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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昭方的“誘惑”

2009年10月17日 admin 評論已關閉

百年學府武漢大學常務副校長和常務副書記同時被抓,震撼了大陸教育界
本刊記者  陳磊  發自武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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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原常務副校長陳昭方

      9月3日上午八九點鐘左右,武漢大學附中旁的博導公寓。陳昭方從位于5樓四室兩廳的家中出門,樓下,他遇到了兩個便裝男人。
      沒人注意,樓下何時停了一輛汽車。這兩個便裝男人似乎只在照片上見過陳昭方——見到他出來,還上前詢問、證實了一下。
      沒人聽到他們的對話,目擊者只注意到,這兩個男人似乎在邀請陳前去某個地方,陳表現出不悅——“掙脫了兩人,一甩手,折回頭就往樓上的家里走”。沒想到,兩個男人隨即跟了上來。接著,又有一個男的跟了上來。
      沒幾天,一條 “陳昭方出事了”的新聞在武漢大學坊間悄悄流傳,并在一些網絡論壇上若隱若現。此時,目擊者才明白過來,“原來那一天跟去陳昭方家的,是湖北省檢察院的人!”
      國慶長假結束,“武大常務副校長陳昭方、常務副書記龍小樂被逮捕”的消息,成了各大網站的頭條。
      10月9日,武漢大學給出遲到的說法:“我校原常務副校長陳昭方和原校黨委常務副書記龍小樂因涉嫌受賄罪,先后于9月13日和9月26日被湖北省人民檢察院批準逮捕……目前,此案正在偵查中。”
      百年著名學府武漢大學,常務副校長和常務副書記同時被抓,媒體稱,“震撼了大陸教育界”。

一個寒門子弟的奮斗史

      陳昭方的被抓,讓他的很多湖北京山縣老鄉為他惋惜、感嘆,因為,這位官居正廳的武大常務副校長,曾是他們的驕傲——早在1997年,陳昭方就以“京山名人”的身份,被收錄進該縣的志錄中。
2003年,陳昭方被中組部任命為武大常務副校長,京山縣專門有人撰寫《從山區農民到武大副校長》一文,發表在本地媒體上,為陳昭方“感到由衷的高興和自豪”。
      如果為陳昭方并算不那么輝煌的人生畫條線,他的前幾十年,是一個寒門子弟努力奮斗的樣板。
      陳的中學同學江厚仁向本刊介紹,出生于1950年的陳昭方,是京山縣宋河鎮陳家庵人,家中兄妹7個,陳排行老二,父母皆為貧困農民,由于家中兄弟姐妹眾多,靠著種地謀生的陳家相對清貧。
      小學畢業后的陳昭方,在中學讀書成績優異,1966年7月初中畢業后,陳和江厚仁一起被推薦到京山縣孫橋中學學習。不過,這并不是最好的選擇,按照二人的成績,“應該可以上京山縣的中學”,但江厚仁“出身不好”,陳昭方“家里可能沒什么人”。
      隨后的“文革”風潮將二人的不快抹去——“停課鬧革命”、“學工學農”、“大串聯”等等,同樣成為湖北腹地小城年輕人的深刻記憶。
      讓江厚仁和陳昭方感到幸運的是,幾個月的高中生涯,給他們打上了“高中生”的標簽,在當地,當年能有這樣學歷的人“算是鳳毛麟角”,往往被人高看一眼。
      或許這種緣故,在1970年中央發出招收“工農兵大學生”時,被抽調去搞“文革”專案調查、清理無產階級隊伍的陳昭方,成為他們宋河區(現京山縣宋河鎮)唯一被推薦上大學的幸運兒。
      現在看,陳昭方被推薦成為工農兵大學生,是他人生中的驚險一躍,留校工作,則給了他另一次機會——1974年,畢業于武漢大學襄陽分校政治經濟系的陳昭方,被留在省城武漢大學的本部工作。
      從1974年到1994年,陳昭方在武漢大學經濟系(后改經管學院)一干20年——10年黨支部副書記、10年的黨總支書記。
      “工農兵大學生”,知識基礎相對于正規科班出身的人薄弱,所以陳昭方在武大經管學院一直以政工干部的面目出現,并頗得同學的稱道——畢業于該系的國家發改委地區經濟司司長范恒山,曾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陳昭方老師時任分管學生工作的黨總支副書記,人雖很年輕,但工作卻相當有能力,很多重要的育人措施,都是通過他潤物無聲的細致工作體現在學生們身上……”
      武大經管學院院長陳繼勇教授告訴本刊,他曾和陳昭方共事多年,覺得陳昭方“干得很不錯”,“對自己要求也很嚴”,“為人也不錯,要不然,一個沒有什么背景的人,怎么能不斷得到升遷呢?”

