲得更多的收益，有一些醫院的科室獎金甚至是基于開藥數量。北京市衛生局長方來英介紹：“在我們目前的體制下，藥品是維持醫院正常運作的重要來源。如果一個醫院一年收入10個億，藥品收入就占到5個億。”

　　一位要求匿名的來自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在京女患者，向記者出示了其9月份在朝陽區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住院費用，賬單顯示：總費用為35421.53元，其中藥物費用為16174.91元，占總費用的46%以上。醫生推薦她服用一種抗癌藥物，眼鏡盒大小，每套120粒，價格是25500元，并告誡她要見藥效起碼服用一年以上，最后她購買了3個月的用量。上述的35421.53元的總費用，并未包括該藥物費用。

　　現有醫保體制的隔閡，也在急劇縮緊著進京病人的錢包。對很多人來說，低劣的地方醫療資源讓他們希望渺茫，而進京看病就意味著自己掏錢。

　　沈盛華參加蓬萊當地的新農村合作醫療，每年交費50元，但如果病人到外地就醫，費用便無法報銷。前述來自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進京患者也反映，她在京就醫費用回當地很難報銷，最后她只拿到12500元的報銷費用，中間有5300多元用于疏通醫保單位關系。

　　性命與金錢之間是一個兩難的抉擇，而現狀十分殘酷。于是很多地方來的病人到大醫院只是確認一下病情，然后就回家繼續種地等待最終死亡。
 
制度下的“雙輸”

　　當沈盛華和蔡建超這些病人，被一張薄薄的掛號紙擋在醫院之外時，辦公室里的醫生面對擁擠的病人同樣苦不堪言。

　　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也有名醫和專家扎堆于大城市，但各個社區都有水平不遜于專家的全科醫生，公眾看病首先是去社區看全科醫生。全科醫生解決不了，再轉診到上一級專科醫生，專科醫生解決不了的病，要預約大醫院的專家會診。這個過程大約有一兩個月。大醫院根本不設門診，只接受轉診。

　　海量的進京看病人群帶來的沖擊，已經令北京三甲醫院醫生成為全世界勞動量最大的群體之一。

　　以協和醫院變態反應科為例，10個大夫每年看6萬個病人，最多的時候這十個大夫一天看350多個病人。北京協和醫院變態反應科主任尹佳說：“這里大部分病人都是從外地來找協和醫生解決疑難雜癥的，手上的病例經常厚得像一部長篇小說。”

　　以風濕免疫科為例，全國加起來專科數量僅在50-100個之間，卻有多達1億的患者，其中數百萬的患者聚集到北京看病。曾小峰是北京協和醫院風濕免疫科的專家，他向記者介紹了他一周的基本工作：四個半天的門診，兩次病房巡查時間，數次行政會議，數次學術會議，另有6-7名博士生的教學任務，還有一個“十一五”科技項目課題，他認為，“看病難”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偽問題，真正的情況是以北京為代表的大城市大醫院的醫生忙得要死，而地方醫院卻閑得發慌瀕臨倒閉，說到底是資源結構不均衡的問題。

　　北京市衛生局局長方來英在接受北京城市服務管理廣播采訪時也提道：“北京的醫院特別是像協和這樣的，還有像專科很強的醫院，有些醫院70%的門診和住院病人是來自外埠，但是我們作為首都必須要為這些外地的朋友提供服務，我們實際上是在面向全國提供服務。”大量外來病人讓“首都”不堪重負，北京常住人口的醫療資源也大量被擠占，一次普通的感冒發燒的診斷和治療，通常都會花去普通市民半天以上的時間。

　　與巨大的工作量相對，醫生們也在抱怨，付出的醫療服務并沒有在正式渠道上得到足夠的回報。醫生基本工資由國家人事部統一標準制定，正教授級別工資為3000元，另一部分收入是科室獎金，與醫院效益掛鉤，好的醫院一般在3000－4000元左右。此外掛號也能獲得提成，但掛號費用相當低廉。“有時候一個病人輾轉多家醫院最后來到了協和，排一夜的隊掛了14塊錢的號，等著協和大夫的最后診斷。我們的大夫得花很長的時間來看他那厚厚的病歷，然后決定出這個病應該怎么治，病人滿意而歸，但是我們醫院只有14塊錢的掛號費的提成收入，除了這14塊錢之外什么也沒有。”尹佳說。北京協和醫院風濕免疫科曾小峰甚至抱怨，“現實中醫生出一次診比理一次發還便宜”。

　　緊張的醫療資源和失衡的資源結構，也導致了近年來病患關系緊張加劇。“我有時去網上看，也有很多病人罵我，說看病時間太短”，曾小峰說：“我很理解病人通宵排隊才換來一次就診機會，他想獲得更多的診斷時間，協和的愿望也是讓更多的病人能看上病，但是當病人達到一定數量，分配在每個病人身上的就診時間就少。”

　　曾小峰有時候感到很奇怪，在他剛工作的1980年代，并沒有那么多的醫療糾紛。那時候到協和來看病的人也排隊，但沒有現在這么多，病人十分尊重醫生的工作，醫生也專心醫務，很少分心。

　　“現在經常有報道說醫生見死不救，實際上是制度上出了問題”，曾小峰舉例說，“來了病人要急診，要搶救，必須到藥房里取藥，醫生自己也沒辦法，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赤手空拳怎么救啊？有一些好心的醫生最后還得給病人墊錢。”自負贏虧的醫院本身的困境變得十分突出，一位協和醫院的專家向記者算了筆賬，整個醫院有5000名醫生，每年看的病人以千萬計，而國家每年給的撥款，只有2000多萬，如果要使醫院支出和收益基本打平，撥款起碼應在2億左右。

　　劉國恩認為，國家出于保護老百姓的“善意”而進行的價格管制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雙輸的結果。對病人而言，很難享受到低掛號費用的福利，他們中的很多人不得不向號販子交更多的錢。而對于醫生來說，提供醫療服務卻沒有得到足夠的激勵，最終導致的結果是很多醫生不得不更多轉向從“灰色收入”彌補勞動價值。
 
轉折關頭

　　來自農村的沈盛華和小城鎮的蔡建超，在蔓生的林林總總的醫療環節中忍耐并買單。最終在沈盛華的當面懇求下，醫生給她直接掛上了號，而蔡建超最終也艱難地通過“關系”獲得醫生的聯系方式看上了病。

　　在附生于現有醫療資源條件和制度下的機構遮蔽下，他們看不到層層疊疊的制度下不同人的困境。他們唯一明確的就是，帶家人去北京，在那里找專家看上病。

　　4月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正式發布，像沈盛華和蔡建超家庭這樣的個體遭遇，最終將成為檢驗中國醫療制度是否合理，保障是否健全的重要指標。

　　關于醫改走向，一直存在以政府主導和進行市場改革的爭論，但不論是主張政府主導還是主張市場改革的專家，所能達成的有限共識是：“政府投入嚴重不足，醫療資源供不應求”是目前中國所有醫療問題的核心癥結所在。

　　劉國恩向記者提供了一組數據：在全國層面上，目前醫院獲得的來自財政的撥款占總開支不足10%，在二級醫院大概是13%－14%。“你可以想象一下，在四川某個邊遠縣的一家醫院，縣財政能夠撥給他的錢是多少？盡管中央這次提出了3年投入8500億，中央財政出3400億，地方財政還要出5100億，這更多的壓在縣級、區級，尤其是縣級。所以公共財政預算約束問題一直會是一個大的挑戰。”

　　北京，這個全國醫療資源的金字塔頂上演的進京看病的一幕幕，只是失衡的供需和走樣的醫療體制的一個縮影。

　　醫改方案北師大版本的主筆顧昕認為，讓所有人都“有病能醫”，不能再回歸計劃經濟的老路，而應該走向全民醫療保險、探索政府購買醫療服務的道路。

　　在全國，一些新的試驗已經開始。10月11日媒體報道，衛生部醫管司表示，醫院可以和第三方中介機構合作開展預約掛號。這意味著張偉這樣的號販，在未來或許有“轉正”成為正規中介公司的可能。同日，衛生部醫政司副司長趙明鋼表示，將在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等開展優化服務流程、合理利用醫療資源試點工作，今后門急診可以先診療后結算。

　　對上千萬進京看病的人來說，童健只是其中失語的一個，無數過往病人中可以忽略不計的一個，但對沈盛華來說，他是全部痛苦和幸福的源泉。

　　10月11日的傍晚，沈盛華站在塔院小區里，看著童健騎羊角球做平衡訓練，她決定要用漫長的生命和精力來治好這個孩子。頭發蓬亂的沈盛華，眼神明亮而堅定，“這個病得慢慢治。”

　　她和兒子的北京治病之旅還在繼續，代價不菲。（文中董健為未成年人，故采用化名）

2009科學嘉年華·北京·10月24-11月1日
主辦：科學松鼠會  官方網站：http://jnh.songshuhui.net

10年，20年前……被老師問到，長大了想當什么？
“我要當科學家！”……記得好多人這樣回答。是啊，多美好。要去飛越宇宙，研制長生不老藥，要變成科學怪人制造怪物……

