樣品送過來，大家都很滿意，還找了位美女模特來幫忙試穿。某攝影師趴在地上拍了好多張，一直很敬業地喊，“近些，再近些”。照片效果果然很好，引致某哈爾濱松鼠頻頻探問模特信息。

高興壞了，心想就等著大賣吧。然而……成衣到了以后，我們發現女生的白色版，布料不如男版黑色的厚，這個季節單穿稍冷，而且由于是純白，仔細看，某些部位有色差，可能會有讀者覺得不爽。猶豫了再三，再三，雖然很肉疼，但還是決定，不賣白色了！實在不能讓大家收到質量不夠過關的衣服而抱怨……我們決定把350件女式的白色版交給老朋友真愛夢想基金會，委托他們捐給需要的人。

所以，現在可以上架的衣服只有男式的黑色衛衣，模特是姬十三本人和……一位需要被人肉搜索的小伙子。辦公室的MM自己選的都是男式小號的，“1米62，95斤”，在毛衣外面套一件正好，喜歡的MM也可以嘗試下。女式的衣服重新做，過幾天上架，也用黑色抓絨的面料，和男式的一樣，蠻厚，挺保暖。喜歡白色的女孩子們，抱歉了。圖案和照片上你看到的女模特穿的一樣，是綠色的。購買詳情請查看這里。

陳曉卿老師家的樂樂是松鼠們的好朋友，這次科學嘉年華，他也很關注，所以我們送了件T恤給他。他拿到衣服的第二天，就把照片發給我們了。樂樂的照片一出來，大家忘了美女和帥哥，紛紛要求讓樂樂做我們的形象代言人。^_^

花開兩朵。話說，由于真愛夢想基金會的北京志愿者要來運衣服，我們一拍腦門，想到可以同時做另一件事。

嘉年華的時候，在主會場，北航新主樓的正門前面，我們會搭起一個棚做會務區，屆時，真愛夢想的志愿者會在這里恭候您。對，請將您希望帶給孩子們的東西放在這里。

可以帶哪些呢？
3—16歲的幼兒、少兒讀物，包括圖畫書、雜志、益智讀物、作文選、故事書等（請不要捐贈課本、課外輔導書、練習冊）；

供”夢想中心”老師閱讀的優秀雜志、書籍；過期雜志亦可；
閑置文具、數碼相機、鼠標、U盤、MP3、無線上網設備、攝像頭等同樣受歡迎。
新舊不限，但請注意圖書不要破損。
請放心，這些東西都會妥善地帶給需要它們的人。這種信心緣自我們對真愛夢想基金會的執行力的信任。

【介紹：真愛夢想公益基金會】

真愛•夢想——是一家用商業思維運作教育公益項目的合法注冊公益基金會（滬民基證字第0087號），關注中國最迫切的教育公平問題，致力于彌合城鄉教育之間的巨大鴻溝。 基金會目前主要運營有“夢想中心”注、“夢想課程”與“夢想領路人”項目。
【夢想中心25號 —  北京蒲公英中學】

“夢想中心”是一個集成了圖書室、電腦室、多媒體功能為一體的空間，面積大約70-100平方米。配置圖書約5000-8000冊、聯網電腦4臺、電視機、DVD一套，數碼相機、MP3若干。“夢想中心”能為孩子們帶來歡快明亮的多功能學習場所，為教師們提供定期培訓，還將嵌入推度身定制的素質教育課程——“夢想課程”。

北京蒲公英中學是一所民辦非營利性的、公益性的平民學校，作為北京市第一所專門為農民工子女創辦的中學，全校近600名學生來自中國24個省級行政區。開放在大興區的這株“蒲公英”，學校條件較為簡陋，校舍由開關廠廠房改建而成。北京蒲公英中學夢想中心現已投入使用。

網站：http://www.adream.org
Blog： http://adream07.blog.sohu.com/
小組：http://www.douban.com/group/adream/

© 本文來自科學松鼠會http://songshuhui.net，轉載請注明出處。

祁長江和他的孩子們。出事前，祁長江把孩子送到學校上學，答應妻子要去接孩子放學。

對祁長江妻子朱祖芬來說，丈夫的死至今是一個謎團。

北京市海淀區看守所里，祁長江絕食而亡。

      30歲的發票販子祁長江栽了。他被關押49天后死亡，警方給出的死因是“絕食”。 祁長江之死，并沒有擊倒他的同業們繼續“做生意”的信心。在繁忙的中關村，票販江湖依舊每天按照自定規則運行著。

      南都周刊特約記者·醴文 北京報道  攝影·王旭華

     10月13日下午，北京中關村海龍電子大廈外，每一個拐角處幾乎都站著一個婦女，抱著小孩，注視著來來往往的行人，嘴里反復念叨著同一句話，“發票要吧？發票，發票！”
 
　　盡管國慶已經過去兩周，在海龍大廈門口，依然豎立著一個巨大的廣告牌——“我給祖國送祝福”，上面滿是許多人手寫的獻給新中國成立60周年的祝福。
 
　　不遠處，六七個婦女和往常一樣聚集在商場門口，偶爾有人過來說兩句話，其中一人便從胸口的小包里取出一摞票據交給他。在距離這群婦女不到50米處，兩名警察正在巡邏，他們身著筆挺的制服，一邊走一邊輕松地聊著天。
 
　　28歲的朱祖芬曾經也是這群婦女中的一個，但是現在，她得蹲守在兩公里之外的海淀區人民檢察院信訪大廳門口，和她一起的是3歲的兒子和60歲的老父親。
 
　　“我已經是第三次來這兒，他們不出來接待我，我今天就不走了。”朱祖芬此行，想請檢察院立案調查丈夫祁長江的死因。
 
　　祁長江，綽號“小胖子”，30歲，2009年7月26日涉嫌倒賣假發票被逮捕。
 
　　據祁長江一位在現場的老鄉回憶，“小胖子” 祁長江是被警察“釣鉤”抓獲的。7月26日下午，正在e世界門口晃悠的“小胖子”，突然來了一筆大生意，有人找他買三本假發票，“結果是個便衣”，祁長江就這樣被人贓俱獲。
 
　　祁長江在海淀區看守所關押49天后，9月17日凌晨死亡。海淀警方稱，被關押后，祁長江一直絕食，民警多次勸說未果，將其送到醫院治療。由261醫院提供的死亡證明上寫道，直接導致祁長江死亡的疾病或情況為呼吸心跳驟停，上消化道出血，其他疾病診斷為“患者絕食49天，促進死亡”。
 
　　對于丈夫“絕食而亡”的說法，朱祖芬難以接受。她對北京一家媒體記者說，丈夫1.7米的個子，體重89公斤，平時身體很棒，而且很少生病，得個感冒也不用去打針吃藥，性格也很開朗，“不可能無緣無故地絕食”。
 
　　一場聲勢浩大的打擊行動
 
　　2002年，經親戚介紹，新婚不久的朱祖芬和丈夫祁長江一起，從安徽老家潛山縣來到了北京。因為親戚就在中關村附近做發票倒賣的“生意”，夫妻倆也就跟著干上了這行，發票、盜版光盤一起賣，還幫著電子賣場拉點客戶。
 
　　朱祖芬說：“當時還以為是因為我們和親戚關系好，親戚才把我們帶出來，結果是看中了我的肚子。”
 
　　原來，在“發票圈”中有個心照不宣的規定：警察不抓孕婦和帶嬰兒的婦女。即使被抓了，這些婦女很容易順利地取保候審。孕婦、孩子，是中關村假發票網絡中最底層，也是最為安全的一層。因此，朱祖芬說，“一般村里鎮里孕婦或剛生了小孩的婦女，都會被邀約出來倒賣發票。”
 
　　7年間，朱祖芬生了一兒一女，同時，也就和警察打了7年交道。因為女人在明處，男人在暗處，警察對她來說，幾乎就不算“對手”了。“這兒附近的警察我全認識，” 朱祖芬說，不僅是片區所在的派出所，別的轄區派出所的警察也會到這幾個大的電子市場晃悠，“因為這兒的人抓起來容易些”。
 
　　今年6月，朱祖芬就預感到風聲會越來越緊。她想讓丈夫先別干了，但是祁長江不愿意，“他認為去年奧運會風口浪尖都沒事，這次應該沒有上次嚴吧”。
 
　　2009年7月1日，北京警方集中開展以國慶60周年安保工作為中心的“驚雷”行動，打黑、除惡、治亂，強化對重特大敏感性案件的快偵快破，加大對秩序類犯罪、涉槍涉爆案件、團伙犯罪、系列犯罪的打擊力度，確保北京社會治安秩序總體平穩，確保國慶期間刑事案件、殺人綁架等八類危害嚴重案件、街頭現行犯罪發案低于奧運會賽時水平。
 
　　在北京市公安局的官方網站上，一篇文章強調，“確保實現全市治安形勢平穩、刑事案件發案總量下降、抓人破案總量提升，形成強有力的打擊震懾效果，以實際行動向國慶六十周年獻禮。”同時，公安部從6月開始，開展為期3個月的打擊假發票專項行動。
 
　　2009年7月26日早上，和往常一樣，朱祖芬和祁長江把一雙兒女分別送到學校，在中關村e世界的門口分開。朱祖芬記得丈夫最后一句話是，“你早點回家，我今天去接孩子”。這句話是那樣的平淡無奇，卻成了他的遺言。
 
　　和朱祖芬一樣，在北京西客站附近活動的羅清明（化名）也感到了一股暴風雨即將到來的氣息，但是他的日子比祁長江過得從容一些。
 
　　除了中關村，北京西客站附近也是發票販子們集中的地方，這里的發票販子大多來自山東。瘦高黝黑的羅清明是其中的老資格了，“在這兒十多年了，早就不用跑大街了。”羅清明眼睛不太好，因此在跑了幾年“站臺”后，他抓住幾個常聯系的客戶并發展開去，開始提供固定客戶服務。
 
　　“中關村的是安徽人，西客站的是山東人，還有天安門附近的是東北人，各有各的地盤”。羅清明清楚北京發票販子的勢力范圍。事實上，在北京每一個人流聚集的天橋、商場、醫院附近，都會有不少游走的商販叫賣發票，不過這三個地區最為集中。
 
　　羅清明現在的業務都是通過電話聯系，為附近的一家大型企業員工們提供各類發票，他每天就忙不過來，因此，風聲緊不緊對他而言不太重要。
 
　　國慶節前，他唯一的區別就是不和這些客戶在單位的正門交易，去側門。羅清明暗笑說，“也得給門口這么多武警、特警、便衣點面子，是吧？”
 
　　貓和老鼠的“特別任務”   
 
　　在羅清明10多年的“販票生涯”中，每年都有一兩個同業被抓進去，是屬于極小的意外。更多時候，他們和片區警察之間有著獨特的默契。
 
　　盡管販賣發票在中國屬于刑事犯罪，但事實上他們常常和警察相安無事，讓他們發生聯系的，是一項被稱作“任務”的行動。在羅清明看來，掌握時間點很重要，要是沒任務，沒人會來抓你。“兩會、國慶，這些年年都有，一般你看到處坐滿了戴紅箍的老太太，就知道任務來了。”羅清明說。
 
　　相比羅清明所活動的西客站，中關村的情況更為復雜一些。“發票要嗎？光盤要嗎？”這兩樣東西，他們常常在一起叫賣。
 
　　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中關村幾個大的電子賣場相繼建成，在附近兜售“盜版軟件和光盤的小販”多了起來，從那個時候，“孕婦”、“哺乳期婦女”等特別“銷售團隊”開始成氣候。
 