副校長的財權和誘惑

      陳繼勇教授所說的“升遷”,指的是陳昭方1994年從武大經濟學院黨委書記(正處級),升為武大的總會計師(副廳級),而總會計師的主要任務則是,“協助校長管理財務”,在這個位置上,陳昭方又是一干多年。1997年,他成為了黨委常委、副校長,依然兼任總會計師,協助校長管理財務。
      一般而言,類似武漢大學這樣的重點高校,和企業區別明顯,但就財務而言,其工作可能更為繁雜。因為,高校的收入來源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開始走向多元,漸漸擺脫了國家撥款投入的單一模式。
      陳昭方自己曾撰文分析,1993年武漢大學收入來源只有9項,到2000年變為了23項。“各類撥款占整個收入的比重呈現出波動和下降的趨勢,而事業收入則呈現出不斷增加的態勢”。以2000年為例,當年國家給武漢大學撥款16296萬元,僅占同年該校總收入的35.92%。
      換言之,僅2000年一年,從陳昭方這個管財務的副校長手上,通過的費用即達四五億之多。
      四校合并后,武大規模迅速膨脹。“985工程”一項,便為其增加財力不少——2001年,教育部和湖北省政府共建武漢大學,雙方約定,除正常經費安排外,從2001年至2003年向武漢大學各投入建設經費4億元。
      本刊了解到,在余下的幾年中,武大收入一直呈上升態勢,一項未經核實的說法是,僅2008年,武大科研經費即達到6.5億元,而其總收入則達到了23億。
      如此巨額收入,刨去教職員工工資,其他各項花在什么地方,一般人很難知曉。以廣受詬病的基建為例,武漢大學僅此項,每年投入都近億元——2007年計劃投資14309萬元,實際完成8983萬元;2008年基建投資計劃總投資9645萬元,實際完成9035萬元……
      相對于動輒經手幾百上千萬的經費,掌管他們的人收入卻顯得有些“可憐”。
      武大經管學院一名教授告訴本刊,他是一名正教授、博士生導師,就他而言,全部從學校所得,也就10-15萬之間,還要看自己兼課多少,作為當年院黨委書記的陳昭方,就純粹的學校收入而言,并不比他多多少,“最多一年比我們多一萬塊錢”。
      事實是,10年前,陳昭方在裝修自己房子時,他的一群教授鄰居們,就發現其裝修“很豪華”,而逢年過節,到其家拜訪者也絡繹不絕,“有很多怕被別人撞見,晚上才過去”。
      一個細節是,很多人知道陳昭方愛好盆景的習慣,有一陣子,他家多得無法侍弄,以至于枯死的盆景花盆都被他們扔了。武大教工的一位子弟評價說,“他可以不要,但你不能不送。”

禍起何方?

