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部落格精選

今日，上海倒鉤一案終于出了初步的結果，政府網站東方網的標題是：上海:堅決依法整治非法營運 堅決禁止不正當取證行為。

我們不僅僅要學會做除法，還要學會解讀政府的官話。

雖然官話里有百分之九十九是廢話，但還有百分之一的屁話，這百分之一決定了政府經過考慮以后的方向，里面往往蘊含了很多的訊息。無論從商從政都要有良好的解讀能力。

從順序上來說，政府是不甘心的，因為政府強調了要堅決依法整治非法運營，表明了他們咽不下這口氣，但是這次的確是栽了，后面那一句堅決禁止不正當取證行為是表示，老子暫時認栽。

但是，政府會兩次栽到同一條河里嗎？很遺憾，答案是會的。因為正常人都不大會。但是政府經常同樣一條河里要掉好多次，只是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姿勢掉進去。當然，永遠淹不死那就是他的本事了。

我認為，這次的事件中，閔行是占了便宜的，因為輿論的導向最后都指向了浦東新區。說不定閔行出事那會兒，浦東正笑閔行呢，哪知古有孫中山斷發明志，今有孫中界斷指明智。上海倒鉤茂盛的地方時閔行和南匯，這次南匯并入了浦東，所以浦東也算是繼承發揚了原南匯的光榮傳統。文章寫到這里，提醒大家，無論是從倒鉤數量和次數來說，閔行很可能是老大，勿忘閔行。

 但是這樣影響惡劣的事情，為什么市政府的態度從一開始就比較縱容呢，為什么要讓這樣的事情一再破壞政府的公信力呢？原因之一是一看自己，靠，原來本來就沒什么公信力了，也就算了。原因之二，那就是錢。據報道，在閔行倒鉤見報以后，閔行區馬上刊登了一個來自運管局的工作報告，報告稱，在過去兩年里，通過這樣的方法，罰款了5000多萬元，超額完成了上級的指標。

按照我們的理解，這是很白癡的一件事情，千夫所指的時候還要留人把柄，頂風作案，好比你已經殺了一個人，突然你跳出來說，這兩年我其實殺了二十個。但是官員是很蠢的，他們之所以這么寫，是在提醒他們的上級，我有功啊。從黑社會的角度來理解就比較容易，就是大哥說，教訓一下這幫人，小弟一出馬，弄死一幫，出事了。小弟立馬說，爺，你要保我啊，是你讓我干的啊，你看，我都超額完成了，你讓我教訓一下，我不光教訓了，還弄死了二十個。

老大一撓頭，說，你這個白癡，讓你教訓一下就好，你弄死人家干嘛呢？

小弟說，爺，這不弄死，怎么揚你的威風呢？

老大說，事情弄這么大，我暫時也保不住你，你出去避避風頭吧。

小弟說，爺，你一定得幫我啊，我還幫你多收了5000多萬呢。

老大，算了算了別說了……

 這樣大家就好理解各種關系了，是的，那5000多萬贓款是讓閔行運管洋洋得意政績，在這件事情上，我認為不是簡單的老大出面說一句我的小弟這次沒做好這么簡單的事情，因為這個不是犯錯，這是犯罪。還有專家為倒鉤辯護說，美國警察也警察倒鉤，他們假裝吸毒的去倒鉤毒販子。我們且不說這個比喻有多么愚蠢，但我們做的事情也不是這樣的啊，我們干的就是假裝吸毒的去倒鉤普通人，一看不是就往他手里塞一包毒品，然后立馬把人家當販毒的抓起來。

倒鉤事件里，政府部門涉嫌到非常多的犯罪行為，包括搶劫罪，詐騙罪，誣陷罪，非法拘禁罪，故意傷害罪和組織黑社會罪，而不是執法不當的行為，我認為上海市政府的這個處理態度是在轉變事情的性質，引導輿論和公眾這只是一起執法不當而已。另外，我提醒一下廣大的真正的黑車司機，你們最近要小心了，大家都是在這個生存起來很艱難的城市里混口飯吃，但是按照政府的一貫手腕，倒鉤一案過去以后，將進行集中的黑車整治活動，將有更加嚴密的取證手段和處罰，再加上出租車剛剛漲價，你們可能要不幸，所以要做好準備。

這件事情的合理處理方式，我認為應該是這樣的才合理：

1，  政府改變出租行業的管理方法，降低入行門檻，減免對出租車司機的壓迫。

2，  讓廣大黑車司機成為正規出租車司機。

3，  對運管局進行全面的停業整頓。

4，  追查5000萬搶劫款的用處（雖然這錢對于政府來講很不起眼）將5000萬的搶劫款全部退還到個人，哪怕里面有4000萬是真正的黑車處罰，一個健全的美好的城市其實是不存在非法運營這四個字的。

5，  對于第一次非法運營的人不做處罰，只做記錄，到第二次才實行處罰，這樣就可以大大降低甄別失誤，如果是好人，就等于告訴他，以后別讓人搭車了。

6，  對閔行區政府主要領導進行處罰和撤職。對相關人員論罪處罰。

7，  副市長（包括）以上級別相關領導引咎辭職。

以上七條其實是在任何一個法制國家里最常見的處理方法，你可以經常看見其他國家地區的領導因為屁大的事情就引咎辭職，但我國的領導哪怕出了天大的事情都還巍然不動，最多就道歉一下完事，原因其實很簡單，你忍心法辦經常和你一張桌子上吃飯的朋友嗎？你忍心法辦和你在一張床上嫖娼的兄弟嗎？

所以，解決問題的根本中的根本就是，嚴禁公務員在一張桌子上吃飯。

此事如果沒有徹底解決的方法，我建議全上海的駕駛員在世博會期間在車上貼上中文英文日文法文大標語告示國外友人：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這是個什么樣的世界啊，寫下這句話的原上海市市長陳毅肯定也想不明白一個世紀后的上海，明明是你伸的手，為什么被捉的卻是我呢？

最后，隨文免費附送陳毅的作品

《七古·手莫伸》： 陳毅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黨和人民在監督，萬目睽睽難逃脫。汝言懼捉手不伸，他道不伸能自覺，其實想伸不敢伸，人民咫尺手自縮。豈不愛權位，權位高高聳山岳。豈不愛粉黛，愛河飲盡猶饑渴。豈不愛推戴，頌歌盈耳神仙樂。第一想到不忘本，來自人民莫作惡。第二想到黨培養，無黨豈能有所作？第三想到衣食住，若無人民豈能活？第四想到雖有功，豈無過失應慚怍。吁嗟乎，九牛一毫莫自夸，驕傲自滿必翻車。歷覽古今多少事，成由謙遜敗由奢。

周其仁：民營工業很爭氣
——金融危機沖擊下的中國工業增長

這次金融危機中國經濟快速恢復，但出口部門還是遭受很大沖擊。出口增長率從30%下跌為-20%，減少近50個百分點。出口下跌，首當其沖的是民營工業。首先，國有企業所在行業如電信、石油并不受到全球市場緊縮的直接影響。其次，政府主導的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中，大量項目優先給國有企業。第三，盡管民營工業融資難問題近來引起政府高度注意并出臺了很多政策，但客觀地看中小企業、民營企業所獲得的融資相對較少。

但危機前后，民營企業增長持續高于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也高于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總體。2007年以來，民營企業工業增加值平均比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工業增加值高出10個百分點。今年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長率出現下降，民營工業企業利潤下降情況也好于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和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總體。所以說“民營工業很爭氣”。

改革開放30年中，對待民營企業一直有不同意見，最近也有反面意見要對民營企業進行“階級斗爭”。但是，提出一種主張必須考慮其后果。如果沒有民營企業，目前的經濟狀況也會面目全非。首先，總體工業增長率會大幅下降。其次，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自身增長率也會下降。一方面，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組織形式受到民營企業很大影響。另一方面，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與民營企業有很多來往，很多項目的材料、設備、零部件都需要民營工業供應。

民營工業在“保增長”過程中表現較好原因主要有三點。一是民營企業具有體制優勢，利益得失與經營者直接相關，激勵機制發揮積極作用。二是民營企業競爭政府項目。經濟刺激政策將很多項目直接分給政府和國有企業，政府和國有企業拿到錢以后需要購買東西，會間接增加民營企業訂單。民營企業也會參與競標和投資。三是民營企業規模小，轉型快。

從工業增長值份額看，過去十年民營企業份額持續上漲，國有及國有控制企業份額持續下降。由于民營工業增長高于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可以推斷，民營企業份額增長態勢仍將繼續。這正符合十七大“平等競爭”的方針，誰的競爭力強，誰的份額就大一點。

最后談四點啟示。首先，抗擊全球經濟下行沖擊中，體制政策非常重要，這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關鍵。中國不像發達國家只要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就能料理一切，促進中國經濟增長需要在改進有微觀基礎上有針對性政策。其次，民營企業政策不能大起大落，不能隨著經濟周期波動。處理環保問題、社會責任問題、勞工關系問題要平等對待民營企業。第三，盡管民營企業增長很爭氣，但是民營企業無法單獨決定經濟綜合效率。很多訂單來自政府項目，也要看政府項目本身有沒有效率。這些政府項目收益至少要能夠支付利息。本周國務院會議指出“更加重視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效益并不由民營企業單獨決定。最后，既要從“危”中見“機”，也要到“機”中見“危”，貨幣信貸多發后，包括資產價格在內的物價總水平和相對價格都會發生很大改變。民營企業需要關注這些環境的變化，民營企業做好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撐。