　　隨著人流的劇增以及小商家避稅的需要，一些發票制售商看中了這里的人氣，婦女們也就開始左手賣發票、右手賣光盤，逐漸發展到今天的“局面”。
 
　　34歲的宋小云也是個“老發票”了。談及“小胖子”的死，她不愿意多說，只是歸咎于“他運氣不好。”
 
　　那天被抓獲的只有“小胖子”一個人。隨后，根據北京市警方提供的數據，截至2009年8月31日，北京市共立案查處制售、非法出售、非法代開、虛開以及非法取得發票案件1239起（其中稅務查處案件918件，公安查處案件321件）、抓獲犯罪嫌疑人375名。
 
　　這些數據并沒有打擊到宋小云繼續留在中關村“做生意”的信心，依舊風雨無阻地出現在海龍大廈。這信心來自于她的經歷。
 
　　其實，宋小云常常會有“進去”的時候，不過她的這個經歷大不相同。她告訴記者，每年都會有兩三次，熟悉的警察給她打電話，把她“請”到派出所去，在一系列和拘留相關的文書上簽字，然后就放她走人。
 
　　剛開始，宋小云還有些緊張，怕是“進去了”，總不是好事。后來她發現，這些警察原來挺感謝她的，“有的警察喜歡開玩笑，居然還真說句謝謝。”
 
　　更令宋小云吃驚的是，履行完這樣的“公事”后，警察還會付錢給她，30元、50元不等。第一次領到這個錢，宋小云感到非常愕然，“警察不罰款還發錢？”迷糊的宋小云被丈夫的話點醒了，“感謝配合唄”。
 
　　和女人的大膽和公開化相比，發票販子群體中的男人們，則顯得隱秘和小心多了。像朱祖芬盡管和很多警察相熟，但是她從來沒有告訴過任何人，她的老公也在中關村里。“誰會說？我們都是帶著一個小孩裝可憐的。” 朱祖芬告訴記者。
 
　　在這樣一種獨特的生存環境下，中關村幾個大的電子市場附近，倒賣光碟和發票的人群只增不減，光是來自安徽潛山的在中關村就有100多人。
 
　　暴利的誘惑
 
　　“小胖子被抓”，本來只是中關村電子市場附近一件不大的事情。3年前，祁長江就曾因倒賣發票，被判處過1年徒刑。有過前車之鑒，還是重操舊業，唯一的理由就是“暴利”。
 
　由于比較危險，祁長江在平時做得更多的是“導購”：在人群中發現有購買意圖的顧客，用手指向身上有發票的人，交易成功。這“一指”每張發票的售價是20元，祁長江得到的酬勞是15元。
 
　　祁長江在世時，一天收入大約200多元。
 
　　根據知情者透露，整個“假發票產業”早已形成了一個嚴密的產業鏈。從制作到銷售大體可分五層，整個網絡橫跨全國多個省市。第一層是大老板，多在廣東、浙江等地。他們有自己的印刷廠，負責印制發票。每本發票的價格不過幾毛錢；第二層是老板的手下，他們每個人手里都掌握著大量不同地區的客戶，在每本發票上賺取5元到10元不等。
 
　　網絡的第三層分布在全國各地，他們通常在各個地區壟斷著一部分客戶與市場，“知名度”也很高，一般每本發票收取20元左右。
 
　　網絡的第四層一般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專業”送票的司機，每一趟收取10元至15元不等的報酬；另外一部分是由身邊親戚和朋友組成的“銷售下線”，他們從上線批發發票后再銷售，但他們拿貨的價格已漲到每本100元。
 
　　到了網絡的第五層，就是祁長江、宋小云他們。他們如螞蟻一般海量分布在車站、酒店、醫院等人流量大的地方，每賣出去一張發票，能獲取15元左右的利潤。
 
　　朱祖芬夫婦也攢下了一些錢，但是這兩年祁的母親從生病到去世花了不少錢，同時，兩口子希望早點掙錢回家蓋房子，因此在北京，他們的生活非常節儉。在每月300元的出租屋里，一個雙層木床就占去了六七平方米房間的一半，而唯一的電器是花50元買的舊電視。“這個電視柜，只花了5塊錢。”朱祖芬說。
 
　　“冒著這么多風險掙來的錢，誰舍得亂花？”宋小云說。
 
　　等做到一定階段，有了固定的客戶就會安全得多，像羅清明那樣。他說，“我干的就是秘書的活”。每天羅清明都會把定點搜羅來的出租車票等票據集中到一起，根據不同客戶的需要整理好，“出租車票連號的不行，那一看就不真。”羅清明說。羅每個月少說也能掙五六千吧。
 
　　但是，祁長江沒有等到成為“老羅”的這一天。
 
　　回應書
 
　　10月1日這一天，國慶60周年。為了丈夫的死因奔波了20來天的朱祖芬，也停下了腳步，和孩子、父親一起在家看盛大的閱兵儀式。
 
　　自從丈夫死后，朱祖芬時刻感受到一種無形的壓力存在。從找律師開始，她手里攥著十多張律師名片，一個個找過去，幾乎沒有一個律師愿意代理這個案子。最后一位叫做劉文元的律師接手了案件。
 
　　10月12日，《京華時報》報道了《海淀看守所一嫌犯絕食死亡》的消息后，數十家媒體記者曾把朱祖芬的手機打得沒電。然而，在盼望了幾天后，她在報紙上見到唯一的追蹤報道是，10月15日，北京一家報紙刊登了一篇長達6000字的《海淀警方回應犯人絕食身亡事件》，全文刊發了海淀警方的回應書。
 
　　回應書上，海淀警方公布了祁長江的死亡過程：祁長江7月26日在中關村倒賣發票被當場抓獲，帶到派出所后祁長江一語不發，不與警方配合并開始絕食。從7月27日至8月19日，祁長江一直在絕食對抗。在此期間，祁長江曾7次被管教人員送往羊坊店醫院駐海淀看守所醫療中心進行治療。醫護人員對其進行了靜脈補液治療等措施。祁長江對醫護人員給予的治療采取抗拒，不僅對醫生、護士進行辱罵，還以拔針、吐食等方式抗拒治療。9月17日零時55分，護士巡診時發現祁長江意識模糊，瞳孔放大，院方隨即對其進行積極搶救；2時30分左右，祁長江出
 
　　現嘔吐、心率下降，羊坊店醫院于3點20分將其送往261醫院搶救。4時38分，祁長江因搶救無效死亡。
 
　　朱祖芬沒有讀完這篇長長的回應書。對她來說，警方就只有一句回應，“如有疑義，就做尸檢”。而朱祖芬已經咨詢了好幾家法醫鑒定中心，費用最低的也要1.5萬元左右。
 
　　“你說有沒有特別公正的法醫鑒定中心呢?”朱充滿疑慮地問記者，重重地吐出“特別公正”幾個字。
 
　　朱祖芬把希望寄托在檢察院，準備第四次去海淀區檢察院，她一邊給熟睡中的兒子穿鞋，一邊說，“我也不愿意帶著孩子去受苦，但是不帶著他，是沒有人理我的。”
 
　　這幾年，把孩子帶在身邊好辦事，已經成為了她的一大“經驗”。然而這一次孩子并沒有幫她太多的忙，海淀區檢察院給她的答復還一樣，“等等，我給上級領導匯報”。
 
　　而她聘請的律師在幫她取出醫院病歷之后，就再也沒有任何行動了。律師表示，“如果不做尸檢，就沒有任何辦法。”當朱詢問是不是可以敦促檢察院參與調查時，他的回復是，“都沒有任何錯誤，檢察院調查什么？”
 
　　劉律師說，如果朱祖芬認為他沒有做什么事情，可以解約。而在朱祖芬看來，她花了8000元聘請的律師已經“站到那頭去了。”
 
　　無數個為什么
 
　　朱祖芬不愿意做尸檢，她的想法是：如果結果還是和警方一樣，丈夫的死，是不是永遠不知道真相了。在她看來，整個49天，仍然充滿了無數待解的謎團。
 
　　在祁長江被捕3天后，盡管他一直拒絕透露自己的姓名等相關信息，但是警方通過比對同類案件案底發現，他的相貌和一位叫做“祁長江”的人極其相似，并于當天向此“祁長江”的老家安徽省的相關警方發函確認。
 
　　但是，朱祖芬先后四次到海淀拘留所要求探視時，她分別以“祁長江”的姓名和“無名氏”進行了查詢，得到的說法都是“查無此人”。
 
　　朱祖芬無論如何也不能相信，她明明親眼看見自己的丈夫從海淀四季青派出所押解出來上了警車。盡管頭上戴著黑頭套，但是他胖胖的身軀和衣服還是可以一眼辨認出來。聽到朱祖芬的聲音，祁長江還大聲呼叫，“救我，救我。”
 
　　在祁長江死亡當天9月17日，被送到261醫院時，從醫院出示的醫療記錄來看，登記的是“姓名無名氏、年齡四十歲”。而祁長江的身份8月底在羊坊店醫院時就已確認，為什么在臨死前還是無名氏？
 
　　對于家屬的質疑，海淀公安分局在接受北京媒體采訪時表示，祁長江當日凌晨病危后，警方通過當地派出所找到他的哥哥，告訴祁長江病危的消息。因祁長江被關押后不與民警說話，警方不掌握其妻在北京的情況。因為案件仍在偵查階段，按照規定，是不允許除律師以外的家屬或其他人與嫌疑人見面的。
 
　　對于警方的解釋，朱祖芬并未釋懷。
 
　　“他犯的又不是什么死罪，為什么會絕食？想著一雙兒女，他也不可能啊！”還有，“祁長江尸體的脖子上、眼睛周圍的淤青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太多“為什么”，朱祖芬卻找不到地方去問，只有3歲的兒子在身邊煩躁地哭鬧著。

建筑工人

已經兩個月了，張劼穎、梁自存、張慧鵬以及他們的同學還沒有等到深圳市領導的回信，仿佛那些農民工沒有等到勞動合同。

“之所以給深圳市領導寫信，從實踐的角度，希望這個事情能得到更好的解決。”北大社會學系的張劼穎說。

這封信的集體作者來自北大、清華“建筑業農民工勞動權益與保障”調查小組。這個調查小組里的許多同學是一個名為“安全帽”的學生組織成員，他們來自北京的各所高校，平時的活動是關愛建筑工人。

      癥結何在？

27歲的張慧鵬來自河北農村，他知道農村有多苦。“從小想著要擺脫那種環境，好好讀書，考上大學，改變自己的命運。”能一直讀到北大社會學系的研究生，他覺得自己是幸運的。

張慧鵬本科階段是在秦皇島的一所大學就讀，學的是經濟管理方面的專業，但這并不能解答他的眾多疑惑，校園生活也不能消弭他的“孤獨感”。考入北大社會學系之后，他覺得終于找到一些人可以談國家社會了。

2008年初，為了做關于農民工的課題，他進入了建筑工地。

“第一次進工地的時候挺震撼的。”張慧鵬說,“我是從農村讀小學一直這么上來的，前方是一個個獨木橋，你只能把一個個同學給擠下去，假如我沒有繼續升學的話，我就會是這座城市里農民工的一員。”

到了2008年六七月份的時候，這些工人就開始向包工頭要他們的工資了。因為他們得回老家收麥子去。在過去的幾個月里，他們沒有工資，每月只有一兩百塊錢的生活費。“他們拿不到工錢。跟著包工頭老鄉在干活。包工頭說沒錢，年底再給你。”張慧鵬說，“白條都沒有。”

工人們能在工地上干活，靠的都是老鄉關系，沒有契約，幾乎所有的建筑工地上都沒有勞動合同，靠的是老鄉的良心。“覺得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吧，想著是老鄉。”