      10月11日,在天津師范大學出席學術會議的武漢大學校長顧海良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龍小樂、陳昭方是在1999年至2000年左右,武大興建校外學生公寓時出現經濟問題的。”至于涉案金額,顧海良透露,達“上百萬元”。
      為何10年前的舊事,現在被提了出來?
      本刊從直接偵辦“陳昭方、龍小樂案”的湖北省檢察院了解到,二人的案發和一家民營培訓教育企業不無關系。
      該企業創辦人巴某,在90年代創業的過程中,開過餐館、涂料公司,投資過小企業,事業一直未見大的起色。
      2000年,在武漢大學擴招、學生公寓不足的情況下,巴與武漢大學合作,為其建造了能容納4000多人的弘博公寓,租賃使用。
      但是,該企業尚處于襁褓之中,建公寓資金不足。本刊得到的消息是,該企業曾向上市公司武漢道博融資,第二年,武漢道博即將所持的20%股權轉讓。
      即便如此,巴某依然缺錢。
      《21世紀經濟報道》稱,“時任武大分管財務的副校長陳昭方出面,以武大名義為其在銀行貸款提供了擔保,并提前預付了3年學生租金”,助其解決了燃眉之急。
      由于案件尚在偵查階段,無法得知巴某究竟向陳昭方、龍小樂投桃報李了多少,但通過這個公寓,巴獲得了第一桶金,并和武大搞好了關系:在武大經管學院獲得了西方經濟學博士學位;在2003年武大110年校慶時,聯合湖北田野集團向武大捐款618萬元;和湖北田野集團聯手,承建了武大東湖分校(巴某今年退出)。
      多年后,巴曾向人這樣炫耀當年的經歷:1999年的一天,我在向銀行貸款等待銀行客戶經理的間隙,隨手拿了一張《中國教育報》,花了半個小時的時間閱讀了一篇關于教育部倡導高校社會后勤化改革的報道,一個大膽想法在腦海中形成,毅然決定投資建高校學生公寓。
      在另外一個場合,巴某更是總結道:作為一名商人,整合好自身資源是很重要的一點,比如充分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和人脈網絡。“要想做一個真正成功的商人,學會為人處世是門必修課。”
      10月12日,本刊記者在武大采訪,提起陳昭方案,一位干部則當著記者的面大罵巴某:巴XX這個混蛋!凡是已經和他沒有利益關系的,他都會供出來,就是他,牽出了湖北高校的好多人!
      另有武大教授告知本刊,陳昭方、龍小樂案發后,在武漢大學一個小范圍的干部會議上,許多干部被警告:“不要和那些膽子大、實力強、品位低的商人走得太近!”

傾斜的象牙塔

      湖北大學原副校長李金和,在校長助理、后勤產業集團總經理、副校長等職期間,收受12家單位賄賂80余萬元;武漢理工大學原副校長李海嬰,利用分管學校招生、基建等工作之便,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總額達100多萬元;南京財經大學原副校長劉代寧被控受賄160多萬元……
      還有湖北美術學院原副院長李澤霖、三峽大學原黨委書記陳少嵐、武漢大學原網絡教育學院院長郭學理等等,皆因腐敗而落馬。一項統計資料顯示,落馬的大學官員,8成以上是在基建工程招標,抑或采購、后勤等涉錢環節出現問題。
      在這種背景下,百年學府武漢大學,無法“免俗”。
      本刊獲悉,今年四五月份,武大后勤保障部部長江某被拘捕,此消息因為江尚在偵查階段很少為人知曉;更早一些時候,武大后勤集團原總經理朱某,因犯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5年。
      武大的儲建國老師告訴本刊,他們居住的珞桂小區,本是武大出面向市政府申請減免幾百萬費用的土地,結果減免的費用根本沒有攤到每個購房的教師頭上,“不知去了哪里”,而開發這個小區的,則是后勤集團的一位干部程某。
      知情者說,程某是個大老粗,因情婦問題東窗事發,最終牽出曾幫助解決資金問題的江某。
      陳昭方和龍小樂被逮捕后,一種高興和悲傷共存的心情開始在武大校內蔓延,高興的是,“武大有史以來最大的蛀蟲”被清除了,悲傷的是,武大百年清譽,再一次受到重創。
      也有一些持中立觀點的教授認為是制度層面的問題,和陳昭方熟悉的武大經管學院院長陳繼勇教授即是其一。他告訴本刊:如果一個人出事是偶然,那么10個人都出事呢,應該就是制度方面的問題了吧?

國有資產民有化是重中之重

2009年10月10日 admin 評論已關閉

      國有資產民有化是重中之重

  陳志武

  為了改變“國富民窮”的局面,兩項內容必須是未來改革的重中之重:一是強化對征稅權和財政預算的制約,一是將國有資產通過國民權益基金民有化。

  中國必須轉變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的經濟模式,這已是老生常談的問題。但是,為什么轉變得這么困難?民間消費為什么難以增長?中國GDP增長所帶來的就業為什么這么少而資源消耗又這么多?