　　在北京的一些郊區縣城，有一種5元出租車。我有機會對某個縣城的5元出租車進行了初步考察，考察得到的信息如下。

　　5元出租車，顧名思義，就是每次5元車錢的出租車。縣城一般都不大，從這頭兒到那頭兒也沒有多遠。一般人乘坐出租車的距離也就是三五公里，甚至更短。5元的車錢應該是有利潤的。

　　若干輛5元出租車自愿結合在一起（某個車隊有60輛車），每輛車的司機每月拿出一份兒錢，湊在一起，共同雇用一個或幾個調度員。這些調度員負責接聽乘客的要車電話，然后把活兒分派給出租車。

　　這個份兒錢，我了解到的一家是每車每月300元。也就是每天10元。據觀察，5元出租車的活兒不少，車子基本閑不住。那么，每天拿出兩個活兒的收入雇用調度員，不算什么沉重的負擔。相比北京市內出租車每月五六千元的份錢，少多了。

　　調度員的工作方式是這樣的：接到乘客的要車電話以后，首先判斷5元的車價是否合適。絕大多數情況，5元都是合適的。乘客只要說清楚起止地點就行了。但如果某個活兒的距離格外長，調度員就會和乘客商量：您能不能加上一塊錢、兩塊錢？我的經驗是：頂多加上兩塊錢，足夠了。而且加錢的情況不多見。

　　價錢談妥以后，調度員就會告訴乘客，前去載客的出租車的車牌尾號和品牌、顏色，比如，尾號為1234的灰色夏利。放下電話后，調度員就會給那輛車打電話。接到電話的司機按調度員的指示趕去接乘客。

　　調度員如何確定把活兒分配給哪輛車呢？我沒有見過調度員實際工作的樣子，但我估計他們會有一張大地圖，把各輛車的位置標在地圖上。當有乘客要車時，調度員根據地圖上各個車的位置，指派距離最近的車前往。這不僅符合公平的原則，也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空跑，節約成本。

　　調度員怎么知道各個車輛的位置呢？是這樣的：當司機按調度員的指示在某地接上一個顧客以后，一開車，就會給調度員打一個電話（這是不是違反交通規則？）。一是確定這個活兒落實了，他順利接到了乘客。另外，司機要告訴調度員，自己接下來要去哪里，這樣，調度員就知道他的位置所在了。調度員在地圖上改變這輛車的位置，然后如果再有乘客要車，就可以就近派車了。

　　司機和調度員如此組織好以后，就可以開始運營了。之前，要印發大量的宣傳卡片。這種卡片如名片般大小，上面寫著“5元出租車”和要車的電話號碼。卡片被散發到各個居民小區和商業場所，隨處可見。我手里就有好幾張。我把號碼記在手機里，因為確實用得著。

　　5元出租車畢竟利潤很低，因此，車都是小排量，夏利、吉利、奧拓之類，為的就是盡量節油。對于乘客來說，這沒有多大妨礙。我坐過幾次，感覺車雖然小一些，但車況尚可，衛生也不錯。再說，距離很近，即使乘坐時擁擠一些，也不要緊，忍耐一下就到了。

　　在這些縣城里，5元出租車屬于新生事物。原有的出租車的價格要高一些，10元起步。但這些出租車一般都是較大的車型，桑塔納、現代一類。

　　5元出租車和其他出租車，按照政府的規定來判斷，都屬于黑車。不過，在這些縣城，似乎很少見到北京市內那種帶頂燈的正規出租車。畢竟，市場環境不同。縣城不像北京市內那樣有大量的流動人員。那種在街上巡行式的“掃街”出租車顯然不適合這種環境，很可能入不敷出。大多數出租車都在各個小區門口或者商業中心地帶“趴活兒”，守株待兔。

　　5元出租車的出現，搶了不少“趴活兒”出租車的生意。有一些“趴活兒”的司機，便轉而加入了某個5元出租車隊。不知道這算是下海，還是上岸。

　　這些遠郊區縣，對黑車的打擊力度不如北京市內嚴厲。不過，北京市內的黑車數量也不少，并沒有因為嚴厲打擊而消失或者減少。但據了解，遠郊區縣也曾有過打擊行為，甚至有過激烈的沖突。縣城內，有中巴大小的公共汽車。車價原來為1-2元，后來降到0.5-1元。這種公共汽車的經營者曾會同政府嚴厲打擊5元出租車。期間據說還發生過暴力沖突。但管制終歸是無效。后來，政府逐漸放棄了打擊，部分承認了黑車的合法地位。5元出租車也因此得到了發展空間。5元出租車隊的數量增加了不少。

　　作為乘客，我體驗到，這種出租車很方便。首先，價格很低廉。尤其在坐過北京市內的出租車以后，坐這種5元出租車，尤其感覺便宜。其次，要車很方便。出門前在家里打電話要車。基本上出門下樓到小區門口以后，車子就到了。拉門上車，十分方便。如果打電話的車隊恰好在附近沒有車——這種情況很少見，但也出現過，那不用廢話，只要給另一個車隊打電話，一般就可以叫到車了。

　　實在叫不到車，或者你攜帶的東西比較多，小區門口不是還有“趴活兒”的出租車嗎？多花上5元錢就行了。做人也不能太節約了。

　　在5元出租車的運營體系中，可以發現好幾個有意思的地方。

　　首先，調度員實際上是司機的雇員。在一般的運輸公司中，調度員好像是在領導司機，但在5元出租車隊，調度員雖然也是在管理司機，但真正的老板是司機。類似的例子是以前長江上的纖夫。據說，拿鞭子監督纖夫的人，其實是纖夫花錢雇來的。纖夫們需要確保所有人都必須努力工作，為此，他們愿意花錢。同樣，5元出租車需要有人幫助他們收集整理信息，為此，他們也愿意付費。

　　其次，通訊手段的發達和廉價，是5元出租車能夠出現的重要條件。在一個活兒中，至少車隊方面要打兩個電話。調度員要給司機打一個電話，司機還要給調度員回一個電話。這些通訊都要靠手機來進行。如果無線通訊的費用很貴，5元出租車很可能就不合算了。5元出租車實際上是一種類似于“按需生產”“訂單式生產”的經營模式，這種模式很節約資源，基本上很少空跑，但這種模式要求具備相應的信息搜集整理手段。信息處理成本的降低很有利于這種高效經營模式的出現。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政府管制的放松。管制放松給民間自發的自我管理制度提供了發展空間。5元出租車的現實表明，如果政府放棄管制，黑車并不會就此走向混亂和無序，相反，他們會迅速找到或發展出自我組織方式，建立起靈活高效的分工和協作體制。那些認為政府不管事，天下就會大亂的人，應該換換腦筋了。

 

為什么央企責任大？

李華芳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日發布了名為《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報告(2009)》的報告，中國遠洋、國家電網和中移動位居前企業社會責任指數排行榜三名。報告還稱企業規模越大，社會責任指數越高，并且中央企業和國有金融企業的社會責任指數遠遠領先于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當然這里首先要說明的是，社科院這份報告只統計了100家企業，其中88家是央企和國企，有11家民企，還有1家外企。社科院的報告結論是央企社會責任大于民企大于外企。這當然是一個連瞎子都不會否認的結論。實際上，如果只調查央企的話，相信社科院會得出“央企社會責任高，民企沒有社會責任”的結論。

當然社科院的這份報告還自己定義了“社會責任”，把社會責任分為“責任管理、市場責任、社會責任和環境責任”四個一級指標，其中，責任管理包括是責任治理、責任推進、責任溝通和守法合規；市場責任包括股東責任、客戶責任、伙伴責任；社會責任包括政府責任、員工責任和社區責任；環境責任由環境管理、節約資源能源、降污減排。但這份報告居然沒有進行多重共線性檢驗，簡單來說就是市場責任可能對責任管理中的責任治理有很大的貢獻作用，需要將這種影響在統計結果中剔除。另外，責任管理與市場責任、社會責任和環境責任處于同一級指標，也讓人哭笑不得。不過也可能是公眾誤解了，因為社科院這份報告可能是給社科院的學生們的統計學課程改錯用的習題。

正本清源，什么是企業社會責任呢？按照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看法，企業唯一有的社會責任就是將利益最大化。利益最大化就是為社會承擔了最大的責任。背后的邏輯是，企業只管賺錢，政府征稅，稅收補貼公共產品，相當于企業為社會提供了公共產品，也就是企業承擔了其應有的社會責任。并且這樣做的最大好處是，效率高。

當然，從事非營利事業的專業人士也指出，實際上相比于企業利益最大化之后向國家納稅而言，通過稅收優惠直接捐贈給非營利組織，藏富于民而不通過國家的再分配，能夠更加有效實現對社會的責任。因為相比于政府而言，專業的非營利組織更具有效率。資中筠在《財富的歸宿》一書中談到美國公益基金會發展的歷史，就清楚說明了上述邏輯。更加值得一提的是，比爾·蓋茨棄商從善的行為，表明的是，即便是在非營利事業部門，企業家才能也大有可為之處。相比于傳統的從事非營利工作的專業人士，企業家的加盟可以使得非營利組織借鑒到商業上的有效運作途徑，從而進一步提高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效率。

如果從上述道理出發，那么所謂“央企社會責任指數高”是什么意思呢？應該是說央企賺錢效率高。但通篇公眾只看到企業規模大，而沒有表明企業的效率高低的數據。同樣時間內，投資1000元賺8元和投資100元賺1元，顯然是后者效率為高。而因為規模被排除在外的民企，極有可能在社會責任方面的支出占規模比，遠遠高于央企和國企。