到了年底往往不是這樣，給的錢往往少于約定好的數目，有的干脆就不給了。“有工人跟我說，到包工頭家要錢的時候，旁邊站著幾個人，給多少就拿多少。”梁自存說。

“一些包工頭也有苦衷，因為他們手上也沒錢。”張劼穎說。

在兩年多對全國多個城市建筑業的調查中，同學們發現，用人單位未與工人簽訂勞動合同的現象非常普遍，在此情況下，這一認定就成為一個關鍵的問題。勞動關系的認定直接關乎工人合法勞動權益的保障與維護。這就是工地上最重要的癥結所在：勞動合同關系的缺失。

在同學們看來，從法律上講，勞動行政部門在整個事件中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無論是1995年的《勞動法》，還是2008年的《勞動合同法》，都明確規定了用人單位未與勞動者訂立勞動合同的情況下勞動行政部門的監管責任。

農民工對樓外墻進行粉刷（施忠威）

      黯淡生活的偶爾光亮

“安全帽”替工人維權第一次引起社會關注，是北京馬連洼工人猝死事件。

57歲的農民工潘志源在馬連洼“西山華府”工地上猝死。工地原本只賠了2萬元。“安全帽”和工人們要求更合理的賠款，最后將賠款提高到6.4萬元。“這其實也很少，正常的賠付其實可以達到20萬。”張慧鵬說。

但這6.4萬元已經讓工地很氣憤了。工地覺得這些學生不好好在學校讀書來工地上瞎摻和什么啊。工地的人覺得他們不懂，破壞了行規。他們說，北京哪處工地也死了工人，也是給2萬的。“覺得我們是故意找碴。”張劼穎記得，工地的一些人在她面前揮動手臂，推推搡搡地讓她“滾”。

梁自存有一次跟著工人到某處工地去談判的時候，被工地上的人卡著脖子推了出來。

有的工人在爭取權益時被逼無奈，將工地項目部的門鎖了。警察來將他們帶走，然后跟項目部的人說，他們鎖你們的大門一個小時，損失多少，你給我列一個單子。而那些被帶走的工人，他們的工資被拖欠的時間用年來計算，損失又是多少呢？

張慧鵬和他的伙伴們覺得自己做事情一直是很溫和的，他們覺得在現有的法律框架下就可以解決問題。“法律就在那，就看是執行不執行了。”

除了干活與討薪，工人的生活極其單調。學生們后來買了一些舊雜志，比如《知音》、《讀者》，拿到工地上，出乎他們的意料，工人們把這些書都搶瘋了。一些年輕的喜歡看玄幻小說。學生們買了一些書送過去，但并不是給他們。“借書要登記，每個人交5塊錢押金，下次來還了書再把押金還給他們。”

根據工人們的特點，學生們逐漸摸索了一些適合工地的制度，一些工人也加入其中，幫助他們做事情。

最壯觀的場面當屬放電影之時，那是工人的節日。當學生們把從學校租來的投影儀立起來的時候，“那個場面啊，好幾百人，加班的都不想加班了。”

學生們原本想著放一些有內涵有深度的片子，比如《活著》、《盲井》、《盲山》，但很難吸引他們。《集結號》、《十全九美》，是他們喜歡的。

工地上也會有假期，學生們會到工地上組織一些演出。“最開始主要是北科大的一些同學來做演出的事情。”

張慧鵬以前覺得工人們比較大老粗，后來發現工人里也有多才多藝的人。

來自河南的來子在北京一個建筑工地干活，沒拿到工錢，勞動局以沒有證據為由，未受理其投訴。他寫下了一首名叫《北京 北京》的歌。“北京好大好大/北京好冷好冷/北京也好熱好熱/北京沒有我的家”是其中幾句反復吟唱的歌詞，這首歌后來在各個工地傳唱開去。

老聶不老，是個80后，在工地上多年，他有時會寫一些小詩。“城市的建設哪里沒有我們的身影/我們的衣服臟/口音土/但我們的手不笨/我們能蓋出漂亮的高樓/我們能修成寬廣的馬路。”

城市里到處是建筑工人的身影，已經占了農民工總數的三分之一。從1984年開始，國有建筑公司不再招固定工人，建筑業農民工就大量增加。工人們涌入北京。許多人在聊天時會說，西直門那“三座大山”是我們當年蓋的，“鳥巢”的貴賓門是我們建的……但這些樓在蓋完之后跟他們就沒什么關系了。

在海淀區的一處別墅工地，1000萬一幢的別墅開始裝修樣板房了，工人們將要離開。一位女工拉著張慧鵬，讓他給她在別墅前留影。“拍照的時候，看到她的表情很復雜。”

1000萬一幢的房子意味著什么？工人們如果能在年底從包工頭那里順利足額拿到工錢的話，大概有兩萬的收入。1000萬是他們500年的收入。如果從明朝正德年間積攢這個數額的全部年收入，他們可以在2009年一次性買下這幢別墅。

農民工在工棚里吃飯（施忠威）

      重要的一步

張劼穎覺得自己和建筑工地挺有緣的，在西安老家，他的父親就是一名工程監理。

但直到2007年的冬天，她才算真正接觸到了建筑工人的生活。“那天是早上，沒有電，沒有暖氣，一些年紀大的人需要喝酒來御寒和減輕壓力。”工人住在活動板房里，門口和樓梯都結著冰。

張劼穎覺得“安全帽”的活動是循序漸進的。前期主要是調查研究。他們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基本上研究清楚了建筑工地的用工體制，后面主要是做一些實際的工作。

清華社會學系的梁自存來自陜西漢中農村，他進入“安全帽”比較晚，但很積極，現在已經是“安全帽”的主要組織者了。梁自存現在主要給工人們普及一些常識，比如講一講《勞動法》，發放類似城市務工手冊的小冊子，可以告訴他們如何去咨詢，拖欠工資該怎么辦等等。梁自存在河北調查的時候，工人對粉塵的危害還不是很了解。他覺得應該讓工人至少認識到自己的處境。“有的工人還說，那些粉塵是鈣粉，可以補鈣。”

許多工人不敢強硬地跟資方抗爭，因為他們耗不起。“西方的工人挺有戰斗力的，是因為他們的工人有基本保障。我們是沒有的。明天我沒飯吃了怎么辦？對他們來講，沒有經濟基礎來應付這些不合理的東西。”梁自存說。

張慧鵬認為“安全帽”給自己帶來了改變。“有些事情是我們可以做到的。如果一再退讓就不會有改變。”

張劼穎最近在忙著“建筑工人關愛日”的事情，北京好多高校都加入其中，希望在12月5日那天走入工地，關愛建筑工人。他們的口號是：尊重勞動價值，構建和諧工地。

高岳飛年紀不大，初中畢業就出來打工，已經有6年半的工齡。繁華和荒涼他都見過不少，但那些城市人看他的眼神還是讓他覺得不舒服。“有一次在火車上，一個家長對孩子說：‘你如果不好好學習，長大后就讓你和他們一樣打工去。’那孩子說了一句話讓我傷透了心。他說：‘我現在要好好學習，我才不要向他們那樣呢。多丟人！’”

沒簽訂勞動合同而被拖欠工資的農民工老何已經40多歲了，他對學生說：我時間不多了，我要為這個社會做點東西，不然我兒子出來打工的時候還是這個環境。

按照《勞動合同法》，不簽訂合同用人可以追討雙倍工資。老何開始告其所在的勞務公司，相關部門也已經受理。這是重要的一步。

    1976年至1983年，劉香成先后以《時代》周刊常駐北京記者和美聯社首位駐北京攝影師的身份，作為外國媒體唯一一位在北京的新聞攝影師，為當時的中國留下了珍貴的歷史剪影。他在那段時間的攝影匯集成為《毛以后的中國》，1983年由英國企鵝出版社出版。這部作品先后再版四次，在全世界范圍內享有極高的聲譽。世界圖書出版公司日前出版中文版本《中國：1976-1983》，是作者在之前幾個外文版本的基礎上，增加了相當數量未發表的照片，全新編輯而成。《讀庫0905》也選刊了作者的兩篇自序及部分攝影作品。
    恩，劉香成老師，獲得過普利策獎。甘地夫人遇刺，阿富汗戰爭，蘇聯解體……二十世紀后半葉的許多世界大事，他都用相機記錄過。《讀庫0905》里，有他寫的這么一段文字：“外交部新聞司的官員姚偉曾叫我參加過一個會議。他告訴我，他們調查了1979-1981年外國媒體的活動，發現西方發表的關于中國的照片有百分之六十五是由我拍攝的。對這個數字以及他們調查的認真性我很是驚訝。實際上，關于已發表的照片，這樣一個數字并不難獲得，因為在1978年到1980年間，我是北京唯一一個外籍新聞攝影師——1981年，合眾國際社的邁克·提勒才加入進來。更讓人驚訝的還是他們的反應：‘劉先生，以后請不要那么努力工作。’”
    有讀者可能問了，那百分之六十五之外的照片是誰拍的呢？不是說他是唯一嗎？這句話并不矛盾，大家別忘了，還有新華社和中新社呢。也就是說，劉老師一人，抵上了這兩家。

祁長江和他的孩子們。出事前，祁長江把孩子送到學校上學，答應妻子要去接孩子放學。

對祁長江妻子朱祖芬來說，丈夫的死至今是一個謎團。

北京市海淀區看守所里，祁長江絕食而亡。

      30歲的發票販子祁長江栽了。他被關押49天后死亡，警方給出的死因是“絕食”。 祁長江之死，并沒有擊倒他的同業們繼續“做生意”的信心。在繁忙的中關村，票販江湖依舊每天按照自定規則運行著。

      南都周刊特約記者·醴文 北京報道  攝影·王旭華

     10月13日下午，北京中關村海龍電子大廈外，每一個拐角處幾乎都站著一個婦女，抱著小孩，注視著來來往往的行人，嘴里反復念叨著同一句話，“發票要吧？發票，發票！”
 
　　盡管國慶已經過去兩周，在海龍大廈門口，依然豎立著一個巨大的廣告牌——“我給祖國送祝福”，上面滿是許多人手寫的獻給新中國成立60周年的祝福。
 
　　不遠處，六七個婦女和往常一樣聚集在商場門口，偶爾有人過來說兩句話，其中一人便從胸口的小包里取出一摞票據交給他。在距離這群婦女不到50米處，兩名警察正在巡邏，他們身著筆挺的制服，一邊走一邊輕松地聊著天。
 
　　28歲的朱祖芬曾經也是這群婦女中的一個，但是現在，她得蹲守在兩公里之外的海淀區人民檢察院信訪大廳門口，和她一起的是3歲的兒子和60歲的老父親。
 
　　“我已經是第三次來這兒，他們不出來接待我，我今天就不走了。”朱祖芬此行，想請檢察院立案調查丈夫祁長江的死因。
 
　　祁長江，綽號“小胖子”，30歲，2009年7月26日涉嫌倒賣假發票被逮捕。
 
　　據祁長江一位在現場的老鄉回憶，“小胖子” 祁長江是被警察“釣鉤”抓獲的。7月26日下午，正在e世界門口晃悠的“小胖子”，突然來了一筆大生意，有人找他買三本假發票，“結果是個便衣”，祁長江就這樣被人贓俱獲。
 
　　祁長江在海淀區看守所關押49天后，9月17日凌晨死亡。海淀警方稱，被關押后，祁長江一直絕食，民警多次勸說未果，將其送到醫院治療。由261醫院提供的死亡證明上寫道，直接導致祁長江死亡的疾病或情況為呼吸心跳驟停，上消化道出血，其他疾病診斷為“患者絕食49天，促進死亡”。
 