  兩組數據最能展示背后的原因:

  第一,從1997~2007年,中國勞動者報酬占GDP之比從53.4%降至39.7%,而政府預算內財政收入從GDP的11%上升到20.6%。在2007年,如果再加預算外收入、政府土地收入以及各級國企的未分配利潤,政府總收入占國民收入30%有余。這些政府收入當然還不包括數十萬億國有資產的升值所得,如果加上這些,政府可以花的收入和增值就更多了。

  第二,從1999年到2007年,家庭儲蓄率從20.2%升至22.9%,相比之下,政府儲蓄率從原來的2.7%升至8.1%,企業儲蓄率從13.7%升為20%。

  這些數據說明,國內消費特別是民間消費之所以難以增長,不是因為中國人不肯消費,而是一方面由于征稅權不受制約,讓太多國民收入通過稅負集中到政府手里,另一方面由于支柱企業和主要資產都是國有的,這些企業不僅不用分配利潤,而且其資產升值也不會被老百姓分享,不能轉變成民間消費的基礎,只能成為企業和政府儲蓄或者再投資。在目前國有資產實際由政府所有的體系下,經濟增長的成果多由政府保留,普通個人并不能從中分享到應有的份額。

  為了改變這種無法持續的增長模式、轉變“國富民窮”局面,兩項內容必須是未來改革的重中之重:一是強化對征稅權和財政預算的制約,一是將國有資產通過國民權益基金民有化。具體辦法是,在全國和31省份分別成立國民權益基金,將國有資產產權注入其中,共32個,把全國的國民權益基金股份均分給13億公民,各省份的基金按照“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市公民少分”的原則進行。

  讓公民個人直接分享國有資產產權是最佳的政策選擇。國有企業一直是全民所有的企業,只是原來由政府托管,不是政府所有。民有化改革只是把“全民所有”真正落到實處,具體到個人身上。這樣做的結果,一是讓全民享受國企分紅,一是讓老百姓直接享受到國有資產的升值,得到財產性收入,體驗資產升值的財富效應。

  如果收入和財產更多的是民有,而不是政府擁有,那么,對輕工業和服務業產品的需求會遠遠更多,對重化工業的需求會減少。由此帶來的需求結構變化,將促進整體經濟結構從對投資與出口的過度依賴逐漸轉變為對國內消費需求的依賴。民有化改革也能緩和國有制與法治間的矛盾。

不向猩猩比咬功

2009年10月9日 admin 評論已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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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網友建議,老農“撰文的時候多寫寫分析的思路”。好的,本周的專欄,老農就來談談今年4月23日《南周》“自由談”稿件《中國的貧困線有多貧》的寫作過程,講講自己如何克服了咬人的原始革命沖動,總算寫了一篇自以為比較理性的文章。

  那篇文章,原來是準備談平均工資的。統計局也可憐,每次公布工資統計數據,都要被網民罵。當時媒體報道,2008年全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的平均工資為29,229元。人們立即開始質疑;哪有這么多?

  我國通常只講平均工資,但平均所得容易掩蓋貧富差距。比如說,共和黨鎮治局某會員把紐約鬧市區的黃金地皮批給開發商,開發商在瑞士銀行為他存了三十億 美金的回報。如果算平均收入——假設共和黨高級干部必須如實申報財產——單是這筆進賬,會員一人就可以把三百萬赤貧農民從紅朝新定貧困線(年收入 1,300元)提升到去年的農村人均純收入(4,761元)。美元和人民幣的比率在這里按官方采用的實際購買力折算。

  還是這些人,如果換成國際上更常用的中位收入(定義為高于此收入的人數與低于此收入的人數相等),會員的天文數字存款就不起作用,中位線將劃在三百萬赤貧農民之間。

  關于統計,美國作家馬克·吐溫曾經說過兩句經常被人們引用的話。一句說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lies: lies, damned lies and statistics;另外一句,則說 Facts are stubborn, but statistics are more pliable。俺不是要你不相信統計,而是說如何理解統計結果,是一門很嚴肅的學問,你得非常小心,一不當心就會被統計“謊言”給騙了。

  老農本來想寫一篇質問統計局為什么不公布中位工資的文章。不過老農比較謹慎,先查了一下,看看統計局對這一多年民怨有無解釋。結果發現,新花網在今年2月27日采訪了國家統計局人口和就業統計司司長馮乃林,他對此有一個言之成理的解釋:

  “統計上有多種平均指標,如算術平均數、中位數和眾數,這三個數值從不同方面反映平均水平。我覺得除了平均數,如果我們能夠發布‘工資水平中位數’或 者‘工資水平眾數’,可能更容易被公眾理解,但是如果要計算中位數或眾數,需要每一個單位的每一個人的工資來計算。而按照剛才我們所說的程序,工資統計數 據在每個企業都是作為一個整體將工資總額和職工人數報上來的,所以目前的條件不允許我們計算這兩個指標,所以只能用平均數。”

  如果企業只上報工資總額和職工人數,那么統計局確實算不出中位工資,指責他們無意義。

  (其實,俺聽說有兩個收入是可以有中位數的。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農村人均純收入,這兩個指標都是抽樣調查數據,是具體到戶的。為什么統計局也不公布 中位數?今年兩會上,國務苑報告里用的也是平均數:“2008年,中國社會事業加快發展,人民生活進一步改善。城鎮新增就業1,113萬人;城鎮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15,781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4,761元,實際增長8。4%和8%。”擔心改用了中位數,與去年的平均數相比,顯不出增長了?不過,老 農當時考慮的是工資,這問題暫且放下。)

  馮司長看來是專家。說到平均數時,他一本正經地說是“算術平均數”。老農讀中學時,解起數學題來一片吳說八道,搞得任課老師膽戰心驚。為了鎮鎮小農的 囂張氣焰,他們扔給小農一套我國著名數學家寫的課外讀物。記得有華羅庚的《數學歸納法》和《從楊輝三角形談起》,龔升的《從劉徽割圓談起》等。其中一本是 史濟懷的《平均》,談了算術平均、幾何平均、冪次平均及這些平均之間的一些不等式。我們通常說的“平均”,其實僅是數學里各類平均之一的算術平均。

  這篇采訪里,甚至有一張定性的工資分布曲線圖。圖中顯示,工資中位數和工資眾數比平均工資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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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統計局根據現有數據算不出中位工資,但我們可以責備統計局太懶,是不是?為什么不要求每一單位上報每個職工的工資?因為某個鎮治局會員的當了 CEO的兒子不樂意,在老爸面前參了一本?——“有些人吃撐了沒事干,對我們的事情指手劃腳,居然叫我們上報每個人的工資。”從這角度,不也可以做文章 嗎?

  但是,且慢!在一個有法不依的地方,政府知道的私人信息越少越好。誰知道統計人員收集的信息,最后會流落到哪里。CEO不愿上報他的收入,飯店小老板就愿意了?會不會淪為母安局里文強之流敲詐勒索的數據庫?

  如果既不能指責統計局不公布工資中位數,又不愿要求他們去收集更多數據,那么老農原來的寫作計劃就廢了。可是編輯逼稿兇過黃世仁,這篇文章怎么寫?

  還好,還好,老農在美國打過幾年豬草,知道美國統計局每年8月公布收入統計時,他們的報告分上、下兩部分。上部談中位收入(按族裔分,中國人和印度人 為主的亞裔收入最高,中值66,103美元,遠高于去年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50,233美元);下部談貧困線下的家庭。像國外那樣,將工資統計值與貧困線 聯系起來,有趣的對比就出來了。

  西方國家的貧困線,通常在中位收入的四分之一至一半之間。而我國今年新制定的貧困線,僅是1,300元,還不到城鎮平均工資29,229的二十分之一。為什么差這么遠?既然官方喜歡偏高的平均工資,那么,貧困線是否也應該相應提高?

  這樣寫文章,不用批評統計局虛報數字。但是,如果平均工資真的和貧困線聯系起來,過高的工資統計值就意味著鎮府必須多支出扶貧費用。你要鎮府多出錢,他們自會去解決高估收入的問題。這才是理性博弈的態度啊——不動氣動腦筋,將計就計,借力打力。

  文章的梗概是有了,不過老農還要做很多計算,美金折算成人民幣和各類比例什么的。雖說最后進入文章的計算只是一小部分,但給讀者一杯水,你得準備一桶水不是?