退一萬步說，這個報告結論可以接受，那么有意思的問題是，為什么央企會責任大呢？其實這不過表明央企并不是真正面向市場的企業。一方面央企憑借政策支持而獲得行政壟斷地位，有很高的壟斷利潤；另一方面這也導致政府并不將央企國企當作真的企業，而是將它們看成會賺錢的政府分支，或者應急時候的提款機器，要求它們承擔原本由政府承擔的職能。也不過是說，“政企不分”是央企責任大的原因所在。

© 文責自負…

      中國改革成功，給全世界帶來福利

　　茅于軾
　　天則經濟研究所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年，我們親身經歷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中國變化不僅僅對中國有意義，更對全世界也有深刻的意義。中國變化可以目睹的事實，就是財富的極大增長。全世界都關注中國的原因，就是它完全擺脫了貧困的面貌。但是脫貧之外背后還有更值得注意的含義。

　　中國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是絕然不同的兩個階段。前三十年是一步步倒退，幾乎走向毀滅的過程。后三十年是幡然改悔，一步步走向成功的過程。一個人遇到巨大的打擊會奮發圖強，反而取得驚天動地的成就，一個國家好像也有類似的轉變。六十年前，人民共和國成立，毛主席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那時候雖然中國人民還沒有站起來，但的的確確是中國人民能夠站起來的百年不遇的機會。在此以前的一百年里中國人是不斷遭受屈辱的時代，也是內亂不斷民不聊生的時代。1949年迎來了和平。中國人有可能專心一意地建設國家，不會碰到不可抵御的外部干擾。三年恢復期過后1952年開始了第一個五年計劃。那時候全國有一種欣欣向榮，蓬蓬勃勃，充滿朝氣的氣氛。全國人民萬眾一心，建設事業高速推進。但是好景不長，第一個五年計劃還沒有結束，事情已經明顯走偏。1957年的反右派啟動了新中國完全不同的一頁，中國義無反顧地走上了由一個人專制獨裁的道路。

　　其實在此以前，事情已經有了變化的端倪。全國解放，中國從遍體鱗傷的十多年的戰爭廢墟中安定下來，新的時代開始了。中央政府應該捐棄前嫌，團結全體人民共同向前。可是新政權沒有寬恕過去的敵人和已經放下武器的俘虜，而是大張旗鼓地鎮壓反革命，殺了七十萬人，被關的數倍于此。在農村實施殘暴的斗爭，分地主富農的財產，甚至消滅他們的肉體。在城市的三反五反運動中故意擴大化，傷害了許多擁護新政權的同情者。再后的反胡風，批電影武訓傳，后來發展為反右派，都是尋找并不存在的敵人，甚至把朋友變成敵人。從反右以后中國國內再也聽不到不同的聲音。政策的錯誤只能越走越偏，任何自我糾正的功能都被徹底消除了。直到發生餓死三千多萬人的大饑荒，這是中外古今歷史上空前的，人為的大災難。

　　前一個三十年是用一場十年“浩劫”來結束的。這是中國歷史上曠古未有的，自我殘殺的瘋狂行為。文革把全國人民都動員起來，彼此找茬，挑起仇恨，把人民的聰明才智統統都用來人斗人。一切社會所必要的生產活動統統都讓位于階級斗爭。同時把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傳統徹底顛倒翻個，關閉了所有的文科大學，大學招生人數從1965年的67萬人降低到4萬人。讓工農兵上大學講壇，代替原有的教授。這還不夠，又燒毀一切能見到的古代書畫，砸毀所能見到的一切古董和有歷史意義的建筑，毀掉所有從外國輸入的先進文化，把中國變成沒有歷史，沒有傳統，沒有財產，沒有科學文化的赤貧之國。

　　這場浩劫是偉大領袖親自發動，親自領導的。但是如果沒有全黨的認同，沒有全國人民的響應也搞不起來。所以客觀地講，責任也不全在偉大領袖一個人身上。如果他到美國去發動文化革命，未見得大多數人會響應他。現在個人獨裁的制度已經結束，但是如果再有風吹草動，我們的百姓會不會以別的形式再次掀起類似的內部斗爭，也未可知。從這一點來看，雖然我們在經濟建設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但是在百姓成熟為理性而又有獨立思考能力的民族方面，進步實在非常有限。

　　到文革結束時，約有近三億人口每年缺幾個月的糧食，年年都要餓上一個春天。城市百姓買東西多數都要票，供應極其緊張，很少能吃上肉，人均住房面積比三十年前減了幾乎一半，因為人口增加了80%，而住房基本上沒有建。這是先生產后生活的政策所決定的。講人均GDP肯定不如1945年抗戰勝利的那一年，除非計上軍工生產的產值。

　　到文革結束的時候。全國的農民，知識分子，老干部全都強烈要求改革，工人也不反對，因為他們二十年沒有加過工資，雖然當了領導階級，一點實惠都沒有。物價雖然沒有漲，但是憑票憑證購買的東西越來越多，供應一天比一天緊張，生活水平實際上是下降的。“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的一句空話究竟不能當飯吃。工人也要求改革。于是在鄧小平領導之下改革勢如破竹，沒有多大的阻礙。盡管對改革的方向有所爭議，但是鄧小平訪問美國之后，方向問題也基本上看準了。有點爭論主要是馬克思的理論和市場經濟的理論有沖突。比如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要不要發展私人經濟，雇傭關系是否允許存在，公有制是不是寸步不讓，股票市場允不允許開放，賺錢是不是剝削等等。但是在實用主義的指導下，不中用的理論不得不退讓。賺錢壓倒了一切，全民奔向致富之道，誰也抵擋不住。改革后的三十年就是賺錢的三十年，也是財富創造的三十年。現在中國已經換了一個國家了，已經脫胎換骨。但是農村改變不大。就城市而言，中國的城市與世界上大多數的城市比毫不遜色。中國徹底擺脫了貧窮落后的稱號，屹立于世界。這是三十年前誰也沒有想到過的，連做夢也沒想到的。

　　改革成功的經驗是什么？簡單說，就是賺錢。過去的方針政策，總路線，工業化，學大寨，以鋼為綱，以糧為綱，戰天斗地，統統都不對，而賺錢是對的。過去評判賺錢，說是資本主義。賺錢和其他各種說法的不同點就在于賺錢是一個用價格配置資源的方法，它能提高全社會的經濟效率，避免浪費。其他各種說法都導致不顧成本的巨大浪費。

　　要賺錢就要保護私有財產，要擴大個人自由，要有自由選擇，能夠創辦企業，有大體上的公平買賣，還要能擴大市場，溝通海外。這一切都為了賺錢服務。所以中國的財富極大地增加了。在追求財富的帶動下，有了錢一切都有了。不但大家都吃飽了，鋼產量增長了二十多倍，居世界第一，發電量據世界第二，原來設定的目標差不多都實現了。但不是通過工業化或大煉鋼鐵，而是通過賺錢。市場化的改革以鼓勵交換為特征。交換能夠創造財富，而勞動不一定帶來財富。所以戰天斗地并沒有增加財富，縮短勞動時間，財富反而增加了。

　　全世界還有近二十億貧困人口。他們迫切需要致富。中國的經驗對他們非常有用。市場化是最主要的經驗。在此期間國家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因為它負責制定大政方針。中國在過去的三十年中實施的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市場經濟。世界上別的國家都是在民主政治下開始市場化的，唯獨中國是在專政條件下搞市場化的。中國市場化的起點是毛澤東的統治，那時候中國人幾乎就是奴隸，沒有任何起碼的權利，只能做革命機器上的螺絲釘，只有干活的份兒。

　　改革前和改革后，同樣都是無產階級專政，但是效果完全不同。問題在是誰在專政，是為了個人私利還是全體人民的利益。在過去的三十年中有一批有眼光的領導人，把握住國家利益的大方向，抵制了各種方針政策的干擾，引導中國走上了市場化的道路，沒有發生太大的偏差。在此期間政治基本是穩定的，沒有像許多發展中國家經常發生的軍事政變，或暗殺國家領導人。三代領導人的替換，沒有腥風血雨，而是通過和平手段完成的。對政治犯停止了死刑鎮壓。特別是大大地減少了由于國家行為導致大量無辜百姓死亡的事例。改革前的三十年總共約有近五千萬無辜百姓因政治原因死去。包括大饑荒，斗地主，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清理階級隊伍，歷次運動中被迫自殺的，被紅衛兵打死的，活埋的，雙方為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武斗死的。那時候死一個人真是輕如鴻毛。改革后的三十年這類原因死的人總數大概不到十萬人，包括抗越自衛反擊戰，█████，每年躲貓貓之類死的人。現在政府要處死一個人不得不十分謹慎小心。人的生命大大地重要了。