不過是兒時的夢。
呆實驗室怎么比得過商務談判與國際對手pk來得刺激？
同樣每天面對數字，不如在股市撕殺更心跳。
擺弄試管？更愿研究化妝瓶瓶罐罐。

科學是什么？是夢想，所以遠在現實之外

但是，你如今
看到星空還會不會震撼？戰栗直到腳底。看到細胞綻放、生物克隆，還會不會發瘋追問，生命是什么？看過駭客帝國，會不會懷疑世界是否真？
北京，10月底，讓我們回溯兒時夢想，做一回科學青年。近距離接觸科學家，大談量子力學和神經通路！似懂非懂也好，裝逼姿態也好，科學依然是夢想，是嘉年華。
—————————2009年科學嘉年華，科學松鼠會傾力打造————————————————–
完全不懂理論物理的音樂家和物理學家聊弦理論，還要聊夠40分鐘？  
頂級IT科學家、生物學家……給幾百個外行做講座，還要讓你們發笑、鼓掌。
催眠術，近距離接觸！食物相克？專家現場吃給你看！化妝品，到底什么靠譜？
C線活動全自由入內，液氮制造超低溫冰激凌，超速生產；樂高機器人，動作眼花繚亂；白晝制造星空房間，一手指點宇宙；恐龍化石、隕石一一陳列，看好了別丟；科學對話藝術；麻辣教師帶你重回中學講堂……

更有多場場外活動：跟隨北大受人尊敬的植物學家逛遍校園，天文之夜用豪華天文望遠鏡看北京星空，萬圣節前夕打扮成蜘蛛俠來狂歡，交友派對讓理工男成為焦點……
即刻登錄科學嘉年華網站http://jnh.songshuhui.net/calendar，查閱所有活動日程！
活動時間表

[預熱活動和場外活動]

預熱&場外活動
10月24 – 11月1日
科學 60 秒    10月24-31日    北大、中科院計算所、北航
《為什么要相信達爾文》
發布會    10月27日
18:30    風入松書店
北大是個植物園    10月30日
14:00-16:30    北京大學
著名植物分類學家、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汪勁武教授帶領大家辨識北大校園內的植物
達文西行走中隊北漂版    10月30日下午    北航空天地一體實驗室
天文之夜    10月30日晚    三號會所 北三環雙安商場斜對面
科幻之夜    10月31日晚    三號會所
狂歡夜—藝術劇
達爾文生命中的琴音    11月1日晚    蓬蒿劇場
狂歡夜—
科學青年交友party    11月1日晚    蓬蒿咖啡館
網絡分會場：豆瓣    10月31日下午、11月1日上午、11月1日下午
[10月31日上午 憑門票或邀請函入場]

開幕式點此購票！
北航學術交流廳    10月31日（周六） 09:30-12:00
主持：白　樺    CCTV《綠色空間》主持人
嘉年華開幕式
網易“科普話題調查白皮書”發布
互動游戲
對話：科學能流行嗎？
白　樺    CCTV《綠色空間》主持人
馬原野    中科院昆明動物研究所研究員
李大光    中科院研究生院科學傳播中心教授
楊曦淪    首都經貿大學中國品牌研究中心副主任
田　原    作家、音樂人、演員
[10月31日下午 憑門票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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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航學術交流廳    10月31日（周六） 13:30-17:30
主持：柴靜    CCTV《新聞調查》記者
陳曉卿    CCTV《見證》欄目制片人
主題    演講嘉賓
達爾文進化論的科學性    鐘　揚    復旦大學進化生物學中心主任
西藏大學長江特聘教授
知冷知熱有幾人    曹則賢    中國科學院物理所研究員
科技部“973”納米材料項目首席科學家
Sound of Silence——
我們的基因組在說什么？    高　歌    北京大學生物信息中心副研究員
大話古生物    周忠和    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
常務副所長
科學與x：神經科學的時代    馬原野
鄭也夫    中科院昆明動物研究所研究員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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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航新主樓第一報告廳    10月31日（周六） 13:30-17:30
主持：馮其器    CCTV《科技人生》欄目制片人
主題    嘉賓
《科技人生》特別版談情說愛（科學家的愛情故事）    CCTV《科技人生》欄目組
名詞風暴
創意青年 pk 科學青年    東東槍、喜劇工廠胡淑芬 等
[11月1日上午 憑門票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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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航學術交流廳    11月1日（周日） 09:30-12:00
主持：袁　岳    零點研究咨詢集團董事長，第一財經《頭腦風暴》主持人
主題    演講嘉賓
我夢想中的科技創新    洪小文
微軟亞洲研究院院長
機器們的靈魂革命史    劉紹翰
南京大學博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師，校ACM教練
人人都是手機人    張向東
3G門戶網創始人之一，新媒體與無線行業專家
科幻對話科技    劉紹翰、張向東、姚海軍、楊楓、韓松、吳巖、陳楸帆、夏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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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航新主樓第一報告廳    11月1日（周日） 09:30-12:00
主持：李　蕾    上海電視臺紀實頻道《風言峰語》主持人
主題    嘉賓
科學情景劇：自殺干預    回龍觀醫院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
流言終結者    高柏燕誼：資深心理專家
田　原：作家、音樂人、演員
[11月1日下午 憑門票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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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航學術交流廳    11月1日（周日） 13:30-17:30
主持：謝穎穎    CCTV《第一時間》、《全球資訊榜》主持人
主題    演講嘉賓
生活在幻境    毛利華：北京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
互動講座：
為什么“食物相克”不靠譜？    范志紅:中國農業大學食品學院營養與食品安全系副教授
健康教育協會理事、中國營養學會理事
尸體、水稻和親子鑒定    鄧亞軍：職業鑒定師、前法醫
互動講座：
化妝品，成份的背后    王　穎：資生堂（中國）研究開發中心護膚制品科科長
科學與X：
扣人心弦，樂動世界    李　淼：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劉小龍：中國音樂學院音樂史博士、北大藝術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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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航新主樓第一報告廳    11月1日（周日） 13:30-17:30
主持：小　姬    科學松鼠會《小姬看片會》主持人
特別鳴謝：    國家地理頻道
主題    演講嘉賓
紀錄片放映《What’s Sexy?》    祝　誠 中科院動物所首席研究員
計劃生育與生殖生物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原主任
蘇彥捷 北京大學心理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元培學院副院長
羅永浩  牛博網創始人、老羅英語培訓學校校長

這兩天，北京總是刮很大的風。     一次在路上，看到柳樹在風中婆娑搖擺的樣子，心中一動，涌起一種很美好的感覺。     晚上回家，急忙找《色·戒》的DVD，想看一遍王佳芝在香港公交車上的那個鏡頭。她伸出手，接一下雨，風吹拂在她的臉上，發絲微微一動，她閉上了眼，悠悠吸一口氣。就那么一個短短的閑鏡頭。     俺那亂如豬圈的書房啊，影碟沒有找到。這部片子在影院里看過之后，買了碟，卻一直沒有再看。這一場景刻在我心中。如果我是李安，可以把所有帶噱頭的鏡頭都剪掉，但一定要留下這一個。

10月15日開始，美國耶魯大學教授陳志武將在北京、上海、廈門、溫州等地舉辦一系列活動，以回應新書《金融的邏輯》面世后在社會上引起的諸多討論。他將此行戲稱為“打虎”之旅。

“這些年我心中總有一個紙老虎，就是我從小在中國受教育的過程中被灌輸的觀念”。陳志武說，這些觀念中大到“國庫真金白銀越多的國家越強大”的強國認識，小到“養兒防老”的家庭幸福觀，更有基于“陰謀論”的黃金本位主義。新書《金融的邏輯》對這些觀念都提出了針鋒相對的見解，發人深省。

很多人都沒有想到，作為一本財經書，《金融的邏輯》在今年面世后會獲得不俗的銷售業績，躋身各類圖書銷售排行榜前列，并在前段時間被評為“網易公民閱讀十大好書之一”，并在中高端讀者群中備受好評。有關人士稱，這一現象折射了危機中人們對于清醒理性聲音的渴盼，是一種好的現象。經濟學評論家蘇小和評價說：“有陳志武在，我們的經濟學視野就會持續開闊。”

同樣，該書拋出的一些觀點，如“養兒防老”不道德，政府有錢不如民間富有，西方的崛起靠的是制度而不是掠奪等，更是在各大媒體及豆瓣、天涯等網站引起了激烈討論和圍觀。可見，“紙老虎”不但在陳志武心中而且在眾多人心中扎根很深。

因此，此次“打虎之旅”陳志武教授將召集各大媒體和對新書持不同意見的各層次讀者，讓各方人士在同一個平臺上各抒己見，破陳見，砭時弊，清迷局，共破“紙老虎”。這無疑將是金融界和文化界的又一盛事。

陳志武“打虎之旅”行程安排

10月16日19：00    清華大學主題演講

10月17日13：30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主題演講

10月17日21：00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文藝之聲“品味書香”

10月18日14：30    廈門大學鼓浪嶼論壇主題演講

10月19日18：00    對外經貿大學主題演講

10月20日10：30    天涯社區網友互動

10月20日14：00    萬圣書園讀者對話

10月20日16：00    騰訊網讀者視頻交流

10月21日10：00    《華夏時報》2009非凡財富名家講座

10月22日10：00    溫州IDG全球投資峰會主題演講

10月23日14：30    復旦大學張江大師論壇主題演講

10月24日10：00    《環球企業家》高峰論壇主題演講

您心中是否也有“紙老虎”呢？歡迎舉報商榷，聯系電郵：reader(a)wisehow.com 

陳志武：中國到底是什么？

不管最后的目標是美國市金融市場支持的經濟體系還是別的方式的，重要的地方在于是不是有足夠多的家庭之外、市場提供的經濟保障產品，能給未來的中國社會、中國人提供方方面面的靈活性，讓他們能夠實現自己的自由、保障個性的發展。

當世界越來越關注中國，中國人其實也在關注這個話題——中國到底是什么？

陳志武，美國耶魯大學金融學終身教授、清華大學管理學院特聘教授，學習在中國、成長發展在美國，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國轉型過程中的市場發展和制度機制建立的問題以及其它新興資本市場問題，對中國的理解有其深刻、多元之處，接受記者采訪，談論他心中的“中國是什么”。