  順便補充個最新資料。新花社關于新定貧困線的報道說,2007年,我國貧困線劃在1067元;今年的1300元新標準,按照實際購買力計算,首次達到 了日收入1美元的國際標準。新標準下的貧困人數為八千萬。老農文章里指出這話不對,國際標準是1.25美元。這幾天聯合國又在算會費,請人口占世界五分之 一、自認馬上要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崛起大國多出一點(其實也就是一億美金,省部級官員自我慰勞水平)。哭窮的時候到啦!我國代表在會上說:按人均日消費低于1.25美元的國際貧困標準計算,中國貧困 人口總數超過兩億五千萬,高居世界第二位,我們只能適當作點貢獻。但愿我國代表的發言,沒有嚴重傷害革命同志和愛國青年那顆幼小而又脆弱的紅心心,特別在 這喜慶六十華誕的狂歡時刻。

  統計局能給出這個“兩億五千萬”的數字,說明他們確實有收入具體到戶的抽樣調查。否則,怎么估計某一收入線之下的人數?

  老農那篇“自由談”文章看似平淡無奇,里面有兩道坎,只會叫哇哇的卻是爬不過。叫哇哇一旦想到中位工資比平均數低,就開始罵鎮府欺騙老百姓。但是,注 過一點經的人,會有那種注經里練出來的預警:對某種現象,想出一個解釋并不難,難的是證明你的解釋比別人的好。證明你的解釋在諸種解釋中最可靠、最有道 理,這才是本事。每天見到公雞一叫,太陽就升起,你可以猜想太陽是公雞叫出來的。但是,你的解釋勝得過牛頓力學的計算嗎?罵統計局很容易,但是,如果人家 已有解釋,按現有數據收集程序,計算中值在數學上不可能,你還有什么可講的?這一解釋比任何廢話都過硬。

  即使承認統計局現在算不出中位數,叫哇哇也會立即要求統計局收集更多數據。這是第二道坎。而牽涉過較廣知識面的注經者,則會全面考慮這么做的好處和壞處,考慮國際接軌上的好處是否會淪為中國特色下的壞處。

  事實上,老農文章貼上《南周》網站后,通過標簽的聯結,發現《南周》至少登過兩篇有關平均工資的叫哇哇。一篇登在去年11月13日的“圍觀中國”,題 為《統計平均薪資失真成了慣例》,作者沒翻過第一道坎。另一篇在今年2月5日的“大參考”,題為《國家統計局,請把平均工資算準點》,身為民營企業主的作 者,主動要求統計局也收集他們的工資數據(Was he serious?)——在老農看來,這是沒翻過第二道坎。

  曾見過讀者來信,問中國文人(文章發在報上就成了“文人”∶)何時能長點脾氣?似乎評論版就該罵鎮府。如今干群尖銳對立,民間叫哇哇要出氣,最好自己爬上報紙來罵,這點情緒可以理解,但不敢同意。因為我們現在不是搞革命,而是搞改革。

  革命是一群猩猩推翻另一群猩猩的暴烈的行動。但改革是讓那些戴著紅帽子的猩猩們,經過十來屆湯圓帶膘大燴,逐步進化到正經人;個別的甚至可能轉化為文 明人。《紐約時報》每星期二的科普版,經常刊登關于猩猩的文章。曾有一位美國靈長類專家如此表述人類和基因最親的親戚黑猩猩的區別(見該報今年3月3 日):

  [W]e can fly from New York to Los Angeles without fear of personal dismemberment. Chimpanzees are pretty smart, but were you to board an airplane filled with chimpanzees, you 『would be lucky to disembark with all 10 fingers and toes still attached.』

  你和陌生人一起坐飛機,下機時手腳依然完整。你要是和陌生猩一起坐飛機,一趟飛下來,不說斷胳膊缺腿,至少會被咬掉個把腳趾。

  按這一標準衡量,六十年前一群腦袋里都是毛的猩猩們所建立的,是個如假包換的猩社會。一會兒打倒地主,一會兒改造資本家,一會兒清理黨內走資派,非要 折斷胳膊、再咬掉幾個腳趾才舒服。我們不需要再折騰一次,我們甚至不需要在網上虛擬地再折騰一次。我們要擺事實,講道理,要認真對待不同意見者的解釋,要 全面考慮問題;而不是亂叫亂罵,不是趴在地上咬腳趾,哪怕咬的是猩猩腳趾。