　　對于丈夫“絕食而亡”的說法，朱祖芬難以接受。她對北京一家媒體記者說，丈夫1.7米的個子，體重89公斤，平時身體很棒，而且很少生病，得個感冒也不用去打針吃藥，性格也很開朗，“不可能無緣無故地絕食”。
 
　　一場聲勢浩大的打擊行動
 
　　2002年，經親戚介紹，新婚不久的朱祖芬和丈夫祁長江一起，從安徽老家潛山縣來到了北京。因為親戚就在中關村附近做發票倒賣的“生意”，夫妻倆也就跟著干上了這行，發票、盜版光盤一起賣，還幫著電子賣場拉點客戶。
 
　　朱祖芬說：“當時還以為是因為我們和親戚關系好，親戚才把我們帶出來，結果是看中了我的肚子。”
 
　　原來，在“發票圈”中有個心照不宣的規定：警察不抓孕婦和帶嬰兒的婦女。即使被抓了，這些婦女很容易順利地取保候審。孕婦、孩子，是中關村假發票網絡中最底層，也是最為安全的一層。因此，朱祖芬說，“一般村里鎮里孕婦或剛生了小孩的婦女，都會被邀約出來倒賣發票。”
 
　　7年間，朱祖芬生了一兒一女，同時，也就和警察打了7年交道。因為女人在明處，男人在暗處，警察對她來說，幾乎就不算“對手”了。“這兒附近的警察我全認識，” 朱祖芬說，不僅是片區所在的派出所，別的轄區派出所的警察也會到這幾個大的電子市場晃悠，“因為這兒的人抓起來容易些”。
 
　　今年6月，朱祖芬就預感到風聲會越來越緊。她想讓丈夫先別干了，但是祁長江不愿意，“他認為去年奧運會風口浪尖都沒事，這次應該沒有上次嚴吧”。
 
　　2009年7月1日，北京警方集中開展以國慶60周年安保工作為中心的“驚雷”行動，打黑、除惡、治亂，強化對重特大敏感性案件的快偵快破，加大對秩序類犯罪、涉槍涉爆案件、團伙犯罪、系列犯罪的打擊力度，確保北京社會治安秩序總體平穩，確保國慶期間刑事案件、殺人綁架等八類危害嚴重案件、街頭現行犯罪發案低于奧運會賽時水平。
 
　　在北京市公安局的官方網站上，一篇文章強調，“確保實現全市治安形勢平穩、刑事案件發案總量下降、抓人破案總量提升，形成強有力的打擊震懾效果，以實際行動向國慶六十周年獻禮。”同時，公安部從6月開始，開展為期3個月的打擊假發票專項行動。
 
　　2009年7月26日早上，和往常一樣，朱祖芬和祁長江把一雙兒女分別送到學校，在中關村e世界的門口分開。朱祖芬記得丈夫最后一句話是，“你早點回家，我今天去接孩子”。這句話是那樣的平淡無奇，卻成了他的遺言。
 
　　和朱祖芬一樣，在北京西客站附近活動的羅清明（化名）也感到了一股暴風雨即將到來的氣息，但是他的日子比祁長江過得從容一些。
 
　　除了中關村，北京西客站附近也是發票販子們集中的地方，這里的發票販子大多來自山東。瘦高黝黑的羅清明是其中的老資格了，“在這兒十多年了，早就不用跑大街了。”羅清明眼睛不太好，因此在跑了幾年“站臺”后，他抓住幾個常聯系的客戶并發展開去，開始提供固定客戶服務。
 
　　“中關村的是安徽人，西客站的是山東人，還有天安門附近的是東北人，各有各的地盤”。羅清明清楚北京發票販子的勢力范圍。事實上，在北京每一個人流聚集的天橋、商場、醫院附近，都會有不少游走的商販叫賣發票，不過這三個地區最為集中。
 
　　羅清明現在的業務都是通過電話聯系，為附近的一家大型企業員工們提供各類發票，他每天就忙不過來，因此，風聲緊不緊對他而言不太重要。
 
　　國慶節前，他唯一的區別就是不和這些客戶在單位的正門交易，去側門。羅清明暗笑說，“也得給門口這么多武警、特警、便衣點面子，是吧？”
 
　　貓和老鼠的“特別任務”   
 
　　在羅清明10多年的“販票生涯”中，每年都有一兩個同業被抓進去，是屬于極小的意外。更多時候，他們和片區警察之間有著獨特的默契。
 
　　盡管販賣發票在中國屬于刑事犯罪，但事實上他們常常和警察相安無事，讓他們發生聯系的，是一項被稱作“任務”的行動。在羅清明看來，掌握時間點很重要，要是沒任務，沒人會來抓你。“兩會、國慶，這些年年都有，一般你看到處坐滿了戴紅箍的老太太，就知道任務來了。”羅清明說。
 
　　相比羅清明所活動的西客站，中關村的情況更為復雜一些。“發票要嗎？光盤要嗎？”這兩樣東西，他們常常在一起叫賣。
 
　　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中關村幾個大的電子賣場相繼建成，在附近兜售“盜版軟件和光盤的小販”多了起來，從那個時候，“孕婦”、“哺乳期婦女”等特別“銷售團隊”開始成氣候。
 
　　隨著人流的劇增以及小商家避稅的需要，一些發票制售商看中了這里的人氣，婦女們也就開始左手賣發票、右手賣光盤，逐漸發展到今天的“局面”。
 
　　34歲的宋小云也是個“老發票”了。談及“小胖子”的死，她不愿意多說，只是歸咎于“他運氣不好。”
 
　　那天被抓獲的只有“小胖子”一個人。隨后，根據北京市警方提供的數據，截至2009年8月31日，北京市共立案查處制售、非法出售、非法代開、虛開以及非法取得發票案件1239起（其中稅務查處案件918件，公安查處案件321件）、抓獲犯罪嫌疑人375名。
 
　　這些數據并沒有打擊到宋小云繼續留在中關村“做生意”的信心，依舊風雨無阻地出現在海龍大廈。這信心來自于她的經歷。
 
　　其實，宋小云常常會有“進去”的時候，不過她的這個經歷大不相同。她告訴記者，每年都會有兩三次，熟悉的警察給她打電話，把她“請”到派出所去，在一系列和拘留相關的文書上簽字，然后就放她走人。
 
　　剛開始，宋小云還有些緊張，怕是“進去了”，總不是好事。后來她發現，這些警察原來挺感謝她的，“有的警察喜歡開玩笑，居然還真說句謝謝。”
 
　　更令宋小云吃驚的是，履行完這樣的“公事”后，警察還會付錢給她，30元、50元不等。第一次領到這個錢，宋小云感到非常愕然，“警察不罰款還發錢？”迷糊的宋小云被丈夫的話點醒了，“感謝配合唄”。
 
　　和女人的大膽和公開化相比，發票販子群體中的男人們，則顯得隱秘和小心多了。像朱祖芬盡管和很多警察相熟，但是她從來沒有告訴過任何人，她的老公也在中關村里。“誰會說？我們都是帶著一個小孩裝可憐的。” 朱祖芬告訴記者。
 
　　在這樣一種獨特的生存環境下，中關村幾個大的電子市場附近，倒賣光碟和發票的人群只增不減，光是來自安徽潛山的在中關村就有100多人。
 
　　暴利的誘惑
 
　　“小胖子被抓”，本來只是中關村電子市場附近一件不大的事情。3年前，祁長江就曾因倒賣發票，被判處過1年徒刑。有過前車之鑒，還是重操舊業，唯一的理由就是“暴利”。
 
　由于比較危險，祁長江在平時做得更多的是“導購”：在人群中發現有購買意圖的顧客，用手指向身上有發票的人，交易成功。這“一指”每張發票的售價是20元，祁長江得到的酬勞是15元。
 
　　祁長江在世時，一天收入大約200多元。
 
　　根據知情者透露，整個“假發票產業”早已形成了一個嚴密的產業鏈。從制作到銷售大體可分五層，整個網絡橫跨全國多個省市。第一層是大老板，多在廣東、浙江等地。他們有自己的印刷廠，負責印制發票。每本發票的價格不過幾毛錢；第二層是老板的手下，他們每個人手里都掌握著大量不同地區的客戶，在每本發票上賺取5元到10元不等。
 
　　網絡的第三層分布在全國各地，他們通常在各個地區壟斷著一部分客戶與市場，“知名度”也很高，一般每本發票收取20元左右。
 
　　網絡的第四層一般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專業”送票的司機，每一趟收取10元至15元不等的報酬；另外一部分是由身邊親戚和朋友組成的“銷售下線”，他們從上線批發發票后再銷售，但他們拿貨的價格已漲到每本100元。
 
　　到了網絡的第五層，就是祁長江、宋小云他們。他們如螞蟻一般海量分布在車站、酒店、醫院等人流量大的地方，每賣出去一張發票，能獲取15元左右的利潤。
 
　　朱祖芬夫婦也攢下了一些錢，但是這兩年祁的母親從生病到去世花了不少錢，同時，兩口子希望早點掙錢回家蓋房子，因此在北京，他們的生活非常節儉。在每月300元的出租屋里，一個雙層木床就占去了六七平方米房間的一半，而唯一的電器是花50元買的舊電視。“這個電視柜，只花了5塊錢。”朱祖芬說。
 
　　“冒著這么多風險掙來的錢，誰舍得亂花？”宋小云說。
 
　　等做到一定階段，有了固定的客戶就會安全得多，像羅清明那樣。他說，“我干的就是秘書的活”。每天羅清明都會把定點搜羅來的出租車票等票據集中到一起，根據不同客戶的需要整理好，“出租車票連號的不行，那一看就不真。”羅清明說。羅每個月少說也能掙五六千吧。
 
　　但是，祁長江沒有等到成為“老羅”的這一天。
 
　　回應書
 
　　10月1日這一天，國慶60周年。為了丈夫的死因奔波了20來天的朱祖芬，也停下了腳步，和孩子、父親一起在家看盛大的閱兵儀式。
 
　　自從丈夫死后，朱祖芬時刻感受到一種無形的壓力存在。從找律師開始，她手里攥著十多張律師名片，一個個找過去，幾乎沒有一個律師愿意代理這個案子。最后一位叫做劉文元的律師接手了案件。
 
　　10月12日，《京華時報》報道了《海淀看守所一嫌犯絕食死亡》的消息后，數十家媒體記者曾把朱祖芬的手機打得沒電。然而，在盼望了幾天后，她在報紙上見到唯一的追蹤報道是，10月15日，北京一家報紙刊登了一篇長達6000字的《海淀警方回應犯人絕食身亡事件》，全文刊發了海淀警方的回應書。
 
　　回應書上，海淀警方公布了祁長江的死亡過程：祁長江7月26日在中關村倒賣發票被當場抓獲，帶到派出所后祁長江一語不發，不與警方配合并開始絕食。從7月27日至8月19日，祁長江一直在絕食對抗。在此期間，祁長江曾7次被管教人員送往羊坊店醫院駐海淀看守所醫療中心進行治療。醫護人員對其進行了靜脈補液治療等措施。祁長江對醫護人員給予的治療采取抗拒，不僅對醫生、護士進行辱罵，還以拔針、吐食等方式抗拒治療。9月17日零時55分，護士巡診時發現祁長江意識模糊，瞳孔放大，院方隨即對其進行積極搶救；2時30分左右，祁長江出
 