 

現代金融業解放了個人

記者：您最近有一本新書《金融的邏輯》，在這本新書中您提過，傳統中國“養子防老”、“禮尚往來”都是經濟活動，這個觀點非常新穎，當今獨生子女很普遍，養子防老已經不是一個非常經濟的活動了，請問在當今社會，經濟活動更多體現在什么方面？

陳志武：中國社會在過去兩千多年主要是依賴家庭，具體來講就是養子防老，用親情網絡、友情網絡、禮尚往來的方式為自己提供經濟保障、養老保障，生病以后有所依靠等，主要是靠血緣網絡，用核心的家族來實現自己安身立命的保障。

回頭看看，當鐵路、公路、空中運輸等現代交通工具出現在中國之前都是左鄰右舍，鄉村之間的人，基本不怎么動，依賴血緣網絡、親情網絡、養子防老，讓自己的子女變成投資的方向，這是當時的背景。但今天的中國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人口流動量增大，在哪里出生、在哪里長大，小時候說不同的方言，湖南就有幾百種不同的方言，我的老家查林（音）相互間聽不懂的方言大概就有四五種左右，在這樣的情況下，你在哪里出生基本不能決定你未來在哪里生活、在哪里工作。即使是出于愿望，希望以三綱五常維系家庭內部血緣網絡之內互通有無，依賴這樣的網絡，現在也很難，因為人口流動率大大增加了，你的親戚有的在北京、有的在廣州、有的在上海，大家能夠提供的物理上的幫助非常有限。很高興的是，隨著150年之前鴉片戰爭洋務運動開始，給中國帶來了現代市場，19世紀中期，作為洋務運動的一部分，保險行業進入了中國，銀行業也慢慢進入了中國，后來證券業、基金業也進入了中國。

金融市場越來越發達，正在通過保險公司、銀行、基金管理公司等方方面面的市場提供的理財產品給中國人提供了一個超越血緣關系、在家庭之外的、在我看來給中國人提供了比家庭更有保障的保障產品，每個個人終于從原來三綱五常的約束、從個人起到經濟交易的作用中解放出來，金融市場的發展在中國社會真正解放了個人，讓個人獲得自由。

最近我研究了十七世紀、十八世紀、十九世紀中國納妾的情況，當時除了有正妻，還有一兩個妾的安排，都是為了保證養子防老，一個妻子可能生不了兒子，或者能夠生兒子，但也只生了一個，如果最后這個兒子發生了意外，一家人的養老（就得不到）保障。因為這些，演變出了很多傳統、不同的生活習慣。社會交往的范圍、找多少妻子，都是圍繞養老保障來進行的，而不是基于愛誰而和誰結婚。

 

記者：一個孩子是在八十年代獨生子女政策實施以后，當中國告別了傳統的養老活動方式以后，新的方式已經建立起來了嗎？處于什么樣的狀態？

陳志武：政府必須提供基本保障，社會保障體系正在建立，并且必須盡快建立起來，一個夫婦一般只有一個小孩，要么男孩、要么女孩，如果按照原來的養子防老或者只能通過養子防老來實現經濟安全的模式的話，獨生子女的政策對于中國家庭、年長的人實際上是帶來了非常大的風險，每個人的不安全感因此而上升很多，這樣政府必須以保障形式給予保障。另外，銀行信貸、基金等理財方式也必須跟上來，政府提供低保，市場提供方方面面的理財產品、信貸產品和保險產品，這樣才能讓年輕人、中年人、老年人利用這些產品安排理財，給自己的生活提供支持，而不至于被迫到街上討飯，這兩塊必須要跟上。

記者：您覺得現在離您所說的“跟上來”的目標還差多遠？

陳志武：不同的地方，差距是不一樣的，根據我做的調查得到的數據分析來看，北京、上海、深圳、廣州這些主要大城市的金融市場提供的方方面面的金融產品已經非常豐富了，很多家庭和個人已經把自己一生的經濟需要安排得很好了，但除了這些超大城市之外，二線城市，甚至是一些省會城市，更不用說（偏遠）地區和農村了，那里達到足夠經濟安全的距離還較遠……

 

不能什么都指望政府

 

記者：這就是為什么網絡上有一種說法，中國人錢多了、富起來了，反而覺得不安了，幸福感也沒比之前上升了多少，是不是因為這種原因？

陳志武：肯定是的，因為原來有“鐵飯碗”，生病、養老、住房、子女教育……都依賴國家提供，“鐵飯碗”能夠給人們提供一種經濟安全的感覺，但我知道，很多人也知道，這個代價是很大的，因為那時大家都很貧窮，沒有什么錢，住房也沒多少，沒有自家廁所，也沒有自家廚房，北京、上海這樣的城市能分到十幾二十平米的房子就不錯了。在那個時候，為了得到表面上的經濟安全、得到“鐵飯碗”的支持，個人自由、個人權利作出的犧牲非常大，連和誰結婚、和誰談戀愛、什么時候談戀愛、什么時候結婚都需要領導批準，更何況工作上的自由，你不喜歡這個單位想換到另一個單位是不可能的，你的子女也只能在這個單位找工作，而不能去其他地方，分房子也是，想住更大的房子不可能，因為一換工作可能房子就沒了，子女的教育、醫療都和這些掛鉤，在那樣的體制下，太多犧牲了個人的自由、個人的空間，整個社會處于死水一潭的停頓狀態，經濟不能發展，產品供給總是處于短缺狀態，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在1978年要改革開放，要走出那個狀態（的原因）。

現在進入了市場經濟，個人要承擔自己生活的責任，不能什么都指望政府，每個人都要靠自己的一雙手，特別是年輕人在這方面的觀念和價值都朝著個人對個人負責的方向邁進了，雖然還有一些距離，但我相信隨著中國在市場經濟制度的安排下，運作時間更長，大家對自我責任、個人責任的認識也會相應地上升很多。

記者：您覺得“改革”到最后會走向什么樣的道路？現在的藍圖是美國式的發達金融市場嗎？

陳志武：從我的角度來講，不管最后的目標是美國市金融市場支持的經濟體系還是別的方式的，叫什么（名稱）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地方在于是不是有足夠多的家庭之外、市場提供的經濟保障產品，能給未來的中國社會、中國人提供方方面面的靈活性，讓他們能夠（得到金融工具的支持來）實現自己的自由、保障個性的發展。

最近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文化現象，比如芙蓉姐姐，我可以不喜歡她，也可以喜歡她，這不重要，但大家回想一下，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國和原來傳統的中國社會里，絕對不可能會有芙蓉姐姐個性這么強的（人），從個性角度來說，我覺得芙蓉姐姐這個現象是非常不錯的，是一種個性表達的進步。但背后我們也要知道，如果沒有金融市場的支持、如果沒有整個社會收入的上升、沒有經濟足夠的發展，（是不可能出現這樣的現象的），除了國有單位、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合資企業也提供了方方面面的就業機會，還有住房市場化的改革，你在哪里拿到收入、在哪里買房子（都由你自己決定），這些房子是你自己買的，它和你的工作單位脫鉤，即使芙蓉姐姐的領導、同事不喜歡芙蓉姐姐，她也不用害怕，因為她可以在外面買房子。

 

年輕人要實現個人價值

 

記者：但對于年輕人來說，買房對年輕人來說還是一個非常大的負擔。

陳志武：這方面的原因很多，因為一些地方對于土地的管制非常死、非常嚴，讓房子的供應量不能充分提升。

記者：網易網友可能更關注個人、自己能夠做一些什么。

陳志武：自己能做的就是努力工作，想辦法創業，即使創業失敗，也不妨去試一試，用自己的雙手養活自己、養活一家人，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都應該承擔起自己養活自己的責任，而且要以自己能養活自己來評判成功與否。

記者：是否能夠概括為我們這代人比起以往更具有獨立精神？

陳志武：人活著不應該只作為一個螺絲釘，不應該把人活著等同于作為社會大機器中的一顆螺絲釘，一個工具，不是這樣的，而是要實現個人價值，看你自己最喜歡什么，通過方方面面的努力在你最喜歡的這個座標上不斷升華，實現非常個性化、個人化的幸福和價值，不要把自己看成是父母養老的工具、社會大機器里的一顆螺絲釘，如果人這樣活著，那人和豬、馬、牛、動物一樣也沒有什么區別了，就是為了今天活下去、為了明天活下去，這樣和動物沒什么區別，是對于人的價值的不尊敬，沒有一種升華的認識。

記者：這也是時代賦予我們的優勢。

陳志武：把生兒子、生女兒看成為了讓你以后生病、老去后有所保障，出于這種功利的目的而讓一個生命來到這個世界上，這是對人的生命的不尊重，甚至于說是不道德的。在現在你可以用非人格化的金融產品來實現養老和意外出現時的經濟保障，如果有了這些，你還出于功利的目的讓一條生命來到世界上，就是對人的生命的不尊重、不道德。

（本文為網易新聞與陳志武的訪談錄。）

一帆提到we are prisoner of our own experience，陳詞濫調，卻歷久彌新，好似加爾布雷斯那本《1929》，每當人們要淡忘它時，一場危機又把它推回到暢銷書榜單上。還有另一句話，王爾德所說，Most people are other people, their thougts are someone else’s opinon, their lives a mimicy, their passions a quotation. 殘酷而有力。

倘若這兩句話綜合起來就變成，我們每個人都是別人經驗的俘虜。一句更精彩的表述出現了，他來自波蘭詩人米沃什，他這樣寫50年代初的華沙景象：By using a little inteligence he can easily classify the passers-by according to type; he can guess their social status, their habits and their occupation. A fleeting moment reveals their childhood, manhood, and old age, and then they vanish. A purely physiological study of one particular passer-by in preference to another is meaningless. If one penetrates into the minds of these people, one discovers utter nonsense. They are totally unaware of the fact that nothing is their own, that everything is part of their historical formation–their occupations, their clothes, their gestures and expressions, their beliefs and ideas. They are the force of inertia personified, victims of the delusion that each individual exists as self.