【專欄說明】 本專欄每周五更新。每月第一個周五吳說八道雜拌兒,第二個周五 毀人不倦談教育,最后一個周五評書評電影或附庸風雅,倒數第二個周五鼓吹女男平等。本月有五個周五,中間那個放國際隨筆。

收入和財富分配

2009年10月4日 admin 評論已關閉

中國的收入和財富的分配問題是一個讓我很擔心的問題,擔心的原因不僅僅是因為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本身,同時更在于人們對于此事的接受程度,認同程度和對背后原因的認識。我感覺很多人對中國收入分配問題的狀況和成因是存在偏差的,我不是研究收入分配或者財富分配的,因此我不夠足夠專業來分析這些東西,我個人的認識很可能也是存在偏差的,但我覺得有些簡單的事實也許還是比較值得注意一下的。特別聲明一下,我下面所要說的“事實”未必是真正的事實,因為收入分配和財富分配的數據是極度難以獲得的,特別是在中國這樣的國家,因此這些事實都是存在商榷的余地的。你可能覺得你個人的感覺和這里的事實完全不一樣,這是很自然的。不過我想說,感覺并不比數據更靠譜,特別是那些經過嚴肅的研究人員仔細清理過的數據。

先說一下收入分配和財富分配在概念上的區別。收入分配是針對一個流量概念收入而言的,收入,通常的就是指得是一個人在給定的時間里能掙多少錢,這里面包含工資,紅利和其它各種收入。財富分配則是針對一個存量概念財富而言的,財富,通常值得是一個人在某個時點有多少財產,這里面包含現金,股票,房產和其他各種資產。通常收入高的人財富可能也多,但這不是必然的。一個揮金如土的投資銀行家可能有很高的收入卻沒有什么財富,一個守財奴但無所事事的富家子弟,可以有很多的財富但是卻沒有收入。

然后,我這里還選了一個參考國:美國。美國未必是中國最好的參考國,但美國沒有很多中國存在的問題:比如說官僚體系相對廉明,權錢交易比較受到約束,有真正的工會,各種勞工保護,環境保護和最低工資使得“赤裸裸的原始積累”不那么嚴重,沒有太多國有企業,存在比較嚴格的反壟斷法等等。前面說的這些東西,被不少人當作是中國收入分配拉大的主要原因。和美國比較,可以讓人有個大概的概念,即便沒有這些,也并不意味著收入和財富分配差距就一定會小。

下面的這兩幅圖來自哥倫比亞大學教授Xavier Sala-i-Martin在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的論文』The World Distribution of Income: Falling Poverty… and Convergence, Period』。Sala-i-Martin,除了是個經濟學教授,還碰巧當過一陣子巴塞羅那俱樂部的主席,是的,就是那個著名的足球俱樂部。

第一幅圖顯示的是中美兩國在1980年時的收入分配情況(注:這里的收入是用購買力平價衡量的)。很明顯的是,中國那時比美國窮很多(整個分布處于左邊),然后收入分配的差距也要小很多(美國的分布要比中國“肥”很多)。第二幅圖是兩國在2000年時的收入分配情況,兩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中美的收入差距下降了很多(現在兩個分布有很大的重疊了),然后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了很多(中國的分步變肥了)。不過,還有一件事情是,中國分布的肥的程度和美國分布肥的程度是大致相當的,也就是中國收入分配差距和美國是大致相當的(基尼系數,根據我個人的閱讀,也支持這個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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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Sala-i-Martin在他那篇文章里一個重要的觀點是:雖然中國的收入差距拉大了,但由于中國,還有印度的20多億人口的后來居上,整個世界的收入分配差距縮小了。這當然是題外話了。

 

無論收入分配差距有多大,比起財富分配的差距,只能是小巫見大巫了。中國的財富分配,我還沒有見過相應的研究(也許應該有,似乎聽北師大的李實教授提起過,但不記得了,也沒看到過),但美國有一個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里面有關于財富的數據,下面這幅圖就是我根據相應的數據做的圖,這是2004年的,基本的信息是:極度不平等的財富分配。