　　以大多數人的利益為導向的專政，確實比民主政治更有效率，至少就財富的創造而言。民主政治的原則是每一個人都同樣受到保護，每個人的權利都是平等的。但專政可以侵犯少數人的利益，只要對大多數人有利。就全社會而言顯然財富總量能夠更快地增長。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國企的改革。為了全社會的利益，效率低下的國企必須改為民營。在此期間受損的是國企的員工。他們失去了鐵飯碗，被迫進入沒有保障的市場大潮中去討生活。只有一部分下崗工人的生活得到改善，許多下崗工人生活有所下降。他們為改革付出了代價，得益的是整個經濟，全社會的經濟效率得以提高。中國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中最困難的國企改革就這樣基本完成了。在其他轉軌經濟中，國企改革沒有一個能像中國這樣比較順利。在一個民主國家里，侵犯一部分人的利益更是行不通的。再如中國參加世貿組織，由于貿易開放，會有一些行業受損。在民主政治里這種決定要拖很長時間，但是中國由于專政，不同意見只能說說，改變不了政府的決定。中國參加世貿組織獲得極大的利益。在民主政治中，壞事做不成，好事也很難做成。政府表現軟弱，吵吵鬧鬧，舉步艱維。而專政政治能夠“心想事成”。大多數的改革都能使財富增加，但是由于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損，社會矛盾也在激化，埋下了隱患。要不是最低收入的群眾生活也有了實質性的改善，改革使兩億多人脫貧，中國這個矛盾重重的國家早已穩不下來了。

　　以人民利益為導向的專政能夠防止經濟的動蕩，過去的三十年只有極少數的過熱和過冷。相對平穩的經濟環境對企業發展非常重要。新生的小企業都很脆弱，經不起宏觀環境的大起大落。中國政府能還有效地穩定幣值，只有極少數幾次明顯的通貨膨脹。人民幣的穩定甚至比美元都好。這些條件保證了眾多的小企業的成長。更有一點，即政府興建了巨大的基礎設施，高速公路，鐵路，港口，機場，地鐵，電站，通訊網路，這對于一個幅緣遼闊的國家而言是至關重要的。這方面的業績中國遠遠超過了一般的發展中國家。如果在一個自然生長的經濟體內，沒有政府的主導作用全靠經濟自發的力量，如此規模的基礎設施沒有一百多年是搞不出來的。

　　中國人的勤勞致富不但在改革中的中國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這一文化傳統也使并不處于改革中的華僑多能在外國致富。不論利潤有多微小，中國人也會不辭辛苦地去追求。所以中國商人能夠滲入世界各地，在陌生并險惡的環境中取得成功。改革后這一勢頭有增無減。勤勞的中國人又能壓低消費，增加儲蓄。三十年中儲蓄率一直保持在30%到40%，甚至更高的范圍內。中國既有充足的勞動力，又有充足的資本，不需要借外債也能有高增長。更由于開放政策，外國先進的技術和管理使勞動和資本如虎添翼，迅速改變了原來落后的狀態。

　　以大多數人的利益為重的專政，加上得當的經濟管理，勤勞的文化傳統，使得中國創造了史無前例的巨大成功。在慶祝建國六十周年的時候，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最大問題是專政下的市場經濟能不能再有幾十年的穩定增長。我認為這個問題的答案在于專政者能不能跳出自我利益的約束，進而保護統治集團之外的人的利益。并且這個政治是由精英分子來管理的。如果我們環顧世界各國，凡是政治上長治久安的國家，無一不是精英管理，并優先照顧基本群眾的利益。這二者缺一不可。道理很簡單，管理一個現代化的國家非常復雜，沒有精英的專業知識是不能勝任的。但是這個精英集團必須優先考慮廣大群眾的利益，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廣大群眾之上。

　　拿這兩個條件來看當前的中國社會，專政條件下的市場經濟正處于搖搖欲墜的狀態。執政的共產黨宣稱“除了人民的利益沒有自己的利益”正在起變化。司法一直不能獨立，明顯地偏向于權勢集團，受欺侮的百姓無路可走，不得不千辛萬苦地走上訪之路。言論自由日見遙遠，信息控制變本加厲。結果是群體事件使專政者窮于應付，風聲鶴唳，神經緊張。法律已經通過的領導干部財產申報制，十幾年來不能實行。專政者的利益已經超過了民眾的利益。近二十多年來利益集團的生長非常快速。各個不同的利益組合日益牢固，并且通過權錢交換延伸到專政工具之內。要改變這一趨勢，沒有強有力的黨內力量和社會力量的結合，決非易事。

　　如果統治集團以自己的利益為重，進而侵犯他人的利益，這樣的專政肯定是長不了的。其下場往往是群眾性的造反，走人類歷史已經重復幾百次的革命，專政，反革命，再專政，反反革命，……這是一條萬劫不復的路，是生命涂炭的路。民主政治可以防止這種革命和反革命的反復。但是民主政治如果導向一個群眾治理的政府，缺乏精英的參與，政權還是穩定不了。這樣的經驗在歷史上有過多次發生。巴黎公社就是一例，中國的解放軍奪取政權又是一例。雖然在解放戰爭中有不少精英參與，但是在槍桿子說了算的環境下，他們不得不受控于暴力。解放后表面上有些知識分子參政，但是原則還是“打江山，坐江山”，精英分子完全沒有決策權。現在中國的政治越來越走上精英治理，政府的構成越來越知識化，有學位的人越來越多，歸國的學者也不少。但是如果發生政權的更迭，是群眾治理還是精英治理就很難說了。

　　中國改革成功，給全世界帶來福利。中國制造的低價商品提高了許多國家里中產階級的生活水平，而且幫他們在促進經濟繁榮中避免了通貨膨脹。中國名副其實地充當了世界經濟的火車頭。但是從促進人類文明的進步，知識的創造方面仍然非常落后。芝加哥大學一個學校有七十多人獲得諾貝爾獎，中國十三億人沒有一個得獎的。比中國小得多的國家，窮得多的國家都有人得獎，在這方面中國排在世界的最末尾。這和中國政府的思想鉗制，黨化教育密不可分。而且直到現在沒有任何跡象試圖改變。在慶祝60年國慶中，失敗的前三十年一字不提，試圖向年輕的一代人掩蓋這一段時間的不良記錄。這種策略不但耽誤了中國的下一代，也不能為中國帶來國際聲譽。實力如此強大的中國，和單槍匹馬的達賴喇嘛斗爭中，人家總是相信達賴喇嘛所說的，懷疑中國政府所說的。

　　中國正走在十字路口。或者繼續三十年的輝煌，或者進入不穩定的搖擺期，甚至于發生騷亂。何去何從，要看中國人從上到下有沒有智慧把握自己的命運。蒼天保佑吧！

這種向農民許愿要復活減反制度而弄選票算不算賄選？開玩笑，這當然不是賄選了，選民選你就是認準了你能給他們帶來經濟利益，真的為了像《中國不高興》的那些作者們提出來的一個看不見摸不著不能吃不能喝的“大目標”去選舉的那不是選民，而是SB，那樣除了希特勒之外什么人都選不出來。

賄選一般是指某個人為了當選而向某具體選民用金錢或其他手段買選票，政黨在選舉時候提出的在實質上使某些不特定人數的社會集團得利的執政綱領當然不在此列。但有時這種賄選行為很難定義，比如麻生在今年年初發的每人一萬二千日元的“地區振興券”就被不少人形容為“賄選金”，無論是否真的觸犯了《公職選舉法》，這種直接以金錢為單位計算的利益總讓人聯想到“賄選”。

減反談不到賄選，但民主黨這次拿出來的其他東西還真有些“賄選”的主觀愿望，其中向選民許下的愿主要是這么幾樣：

1.              初中畢業以前的兒童一律每個月26，000日元的津貼（按現在的匯率大概295美元左右）。

2.              公立和私立高中生每年分別12萬和24萬日元的津貼，實現高中教育的實質上免費。

3.              廢除和汽車有關的暫定稅率。

4.              高速道路免費。

反正就是減稅加福利，你說好不好？這樣選票就會滾滾而來了。老冰也想不清楚這到底算不算賄選，問一位有名的慶應大學法律系的高材生這個問題，那位也很為難地抓起了頭皮，說去找最高裁判所（最高法院）的判例去，這一去就不見了蹤影。

其實老冰也知道這不是賄選，因為這賄的不是一兩個人，而是一個浩大的百分比，這里說“賄選”是為了說著方便。

賄選要有資金，這許下的第一個愿就每年需要3.7萬億日元（大約420億美元），這可不是一錘子買賣，是每年都需要的，錢從何來？

議會到底是干什么的？政府到底是干什么的？

說具體了，議會就是批準政府提出的預算，而政府就是向議會提出預算，得到批準以后執行預算，然后向議會報告決算。

就是說議會管分錢，政府管用錢，議會和政府的功能的根本就在一個錢上。什么立法權和行政權（這兩個權力以后還會說到）全是忽悠的東西，議員的權力不在于他能弄出一個十三不靠的法律，那嚇不到人。理論上在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誰也弄不出一條只對一部分人有效的法律（不排除特殊情況和特殊地區）。

議員的真正權力在于他能影響預算，而政府的權力也就在能編制預算，日本中央政府在使用預算之外其實對地方政府沒有任何其他的實質性權力，地方政府的首長，不管是知事市長還是町長村長都是選出來的，其他非民選官員也是按照《地方公務員法》選拔的，人家只對各縣市町村議會負責，中央政府根本過問不了。中央政府能夠拿人家一下就只有預算中歸中央各省掌管的那部分，你要立項老爺沒錢。

所以每年政府造預算都十分熱鬧，每年八十幾萬億的國家預算除了償還國債的那部分之外，區域部分大致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全有交代，你許下那么多愿，如何實現法？大凡稍微有一點常識的人都知道民主黨是在胡說八道。

但大家就是明知道民主黨是在胡說八道還是投了民主黨的票。

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呈現的公共資源與企業邊際兩大課題， 恰好是中國經濟和中國社會的最大軟肋