站在北京的街頭，超過十分鐘，打量每個人，再想想這一段話。

　　在北京西半部，如果吃川菜，西直門附近是不錯的選擇。不僅有南小街上的巴國布衣，橋邊上的麻辣誘惑，往白石橋走還有錦府鹽幫和陶然居。
 
　　陶然居是一個川菜館子，最早開在重慶白市驛，只有五張桌子，也沒幾個菜，但精心的飯菜和精明的老板讓這里顧客爆滿，尤其是他們家的辣子田螺（順便說一下，田螺就是北京人聞之色變的福壽螺），在重慶的名氣最大——用山城辣子雞的基本方法料理河鮮，透著重慶民間菜肴的霸道勁兒。一個雞毛小店居然經常有幾十輛車子停在門口，女老板嚴琦也被人們稱作“田螺姑娘”。我的幾個重慶同行每次來北京出差，都會講到這家飯館，講到客人排大隊等座的壯觀景象，講到田螺的美味，聽得我口水直流向往得不行。
 
　　不久正好有機會去重慶，江北機場一下飛機，我就向地主曾胡子表達了去陶然居的愿望，沒想到的是，老曾聽罷直搖頭：“是要帶你去吃田螺，不過是另一家。陶然居現在變修了。”我云里霧里地跟著他們到了兩路口一家叫“六六六”的飯店，據說老板是原先陶然居的廚師，出來單干了，于是很多喜歡田螺的人又跑到在這家排隊，盡管館子環境一般，但老板已經掙得盆滿缽滿，還買了輛加長的林肯車，就停在門口。老曾揶揄人家說：“你有充分的理由把這輛車噴涂滿田螺的花紋……”
 
　　和田螺相遇的剎那，我被瞬間征服：四十公分直徑的大茶盤子，里面堆滿了田螺，而每一個田螺懷里，幾乎都擁著一個鮮紅欲滴的燈籠椒，一福郎才女貌的德性！用牙簽一挑，淡黃色的螺肉啵地彈將出來，入口脆嫩緊繃卻又異常入味。顧不上禮節，我埋頭猛招呼一通，偶爾抬頭，卻看見幾個同行都在看我，眼睛里充滿了驚訝和同情，好像在說，這娃在北京受苦了——從那以后，但凡這幾位到北京出差，上飛機前都會專程到這家飯館替我打個包。
 
　　我吃六六六的時候，陶然居已然如日中天，在重慶經常能看見它的分店。一群文化人扎堆兒幫他們出主意。大的方面，把陶然居菜品正式冠以“江湖菜”的名號。這種話語給我的暗示是，到那里吃飯，廚師會使一陽指，服務員上菜走的是凌波微步，而且一不小心就會遇到楊過或者令狐沖；小的地方，飯店的餐具、裝潢無一不仔細推敲，甚至細致到廁所的名字——男廁叫觀瀑亭，女廁叫聽雨軒……太有檔次了。后來一位重慶的美食前輩請客，地點就在這兒，我一進門明顯感覺優雅慘了，大堂的裝修處處突出了“巴文化”的特點。巴山蜀水的巴國，你知道的，重慶的土著據說都是古巴人的后代，盡管他們的首都不叫哈瓦那。菜品也一樣，尤其那道辣子田螺，量不大，十分精致地擺放在一只海螺型的紫砂缽里，十分嫻靜。
 
　　平心而論，陶然居的菜品相口味都屬上層，只是我是個粗人，一看見這些果腹的食物化了濃重的文化的妝，接受起來不免要多了幾道周折，尤其是爆炒田螺，燒得過于綿爛，吃的時候都不用戴假牙了。美食前輩顯然想聽到對這道主打菜的贊譽，我憋了半天最后還是說了老實話。我拿吃過那家做比較：六六六盡管只賣田螺，但這菜保留了最初的豪放DNA：用牙簽撥開通紅的辣椒，螺肉有非常強烈的彈性，咀嚼起來像是遭遇了反抗，容易喚起你的征服欲望，進而朵頤不止。“陶然居的螺肉顯然被燜過了火候，呆了，打一個不太恰當的比方，它更像奸尸。” 我的話很煞風景，但我想曾胡子的“變修了”肯定也是這個意思。

　　我眼里的飯館分兩種，一種是做菜的，另一種是做買賣的，陶然居顯然是后者。這樣說并沒有貶低陶然居的意思，相反我還是陶然居北京分店的常客。而且嚴琦的店開到北京后沒多長時間，因為“管圓線蟲病事件”，北京已經全面封殺了福壽螺。所以，我逢人都會推薦這家的口水雞。和其他館子不一樣，陶然居的口水雞只選本地土雞身上的紅肉，又嫩又勁道，要知道，一只雞身上的紅肉有限，所以，這道菜顯然是超值的。涼菜里，我還喜歡一道搓辣椒南瓜絲，嫩南瓜切得特別細，置于盛好的湯料之中，上面再灑上些許搓辣椒。搓辣椒是由最好的紅椒小火烘焙脫水，酥脆得輕輕一碰便成齏粉，其散發的香味足以讓你撕心裂肺。

　　只是坐在陶然居特文藝范兒的大堂里，偶爾還會想起田螺的往事。一個美洲物種，上世紀八十年代不遠萬里來到華南，最后在長江中上游暴得大名，還成就了陶然居的餐飲神話。當年，在重慶第一次見嚴琦的時候，我對大家口中的這位“田螺姑娘”充滿期待——在同名的民間傳說里，農夫去下地種菜（不是開心網的），水缸里就會冒出一位會做飯的美女……但福壽螺原產亞馬遜流域，我甚至想，嚴老板不會長得像桑巴美女吧？

《Time Out 北京》專欄

梁思成兄：

見信如面。

我最近常住香港。從你活著的時候到七十年代末，大陸和外界的聯系只能通過這個小島。錢把小島擠得全是房子和人，也擠出來中國其他地方沒有的單位城市面積上的豐富。

從香港荷里活道往北邊的山下走，有個年輕人開的小店，不到十平方米，賣二、三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的日用舊貨，120相機、撥盤電話、唱片機、收音機，從歐美的二線城市淘換來，集中在香港賣。因為不是荷里活道常賣的那些藝術品古董，所以也沒有荷里活道那些成堆的和藝術無關的假貨，開店的幾個年輕人長得又鮮活生動，小伙子長得像有夢想的真的小伙子，小姑娘長得像有生命的真的小姑娘，所以不管有用沒用，我常常買些零碎回去。

前兩周買了一個七十年代通用電氣出的調頻調幅收音機帶回北京，兩塊磚頭大小，附帶的電子表不準了，一天慢一個小時，而且電壓需要轉化到美國標準的110伏才能用，但是喇叭好，一個碗大的喇叭，FM調準了，滿屋子的聲音，聽得人心里碗大的疤。2009年北京很熱，夏老虎，秋母老虎，立秋之后，日頭還是擊斃很多比你還年輕很多的老頭兒和老太太。開空調也難受。空調房間睡一晚上，醒來，全身的毛孔緊縮，受了腐刑似的。唯一舒服一點是在傍晚，在院子里，日頭下了，月亮上了，熱氣有些退了，蚊子還沒完全興奮，周身一圍涼風，插上那個通用電氣的老收音機，喇叭里傳出老歌：“霹靂一聲震哪乾坤哪（女生背景跟唱：震哪乾坤哪）！打倒土豪和劣紳哪！”

你們那撥兒人在北京出沒的時候，很多歷史久遠的東西就這樣被打倒了，包括紳士。

這三十年來，有些被打倒的很快恢復了，比你那時候還繁茂，比如暗娼、賭場、幫會、250塊一平米買地賣兩萬一平米商品房的土豪。1990年以后，商業理念強調協同效應和資本運作，為了創造規模效應，這一類被打倒的，再次翻身的時候，都是扯地連天的，暗娼比理發館都多，賭場比旅店都多，幫會比學校都多，土豪比街道都多。

還有些被打倒的慢慢恢復了，但是基本被炒得只剩錢味了。有些豬開始重新在山里放養了，但是他們長大之后，眼神稍稍有點像野豬的，200克豬肉就敢賣500塊錢。有些茶開始走俏了，你那時候生產的普洱茶七子餅隨便能賣到好幾萬了，顧景舟一把泥壺，如果傳承清楚，也隨便賣到二、三十萬了。有些人開始開始收集古董，八國聯軍搶走的東西慢慢坐飛機回來了，再搶一次中國人的錢，一把唐朝古琴的價格，在唐朝的時候，夠買一個縣城了。

還有些被打倒的，腳筋斷絕，基本就再也沒蘇醒過來。比如你當時想留下來的北京城墻和牌樓。現在的北京是個偉大的混搭，東城像民國、西城像蘇聯、宣武像北朝鮮、崇文像香港新界、朝陽像火星暗面。比如中文。現在的中文作家大多擅長美容、駕車、唱歌、表演、公眾演說、縱橫辯論，和娛樂的曖昧關系遠遠大于和文字的親密關系。十年一代人。懂得《史記》、《世說新語》、唐詩、《五燈會元》妙處的，一代人里面不會超過十個人，有能力創造出類似文字的，十代人里不會超過兩、三個。比如大師。余秋雨、張藝謀、季羨林都被官府和群眾認可，是大師了。比如名士。花上千萬買輛意大利的跑車在北京開開，花幾千萬買張中國當代藝術家的殺豬畫擺擺，就被媒體和群眾認可，是名士了。比如才女。如果現在街面上這些才女叫才女，那么李清照、張愛玲、或者你老婆轉世，你我需要為她們再造一個漢語名詞。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于紳士。