　　現嘔吐、心率下降，羊坊店醫院于3點20分將其送往261醫院搶救。4時38分，祁長江因搶救無效死亡。
 
　　朱祖芬沒有讀完這篇長長的回應書。對她來說，警方就只有一句回應，“如有疑義，就做尸檢”。而朱祖芬已經咨詢了好幾家法醫鑒定中心，費用最低的也要1.5萬元左右。
 
　　“你說有沒有特別公正的法醫鑒定中心呢?”朱充滿疑慮地問記者，重重地吐出“特別公正”幾個字。
 
　　朱祖芬把希望寄托在檢察院，準備第四次去海淀區檢察院，她一邊給熟睡中的兒子穿鞋，一邊說，“我也不愿意帶著孩子去受苦，但是不帶著他，是沒有人理我的。”
 
　　這幾年，把孩子帶在身邊好辦事，已經成為了她的一大“經驗”。然而這一次孩子并沒有幫她太多的忙，海淀區檢察院給她的答復還一樣，“等等，我給上級領導匯報”。
 
　　而她聘請的律師在幫她取出醫院病歷之后，就再也沒有任何行動了。律師表示，“如果不做尸檢，就沒有任何辦法。”當朱詢問是不是可以敦促檢察院參與調查時，他的回復是，“都沒有任何錯誤，檢察院調查什么？”
 
　　劉律師說，如果朱祖芬認為他沒有做什么事情，可以解約。而在朱祖芬看來，她花了8000元聘請的律師已經“站到那頭去了。”
 
　　無數個為什么
 
　　朱祖芬不愿意做尸檢，她的想法是：如果結果還是和警方一樣，丈夫的死，是不是永遠不知道真相了。在她看來，整個49天，仍然充滿了無數待解的謎團。
 
　　在祁長江被捕3天后，盡管他一直拒絕透露自己的姓名等相關信息，但是警方通過比對同類案件案底發現，他的相貌和一位叫做“祁長江”的人極其相似，并于當天向此“祁長江”的老家安徽省的相關警方發函確認。
 
　　但是，朱祖芬先后四次到海淀拘留所要求探視時，她分別以“祁長江”的姓名和“無名氏”進行了查詢，得到的說法都是“查無此人”。
 
　　朱祖芬無論如何也不能相信，她明明親眼看見自己的丈夫從海淀四季青派出所押解出來上了警車。盡管頭上戴著黑頭套，但是他胖胖的身軀和衣服還是可以一眼辨認出來。聽到朱祖芬的聲音，祁長江還大聲呼叫，“救我，救我。”
 
　　在祁長江死亡當天9月17日，被送到261醫院時，從醫院出示的醫療記錄來看，登記的是“姓名無名氏、年齡四十歲”。而祁長江的身份8月底在羊坊店醫院時就已確認，為什么在臨死前還是無名氏？
 
　　對于家屬的質疑，海淀公安分局在接受北京媒體采訪時表示，祁長江當日凌晨病危后，警方通過當地派出所找到他的哥哥，告訴祁長江病危的消息。因祁長江被關押后不與民警說話，警方不掌握其妻在北京的情況。因為案件仍在偵查階段，按照規定，是不允許除律師以外的家屬或其他人與嫌疑人見面的。
 
　　對于警方的解釋，朱祖芬并未釋懷。
 
　　“他犯的又不是什么死罪，為什么會絕食？想著一雙兒女，他也不可能啊！”還有，“祁長江尸體的脖子上、眼睛周圍的淤青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太多“為什么”，朱祖芬卻找不到地方去問，只有3歲的兒子在身邊煩躁地哭鬧著。

南都周刊記者·陳鳴 北京報道

兩名外地來協和醫院看病的病人家屬，不愿透露來自哪里，來看什么病，只告訴記者：“為了能排到周一的專家門診，已經等了三天三夜了！”在他們的身后，醫院打出了“打擊號販子”的標語。攝影·劉浚

      10月5日的中午，張偉坐在北京協和醫院東院門的長凳上，等待最后幾單生意。國慶長假中的醫院只上半天班，于是張偉和朋友們也跟著上半天班。假日讓他們比平時閑暇不少，大家開始交流一上午的“收成”。

　　大部分的號很快就賣光了，大家開始互相逗樂，有人商量著下午去健身房跑步，有人主張回家打一圈牌。一個女號販子把手上沒賣掉的那張號一條條撕成碎片，往地上一撒，說：“你們誰把這張粘起來就給誰賣了！”一伙人哄然大笑。醫院的保安遠遠望著這群人，彼此相安無事。

　　從2007年開始成為號販子之后，張偉結束了過往四五年里的飄泊生活。每天早上7點，他來到協和醫院東院門口準時上班。走到導診牌前，周圍站著很多熟人，簡單打一圈招呼之后，他們開始各自物色病人。

　　張偉會在旁邊的肯德基先把“客戶”前一天訂的專家號交到他們手里，然后才開始招攬“散客”。

　　剛來北京的時候，他只是幫號販子們排隊，一個晚上是25元錢，后來漲到30元。號販子都是他的東北老鄉，有沈陽的，也有和他一樣來自鐵嶺。等他和號販老大混熟之后，他自己也變成號販子里的一員，號販子也分等級，有“一號販”、“二號販”，他是等級最低的“四號販”。有時候他還排隊，但更多時候他拿錢雇別的民工排。

　　一個號正常價格普通門診知名專家是14元，轉手之后可以賣到200-400塊，病人擁擠的時候他曾賣出過1000元一張的號。比普通門診專家號貴的還有“特需號”，特需號的價格是300元，這個票也同樣緊俏，病人如果需要得自己掏錢付300元，再加上400塊錢左右的“手續費”。
到手的這些錢張偉并不能自己全部拿走，他得按“規矩”按比例交給自己的上線。

　　為了看病，所有人都在瘋狂排隊，排不上的總是多數人，張偉他們雇了兩撥人，前一撥排完下一撥接著上。也有時候張偉也拿不到號，但張偉自有他的辦法，他和一些科室醫生彼此熟絡。實在掛不上號他就在臨近中午的時段領著病人直接去科室找醫生要一個加號。雙方彼此心領神會，病人很快坐下來得到診治，當然這一切是收費的。

　　這種情況下，拿到的錢除了一部分上交“組織”之外，還有一部分作為酬謝交到醫生手中。

　　這里讓張偉找到了歸屬感。高中讀完之后他就在沈陽、天津等地四處打工，累死累活的，遠不如現在來得痛快。“都是為了一碗飯吃。你看我這身子板能做什么？去工地，一天50塊錢？換你你干嗎？”這里都是東北老鄉，平時一起嘮嗑，出事有人罩著，還能找著更好的差事嗎？張偉說不能。

　　在北京，東北人壟斷倒號賣號的市場，并禁止其他省份的人涉足，一個在醫院附近開旅社的唐山老板說，最開始一些唐山人和山東人也曾試圖經營掛號生意，最后被生生“打出來”，“從此我們唐山人只經營旅社，雙方井水不犯河水。”

　　但張偉否認了唐山老板的這種說法。“我們東北人從來和氣，你按規矩辦事就行，你要想排隊倒號，明天就可以來，只是你有沒有關系拿到號的問題。”

　　但是不同號販子群體之間為爭地盤打架斗毆的事還是時有發生，去年10月《法制晚報》報道，在協和醫院西院發生了一起性質十分惡劣的號販子械斗爭地盤事件，于氏兄弟為了搶占由梵郭某、王某占據的地盤，糾集十余人持鐵棍、鐵鏈將對方打傷，當上了地頭蛇，這個團伙后來由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抓獲，9人刑事拘留。

　　張偉知道這事兒，但閃爍其辭。從這事情發生之后到現在，協和西院最近都沒有人去了。“有一天早上我一起床，打開電視機，還刷著牙，一瞧里頭的地方怎么這么眼熟，后來才知道是央視的人偷拍我們來著。其實你們記者用不著偷拍，這行也沒那么不光彩，像我現在跟你聊，沒事兒，但是行有行規，你要說像朋友那樣躺床板上聊深了，也不行。”

　　對自己的上線，張偉避而不談。但有患者和媒體發現，網絡和電話預約掛號公司很可能是從醫院大量拿號并進行倒賣的主要源頭。這些公司在北京市推行“預約掛號一卡通”后大量出現，形式上是醫院將電話掛號和網絡預約服務外包給這些公司。最大的問題在于，連醫院正式的掛號卡都未必能約上，為何這類公司卻能十拿九穩，他們出售的專家號從哪里來？

　　不過在張偉看來，他們這樣的組織跟“我愛我家”沒有什么不同，都是中介的一種，沒有什么可指責的。“病人有這種需要，有的人忙，等不及排隊，我們幫一下人家；還有的人從外地大老遠地趕過來，急著要回去，我們賣號給他可以幫他省好幾天的吃住錢，收點報酬是很正常的。大家都是為了吃飯。”

　　這個飯碗，似乎在不久的將來，張偉們可以光明正大地在醫院大門里端著。10月11日，衛生部醫管司表示，醫院可以和第三方中介機構合作開展預約掛號。不過這也只是希望，張偉對此心中沒譜。

　　現在，張偉們不但接受現場賣號，在網上也掛出了手機號。“每天手機響個不停，說明有很多人需要。這不是你們記者曝幾回光就能解決的。”有時候派出所治安聯防隊的人也出來巡視，張偉他們就像鴿子一樣散開，等他們一走又聚過來。“他們也不會真拿我們下手，偶爾大家一起吃吃飯，就都熟絡了”，張偉笑笑，給周圍的人都拋了一根煙。

北京協和醫院

　　掛號時間：門診大樓為早上6：30—7：30；

　　門診大樓右側掛號室排隊開放時間：從前一天6點30分開始，晚上排隊的患者可以進掛號室排隊休息（有暖氣）。
 
北醫三院

　　掛號時間：普通和特需門診都從早上7:00開始。
 
北京積水潭醫院

　　掛號時間：早上7:00開始。

　　需要注意的是，大廳外排隊的窗口不是最終掛號的窗口，6點時還要進入大廳排隊，7點正式開始掛號。警衛往大廳領人時，7號的隊先進入大廳，最后是1號隊；1、2號隊是只能掛脊椎骨傷的，3—7號可以掛別的任意科，但不包括脊椎骨傷科；6、7號是有治療本的隊，3—5號是沒治療本的病患排的隊，沒治療本的病患掛號前要填寫一張包含有姓名、身份證等基本信息的單子，在傳達室和掛號大廳內都有，免費；有治療本的也可以排3—5號隊。
                            
中日友好醫院

　　掛號時間：最好早上6：00前到達。
 
北京天壇醫院

　　掛號時間：早上7：30—11：30 ；下午12:30—16：30

　　需要注意的是，天壇醫院實行分科掛號，初診患者必須先到建卡處建卡，然后再到看病科室掛號；已建過卡的復診患者，直接持卡到看病科室掛號；神經外科、神經內科的專家號在門診一樓大廳收費處的2、3窗口集中掛號，早7：30開始至掛完號為止。

　　掛號途徑：網上掛號或電話預約。病患太多，各醫院發放的號數有限，如今的網上掛號基本用處不大。

　　現場掛號，也就是在醫院掛號處排隊掛號。⑴提前一天掛。例如，可以從周日午后開始排隊，經過一個通宵，到周一上午7：00掛號窗口放票。⑵托關系。⑶花錢買。一個號的價錢則根據專家資質、級別以及掛號難易程度而上下浮動。普通門診的掛號費通常為2—14塊，而特需門診需要200—400塊，外賓門診則需要600—800塊。然而只要肯出費用，國內病友也可以掛“外賓門診”的號。
 