特約撰稿  蘇小和

這個夜晚的19點是如此美妙，從斯德哥爾摩傳來消息，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同時頒給了埃莉諾·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與奧利姆·E·威廉森(Oliver E.Williamson)兩個人。如果是奧斯特羅姆一個人獲獎，或者是我更加熟悉的威廉森一個人獲獎，我是不會使用美妙這樣的辭藻的。一個人不好，兩個人可以互相取暖。當威廉森和奧斯特羅姆站在一起，我似乎看到了人類社會孜孜以求的美妙經濟學世界：一個平衡的公共資源經濟治理結構，一個邊際效應最大化的企業發展框架。兩者相互結合，帶給人類社會最大的福祉，也帶給每一個有尊嚴的個體最大的福祉。

我的朋友李華芳對兩位獲獎學者的總結非常簡練且準確。他說奧斯特羅姆一直在研究不同制度如何影響公共選擇過程形成集體行動；而威廉森則在交易費用如何影響合約結構界定企業邊界的向度上發掘出了偉大的成果。而北京的梁小民教授在場域的劃分上有他自己的界定，他認為奧斯特羅姆是公共的，而威廉森則是企業的。

國內大多數人對奧斯特羅姆比較陌生，事實上，她一直與中國有關，并有幾個學術品質相當不錯的中國學生，比如中國人民大學的毛壽龍教授，中國政法大學的王建勛教授。這幾年，在圈子之內，一直傳言奧斯特羅姆將要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兩個月前，毛壽龍邀請奧斯特羅姆來北京講學，王建勛還問過此事，她哈哈一笑，把傳言當成了一個笑話。如今傳言變成了現實，最激動不已的，當然是王建勛。消息一出來，他就努力給奧斯特羅姆打電話,可惜都未接通，只好電話留言，向老師表示祝賀。在王建勛看來，奧斯特羅姆獲得諾獎，其意義不同凡響，這至少意味著，諾獎評審委員會終于認識到，關于人類自治能力的研究將為解決政治經濟問題開創一條新路。

至于威廉森，相信經濟學圈子里的人都對他熟悉有加。這位新制度經濟學的命名人，沿著哈耶克、科斯和布坎南的學術世界一路走來，將新制度經濟學帶入了一個更加細致、更加幽深，同時也更加有針對性的偉大境界。對于所有熱愛制度經濟學的讀書人而言，威廉森都是一個繞不開的響亮名字。因此，當秋風聽到威廉森獲獎的消息，一點都不意外，只是簡單說了4個字：實至名歸。

但我想繼續說下去:當奧斯特羅姆的公共資源研究成為諾貝爾獎醒目的桂冠之時，我們對公共這樣的課題究竟理解多少？看看我們身邊的這個國家，公共有時候甚至是一個敏感詞，或者是政府的一個代名詞。我們只有政府主導，我們沒有公共參與。不僅政府以為這樣的局面是理所當然，我們的人民——我是說由一個個具體的人組成的團體，而不是抽象的總稱，也是理所當然地認為，一切的公共資源都必須交托在政府手上，他人無權置喙。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由此出現。在我們的國家，鐵路是政府的，銀行是政府的，石油、通信、能源當然也是政府的。教育是政府的，醫院是政府的，科技也是政府的。政府像個無所不能的大善人，計劃著，或者說主導著這個國家的一切，一切的思考，一切的吃穿住行，一切的憤怒，一切的歡樂，等等。

但問題就在這里。當政府將一切的行為集于一身，這將牽涉到多少計數的交易成本。捫心自問，我們的政府是不是浪費的政府？我們的企業是不是成本最高的企業？新制度經濟學就是在這樣的層面誕生。從科斯的“交易費用”理論，到今天威廉森的“企業邊際”研究，今天的制度經濟學已經將國家制度、法治、文化傳統等諸多變量納入到經濟學的場域。任何一個試圖發展的國家，當它僅僅用一種計劃和壟斷的方式來主導經濟發展的時候，如果它不是出于狂妄、愚昧和無知，“交易費用”的拷問就必然陳列在它的面前。
這些年來，中國的經濟學家周其仁先生一直沿著“新制度經濟學”和“交易費用”的路徑考察、分析中國經濟和中國企業。他曾經直指中國大部分企業缺乏規范的企業行為方式，缺乏對商業文明的基本認同。當一個市場體系的“交易費用”大到人們無法接受的程度，企業家的行為選擇必然是放棄，是逃離。沒有人天生就愿意為了一筆生意去酗酒，沒有人天生就喜歡行賄、喜歡拉關系走后門，沒有人天生就喜歡在一種曖昧的、模糊的狀態下做生意，更沒有人天生就喜歡名目繁多、操作無序的工商管理制度和稅收制度，也沒有人天生就喜歡偷竊和模仿別人的技術。而這正是中國企業的本相。企業家都不愿意面對市場的不確定性，因此在30年的發展中，漸漸有意識地丟掉了不確定性因素尤其是“交易費用”高企的國內市場，轉而大面積依賴相對確定的國際市場。在這樣的意義上，周其仁先生的研究是新制度經濟學在中國最有影響力的拓展。 

如此看來，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呈現的公共資源與企業邊際兩大課題，恰好是中國經濟和中國社會的最大軟肋。我們的公共資源需要走向一種多元均衡的狀態，我們的企業必須要解決交易費用持續增高的局面。這是中國經濟社會的一體兩面。感謝奧斯特羅姆，感謝威廉森，感謝兩位大師同時站在了諾貝爾的領獎臺上，是他們的同時出現，讓我們如此清晰地看到了這一點。

最近哈爾濱出租行業爆出天價“黑市”，一輛車被炒到40萬，當然毫無疑問其中大部分是用于支付“運營牌照”的價格。令人不解的是，哈爾濱市政府拍賣出來的牌照不超過4萬元，怎么到了開車的人手里，價格就暴漲這么多？這主要是因為政府拍牌照的時候，通常先賣給了公司，通常政府又插了一腳在這些公司。所以私人直接拍到的可能只占牌照總數的10%不到。而掌握營運牌照和車輛的出租車公司，就利用手中的資源將經營權以每臺車每個8年經營周期6.8萬元左右的價格賣給中間人，中間人加價后以10萬元、11萬元左右的價格賣給倒車者，倒車者再把車帶手續發包給最后的承租人。中間層層轉賣分包，導致了價格飆升。

事實上，這并非哈爾濱“特產”，上海也是如此。當然有人可能會疑惑，這么多人買來買去，不是表示市場活躍競爭充分有效么？表面上如此，實際上不然。這就跟黃牛一樣，實際上不是人人可以做黃牛，黃牛往往除了其商業嗅覺敏銳外，還需要有關系，包括得到相關的消息以及接觸到相關的人。當然，最重要的是，這個行當是一個供給稀缺的市場，不管是數量有限的張學友演唱會門票、浦東八佰伴商場數量既定的兌換券、還是總量控制的出租車牌照，莫不如此。

數量有限，很多人要，就會發展出中間環節來配合供給和需求這兩頭。與張學友演唱會門票和八佰伴兌換券市場不同的是，出租車牌照是政府控制供應，而前兩者是市場自己調節。政府控制供應的結果就是造成行政性壟斷，并且形成巨大的租值。而政府官員如果直接向個人索要好處將牌照賣給他的話，就會面臨法律上的風險。因此在這個環節引入了形式上的拍賣，但問題是得到大批牌照的卻是政府參股的公司，這就很難說是在拍賣環節做到了真正的市場化。

而出租車公司因為種種原因得到了極為稀缺的牌照資源之后，就對承租司機收一個高價“份子錢”。盡管市場上有眾多的承租人看起來構成充分競爭市場，但因為源頭的扭曲未得到糾正，使得承租人實際上陷于窮困的境地。以上海為例，2008年，扣除油料、維護費用后，一輛兩個司機的出租車每人的月純收入約為3000元，油料費約為6000元，上繳公司的“份子錢”卻達到約10500元。而上海人均收入約每月2900-3000元。一個“的哥”如果要獲得平均收入，一天卻需要工作10-12個小時，還不能發生任何事故，其本質就是“的哥”收入低于人均水準。

當然不管怎么樣，乘客支付一定的報酬后，至于在出租車公司與中間人和承租司機之間如何分配，其實已經與乘客無關。但細究起來并非如此，如果承租司機要花更長的工作時間才能獲得所謂的平均工資，，那么其長時間工作就為交通安全埋下了隱患，這卻是與乘客息息相關的。另外一個問題是，政府管制牌照數量，影響了出租車的供給，也使得乘客不能享受大規模的公共交通服務，這同樣對乘客不利。

上海從1996年以來對市內出租車實行總量控制以來，一直維持4萬量沒有增加。但上海常駐人口的數量已經從當時的1368萬增加到1888萬，還有數量巨大的流動人口。盡管公交和地鐵數量也相應增長，但出租車依舊要承擔20%左右的運量，而人多車少的矛盾立即凸顯。這當然也造成了私車增加道路擁堵等交通問題。2010年上海又將迎來世博會，出租車牌照如果不增加的話，運力可能會遭受嚴重考驗。