首先，沒有“士”。近二十年出現一個互聯網，天下所有的事情它都知道。互聯網有搜索引擎，鍵入一個詞，當今人們與之最熟悉的條目就最先蹦出來。鍵入“士”，最先蹦出來的是迪士尼樂園、摩根士丹利、多樂士油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這樣的話，在三千條、兩萬里之外。大器，不爭近期名利，堅毅，不怕一時得失，有使命，堪遠任，用這樣的標準衡量，一個千萬人口的大城，有幾個“士”呢？你那時候，你愿意拿一條腿換一座北京城門的保存。現在，地產大鱷愿意為了亮麗的年度財務報表，把前門改造成斯坦福購物街。

其次，缺少“紳”。紳士需要有一定經濟基礎，但是“紳”和錢不完全相關。“紳”包含柔軟、退讓、謙和、擔當。明朝是個對于才情品質缺少足夠敬畏的朝代，特別是在后期。明朝后期的王婆總結極品男人的標準，五個字：潘、驢、鄧、小、閑。貌如潘安，屌壯如驢，富比鄧通，服低做小，有閑陪你。其中的“小”，從某種意義上，接近紳士的 “紳”。合在一起，紳士就是一個強大的精神的小宇宙，外面罩著一個人事練達、淡定通透的世俗的外殼。

這是一個我公安干警按財富榜抓壞人的時代，這是一個我國有企業建廠30年就敢出60年陳釀二鍋頭的時代，讓我從明城墻遺址公園暢想你那時北京城墻的美好，讓我從劉德華和曾梵志暢想中國新紳士的濫觴吧。

我們有的是希望。遙祝老兄秋安。

馮唐

© 馮唐版權所有

走在前面的是小河與周云蓬方陣，走在后面壓隊的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及鐘立風與博爾赫斯樂隊。

10月10日，我們四撥民謠人參加了魯豫有約的錄制。之前，歌手劉2因為自己上不了，妒火攻心，喪心病狂地在豆瓣上發帖子，詆毀這次活動，把我喝醉后的話添油加醋，虛構了一大篇，結果還成為了豆瓣的熱貼，招致了許多不明真相的群眾的圍觀。

可是，也恰恰因為此帖，當天來錄制現場的人很多，舞臺旁地板上都坐滿了人。

我和小河先上場，魯豫沒有像謠傳的那樣問我們小時候數學怎樣？直接進入正題：小河講他來北京前參軍的故事，在軍營里寫過反戰歌曲，魯豫問能唱唱嘛?小河說忘了，歌詞大概說，我們雖然參軍，但是我們反對戰爭，反對在吃飯前集體唱歌。

小河還講了他剛到北京當保安，因為在宿舍里苦練吉他，被人嘲笑。大怒暴起，手揮20斤自行車鐵鎖砸向對方，結果被人打了一頓。魯豫驚詫問，你這么高，怎么反被人打了，小河說，對方一米九。

小河繼續講，自己剛去酒吧應聘，那時在酒吧駐唱的鐘立風或者萬曉利，拍著他肩膀，語重心長地說：好好干，來酒吧的姑娘多的是。小河繼續講，他父母最大希望就是看他上春晚，這次上魯豫也夠可以得了。魯豫問，只要上電視他們都會高興嗎？小河回答，除了法制進行時以外。周云蓬也說了一些，此處概不贅述。小河現場唱了“那不是我的名字”、“不會說話的愛情”。周唱了“盲人影院”、“懸棺”和“游子吟”，最后的歌獻給他們的媽媽。

下面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上場了，先一口氣唱了三首歌：兩個人、山谷里的居民、紅布綠花朵。山谷里的他們是一個共產主義小團體，小娟說小強是全世界最好的人，小強說小娟是全地球最好的人，樂手小光說小娟是最純真本真的人，小娟說鼓手荒井是最和善友愛最會照顧人的人。小娟講同小強當年在圓明園，除掉房租一個月生活費50元，魯豫驚詫不信，小娟詳述：一塊錢買5個饅頭，再買上白糖紅糖還有蒜蓉辣醬，有時候吃白糖饅頭,有時候是紅糖饅頭，改善了就吃蒜蓉饅頭。說得大家直流口水和眼淚。最后大家得出結論：他們是一群純粹的人，高尚的人，脫離低級趣味的人。

最后上場的是鐘立風與博爾赫斯樂隊。小鐘上來就宣稱自己永遠是如風少年郎，不知這個郎是哪個狼？小鐘講了他剛到北京在唱片公司上班，工作是接待來應聘的歌手，有一天，一個歌手背著吉他來試唱，唱得還不錯，問名字叫萬曉利。后來他們混熟了，曉利問小鐘，我能簽約嗎？答曰：我簽約還沒信兒呢。

小鐘講自己有首歌叫“不要讓我陪你過夜”，那原來是在酒吧里，遇到一個女高中生，對小鐘說，今天我父母出差了，你跟我回家吧。魯豫大驚詫：還上高中呢？小鐘忙解釋：我想她是讓我去保護她。看看，比小娟還純真。最后小鐘唱了“雕刻時光”，結束了這次錄制現場演出。

情感故事太多了，也會讓人缺氧。從12點一直到傍晚4點半，有點累，魯豫也真辛苦。我都聽累了，特別想出去呼吸一口世俗的空氣。感謝那天來現場的朋友，感謝劉2陰差陽錯的宣傳造勢，還有現場所有的人。

奧斯特羅姆中文作品

公共事務的治理之道

(美)埃莉諾﹒奧斯特羅姆著 / /余遜達 / 2000-06 / 上海三聯 / 23.0 / 

美國地方政府

（美）奧斯特羅姆夫婦 / 2004-4-1 / 北京大學出版社 / 25.0 / 平裝 / 井敏

奧斯特羅姆英文作品

Trust And Reciprocity

 The Samaritan’s Dilemma

 Linking the Formal And Informal Economy

Understanding Knowledge as a Commons

Understanding Institutional Diversity

People and Forests

Seeing the Forest and the Trees

Foundations of Social Capital

The Drama of the Commons

Institutions, Ecosystems, and Sustainability

Governing the Commons

Rules, Games, and Common-Pool Resources

© 文責自負…

（五常按：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我在洛杉磯加州大學宣讀了《鄧小平的偉大改革》一文，是為第一屆夏保加（Arnold Harberger）榮譽講座而作，下了心機，大約九七年八月完稿，其中第三節題為《中國的金融改革》，簡略地回顧及分析人民幣的發展過程。可能忘記了，這篇自己稱意的長文沒有中譯。最近大興土木，要為自己二十多年來以中文寫下的無數關于貨幣的中語文章悉心整理，結集成書，希望傳世。

是在這大整理中我發覺《鄧小平的偉大改革》沒有中譯，而其中關于人民幣的第三節重要，因為寫這節時我對貨幣問題得到新的啟發，其后再多想幾年，得到自己認為差不多可以劃上句號的貨幣分析。這后來的分析跟影響我的師友之見有頗大的分離，因為我用上的全部是價格理論，沒有其它。

幾天前我把上述的第三節翻成中文后，決定先在這里刊登。國慶節日剛過，我卻刊登一篇回顧昔日風風雨雨的文章，是不識時務嗎？不是的。有兩點。其一是希望中國的青年知道他們今天的機會得來不易，要好好地珍惜。其二是起自去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不少人說是沒有見過那么嚴重的，但回顧九十年代初期中國遇到的金融困境，解救的難度絕對不在年多來的國際危機之下。當時北京的應對，用上的方法全部是中國人自己想出來，而在那艱苦的日子中，經濟繼續急速上升，只八年長三角超越了起步早十年的珠三角——雖然當時在股市及樓市受損的人無數。是的，如果昔日中國拜西方的經濟專家為師，今天北京何來國慶大典那種歡欣了？

有一點我要給自己打個滿分。一九九三的前前后后，我認識的所有關心中國的朋友都持著悲觀的看法。只我一人對中國的前景繼續看好，而一九九七亞洲金融風暴事發后，我看得更好。這里刊登的「第三節」寫在亞洲金融風暴事發之際，但沒有提及，因為我對中國的樂觀當時是升了一級的。）

 

中國的金融改革

一九八六年六月，北京宣稱兩種貨幣中的外匯券將被取締。兩個月后公布十月停止發行外匯券，十一月停止使用。該年九月我發表了一篇分析長文回應，結論是如果外匯券被取締，中國要不重施廣泛的物價管制——走回頭路——就要取消外匯管制了。我不應該發表該文，因為北京的朋友讀后擱置了取締外匯券的決定。外匯券終于取締是七年后，那時他們有了另一個策略的安排。

一九七九年中國開始打開門戶，游客涌進。這些游客有特許的權利在友誼商店購買最高檔次的物品。渴望獲得優質物品的本地中國人于是托游客朋友購買。為了堵塞漏洞，一九八○年四月外匯券就發行了。作為唯一的可以在高檔賓館及商場購物的貨幣，外匯券不僅是一種貨幣，也是購買被約束著的物品或服務的許可證。