上海    

中山醫院

　　自助掛號（門診大廳），適用于上海市醫保復診病人。

　　掛號時間：專家門診掛號（門診大廳）早7：00開始；普通門診掛號（門診大廳）早7：30開始；

　　高級專家會診中心在門診14樓掛號；

　　網上預約掛號：登錄醫院網站掛號系統，可以預約醫生、床位和手術。
 
華山醫院

　　普通門診，越早排隊越好，最好在醫院開門前派人先去門口排隊。

　　專家門診，分為普通專家和特需專家，根據科室不同分布在不同樓層，價格也從幾十到幾百元不等。

　　網上掛號：只能通過一些醫療網站或專業的掛號公司辦理。
 
瑞金醫院

　　普通門診的掛號時間：周一至周五：7：00-16：00

　　專病門診的掛號時間：周一至周五：7：00-16：00

　　專家門診的掛號時間：夏季：6：00-16：00；冬季：6：30-16：00

　　想要萬無一失，最好5點前就去排隊。

　　周日門診不掛號，需要的朋友只能掛急診，該院網站開通了網上掛號平臺。

　　掛號費從幾元到一百元不等，和很多醫院一樣，享受醫保的病人掛號比自費病人方便。
 

廣州

廣東省人民醫院

　　現場預約掛號流程：提供診療卡號 → 確定預約時間、科室、專家 → 核對聯系電話 → 交費 → 取掛號單  → 按時候診。

　　掛號時間：周一至周五的7:30—17:30。

　　需要注意的是，省人民醫院看病是需要診療卡的，初次到該醫院看病的病患需首先辦理診療卡（免費）。醫院的重點科室包括心血、耳鼻喉、內分泌、腦外科以及神經內科，因此需要到這幾個科室就診的病友需提早預約。
 
中山大學中山眼科中心

　　由于中大眼科中心如今是國內復雜疑難眼病的會診和治療中心之一，因此病患想要掛號極難，尤其是專家，更是難上加難。因此要想掛上號，最辛苦但最有效的方法還是提前一天排隊，等到第二天早上7：00就可以拿到號了。

　　眼科中心周圍醫托極多，千萬要多一個心眼，小心被騙，延誤治療。
 
南方醫院

　　醫院周一至周五各樓層均有掛號處，節假日集中在一樓掛號窗口掛號。

　　該醫院的消化醫學科、腫瘤科、創傷科以及心血管內科等科室十分著名，最好提前進行電話或網上預約。預約時間為周一至周五的上班時間，周末不預約。

　　電話預約成功患者需在預約就診當天憑預約流水號到醫院門診大廳5號預約掛號窗口掛號，然后到專家門診處就診。病患務必至少提前30分鐘掛號，否則逾期作廢。
 
廣東省中醫院

　　省中醫院的優勢范圍很廣，包括心臟中心、神經科、肛肝外科、骨傷科、針灸科、兒科等，因此掛號也是極其困難的。有些病患會花數十元辦理健康卡，再花幾十元進行預約，而一般預約時間要提前7天。

　　小貼士：一般情況下，專家號排通宵隊都不一定掛得到，越是知名的專家越是如此。而且，有的專家還不看初診。因此想要成功掛上專家號，就只有靠盡早到醫院排隊碰運氣了。

　　另外在廣州，若不想排隊掛號，可以花錢找“廣州導醫網”幫忙。

北京，作為金字塔的最頂端，聚焦著絕大多數的知名專家和頂尖儀器。于是看病也如同上訪般層層逆向而上，由農村看到城鎮，由城鎮流向省會，最后形成進京看病的大軍。

北京市衛生局局長方來英8月透露，北京一年的“專家號”約178萬個，而2008年希望得到專家提供高質量醫療服務的人數則為1.2億，其中有70%以上是來自于外地。進京看病大軍加劇北京醫療資源緊缺的同時，也催生了龐大的看病經濟圈和寄生產業。

一個只需14元的“專家號”，經號販之手竟被炒至上千元。附生在走樣的醫療體制上的號販，在供求極端失衡下，給沒有關系的進京看病者一個“市場途徑”。10月 11日，衛生部醫管司表示，醫院可以和第三方中介機構合作開展預約掛號。這意味著號販在未來或許有“轉正”成為正規中介的可能，然而如何確保醫療體系公平給予患者救治，仍將是一個難解之題。

記者·陳鳴 北京報道

10月13日，天還沒亮，北京協和醫院門診掛號處門外已排起了近百米的長隊。攝影·劉浚

很多人為了能掛上號，只能戴著口罩，帶著小馬扎露宿街頭，
在夜間氣溫只有10℃的北京大醫院門口，苦苦等待。攝影·劉浚

協和醫院專家曾小峰認為“看病難”是一個偽問題。攝影·王旭華

     10月1日的早晨，電視機里正在直播天安門廣場上雄偉壯觀的閱兵儀式。40歲的沈盛華帶著兒子董健，從圍坐在旅社前臺那破舊的電視人墻中，艱難地擠開一條縫。

　　從小患有自閉癥，8歲的董健連“媽媽”這個簡單的問候，都來得困難。9月26日，求醫無門的沈盛華，一個人帶著兒子，從山東蓬萊老家來到了北京。

　　體面而盛大的閱兵儀式，與這對母子無關，從昏暗而帶有霉味的地下室出來，他們要小心翼翼地越過馬路，到對面的北京大學第三醫院（簡稱北醫三院）再做一次磁療。

　　同一天，江蘇徐州的蔡建超和患紅斑狼瘡的妻子張雪梅，坐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車。張雪梅的紅斑狼瘡發作已經半個多月，徐州的醫生束手無策，北京是這對夫婦最后的希望。

　　在中國，醫療資源和其他所有計劃資源一樣，通過中央層層輻射到地方，從城市最后分配向農村，分配體系最末端往往意味著醫療資源質量最難以得到保障。目前，中國80%的醫療資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30%又集中在大醫院。而北京，作為金字塔的最頂端，聚集著絕大多數的知名專家和頂尖儀器。于是，看病也如同上訪一般，層層逆向而上，由農村到城鎮，由城鎮流向省會，最后形成進京看病的大匯流。

　　進京看病的洪流加劇了北京醫療資源的緊缺。根據北京市衛生局局長方來英8月19日提供的數據，北京一年的“專家號”僅約178萬個，而2008年希望得到專家提供高質量醫療服務的人數則為1.2億，較前年增長12%。這其中，有70%以上是來自外地。

　　為了治病，董健跟著他的媽媽，張雪梅跟著他的丈夫踏上了旅程。

　　他們不知道一趟趟開往首都北京的火車上，有幾人與他們一樣，為的是抓住生命那根稻草，但是，為了回到正常人的生活，更為了撿回一條性命，他們毅然選擇了一條擁堵的路。

看病“村落”

　　在海淀區的花園北路，常年擁堵，人頭攢動的街道上站滿了操各地方言的人們，這是一條北京出租車司機都會刻意繞開的路。路的北邊是北醫三院，中國最繁忙的幾大醫院之一，路的南邊是塔院小區和郵科小區，從全國各地蜂擁而至的病人，已經把這兩個普通的北京社區徹底改造成了一個“住院部”。地下室、社區里的招待所和賓館，都擠滿了等待看病的人們，甚至連民居，也大部分被出租一空。

　　在北京協和醫院、北醫三院、積水潭醫院、天壇醫院的周邊都形成了規模不一的“看病村”。這里常年聚居著像沈盛華、蔡建超這樣的外來家庭，為了治病，他們有的干脆在這里永久地住了下來。進京的病人構建了這些區域的經濟形態，補品店、藥店、醫療器械店、小旅社、號販子圍繞著“看病”這個主題，形成了一個個的“看病經濟圈”，甚至臨近小區的房價也因此高漲至每平方米2萬到3萬元。

　　離開家鄉，到大城市寄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董健的舅舅是沈盛華進京看病的最大反對者。一個在農村原本過得體面的家庭因為疾病變得貧困不堪，在幾年的求醫過程中，沈盛華的左眼急瞎了，右耳也聽不到聲音，他希望妹妹沈盛華把錢省下來，再生一個。沈盛華沒有聽從勸告，她留下句“你心疼的是你妹，我心疼的是我的孩子”就踏上了進京看病的路。

　　東北人、山東人和河北唐山人基本壟斷了北京醫院周邊的住宿市場，一種沒有營業執照的家庭式旅館很受病友歡迎。旅館就開設在普通居民樓里，從外面看和普通北京社區的房子沒有區別。進入房間里，就會發現住滿了各種各樣的人，他們大部分來自中國北方，為了治病臨時拼住在了一起。

　　在塔院小區開設旅館已五年的老板“蔣姐”，帶記者看了一處3室1廳的民宅，里面住著三戶人家，都是等待就醫的病人，每個房間每天收費120元，廳里的床鋪收費每天30元。蔣姐經營的幾處居所主要服務“生殖科”人群，對于孕婦還提供專門的營養服務，每天交25元，蔣姐負責照顧孕婦飲食，包括每周末的一小碗雞湯。另外房間里的廚房和廚具也供病人自由使用，只需要付燃氣費。

　　在塔院小區，沈盛華收到了蔣姐遞過來的卡片。在知道沈盛華經濟困難之后，蔣姐轉而向她介紹起廉價的地下室。

　　并不是所有人都住得起賓館和家庭式旅館，更多的來自于農村的病人像沈盛華那樣，被推向地下室。地下室的收費相對來說便宜得多，房間的價格在每天40元左右，如果只是單租床鋪就更便宜，包月只要700元。在一家地下室，記者看到40平方米不到的屋子擠滿了5戶人家，中間只用簾子隔開，生活都暴露在公共空間里。連地下室也住不起的病人則露宿在外，夜里他們時常帶著鋪蓋直接睡在醫院的掛號大廳。

　　20平方米，只有一張床和一張桌子，不透光，一打開門霉味撲鼻。在地下室轉悠了一圈之后，沈盛華還是決定住下來。

　　在生命和體面之間，沈盛華決定，更多的錢留給孩子看病。

規則與潛規則

　　對蔡建超來說，住宿并不是什么大問題。他是地方鄉鎮干部，妻子是小學語文老師，都是“有單位”的人，在無數上京看病的人中，他們是相對有財力的幸運者。

　　不過他很快發現，上京看病需要運用的人脈資源，遠遠超出一個鄉鎮干部的活動能力。

　　他于10月4日、5日和6日，分別到協和醫院西院排隊掛號，最終都無功而返。第一天，他早上6點半趕到醫院時，隊伍已經蜿蜒至掛號廳門口；第二天凌晨2點，他再次趕到協和，發現打地鋪排隊的人躺了一地，保安告訴他，這些人都是前一天的中午就開始排隊。

　　在排隊無果的情況下，他只能放下面子開始尋找“關系”。他找了在北京軍區、公安部、林業部、農業部工作的老鄉們，結果發現沒有醫院內部的關系根本進不去。

　　蔡建超很難想像世界上有這樣擁擠的醫院，在他的老家沛縣，醫院冷清得很，病人輕易就能掛上號打針吃藥，有的時候，醫生閑極無聊就在科室里打起牌來。不過地方醫院的能力讓他深深質疑，醫療事故時有耳聞，到徐州看病幾乎是當地人治療感冒以外疾病的選擇。鄰居告訴他，再不行，就上北京去。

　　排隊意味著等待，“關系”也走不通，蔡建超找不出更好的辦法掛號了，最后的途徑只能是金錢。

　　剛到北京的那天，他在協和東院遇到過幾個號販子，要價200元-800元不等的中介費。他撥通了號販子的手機，對方告訴他西院的風濕免疫科最近掛不上，因為不久前中央電視臺的記者剛剛曝光過這里，號販子都撤到了東院。