事實上，不管是出于改善公共交通狀況、還是提高司機的收入、或者是增加乘客的安全的考慮，一方面需要增加牌照總量，并鼓勵私人競拍；另外一方面應該取消目前出租公司的“份子錢”，允許牌照自由轉讓，但可以對牌照轉讓征稅，稅率隨轉讓次數遞增，所得稅款設立諸如“司機基金”或“出租行業平準基金”，用于支持行業的整體發展。這樣一方面可以提高效率，同時有助于公平，緩解出現目前公司與司機之間的分配過分懸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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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潤百富榜最近公布，進入新能源汽車領域的比亞迪創始人王傳福以擁有350億元的財富成為新首富。而且房地產和金融（股市）領域的富豪有增長。前十位富豪中，有八位都擁有上市公司。而首富王傳福的財富一年時間增加290億元，也得益于巴菲特對其上市公司的投資，導致比亞迪股價飛漲，其財富水漲船高。

于是有觀點指出，可以從百富榜中窺見中國經濟的復蘇態勢，尤其是房地產行業與資本市場的回暖，表明已經可以對中國經濟持樂觀態度。胡潤在接受各類采訪時也表示，從上榜富豪從事的行業來分析，房地產、制造業（尤其是礦業、鋼鐵和汽車）、金融業（股市）占了前三名。但從榜單中得出經濟前景看好的觀點，恐怕是不嚴謹的。

謹慎是必要的。因為富豪的成長可能有很多因素，行業發展固然是其中之一，但中國的情況非常特殊，富豪有可能是通過關系資源獲得發展，并不是因為行業振興。例如前首富黃光裕的例子表明致富有可能是通過“搞關系”得來的。而可能不被胡潤百富榜所揭示的是，在前1000名富豪中，約有15%是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這說明執政黨與新興商業精英之間的關系密切。換言之，有些是通過尋租的手段獲得原本政府壟斷的資源，從中分一杯羹的。這與依靠人力資本提升、技術革新和拓展市場獲得的份額全然不同。前者是在總量既定的情況下進行分配，而后者是將餅做大之后進行分享。而長期的經濟增長依靠的是后者。

另一個需要謹慎的理由是，房地產、制造業和金融業占前三甲，與中國在危機之后實行的經濟刺激計劃有莫大的關聯。大規模的信貸以及企業活期存款的迅速增長，為這三個行業提供了大量可用的短期資金。這可以從資本市場的幾個拐點變化均在企業活期存款數據上有所體現中得到印證。而政府傾向性的支持政策，也使得制造業獲得了不少補貼。也就是說，盡管這些富豪有從市場中打拼而獲得的收益，但也從危機之后的經濟刺激政策中獲益，享受到了制度紅利。而這同樣無法給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指明方向，更不能從中得出經濟的結構性調整已經完成的結論。

總之，從“百富榜”來看經濟走勢是不太可取的，而且容易陷入盲目的樂觀，結果可能帶來更大的悲劇。因為“百富榜”統計的是富豪，自然容易強調從中國市場上獲得成功的人，但也可能會忽視更廣大的底層。

實際上，有一個消息倒是可以從“百富榜”中看出來，那就是貧富差距正在不斷拉大。根據胡潤的榜單，2008年中國身價超過10億美元的富翁人數從101名增至130名，這個人數名列全球第二，僅次于美國。而前1000名最富裕人士的財富總和從4390億美元增至5710億美元。

與此同時，根據世界銀行2009年一份名為《從貧困地區到貧困人群：中國扶貧議程的演進》的報告，中國減貧的“成就”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采用比國際標準更低的標準線。而且即便不調整貧困標準線，中國的貧困人口也令人震驚的達到了2.5億多人。如果貧困標準線“與國際接軌”，貧困人口估計接近3億人。據人均每日1.25美元的貧困線推算，這3億人一年全部的財富不足1370億，而前1000名最富裕的中國人一年增加的財富就是1320億。大體上，前1000名富豪的年收入與后3億人的年收入差不多。

這將會削弱改革的成色，而且富豪榜也表明中國貧富差距的問題應該得到正視。鄒至莊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用非營利組織的大力發展來緩解貧富差距問題，并且為了改善非營利組織的減貧效率，可以考慮采用市場機制來挑選非營利組織。也就是說，建立一個非營利組織的相關市場，讓它們通過這一市場來競爭資源去減貧。這是非常有創意的設想。

但同時應該注意到，造成收入分配極大扭曲的根源是政府壟斷了“再分配權”。而鄒至莊教授之設想要實現，也需要極大依靠政府在稅收政策上進行調整，減稅并且為非營利組織的發展提供稅收政策上的優惠，就相當于要求政府讓出部分“再分配權”，交給社會自己來運行。實際上，減貧的道路并不復雜，中國之前的歷史經驗也表明經濟增長對減貧有正面的作用，但前提是政府退出企業和非營利組織可以其作用的領域，這樣在提高效率將餅做大的同時，也能縮減貧富差距，落實更加公平的分配。這不僅需要政治智慧，更需要政治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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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自由主義——入門讀物》讀書筆記（二）

　　左和右成為常用的政治詞匯，已經有很長時間了，但其實很少有人能清楚地說明到底什么是左，什么是右。不是人們的水平不夠，實在是這些概念已經被弄得混亂不堪了。

　　讓我先從人們的印象說起。

　　在大多數人看來，左派代表著激進、變革、進步，甚至是反秩序。而右派則代表著保守、拒絕變革、維護現有的秩序。換句話說，左派的關鍵詞是自由和解放，右派的關鍵詞則是秩序和穩定。

　　藝術家往往都是左傾分子。秩序好像是藝術天生的敵人。偉大的藝術往往來自對既有規則的突破。而官僚、財主這些現有秩序的既得利益者，當然都會是右派。

　　那么，我這樣的自由主義者顯然是左派了？這不是罵人嗎？

　　再有，那些大力改革社會制度的政治家，比如撒切爾夫人、里根總統、鄧小平，難道都是左派？而那些秉承“兩個凡是”的死硬之輩反倒是右派了？

　　看來有些問題。

　　在中國的官方政治語匯中，左、右一直要被寫作“左”、右，也就是說，要反對的是所謂的左，真正的左派是天然正確的。而右則是天生有罪的。中國正統的左右劃分大致是：

　　左——共產主義——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法西斯主義——極右

　　按照這個光譜，自由主義是溫和的共產主義，而保守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只是程度的差異。這種光譜當然很符合法西斯主義被打敗以后的“政治正確性”。離法西斯越遠，仿佛就越正確，越正義。

　　不過，這個光譜混淆了許多事實。稍有歷史知識的人都知道，蘇聯共產主義和法西斯德國雖然殊死搏斗，但他們之間的共同點實在太多。說他們遠遠地處于兩個極端，太不靠譜了。

　　另一個政治光譜是按照主張大小政府來排列的。越主張大政府的，不管基于什么理由，就越左。而越主張小政府的，就越右。當然，無政府主義比較特殊，另當別論。極左或者極右都可能表現為無政府主義。

　　按照這種排列法，從左到右的光譜是：

　　左——最大政府——大政府——小政府——極小政府——右

　　經濟學的學派，可相應如此排列：

　　左——馬克思主義——凱恩斯主義——芝加哥學派——奧地利學派——右

　　當然，奧地利學派的相當部分成員實際上主張無政府主義。

　　這種政治光譜比較符合我的認識，我也基本按照這種方法區分左右派。這樣一來，中國國內那些要向政府問責，要求政府做得更多的人，當然是左派。在幫助政府掠奪社會、危害民眾自由方面，他們和共產主義分子和法西斯分子沒有本質區別。

　　不過，這個政治光譜也有其局限性。突出反映在自由主義這個詞的流變上。如果自由主義代表小政府、個人主義、市場經濟，那么，在歐洲，自由主義是這個本意。而在美國，自由主義則更多地帶有左的意味。如果一個美國人自稱自由主義者，或者說是自由派，他很可能是政府干預市場的積極倡導者。美國自由派對自由的追求更多地表現在言論自由和個人選擇上。而歐洲意義上的自由主義者，在美國被稱為保守主義者。這些人主張市場經濟，反對政府干預市場，但他們卻又主張政府應該指導人民的生活，在言論和個人生活上，政府有權干預公民的自由選擇。這類人的典型例子是小布什總統。

　　作為一個共和黨人，小布什還算大致堅持了自由市場原則——雖然經濟危機時有所退縮。但同時，對人民的自由選擇，他卻表現得像一個宗教狂，或者說是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要對成年人的生活方式指手畫腳。

　　如果把美國的自由派視為左派，把保守主義視為右派，有一句半開玩笑的評論：左派要做人們的媽媽，設法為人們找吃找穿。右派則要做人們的爸爸，要指導人們怎樣生活。

　　那么，有沒有哪一種派別把人視為獨立、自尊的成年人呢？有的，那就是古典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

　　從上述美國式的自由派和保守主義的各有長短中，可以辨認出兩種基本維度——經濟自由和個人選擇。自由派和保守主義在這兩個維度上互相穿插。因此，一維的圖表已不能充分表達思想的分界，需要劃出兩維圖表（圖表略，見原書第24頁）。

　　自由派贊同個人選擇，但主張政府干預經濟；

　　保守主義者限制個人選擇，但反對政府干預經濟；

　　獨裁者既反對個人選擇，也要政府大力干預經濟；

　　古典自由主義者既贊同個人選擇，也反對政府干預經濟。

　　如果右派指的是古典自由主義者，那么我就是徹底的、極端的右派分子。我主張人們自由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只要他自己承擔成本，同時也堅決反對政府對市場的干預——不管基于什么理由。