外來游客可以自由地以他們帶來的外幣兌換外匯券，或以外匯券兌換外幣，其匯率與人民幣的官價匯率看齊。從官價看，外匯券與人民幣有相同的幣值。但因為外匯券的用場比較廣，過了不久此券的幣值較高，往往比人民幣高出三分之一。與此同時，本地人要在市場換取外匯券是沒有困難的。只要他們愿意付出一個額外之價，他們可以找到途徑去購買友誼商店的物品。不出兩年，有關當局知道約束本地人購買高檔次的物品非常困難，這約束于是放棄了。

然而，外匯券還在，與人民幣一起并存。此券繼續比人民幣值錢，因為可以按官價兌換外幣。即是說，以市場流通的黑市匯率算，人民幣的市值是較低的。有兩種貨幣一起流通，官價一樣但其實外匯券比人民幣值錢，如下的情況出現了。懂得在市場討價還價的人，知道同樣的物品或服務，拿出外匯券可以獲得一個可觀的折扣。兩種貨幣各有各的價，其實是同價。但那些無知的游客，把外匯券以人民幣之價使用，效果是價格分歧。

有好幾年，北京的朋友認為這分歧會給國家帶來較多的外匯進帳。我對他們說不一定，因為牽涉到幾個價格彈性系數。這系數問題夏保加是天下權威，但北京的朋友不容易明白。他們終于信服的原因，是察覺到愈來愈多的外來游客懂得在市場討價還價。無論邏輯或事實，劣幣會驅逐良幣的葛氏定律是全盤錯了的。

要注意的重點，是同一物品，兩種貨幣各有各的物價，含意著的是一個黑市匯率的存在。這是合法的，因為該黑市匯率沒有表達出來。換言之，外匯券的存在是掩飾著一項非法活動。另一方面，如果一個購物者先在黑市兌換人民幣才購物——雖然跟用外匯券討價還價是同一回事——非法的行為就變得明顯了。

這帶來一個關鍵問題。取消外匯券之后，外地的貨幣可以在中國流通嗎？（我的估計，一九八六年大約有三十九億港元在中國。）如果外幣不準在中國流通，黑市匯率會大升，壓制這非法活動需要引進對改革不利的管制。如果容許外幣在中國流通，市場的成交會按市值匯率從事，使官價匯率成為紙上談兵的玩意。杜絕后者，北京要禁止市場討價還價，于是，再全面地施行物價管制是需要的了。兩個選擇的任何一個，取消外匯管制的壓力一定上升。

北京選擇保留外匯券。當一九九三他們終于決定取締外匯券時，中國已經出現了災難性的金融危機。通脹年率百分之十七（是當時官方的數字），還在上升，而黑市的人民幣匯率，從一九八○年代初期的四角五仙兌一港元，下降至一九九三年六月的一元五角兌一港元。貪污，一九八五開始普及，一九九○廣泛地攻進銀行的領域去。一種做法，是國營的銀行以官定的利率借錢出去，但其實枱底的利率加倍，再加百分之十到二十的投資盈利（如果有盈利的話）給銀行的主事職員。有專利的國營企業的產品還有價格管制，繼續是貪污的一個大源頭，而為了資助這些企業，人民銀行的鈔票印制得不夠快。

國內及國外的評論都呼吁北京約朿貨幣的供應量，一九九三年初這樣的呼聲天天有。我不同意，該年五月二十一日發表了《權力引起的通貨膨脹》。我的論點，簡單而又有說服力，使約束貨幣供應量的呼聲一下子靜寂下來。

我的解釋，是人民銀行及屬下的分行是出糧機構，不是商業銀行，到了八十年代后期這出糧機制伸展到投資那方面去。有權有勢的國企或高干及他們的子弟要借錢，銀行唯命是從，而貪污只不過是火上加油而已。對中國人建議需要約束貨幣的供應量是天真的——自國民黨時期起，他們對這話題的知識天下無可匹敵。我的論點，是那龐大的貨幣需求不是來自一般的銀行客戶，而是來自有權有勢的人，其中有些可以把銀行關閉。建議約束貨幣量不是無聊之舉嗎？就是銀行愿意約束也無法做到。約束中國的通脹，北京要切斷以權力借錢的要求。這是說，權力的貨幣需求非去不可，要一刀切。

在該文的結語中，我建議中國的銀行體制要從頭建造。人民銀行要負上一家中央銀行的職責，控制貨幣的供應增長率每年在百分之二十以下（依照佛利民之見，經濟增長得快這百分之二十不算高），但央行本身不要有在市場貸款的權力。所有人民銀行屬下的分行要轉為商業銀行，最好是出售給資格足夠的買家。改進抵押與破產的法律，讓銀行按著健康的經濟及會計原則貸款。把國營企業私有化，可以通過股權的發售，從而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撤銷所有外匯及價格管制。

一九九三年七月一日，朱镕基接掌人民銀行。兩個月后他提出的銀行制度改革跟我建議的差不多，但他后來做的卻不一樣。朱不是個自由市場的信奉者。他愛操控。他有剛強的個性，聰明，沒有傳言說他曾經貪污。在朱的掌政下，人民銀行轉為一間中央銀行，但與其約朿貨幣的供應量，他以限額的方法直接壓縮借貸，讓國營企業吃不飽，使失業增加。以權力借錢的要求急跌，通貨膨脹迅速地下降了。今天（一九九七），中國的通脹率剛好是零。

肯定地，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外匯券停止使用后，人民幣的黑市生意終結，因為北京把市場匯率代替了官價匯率。跟著是近乎奇跡地，有三年長時間（即到本文完稿之日）人民幣兌港元的匯率在狹窄的一元零五仙與一元零九仙之間浮動。因為港元與美元掛鉤，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也同樣穩定。明顯地，在通貨膨脹迅速下降而外匯儲備迅速上升的情況下，維護一個穩定的匯率是容易的。

其實，朱镕基與他的同事是創立了一個獨特的貨幣制度。名義上外匯管制仍然存在，但可以通過漏洞，繞道而行——我的估計是繞道走要付百分之零點二到百分之一之間的額外費用。外來的人可以在國內的銀行儲存外幣，也可用外幣與國內的人成交，但國內的人與人之間不可以那樣做。最有趣的是，本地的機構收到外來的直接投資，規定要轉為人民幣。這是國內的人民幣量的主要增加途徑。兌換了人民幣的外幣要交到政府那里去，導致一個現象性的外匯儲備增長——從一九九三年的二百億美元增至今天（一九九七）的一千三百億美元。

我們不能否認這個貨幣制度，雖然有點怪，卻是天才之筆，給某些目的提供好服務。然而，有模糊不清的外匯管制存在，加上外地的銀行不能真的在中國做生意，就是上海也不能發展成為一個重要的金融中心了。要發展金融中心匯管一定要撤銷，銀行需要私有化及參與國際競爭。

我相信市場的壓力將再會發揮作用，在五年之內打開中國的金融行業。過去五年，上海興建的商業高樓大廈跟香港五十年建造的數量相若。這些建筑物目前是空置著，一年來租金減半，仍在下降。不少是利益人士的投資，有點政治肌肉，不放開金融，這些商業大廈是永遠不會租滿的。

2009年5月2日，趙本山（右一）、小沈陽（右三）等出席位于北京前門大街的劉老根大舞臺開業典禮。

2008年2月11日，遼寧沈陽，趙本山開門收徒儀式在沈陽舉行。當日，趙本山開門收徒35位。

      今年5月2日，劉老根大舞臺成功進軍北京，張藝謀等大牌蒞臨襄助，盛況空前。十一長假期間，趙本山突然病倒，甚至謠傳出“死訊”，但是囊括了電視劇、電視欄目、舞臺演出等娛樂產業的本山帝國，依然走在快速膨脹擴張的中途，并沒有因趙本山突發的病情而停止運轉。
 
　　南都周刊記者·張守剛  北京報道
 
　　雖然趙本山還在上海住院，但他旗下的北京“劉老根大舞臺”，一進入傍晚，門口的大牌樓如常亮起絢麗的霓虹燈。幾位保安一身黑色西裝，佩戴耳塞，不茍言笑，在門口來回巡視著。
 
　　門前的小廣場上，兩座彩石獅一左一右，兀然蹲踞。中間一座深紅色小閣樓，上面有各種東北的土特產：玉米棒子、辣椒、大蒜、稻谷……圖騰般地傲然懸掛，與旁邊的寶馬、奔馳等汽車有些怪異地毗鄰一地。
 
　　這是10月4的夜晚。幾天前，天安門廣場剛上演了一場氣勢恢宏的檢閱游行，而距離廣場南側僅幾千米的劉老根大舞臺，每晚都上演一場來自東北黑土地的二人轉狂歡。張小飛、王小寶、丫蛋，偶爾也有小沈陽，從5月2日開始成了北京舞臺上的新明星。北京各媒體用“火爆”來形容它的成功，國慶期間整8天的演出票，早已提前售罄。
 
　　這個囊括了電視劇、電視欄目、舞臺演出等娛樂產業的本山帝國，并沒有因趙本山突發的病情而停止運轉，依然走在快速膨脹擴張的中途。
 
　　劉老根與麥當勞
 
　　2001年的春節，趙本山第一次見到張小飛。在吉林一家有名的二人轉劇場，張小飛夫婦表演的《傻子拉媳婦》讓他樂得前仰后合，捧腹感動之余，他幾萬幾萬地往外掏小費。演出結束后，張小飛成了趙本山的徒弟。
 
　　那之前，身為央視“小品王”的趙本山，已經10年沒看二人轉了。
 
　　“我是從民間走出來的藝人，走來走去我登上了央視，我丟掉了民間這塊，適應了現在電視臺的表演，但我走得有點迷茫，我回過頭來看到了二人轉，我一下又找到我自己了。”唱二人轉出身的趙本山后來這樣說。
 