　　一開始他有些看不起號販子，現在他突然又有些恨起記者來。在賓館里躺著的張雪梅經不起等待，在地方醫院大量地使用激素治療，已經使她下肢的蛋白質大量流失。現在她連路都走不動了，精神狀態也處在崩潰的邊緣。

　　帶著兒子去過青島、南昌看病的沈盛華，也從來沒見過如此規模的看病人群，北醫三院門口繞幾圈的掛號長隊令她感到震驚。

　　只不過沒有關系和錢，她唯一的選擇就是排隊，從前一天中午開始徹夜地排隊，只要到得足夠早，只要排在她前面的人少于放出的掛號數，并且前頭沒有太多加塞的壯漢，她就能拿到一張和醫生見面的紙片。

　　“你排隊也別想拿到號，我們有專門的人晝夜排隊。”《南都周刊》記者自稱有親戚要看病接觸了多位號販，一位自稱“張偉”的號販子明確告訴記者，交錢會使一切變得順利起來。

　　張偉說，需要哪位專家的號，只要該專家沒有出國開會照常上班，頭一天預約，第二天就能找他見面拿號，手續費視專家名氣、職稱和出診數量的多少而定。如果只要求看上病，不挑醫生，價格相對便宜，在200元-400元之間，如果一定要看知名專家，最高要價可能達到1000元以上，北京各大三甲醫院的價格相差不多。

　　目前國內門診正式的掛號價格相當低廉，普通門診知名專家僅為14元，正教授是9元，副教授7元，主治醫師5元，住院醫師4.5元。這一價格從30年前由物價部門制定至今都沒有發生改變。

　　巨大的供需缺口，巨額的差價，催生了掛號買賣的黑市。

　　在北京幾大醫院門口，層層分工、組織嚴密的號販子網絡已經形成。一位在北醫三院周邊開旅社的唐山老板告訴記者：號販集團里有老大、二號販子、三號販子和四號販子，四號販子是最底層的，一般他們偶爾也會自己排隊掛號，更經常的是以每人每天30元的價格雇傭在京待工的外地人晝夜排隊。每一級號販向上一級號販提交一部分提成。

　　一個醫院諱莫如深、醫生和號販心照不宣的事實是——看病權最終在醫生手上，掛號只是看病規則中醫患見面的途徑，而在現實中，醫生可以臨時加號。一個號販子告訴記者：通常如果放出10個號，那就意味著起碼還有5個左右的號可“靈活運用”。在協和醫院東院和積水潭醫院，記者都看到一些沒掛上號的病人，直接向號販子繳納400元獲得了醫生的加號。

　　張偉告訴記者，一個號賺得的300塊錢左右利潤，其中起碼有一半作為醫生的紅包，另有三分之一交給自己的上線，剩下的才歸其所得。
事實上比掛號更困難的是入院，北京部分三甲醫院住院部床位長期接近飽和。多名住院病人向記者反映，為住院并盡早實施手術，他們只能通過紅包的方式打點關系。其中一位北京本地的腫瘤患者稱向某知名三甲醫院醫生支付了1萬，半個月后才住院，一周之后進行手術。“1萬基本上是‘市場價’，而且只是把你優先，也不能保證你馬上住上。”

　　正式規則無力約束的領域，關系、金錢、權力成為主流，這一切構成了一條榨干病人口袋的流水線。

　　為解決掛號難的問題，打擊號販子，政府部門也采取過一些措施。北京市衛生局在8月份宣布，從9月份起，在不取消門廳掛號服務的基礎上，北京市所有三級醫院將開展實名預約掛號服務，并逐步推廣至二級醫院，重點放在推動復診和社區轉診患者的預約掛號工作，醫療機構不得擅自提高收費標準或增加收費項目。

　　然而，北京市衛生局長方來英也坦承，實施預約掛號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患者掛專家號難的問題。

　　國務院城鎮居民醫療保險試點評估專家組成員劉國恩認為，在現有條件下，從技術層面上解決號販子倒號賣號的問題是不可能的，號販子只是附生在走樣的醫療體制上的一個瘤子，真正的問題在于無法填補的醫療資源供應缺口和失衡的資源配置。

　　北京協和醫院的專家曾小峰更為悲觀，“在病人看不完的情況下，醫院最近幾年新推出網絡預約功能基本等于作廢。”

一位大媽無奈地坐在協和醫院的掛號大廳內，等待家人幫她掛號。攝影·劉浚

沈盛華帶著兒子進京看病,住在逼仄的地下室。攝影·秦斌

蔡建超發現，上京看病需要運用的人脈，遠遠超出他這個鄉鎮干部的活動能力。攝影·于東東

北京兒童醫院門前睡滿了來自全國各地進京求醫的病童和家長們。
為了能盡早掛上號，眾多家長帶上孩子日夜值守在醫院門前。
夜間，除了門診大樓門前外，地下車庫、急診走廊等地都睡滿了家長和病童。攝影·李剛

昂貴的進京之旅

　　曾小峰從1984年畢業進入北京協和醫院工作一直到現在。在他印象中，從那個時候起，協和醫院就有很多全國各地來求醫的人。

　　實際上從1950年代起，就不斷有全國各地的病人到北京看病，北醫三院的生殖科和協和醫院的骨科從那時開始就人滿為患。到了1990年代初，隨著城市和農村的醫療水平迅速拉開，病人數量又有明顯的增加。鐵路發展和小旅社放開經營也相對降低了人們進京的成本。

　　但與此形成對照的是，花費在看病和藥品上的成本也在急劇上升。

　　在北京，2008年門診病人人均次費用公立三級醫院高達368元，遠超過全國衛生部署和省屬醫院的281.5和219元。同年北京三級醫院住院病人人均次住院費用要17015元，比全國部屬、省屬醫院達到13980和11080元都要高很多。

　　沈盛華在山東蓬萊農村家中，主要經濟來源是5畝地里糧食和經濟作物，還有丈夫在外的打工收入，每年合計1萬多。而過去3年間，沈盛華在董健身上已花去65000元的醫藥費。

　　對蔡建超這樣的城鎮中高收入者來說，等待成本同樣十分高昂。兩個人在北京吃住費用一天大約在300元左右，而到北京一周之后，他依然沒能給妻子掛上號，隨著國慶長假的結束，他不得不向單位領導又申請了一周的假期。在積水潭醫院，記者遇到一對來自青島的工薪夫婦，他們到北京給兒子看病，做完CT后需要等待3天的時間才能知道檢驗結果，根據結果再決定進一步如何治療，最后夫妻二人不得不放棄等待，帶著孩子飛回青島。

　　即使擠進公立醫院，昂貴的醫藥費用也讓普通家庭承擔不起。一個公開的“秘密”是大部分醫院的收益與賣出藥品的多少掛鉤。1979年開始的醫院市場化改革，國家允許醫院在藥品中提取15%的加價。于是，醫院通過鼓勵醫生開大處方，才能獲得更多的收益，有一些醫院的科室獎金甚至是基于開藥數量。北京市衛生局長方來英介紹：“在我們目前的體制下，藥品是維持醫院正常運作的重要來源。如果一個醫院一年收入10個億，藥品收入就占到5個億。”

　　一位要求匿名的來自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在京女患者，向記者出示了其9月份在朝陽區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住院費用，賬單顯示：總費用為35421.53元，其中藥物費用為16174.91元，占總費用的46%以上。醫生推薦她服用一種抗癌藥物，眼鏡盒大小，每套120粒，價格是25500元，并告誡她要見藥效起碼服用一年以上，最后她購買了3個月的用量。上述的35421.53元的總費用，并未包括該藥物費用。

　　現有醫保體制的隔閡，也在急劇縮緊著進京病人的錢包。對很多人來說，低劣的地方醫療資源讓他們希望渺茫，而進京看病就意味著自己掏錢。

　　沈盛華參加蓬萊當地的新農村合作醫療，每年交費50元，但如果病人到外地就醫，費用便無法報銷。前述來自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進京患者也反映，她在京就醫費用回當地很難報銷，最后她只拿到12500元的報銷費用，中間有5300多元用于疏通醫保單位關系。

　　性命與金錢之間是一個兩難的抉擇，而現狀十分殘酷。于是很多地方來的病人到大醫院只是確認一下病情，然后就回家繼續種地等待最終死亡。
 
制度下的“雙輸”

　　當沈盛華和蔡建超這些病人，被一張薄薄的掛號紙擋在醫院之外時，辦公室里的醫生面對擁擠的病人同樣苦不堪言。

　　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也有名醫和專家扎堆于大城市，但各個社區都有水平不遜于專家的全科醫生，公眾看病首先是去社區看全科醫生。全科醫生解決不了，再轉診到上一級專科醫生，專科醫生解決不了的病，要預約大醫院的專家會診。這個過程大約有一兩個月。大醫院根本不設門診，只接受轉診。

　　海量的進京看病人群帶來的沖擊，已經令北京三甲醫院醫生成為全世界勞動量最大的群體之一。

　　以協和醫院變態反應科為例，10個大夫每年看6萬個病人，最多的時候這十個大夫一天看350多個病人。北京協和醫院變態反應科主任尹佳說：“這里大部分病人都是從外地來找協和醫生解決疑難雜癥的，手上的病例經常厚得像一部長篇小說。”

　　以風濕免疫科為例，全國加起來專科數量僅在50-100個之間，卻有多達1億的患者，其中數百萬的患者聚集到北京看病。曾小峰是北京協和醫院風濕免疫科的專家，他向記者介紹了他一周的基本工作：四個半天的門診，兩次病房巡查時間，數次行政會議，數次學術會議，另有6-7名博士生的教學任務，還有一個“十一五”科技項目課題，他認為，“看病難”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偽問題，真正的情況是以北京為代表的大城市大醫院的醫生忙得要死，而地方醫院卻閑得發慌瀕臨倒閉，說到底是資源結構不均衡的問題。

　　北京市衛生局局長方來英在接受北京城市服務管理廣播采訪時也提道：“北京的醫院特別是像協和這樣的，還有像專科很強的醫院，有些醫院70%的門診和住院病人是來自外埠，但是我們作為首都必須要為這些外地的朋友提供服務，我們實際上是在面向全國提供服務。”大量外來病人讓“首都”不堪重負，北京常住人口的醫療資源也大量被擠占，一次普通的感冒發燒的診斷和治療，通常都會花去普通市民半天以上的時間。

　　與巨大的工作量相對，醫生們也在抱怨，付出的醫療服務并沒有在正式渠道上得到足夠的回報。醫生基本工資由國家人事部統一標準制定，正教授級別工資為3000元，另一部分收入是科室獎金，與醫院效益掛鉤，好的醫院一般在3000－4000元左右。此外掛號也能獲得提成，但掛號費用相當低廉。“有時候一個病人輾轉多家醫院最后來到了協和，排一夜的隊掛了14塊錢的號，等著協和大夫的最后診斷。我們的大夫得花很長的時間來看他那厚厚的病歷，然后決定出這個病應該怎么治，病人滿意而歸，但是我們醫院只有14塊錢的掛號費的提成收入，除了這14塊錢之外什么也沒有。”尹佳說。北京協和醫院風濕免疫科曾小峰甚至抱怨，“現實中醫生出一次診比理一次發還便宜”。

　　緊張的醫療資源和失衡的資源結構，也導致了近年來病患關系緊張加劇。“我有時去網上看，也有很多病人罵我，說看病時間太短”，曾小峰說：“我很理解病人通宵排隊才換來一次就診機會，他想獲得更多的診斷時間，協和的愿望也是讓更多的病人能看上病，但是當病人達到一定數量，分配在每個病人身上的就診時間就少。”