　　許多自稱或者樂于被人稱為右派或者自由主義者的人，實際上是左派，是反自由者。他們總是在這里或者那里否定自由。或者否定人們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或者否定人們支配自己財產的自由。有了上述的兩維圖表，不管他們怎么自詡，人們可以很快就識別出他們的真實面目。

　　如果你主張自由、相信自由、樂于成為一個自由人，那你唯一的出路就是成為一個古典自由主義者。反之，如果你有八個但是，九個保留，十個特殊情況，那你就不要再糟蹋自由這個詞了。為什么不老老實實地承認自己是個反自由者呢？為什么要和那些真正的自由主義者爭奪這個你并不熱愛、甚至非常討厭的東西呢？那些人已經拋棄和遠離了自由。我希望他們至少還能保持一份智識上的誠實。

　　

　　《古典自由主義——入門讀物》Libertarianism A primer by David Bo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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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克爾的學生列維特在埃莉諾·奧斯特羅姆獲獎之后，寫了一篇博客，聲稱自己之前從來沒有聽過奧斯特羅姆的名字。列維特甚至暗示，奧斯特羅姆的獲獎會讓經濟學界恨得咬牙，因為這就相當于讓一位政治學家擠占了經濟學家的諾獎名額。

讓我們原諒列維特的無知吧，奧斯特羅姆獲獎是名至實歸的。首先，其他學科的學者擠占諾貝爾經濟學獎名額這件事情不是沒發生過，2002年的卡尼曼是心理學家，1998年的阿馬蒂亞·森也是一位倫理學家，1993年的福格爾是歷史學家。更不用提公共選擇理論的創始人1986年的布坎南了，他的身份也很難單純認定為經濟學家。另外，但愿列維特不是嫉妒諾貝爾經濟學獎歷史上首次頒獎給女性。

事實上，奧斯特羅姆的貢獻使她當之無愧領受諾獎。為了解釋她的貢獻，讓我先從一個身份的故事說起。三年多前，我和幾位朋友在上海灘發起了一個公益項目，叫做【讀品】。這個【讀品】項目專注于推動“閱讀記錄分享”，簡單來說就是免費為社會提供書評和公益讀書沙龍活動，至今為止仍然在成功運行。而按照經濟學的說法，【讀品】這樣的公共服務，其維持運行的模式大體有兩種：一種是市場化，將【讀品】產權“丁是丁板是板”界定給私人來運行，會更加有效率；另外一種模式是“國有化”，或者被政府吸納，由政府來運行。但現實的情況卻是，【讀品】采用了非政府組織的公益項目形式，而且運轉有效。而奧斯特羅姆的獲獎貢獻恰恰是解釋何以像【讀品】這樣的自組織能有效運行。

真實世界比想象得要復雜。奧斯特羅姆顯然秉承了1991年諾貝爾獎獲得者科斯的“真實世界的經濟學”的偉大傳統，對真實世界里發生的各類自組織模式的廣泛考察，使得她具備超越一般經濟學家的視野，連接起波蘭尼的“社會秩序理論”，提出了“多中心治理”理論。其核心就是，在私有化和國有化兩個極端之間，存在其他多種可能的治理方式，并且能有效率的運行。她和她的丈夫文森特·奧斯特羅姆所建立的“多中心研究網絡”已經遍及世界各國，他們建立的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政治理論與政策分析研究所，在國際政治學界、行政學界以及經濟學界都有重要的影響。制度分析與發展框架、多中心治理、復合共和制政治理論、民主制行政理論以及“公共池”類資源的自主治理理論，都是其重要的學術貢獻。

如果說真有什么讓人吃驚的話，那就是何以妻子獲獎丈夫受冷落，應該聲討諾貝爾經濟學獎委員會“挑撥夫妻關系”。因為其實是夫妻兩人合作調查了洛杉磯的水資源協會和尼泊爾的農地灌溉系統，這是一系列后續實地案例研究的起點。此后是對印第安那州警察部門、阿爾卑斯山草地、日本公用山地、西班牙韋爾塔和菲律賓桑赫拉等一系列案例的研究，使得奧斯特羅姆確信在“私有化”和“國有化”兩極之間，存在著一系列自組織行為，并提供對公共物品的有效治理。

奧斯特羅姆獲獎后，有友人在推特上要我們學經濟的用一句話概括下諾獎得主的貢獻，我當時就寫到：不同制度如何影響公共選擇形成集體行動。實際上，也可以概括成“公共物品或服務如何通過自主治理的獲得成功”。所謂“公共物品”，大體是說使用的時候不具備排他性，也就是我用不影響你用，簡單的例子是路燈并不會因為照亮了我的路就不照亮你的路。這就容易導致一個問題，既然人人可以用并且幾乎不用出什么成本，一旦有人提供了其他人就可以搭便車，那么理論上就沒有人愿意首先提供。或者說對于一塊“公地綠地”，如果不受約束又無須承擔成本，那么理性的牧民都會傾向于多放牧，結果導致綠地變沙漠，出現所謂“公地悲劇”。

如何防止公地悲劇呢？之前的說法是要么政府通過征收“庇古稅”或者設置限制政策等方式加以管制，要么就是對產權進行清楚界定劃歸私人經營。奧斯特羅姆通過腳踏實地的研究，表明通過私人合作來管理“公共物品”或“公共資源”是可以成功的。在《公共事務的治理之道》一書中，奧斯特羅姆對“公地悲劇”、“囚徒理論”和“集體行動邏輯”等理論的探討，就揭示了上述樸素的道理，也就是說在特定社會里的人，會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締結不同的合約來進行有效自治。這固然拒斥了政府的“利維坦”傾向式的做法，也拓展了市場之外的組織之道。也許有人會說，奧斯特羅姆是不是潛在的為集體主義或者其他形式的集權辯護。其實并非如此，因為當中重要的一條是“自治之道”。

真實世界的經濟學帶給奧斯特羅姆的啟發是，需要“執其兩端而用中”的“中庸之道”。在私有化和國有化之間有無數中間狀態，在特定的社會情境中自組織的集體行動正在有效運行。但如何判定這些中庸之道的適用情境，的確構成奧斯特羅姆的一個挑戰。比如說在以色列政府可以將消防私有化，那么在北京就不一定能使用；而日本城市保潔街道維修等服務采用政府向私人企業購買的形式，則被各國城市廣泛接受。也就是說，公用事業民營化有些可以學習，而有些卻不能。

奧斯特羅姆的理論受“真實世界的具體約束條件”影響極深，而探究那些具體的約束條件，固然是科斯提倡對真實世界的經濟解釋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卻無法指明一種在當地有效的治理方式是不是同樣適合另外一個地方。不過，這或許是實踐者的任務，只有他們才能體察到制度的細節之處，從而發展出適合自己的治理模式。而對于奧斯特羅姆這樣的學者而言，指出在私有化和國有化的兩極之間存在其他的可行自治道路，就足夠激發更多的學術研究空間了。

 

附：09諾貝爾經濟學獎奧斯特羅姆作品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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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意義

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貢獻

© 文責自負…

從2049年看中國

陳志武，耶魯大學管理學院教授、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訪問教授。

發表于《中國企業家》2009年10月期

 我們很慶幸自己能生活在2049年的中國，不僅經濟總規模已超過美國，而且，老百姓分享真正的“全民所有制”的好處。 

今天已經是2049年，自1949年至今已經一百年，期間中國走過幾個不同階段，經歷了幾次危機，包括國內的和國際的。盡管如此，中國經濟雖然按人均GDP算還是落后于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但今天在總體規模上跟美國不相上下，已經是世界經濟二強。

回首看過去，在中國經濟達到2049年的這種境界前，并不像當初預期的那么一帆風順，原來總覺得中國就是與其他國家不同。只是現在回首往事，我們還是發現人性決定的規律，在中國也不例外。

想當年，1978至2008年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經濟在長達三十年中年均增長超過10%，在那種經濟奇跡的基礎上，又加上在2008–2009年世界金融危機中，因為那時的政府大刀闊斧救市，讓中國經濟很快從危機中走出來，于是，中國的經濟成就受世人贊嘆不已，這當然不奇怪。

回顧2009–2019年的歷史

可問題也恰恰來源于此，因為那次危機之后，自滿占據上風，人們變得過于自信，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勢頭不可能不持續，風水輪流轉已經轉到中國了。結果，在金融危機之前打算進行的許多基本制度改革被無限期推遲，包括土地制度改革、國企產權改革、財政民主改革、政治權力制衡機制改革，危機之后都被推遲。據說，當時的決策層、知識界和業界普遍認為沒必要改變之前的體制，沒必要改變那時已經勢不可擋的“國進民退”潮流，他們覺得正是那種政府嚴格管制、國有企業主導的經濟體制才使中國經濟不僅快速增長三十年，而且給其以極高的抵抗危機沖擊的能力。

就這樣，2009年之后改革動力快速退化，體制改革就是如此，不進則退，具體表現在以下幾方面。第一，“國富民窮”局面繼續惡化。這不奇怪，因為在2008-2009年金融危機期間，一方面政府幾萬億的“鐵公基”項目主要由大中型國企承接，另一方面2009年的數萬億“天量信貸”也主要流向國企，民企中頂多只有大型民企得到一些，而數千萬家中小民企得不到，更何況把這么多銀行存款貸給國企后，使原來一直就有的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雪上加霜。結果是，國企資源雄厚，在各行業出擊，眾多民企被擠出，停業關門。見到眾多民企要么關門、要么經營困難，許多人沒有認識到這是金融資源與國家政策的歧視所致，而是得出“民企靠不住，只能靠國企”發展中國經濟的結論。于是，從2009年到2018年，金融資源和政策繼續重點偏袒國企。