　　趙本山決心經營這個東西。一宿沒睡，他想出三個點子：搞個二人轉大賽，找能人；拍個電視劇，把二人轉人才推出去；建個團，開個劇場搞演出。
 
　　很快，第一屆“本山杯二人轉大賽”開場了。當時在中國曲藝家協會做副秘書長的常祥霖，和余秋雨、馬蘭、馮鞏等人一起參加了那次活動。“趙本山幾乎在每一場結束的時候都要上臺講話，然后應觀眾要求即興演出。他和高秀敏搭檔演出地地道道的二人轉小段兒，唱得動聽，扭得漂亮，每一次都是氣氛熱烈。” 常祥霖對本刊記者說。
 
　　小沈陽也參加了那次比賽，表現并不出彩。不過，趙本山還是收獲了唐鑒軍、王小寶、王小利、王小虎等十幾個徒弟。現任中華曲藝學會會長的常祥霖，現在才突然發現，趙本山確實對二人轉很有“戰略”設想。
 
　　二人轉有個傳統，是“老公公和兒媳婦不能坐在一起聽，坐不住”，傳統二人轉，被本山傳媒總裁劉雙平形容為“不做愛的性場所”。那一次比賽期間，還舉行了一場內部觀摩專場，演出了幾個有爭議的所謂“帶一點顏色”的段子，供專業人士品評。
 
　　在那之后，趙本山提出了在曲藝界爭議巨大的“綠色二人轉”。“離性什么的稍微遠一點兒，最起碼含蓄一點，兩輩人、領著孩子能坐那兒看，或者你請客人看，主人臉上能不害臊。”同時，趙本山也在找一個微妙的平衡：“二人轉就像大腸一樣，你洗得過于干凈，就失去大腸的味道。”
 
　　2003年，第一家“劉老根大舞臺”在沈陽的黃金地段中街開張，每天租金1400元。賠了一兩年之后，到2007年，幾個劉老根大舞臺連鎖劇場的演出總收入達到5800萬元。今年5月2日，劉老根大舞臺成功進軍北京，張藝謀等大牌蒞臨襄助，盛況空前，甚至有人拿當年四大徽班進京與之做比較。
 
　　“票房比想象的好，每天都將近20萬。”本山傳媒副總顏安對本刊記者說。目前380元到680元的票價，她甚至感覺“價格定低了”。
 
　　如此形勢，讓趙本山拋出了一段“麥當勞論”。“如果我有足夠的精力、足夠的錢、足夠的演員，我會讓大舞臺像麥當勞一樣，在全國連鎖經營。十年后，我在各個省會都有一家大舞臺，你想那是一種什么力量。如果我有三十個舞臺，這一晚上會產生多少價值？”
 
　　利用可復制性，將“劉老根”打造成舞臺上的麥當勞，這是趙本山的二人轉夢想。
 
　　已經有人拿劉老根大舞臺跟加拿大的太陽馬戲團做比較。這個馬戲團最初由一群流浪藝人組成，如今已在全球40多個國家擁有3800多名演職人員，在100多個城市演出，成為歷史上最賺錢的馬戲團。二人轉與馬戲同為夕陽演出業，境遇類似，行銷學者史賢龍認為，劉老根大舞臺有機會續寫這個傳奇。
 
　　而在本山產業帝國里，劉老根大舞臺遠不是全部。
 
　　本山傳媒在做什么
 
　　“今年忙不過來了。”電話那邊劉流的聲音難掩幾絲疲倦。在春晚跟趙本山合作小品《火炬手》的劉流，另一個身份是本山傳媒的副總裁，主管集團的電視劇相關產業。
 
　　10月4日，趙本山病情穩定后，劉流就和其他本山傳媒的高管一起返回沈陽。他對本刊記者表示：“《鄉村愛情3》沒有停下拍攝，一天沒耽誤。我本來就在上海拍戲，個人工作也沒影響。趙老師正常，我們就正常，趙老師真有什么事情，我們就得停下來了。”
 
　　按照計劃，他擔任執行制片人的《鄉村愛情3》會在今年11月末殺青，之后他馬上去做與黑龍江衛視合作的娛樂欄目劇《本山快樂營》，之后，他要去北京做《鄉村愛情3》的后期。而外界最關注的春晚節目，根本還沒提上議事日程。
 
　　舞臺演出業與影視制作業，已經成為本山傳媒的兩項支柱產業。擔綱舞臺演出的遼寧民間藝術團，在官方網頁稱為“本山傳媒的核心企業”。而趙本山執導的電視劇《劉老根Ⅰ、Ⅱ》，《馬大帥Ⅰ、Ⅱ、Ⅲ》，《鄉村愛情Ⅰ、Ⅱ》等先后在央視一套播出后，已連創央視當年電視劇收視率冠軍。在這兩個支柱產業之外，還有電視欄目業，比如與遼寧衛視合作的《明星轉起來》；以及藝術教育業，主要是創辦于2004年9月的遼寧大學本山藝術學院。
 
　　這個初具規模的傳媒帝國，由一個分工明確的管理團隊負責。趙本山是本山傳媒集團的董事長，劉雙平任總裁，此外還有9個副總裁，一位工會主席。
 
　　“本山傳媒是一個現代企業。”外界對本山傳媒的家族式企業多有猜測，劉雙平卻多次對外界如此強調。2006年加盟本山傳媒之前，劉雙平曾在中央歌舞團擔任團長助理，這位1986年畢業于武漢大學哲學專業的總裁，看起來文質彬彬，卻跟農民式的趙本山在二人轉藝術上成為知己。
 
　　“在劉總的主持下，各地的演出、拍攝都有條不紊地進行，沒有停止。”談到趙本山住院期間本山傳媒的運作，副總顏安向本刊記者如此介紹。她認為，這個突發事件也驗證了本山傳媒集團的管理水平，“無論什么事情，我們都能抵擋住風雨，不讓趙老師操心。”
 
　　通過央視平臺，這個年輕的傳媒集團已表現出超強的造星能力。比如在《鄉村愛情》扮演女大學生陳艷南的吳一迪，去年6月份剛中戲畢業加盟本山傳媒，9月份參加演出，幾個月后就成為小名人，現在上街都要戴著帽子。而她的同學演了四五部戲的“女1號”，到現在一部也沒有播出。
 
　　本山傳媒的兩個核心產業，已成功打造出一個新產業模式：用電視劇包裝二人轉演員，演員出名之后返回劉老根大舞臺，吸引更多的舞臺觀眾。這個模式，在目前中國的娛樂產業中是獨有的。
 
　　趙本山是國內演藝明星的首富，個人身家被估為7億元。他還向《創業家》雜志預測，2009年舞臺演出的收入能做到2.3億元。此外，影視制作、電視欄目、廣告代言等等，趙本山和他的本山傳媒到底一年能賺多少錢，還真是說不清楚。
 
　　家長式，并非家族式
 
　　2008年春節，一場被稱為“封建殘余”的收徒儀式照片，在網絡上炸開了鍋。照片上，趙本山端坐其上，接受9名新弟子的叩拜跪禮。趙本山濃重的江湖氣息，由此彌漫在整個娛樂界。
　
　　這次收徒，是趙本山收下張小飛之后的第6次，此后他的徒弟數量達到了44人。收徒儀式上，趙本山向二人轉祖師爺上香叩拜，并接受弟子的拜師禮。每個徒弟都會得到一塊鑲嵌著“國法家規”的石頭，據說，每塊石頭都上萬元，以昭顯這四個字的重量。
 
　　“我覺得收學生是一種傳統，這種傳統要有規矩，總歸不能老師給學生下跪5分鐘，說我要是你的老師啦，希望你接受我，可能嗎？必須是學生給老師，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引起爭議后，趙本山如此應答。
 
　　在這個特殊的家庭中，趙本山是唯一的“家長”。2009年以前，所有徒弟都叫他“老爸”，后來趙本山自己覺得不雅，改叫師傅。“我作為家長是有一套理論的，我的家法就等于減法，去減掉徒弟們的一些不好的東西。”
 
　　這些“不好的東西”，指的是二人轉演員這個群體的某些通病。“這幫人誰管得了，什么都敢干。”之前就有人提醒趙本山，但趙本山有自己獨特的管理哲學。“管理藝人，你光用制度去約束是不好使的。那都是野馬，你上來就給他上套，繩兒會拉斷的。我和他們之間，首先是感情化的，就像他們父親一樣，有時候比父親盡到的責任還大。然后我給他們戲拍，讓他們火，他就不敢得瑟了。最后我們把所有規矩形成制度，一條一條寫出來，誰犯哪條，拿哪條錢。錢能治他們。罰款最多的，一下讓他掏10萬。”他甚至制定了怪異的規定：打人的開除，被打的獎勵。
 
　　目前最火的小沈陽，半個月內出場費從2萬飆升到30萬，但他仍然要遵守團里的規矩，不能私自走穴，出場費按規定比例上繳。有人問趙本山，擔心不擔心小沈陽自己單飛，趙本山冷冷丟下一句：“不老實我就收拾他。”
 
　　有記者曾見到情緒低落的小沈陽，探查后獲知，因為小沈陽和幾個演員私自走穴，將要被團里開會批判。據說那場批判趙本山并不在場，但寫了一份言辭極為嚴肅的處理意見，上面赫然有4個字：“我很痛心”。
 
　　還有更厲害的，如果遇到頑劣之徒，他只需喝一聲“跪下”，徒弟立馬就會沖墻跪下，直到覺得想好了再談。“你說這東西違法嗎？你限制他人身自由了。但要讓他們都自由起來，那這個世界就亂了。”
 