美國最富的1%的家庭擁有這個國家34.3%的財富,最富的5%的家庭合計擁有59%的財富,最富的20%擁有84.6%的財富,而最窮的40%則只擁有0.2%的財富。

我就不對這些數據做過多解讀了,只是知道這些事情還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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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聽征新稅,不聞減舊負

2009年9月27日 admin 評論已關閉

目前房地產價格高至少有一個原因是由于捆綁了地方政府的利益,這不僅是因為土地一級市場壟斷的關系,還因為地方的財政收入對房地產市場有很大的依賴。針對地方稅收過于倚重房地產業的現象,日前在福州市舉行的第十五屆全國省會城市地方稅收理論研討會上,不少地方官員建議考慮開征環境保護稅、遺產稅和贈與稅

這種考慮很現實,要維持地方的財政收入規模,以及承擔越來越多的職能,政府傾向于擴張,就必然要求更多的“錢”。在中央與地方分稅制改革后,稅收承包與事權下放之間的緊張關系一直存在,這導致地方要干的事情多,但是與中央分配的錢沒有大幅度增加。這也驅使地方政府千方百計搞錢。之前的亂收費現象也說明了地方的這種斂財沖動,這當然也是因為地方行政機構的自我擴張與強化所造成的。而中央處于精簡機構推進行政改革的考慮,抑制了地方的亂收費情況,這就迫使地方政府采用表面上更加符合現有法律框架的辦法來“搞錢”。

開征新稅無疑就是其中的一招。表面上看,開征新稅似乎很有道理,因為地方財政對房地產的倚重很大,而房地產價格低地方收入就會低,房產價格太高又會引起民怨沸騰,地方政府夾在中間也很為難。而且財政收入來源單一化也有風險,一旦房產價格波動很大就會影響地方收入。和房地產相關的稅種包括:房地產營業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城市房地產稅、印花稅、土地增值稅、投資方向調節稅、契稅和耕地占用稅等,這占據不少地方財政收入的大頭。

但事實上,值得首先搞清楚的是,何以目前不少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結構會變成極大依賴于房地產及其相關行業?1998年中國開始住房市場化改革,地方政府手上握有的最有價值的東西就是土地,這種路徑依賴加上政府的財政擴張偏好就造就了目前的困境。可以說,釀成今日苦果的正是當初的政策選擇。盡管住房市場化改革極大釋放了民間資本參與房地產市場建設,同樣也造成了政府從中獲得巨大利益。

其次,值得質疑的是,地方政府此番征新稅的言論到底是要進一步擴大財政收入來源呢?還是說只是調整稅收來源的結構?從上面對單一稅源的擔憂來看,似乎意味著調整稅收來源,以進行適當的平衡,避免單一稅源的風險。如果是這樣的話,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開征新稅的同時準備減掉什么舊稅?平衡稅收來源結構并不意味著擴大稅收來源,這是兩件不同的事情。通過征收新稅減少舊稅,也可以達到稅收目標不變或者略微有增長。

但如果不減舊稅,光征新稅,那么調整稅收來源結構不過是一塊遮羞布而已,因為這樣做的事實結果就是公眾的稅收負擔加重,而政府獲得了更多的財政收入。簡而言之,就是地方政府與民爭利。公眾對稅收的樸素理解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實際上公眾之所以對征新稅會懷恨在心,是因為公眾不知道已經被征的舊稅都用到哪里去了。在舊稅問題沒有弄清楚之前,公眾對新稅自然抱有萬分警惕,這也是正常不過的事情。

事實上,如果全社會沒有依靠創新獲得巨大的新增財富,那么不管何種規則,無非是在政府和公眾之間分配不同比例的財富而已。政府征稅的理由是說政府能比公眾更知道錢花在什么地方對公眾有利。而另外一種藏富于民的想法是說,政府可以通過減稅,使得財富留在社會,讓公眾自己去發掘如果用錢對他們更有利。對于理性的公眾而言,這并不是一道很難的選擇題。困難的是,政府財政擴張的后果已經造成了龐大的機構,減稅就意味著必須裁汰冗員,而這就會減少既得利益者的好處。這也正是“只聽征新稅,不聞減舊負”的原因所在了。

平衡房產稅源風險不能只增不減為題,刊于 東方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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