　　曾小峰有時候感到很奇怪，在他剛工作的1980年代，并沒有那么多的醫療糾紛。那時候到協和來看病的人也排隊，但沒有現在這么多，病人十分尊重醫生的工作，醫生也專心醫務，很少分心。

　　“現在經常有報道說醫生見死不救，實際上是制度上出了問題”，曾小峰舉例說，“來了病人要急診，要搶救，必須到藥房里取藥，醫生自己也沒辦法，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赤手空拳怎么救啊？有一些好心的醫生最后還得給病人墊錢。”自負贏虧的醫院本身的困境變得十分突出，一位協和醫院的專家向記者算了筆賬，整個醫院有5000名醫生，每年看的病人以千萬計，而國家每年給的撥款，只有2000多萬，如果要使醫院支出和收益基本打平，撥款起碼應在2億左右。

　　劉國恩認為，國家出于保護老百姓的“善意”而進行的價格管制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雙輸的結果。對病人而言，很難享受到低掛號費用的福利，他們中的很多人不得不向號販子交更多的錢。而對于醫生來說，提供醫療服務卻沒有得到足夠的激勵，最終導致的結果是很多醫生不得不更多轉向從“灰色收入”彌補勞動價值。
 
轉折關頭

　　來自農村的沈盛華和小城鎮的蔡建超，在蔓生的林林總總的醫療環節中忍耐并買單。最終在沈盛華的當面懇求下，醫生給她直接掛上了號，而蔡建超最終也艱難地通過“關系”獲得醫生的聯系方式看上了病。

　　在附生于現有醫療資源條件和制度下的機構遮蔽下，他們看不到層層疊疊的制度下不同人的困境。他們唯一明確的就是，帶家人去北京，在那里找專家看上病。

　　4月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正式發布，像沈盛華和蔡建超家庭這樣的個體遭遇，最終將成為檢驗中國醫療制度是否合理，保障是否健全的重要指標。

　　關于醫改走向，一直存在以政府主導和進行市場改革的爭論，但不論是主張政府主導還是主張市場改革的專家，所能達成的有限共識是：“政府投入嚴重不足，醫療資源供不應求”是目前中國所有醫療問題的核心癥結所在。

　　劉國恩向記者提供了一組數據：在全國層面上，目前醫院獲得的來自財政的撥款占總開支不足10%，在二級醫院大概是13%－14%。“你可以想象一下，在四川某個邊遠縣的一家醫院，縣財政能夠撥給他的錢是多少？盡管中央這次提出了3年投入8500億，中央財政出3400億，地方財政還要出5100億，這更多的壓在縣級、區級，尤其是縣級。所以公共財政預算約束問題一直會是一個大的挑戰。”

　　北京，這個全國醫療資源的金字塔頂上演的進京看病的一幕幕，只是失衡的供需和走樣的醫療體制的一個縮影。

　　醫改方案北師大版本的主筆顧昕認為，讓所有人都“有病能醫”，不能再回歸計劃經濟的老路，而應該走向全民醫療保險、探索政府購買醫療服務的道路。

　　在全國，一些新的試驗已經開始。10月11日媒體報道，衛生部醫管司表示，醫院可以和第三方中介機構合作開展預約掛號。這意味著張偉這樣的號販，在未來或許有“轉正”成為正規中介公司的可能。同日，衛生部醫政司副司長趙明鋼表示，將在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等開展優化服務流程、合理利用醫療資源試點工作，今后門急診可以先診療后結算。

　　對上千萬進京看病的人來說，童健只是其中失語的一個，無數過往病人中可以忽略不計的一個，但對沈盛華來說，他是全部痛苦和幸福的源泉。

　　10月11日的傍晚，沈盛華站在塔院小區里，看著童健騎羊角球做平衡訓練，她決定要用漫長的生命和精力來治好這個孩子。頭發蓬亂的沈盛華，眼神明亮而堅定，“這個病得慢慢治。”

　　她和兒子的北京治病之旅還在繼續，代價不菲。（文中董健為未成年人，故采用化名）

10年，20年前……被老師問到，長大了想當什么？
“我要當科學家！”……記得好多人這樣回答。是啊，多美好。要去飛越宇宙，研制長生不老藥，要變成科學怪人制造怪物……

不過是兒時的夢。
呆實驗室怎么比得過商務談判與國際對手pk來得刺激？
同樣每天面對數字，不如在股市撕殺更心跳。
擺弄試管？更愿研究化妝瓶瓶罐罐。

科學是什么？是夢想，所以遠在現實之外

但是，你如今
看到星空還會不會震撼？戰栗直到腳底。看到細胞綻放、生物克隆，還會不會發瘋追問，生命是什么？看過駭客帝國，會不會懷疑世界是否真？
北京，10月底，讓我們回溯兒時夢想，做一回科學青年。近距離接觸科學家，大談量子力學和神經通路！似懂非懂也好，裝逼姿態也好，科學依然是夢想，是嘉年華。
—————————2009年科學嘉年華，科學松鼠會傾力打造————————————————–
完全不懂理論物理的音樂家和物理學家聊弦理論，還要聊夠40分鐘？  
頂級IT科學家、生物學家……給幾百個外行做講座，還要讓你們發笑、鼓掌。
催眠術，近距離接觸！食物相克？專家現場吃給你看！化妝品，到底什么靠譜？
C線活動全自由入內，液氮制造超低溫冰激凌，超速生產；樂高機器人，動作眼花繚亂；白晝制造星空房間，一手指點宇宙；恐龍化石、隕石一一陳列，看好了別丟；科學對話藝術；麻辣教師帶你重回中學講堂……

更有多場場外活動：跟隨北大受人尊敬的植物學家逛遍校園，天文之夜用豪華天文望遠鏡看北京星空，萬圣節前夕打扮成蜘蛛俠來狂歡，交友派對讓理工男成為焦點……
即刻登錄科學嘉年華網站http://jnh.songshuhui.net/calendar，查閱所有活動日程！
活動時間表

[預熱活動和場外活動]

預熱&場外活動
10月24 – 11月1日
科學 60 秒    10月24-31日    北大、中科院計算所、北航
《為什么要相信達爾文》
發布會    10月27日
18:30    風入松書店
北大是個植物園    10月30日
14:00-16:30    北京大學
著名植物分類學家、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汪勁武教授帶領大家辨識北大校園內的植物
達文西行走中隊北漂版    10月30日下午    北航空天地一體實驗室
天文之夜    10月30日晚    三號會所 北三環雙安商場斜對面
科幻之夜    10月31日晚    三號會所
狂歡夜—藝術劇
達爾文生命中的琴音    11月1日晚    蓬蒿劇場
狂歡夜—
科學青年交友party    11月1日晚    蓬蒿咖啡館
網絡分會場：豆瓣    10月31日下午、11月1日上午、11月1日下午
[10月31日上午 憑門票或邀請函入場]

開幕式點此購票！
北航學術交流廳    10月31日（周六） 09:30-12:00
主持：白　樺    CCTV《綠色空間》主持人
嘉年華開幕式
網易“科普話題調查白皮書”發布
互動游戲
對話：科學能流行嗎？
白　樺    CCTV《綠色空間》主持人
馬原野    中科院昆明動物研究所研究員
李大光    中科院研究生院科學傳播中心教授
楊曦淪    首都經貿大學中國品牌研究中心副主任
田　原    作家、音樂人、演員
[10月31日下午 憑門票入場]

A1板塊 查看詳情 點此購票！
北航學術交流廳    10月31日（周六） 13:30-17:30
主持：柴靜    CCTV《新聞調查》記者
陳曉卿    CCTV《見證》欄目制片人
主題    演講嘉賓
達爾文進化論的科學性    鐘　揚    復旦大學進化生物學中心主任
西藏大學長江特聘教授
知冷知熱有幾人    曹則賢    中國科學院物理所研究員
科技部“973”納米材料項目首席科學家
Sound of Silence——
我們的基因組在說什么？    高　歌    北京大學生物信息中心副研究員
大話古生物    周忠和    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
常務副所長
科學與x：神經科學的時代    馬原野
鄭也夫    中科院昆明動物研究所研究員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B1 板塊   查看詳情 點此購票！
北航新主樓第一報告廳    10月31日（周六） 13:30-17:30
主持：馮其器    CCTV《科技人生》欄目制片人
主題    嘉賓
《科技人生》特別版談情說愛（科學家的愛情故事）    CCTV《科技人生》欄目組
名詞風暴
創意青年 pk 科學青年    東東槍、喜劇工廠胡淑芬 等
[11月1日上午 憑門票入場]

A2 板塊 查看詳情 點此購票！
北航學術交流廳    11月1日（周日） 09:30-12:00
主持：袁　岳    零點研究咨詢集團董事長，第一財經《頭腦風暴》主持人
主題    演講嘉賓
我夢想中的科技創新    洪小文
微軟亞洲研究院院長
機器們的靈魂革命史    劉紹翰
南京大學博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師，校ACM教練
人人都是手機人    張向東
3G門戶網創始人之一，新媒體與無線行業專家
科幻對話科技    劉紹翰、張向東、姚海軍、楊楓、韓松、吳巖、陳楸帆、夏笳
B2 板塊  查看詳情 點此購票！
北航新主樓第一報告廳    11月1日（周日） 09:30-12:00
主持：李　蕾    上海電視臺紀實頻道《風言峰語》主持人
主題    嘉賓
科學情景劇：自殺干預    回龍觀醫院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
流言終結者    高柏燕誼：資深心理專家
田　原：作家、音樂人、演員
[11月1日下午 憑門票入場]

A3 板塊 查看詳情 點此購票！
北航學術交流廳    11月1日（周日） 13:30-17:30
主持：謝穎穎    CCTV《第一時間》、《全球資訊榜》主持人
主題    演講嘉賓
生活在幻境    毛利華：北京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
互動講座：
為什么“食物相克”不靠譜？    范志紅:中國農業大學食品學院營養與食品安全系副教授
健康教育協會理事、中國營養學會理事
尸體、水稻和親子鑒定    鄧亞軍：職業鑒定師、前法醫
互動講座：
化妝品，成份的背后    王　穎：資生堂（中國）研究開發中心護膚制品科科長
科學與X：
扣人心弦，樂動世界    李　淼：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劉小龍：中國音樂學院音樂史博士、北大藝術學院講師
B3 板塊   查看詳情 點此購票！
北航新主樓第一報告廳    11月1日（周日） 13:30-17:30
主持：小　姬    科學松鼠會《小姬看片會》主持人
特別鳴謝：    國家地理頻道
主題    演講嘉賓
紀錄片放映《What’s Sexy?》    祝　誠 中科院動物所首席研究員
計劃生育與生殖生物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原主任
蘇彥捷 北京大學心理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元培學院副院長
羅永浩  牛博網創始人、老羅英語培訓學校校長

    這兩天，北京總是刮很大的風。
    一次在路上，看到柳樹在風中婆娑搖擺的樣子，心中一動，涌起一種很美好的感覺。
    晚上回家，急忙找《色·戒》的DVD，想看一遍王佳芝在香港公交車上的那個鏡頭。她伸出手，接一下雨，風吹拂在她的臉上，發絲微微一動，她閉上了眼，悠悠吸一口氣。就那么一個短短的閑鏡頭。
    俺那亂如豬圈的書房啊，影碟沒有找到。這部片子在影院里看過之后，買了碟，卻一直沒有再看。這一場景刻在我心中。如果我是李安，可以把所有帶噱頭的鏡頭都剪掉，但一定要留下這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