　　與趙本山相交30多年的曲藝搭檔崔凱，對這種管理方式表示理解。他說，二人轉演員都是社會人，很難管。“人說你這些徒弟10個人能有12個心眼吧，他說能有120個，也就是說心眼特別活泛。他不霸道鎮不住。”
 
　　正應了他小品里那句話：貓走不走直線，完全取決于耗子。
 
　　但趙本山不認為本山傳媒是“家族企業”。“準確地說應該是一個家長（制）企業，我的脾氣很大，有時候也收拾收拾他們，但我的心是熱的。”
 
　　趙本山說的也是實情，除了他妻弟馬瑞東擔任集團的副總裁，他去世的大哥、二哥和在世的大姐，都沒有擔任過本山傳媒的職務，其他8位副總裁都是外聘。此外，只有姐夫孫輝，擔任劉老根大舞臺的沈陽中街劇場的經理，并未進入最高管理層。
 
　　身為董事長的趙本山喜歡掌握絕對的權力，但家族企業的弊病，他或許也心知肚明。在《劉老根2》中，他給主人公劉老根安排的，就是一個家族企業的悲壯結尾。
 
　　瘋狂擴張的疆域
 
　　央視春晚的總策劃秦新民跟趙本山合作多年，跟很多人一樣，他現在開始習慣這樣的趙本山：不僅是一位極為成功的喜劇演員，更是一位成功的企業管理者。
 
　　從小淪為孤兒，不名一文，甚至連自己生日都一度糊涂，農民趙本山對于財富的渴求可想而知。1993年，已經打入央視春晚的他，成立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其中一項重要業務就是煤炭經營。從中掘得人生的第一桶金后，趙本山見好就收，沒再涉足煤炭生意。
 
　　他跟央視關系也頗為微妙，臺前合作又在幕后博弈。他明白，如果僅是一名小品演員，他永遠只是一枚棋子，而如果有了自己的影視產品，他的平臺就沖破了央視的限制。幾年下來，從最早的1998年的《男婦女主任》，到之后的劉老根、馬大帥系列，趙本山迅速變身影視大鱷。
 
　　2005年，遼寧民間藝術團升格為本山傳媒，人們發現，趙本山自己也不再僅僅是老蔫、黑土或者劉老根，而是一位娛樂制作帝國的大佬。進入到2009，本山傳媒的發展進入幾近瘋狂的擴張期。
 
　　就在今年上半年，在沈陽的影視基地里，趙本山與張藝謀、王家衛等大導演杯籌交錯，把手言歡。之后，小沈陽很快成了張藝謀新片《三槍拍案稱奇》的主角，趙本山自己也將加盟王家衛的《一代宗師葉問》。電影，成為本山傳媒開拓版圖的新疆土。
 
　　還是在今年7月，有“臺灣綜藝之母”之稱的葛福鴻，與綜藝天王吳宗憲與當家花旦侯佩岑一起，造訪沈陽的劉老根大舞臺，趙本山親自派豪車接駕，小沈陽等眾弟子現身招待。這背后隱含的信息是，二人轉以及“本山劇”可能借機登陸臺灣。
 
　　除了傳統的四大板塊業務，手機增值業務也開始納入趙本山的視線。趙本山的小品、徒弟們的二人轉、小沈陽的單曲，未來都有可能成為新的贏利點。
 
　　還有籌建中的海南博鰲影視基地，據說投資將達到13億人民幣。在趙本山的心目中，這座影視基地將是“東北風格，兼有海南文化”，甚至，他稱自己將來將在海南常住。
 
　　怎么理解這種多元的擴張？本山傳媒副總劉流對本刊記者做了注解。“其實很多還沒有規模。比如做手機視頻彩鈴等，也是利用目前的資源，一步步正在做。這個不是真正的主打，還是做自己的電視劇，做自己的電視欄目劇。我們本山傳媒，本身就是娛樂大眾的，還是發揮這個強項。”
 
　　盲目擴張帶來的惡果，已經給了趙本山教訓。很多人還記得，2005年6月，他激情滿懷地宣布入主“遼足”，僅在6個月之后，就以破產而告終。趙本山扔下一句“足球太臟了，太鬧心了”之后，再也絕口不提，他的愛好也從足球變成了高爾夫，身著花褲衩在高爾夫球場揮棒。
 
　　那之后，趙本山說：“過去我是泰森，現在我是唐金。”
 
　　劉老根大舞臺落戶北京的次日，趙本山便飛赴香港等地，讀CEO課程班。這似乎是本山傳媒再次躍起前的遽然一縮，有人將此解讀為本山傳媒上市前的準備，但趙本山沒再那么高調：“上市的目的是什么？是想企業擴張，是融資。可自己有錢沒花了，融什么資？”
 
　　似乎，他仍然堅持一種農民式的擴張方式：投資，賺錢，再投資，然后賺更多的錢。
 
　　帝國隱憂
 
　　“這樣提問，有點兒像是找人算命。”
 
　　面對劉老根大舞臺能否全國風行的問題，中國曲協副主席、中國藝術研究院曲藝研究所所長吳文科對記者如此說。他認為，劉老根大舞臺的前景到底如何，還需要觀察。“現在去看新奇的因素多一些，看明星的因素多一些。有多少人是因為喜歡二人轉本身？很難說。”
 
　　曲藝的接受是有地域性的。比如，以海派清口《笑侃30年》走紅的周立波，在北京根本就名不見經傳；而相聲演員郭德綱，其德云社的活動也主要在北京城，沒敢進軍上海。
 
　　“劉老根大舞臺的定位是錯的。哪有那么高端？它是泡沫！”北京市戲劇家協會秘書長楊乾武，對二人轉在北京的火爆不屑一顧。“據我所知，它的票房也沒有那么好，是硬撐著的，在瞎炒。這個東西長不了，它要恢復到中低端的位置，就合適了。”
 
　　對于“年輕”的本山帝國來說，隱憂不僅在一個劉老根大舞臺。
 
　　比如目前本山傳媒的眾多業務，都是借趙本山個人的品牌和人際資源。這對于總裁劉雙平所稱的“現代企業”，不知是否正常？而當趙本山日漸老去，本山傳媒又如何繼續開拓疆域？
 
　　這就轉換為另一個問題：誰將成為趙本山的接班人？在趙本山病情發作，甚至傳出病危消息后，這個問題顯得更為迫切。
 
　　從藝術傳承人來說，小沈陽是他目前最具知名度的弟子。但早就有人指出：很難想象一個以非男非女為定位的喜劇演員能成大器，而小沈陽放棄這個定位，又什么都不是。同時，趙本山的徒弟中藏龍臥虎，小沈陽恐怕難以服眾。趙本山自己也說：我那一群學生，誰站那里都那效果。
 
　　在產業方面，談到接班人的難度會更大。目前的總裁劉雙平是具體的操盤者，但趙本山在一次采訪中，曾透出口風，將來的接班人可能是兒子。“他必須得有這個能力，是這塊料。如果他不合適，我一定不會把企業交給他。”不過，他的兒子牛牛，今年剛剛12歲。
 
　　本山帝國還離不開趙本山，這是他的榮耀，似乎也是一種悲哀。
 
　　誰能預測未來？中國電視觀眾就相信，有了趙本山，未來就有驚喜可期待。不妨看看他到美國拉斯維加斯、好萊塢等地考察后的成果吧—他雜糅了中國東北與好萊塢、百老匯的文化，在沈陽劉老根大舞臺的“旗艦店”玻璃櫥窗里放了一頭拉磨的驢，甚至還為這頭驢子安裝了一部升降機。

一

早晨六點逃離首惡之地北京，開車回天津。大霧封路，堵在高速口收費站前的車浩浩湯湯，無涯無際，人們紛紛下車嗑瓜子遛狗。很壯觀很和諧。

二

其時只能在五環外苦等。今日尾號限行，回北京是回不去了。做一天在車里睡覺看書的打算，食水月餅皆在，除了擔心憋尿，其他尚好。一個半小時后，濃霧更濃，但是竟然放行了，難道是因為逃離的車太多，已經堵到天安門廣場了？

三

堵在路上時，并肩一車，白色朗逸，女司機極似葉三，形神兼備，于是臉貼窗戶，猛盯，該女子突然發現被猛盯，于是猛回盯，終于發現不是，于是猛躲閃，一聲嘆息。

四

快到天津的路上：一老大爺，很隆重地開一白色雪鐵龍。副駕駛陪坐一老大娘，后座又兩位老大娘。車后黃色貼標：baby in car.

五

快樂地顛簸在坑洼不平的，沒有分道線的，全國唯一收養路費的天津中環線上，一輛新款夏利，頭幾位車號：津H1N1，樂。仔細再看，錯了，是津HLN1，系疑似，虛樂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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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假將至，到9月27日，北京之外地區的郵包將停止發送（目前西南、西北地區部分地縣市已經停發），9月29日之后，北京地區也將停發，長假結束之后（10月8日）再恢復發貨。停發期間的訂單，就需要大家多等些時日了。
    現在，滿大街跑的快遞員，馱的都是成箱成盒的月餅。相比之下，我們的NB至少輕巧又環保，紙中歲月長，許多朋友便將NB設成了月餅的替代品。但一些家伙實在心急，或是事到臨頭才想起這么一樁，所以下單之后催得很急，有的恨不得自己開車來取。還是建議大家未雨綢繆，平時多囤積幾個NB（反正我們的保質期比月餅要長），等需要用的時候，比如，你要參加一個生日PARTY啦，你的好友要步入婚姻殿堂啦，恩哼，一甩手就是一件致命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