國企強勢，民企被擠，在2015年前，就沒有哪個行業不是國企絕對壟斷。政府擁有的資產產權以及其它形式財富的比重，重新回到1990年代初的水平。也就是說，從整個經濟的財產性收入中，政府得到的份額重回國企產權改革以前的水平，民間家庭得到的份額出現新低。

第二個表現是，財政稅收占GDP之比繼續上升。在2007-2008年時，老百姓收入占GDP比重還只略低于50%，但是，到2018年，則降到不到GDP的40%。之所以財政稅收的擴張能夠實現，是因為民主憲政改革一直沒有足夠的壓力，因此，制約稅率和稅種過度膨脹的機制沒機會形成。當然，稅收增長的一個原因是2005年后收稅的效率提高很多，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基于需要。2008-2009金融危機期間開始的那么多“鐵公基”項目，迫使各級政府繼續往里面投資數年，否則就有太多爛尾工程，所以，政府需要很多錢。再者，原來地方政府可以靠“土地財政”，比如，在2007年，不少市政開支的80%左右來自土地出讓金，所以，那時候，各地政府有很多激勵去“保護”房價。只是經過幾輪行政操縱后，到2015年左右，房產已經是天價。在那時候中國城鎮化比率已接近60%，還沒進城鎮的因房價太高，進不了城，而城里以房子投資的人也無法再多買了。更何況城鎮里能夠被政府賣的地已所剩無幾。就這樣，房價到頂，“土地財政”的路就越來越窄，為了支持開支需要，各地政府只好放棄“預算外收入”，轉向更多依賴正式的征稅。

第三，國內民間消費需求繼續下降，到2018年居民消費只占GDP的30%左右。一方面，由于上述“國富民窮”的趨勢越來越強，2009年后，雖然許多經濟學家和官員都強調擴大民間消費的重要性，但是，在民間掌握的資產財富和收入比率越來越低的情況下，這當然只是愿望而已。另一方面，民營企業在1978年時幾乎沒幾個，到2008年時有六千多萬家，而到2018年只剩五千多萬家。這種因金融資源和政策歧視造成的國企擠出民企的結局，對社會就業打擊嚴重，2008年前的中國經歷是：對國企的投資是對民企的四倍，但國企并不增加就業機會，而民企每年增加就業五百萬以上。可是，這些數據并沒能改變中國資源配置偏袒國企的基本格局，反而在2008-2009年世界金融危機后得到強化。因此，從那以后，就業需求大于就業供給的局面繼續惡化，使勞動力成本即老百姓收入繼續下降，這也造成了2018年居民消費只占GDP的30%。

在民間消費無法增長太多的情況下，中國經濟的增長就不能轉型到依賴內需，而是只能繼續依賴出口市場。可是，到2009年時中國在許多商品的全球市場份額已接近頂峰，2009年后要再增加，其在各國的政治阻力越來越大，特別是那次全球金融危機對各國就業的沖擊之后，連美國的政客也抵擋不住來自工業工會的壓力，不得不讓步于貿易保護主義。在2013年之前，中國政府想盡辦法讓中國的出口每年勉強增長一點，但到2015年出口已無法增長了。

于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開始的“再國有化”以及“鐵公基”運動的后遺癥，到2015年已經完全暴露出來，不僅社會失業嚴重，而且許多基建項目完工后使用率低，國企虧損又開始像1970、80年代那么嚴重，這些都轉換成銀行的呆壞賬。加上從那之后房價持續下跌，銀行的住房貸款呆壞賬日益嚴重。一場銀行危機在即。

不過，由于商業銀行都是國有或者國家絕對控股的，所以，銀行的問題就是政府的問題，也就是說，只要政府財政沒有問題，財政部就能為銀行買單，銀行破產危機就不可能發生。

只是如上面介紹的，到2015年，各級政府的財政收入已經越來越吃緊。雖然“土地財政”還是有一些、各種稅率已經很高，但是國企虧損越來越大，政府需要往其中補貼的金額越來越多，銀行的呆壞賬也在膨脹，這就逼著政府加稅，并通過向銀行發國債補充財政，以期度過挑戰。

到2018年，嚴格意義的金融危機還沒發生，只是在國有經濟的安排下，潛在的金融危機已經被轉變成財政危機。在繼續加稅可能使社會不滿加重、同時政府負債已經很多的情況下，還是選擇多印鈔票，以通貨膨脹將財政危機轉移給社會老百姓。結果，還是引發強烈的社會不滿，出現動蕩。

危機之后改革三十年

往事并非總是不堪回首。1978至2008年長達三十年改革開放的經濟奇跡，來的太容易，以至于即使人們沒有把其背后的邏輯弄清楚，也不妨礙中國經濟增長那么多年。特別是經過2008-2009全球金融危機中中國經濟的表現，讓許多人更是不能認識到：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恰恰是因為離原來的管制經濟越遠、離國有企業壟斷越遠、靠經濟自由越近、靠民營經濟越近所致，而不是因為國有經濟比重很高所致。

在當時自信與自滿占上風的情況下，太多人的確難以理性地理解當初中國經濟奇跡的原因，難以選擇進行基礎性體制改革。所以，在2009年后，反而選擇強化“國進民退”。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2018年后的短暫危機和動蕩不完全只是一件壞事，因為人也好，社會也好，太成功之后，特別是太長時間成功之后，會變得過于自信，然后就朝著非理性的路走得難以自我回頭。俗話說，“不見棺材不掉淚”，看來只有危機才能逼著社會糾錯。

2019年后社會還是經歷了一段時期的鎮痛。可是，痛定思痛，這為那時的領導人倡導的基礎性制度改革創造了社會基礎。這就是為什么之后開始了真正的國有資產民有化改革、土地產權交易市場改革、征稅權制約機制改革、財政民主化改革，等等，這些是鄧小平時期也考慮過但之前時機不成熟的改革，終于在過去的三十年發生了。

1978-2008年是“經濟”改革開放時期，2019-2049年也是三十年改革開放，只是側重點在體制上。兩個階段加在一起，才完成中國“漸進式”改革路徑的全程。回過頭看，當年人們說東歐的“休克療法”改革方式如何如何的不合適，而中國的“漸進式”是多么優越。只是現在再看這個問題，差別在于東歐在當時就完成了，他們早就不談改革的話題了，因為改革的事對他們已經相去太遠；而中國的“漸進式”到今天，到2049年才走完。人生有幾個七十年呀！

不過，我們很慶幸自己能生活在2049年的中國，不僅經濟總規模已超過美國，而且，老百姓直接擁有由原來國有資產組成的國民權益基金的股份，分享真正的“全民所有制”的好處，而且政府對各行各業的準入管制大大減少，即使行政部門想擴張權力，也沒有那么容易，會受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各專業委員會的聽證監督和問責。更重要的是，各行業不再有國企壟斷了，而是各家民營企業自由競爭，不管是年輕人還是老年人，也不管其出身或教育背景如何，都能自由創業、進入充滿發展前景的行業。由于沒有多少國企存在了，金融資源不再有歧視性地偏向一些企業，忽視另外的企業，所以，在發展機會上更加平等，連商業規則、行業法律法規都更體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

今天的中國是更加商業化、市場化了，以至于家庭的利益交換功能也淡化，那種通過家庭血緣關系來互通利益的傳統安排已經越來越輕。許多人說現在社會的人情味淡，離婚率高，生小孩的數量也少了，等等，這并不是壞事，因為在金融市場以及其它市場取代家庭、社會關系的經濟交易功能之后，婚姻和家庭的基礎更多是感情，而不是利益，個人是為自己而不再是為別人活著。所以，一旦沒了感情，婚姻的基礎就沒有了，離婚屬合情合理的選擇。有了金融市場解決養老病殘的經濟安全安排之后，自然沒必要靠多生小孩“養子防老”了，人的生命就這樣從功利工具目的中得到解放。生命多可貴呀，就那么幾十年，何嘗不充分享受自由飛翔的人生體念呢？市場的發達最終實現了“五四”運動所追求的個人自由和個人解放。

 （本文是作者應《中國企業家》邀請以2049年的時間點虛擬寫作，文中2009年后的具體經濟數據均為虛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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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我Blackberry的鬧鐘叫醒了我，和往常一樣，我在起床之前快速的瀏覽在我睡覺期間積累的一般大約十幾封郵件，今天多了一封，還是中文的。因為兼容性的問題，我只能斷斷續續的明白那條新聞大約是說奧巴馬得了諾貝爾和平獎，我覺得那是一個笑話，或者是因為一些字沒有正確顯示，實際的新聞應該是奧巴馬對今年的新科和平獎得主表示祝賀之類的新聞。

到了辦公室，打開電腦，我的RSS閱讀器上蹦出的一條是曼昆的博客：一個一年級的研究生獲得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我還沒讀，就在想今天是怎么了，愚人節嗎？一會兒有人給我發信說奧巴馬得了和平獎，一會那邊是一年級的研究生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我先讀的是曼昆的博客，想知道這是一個什么笑話或者是一個我從來沒有聽說過的天才真的被諾獎委員會發現了。一讀，就發現，那很明顯是個笑話—一個立志于要為經濟學研究做重大貢獻，但一篇論文還沒有發表過的一年級研究生，怎么可能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呢？曼昆說的其實就是奧巴馬得獎的事情，我順著博客里的鏈接，這才看到了奧巴馬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新聞。

讓我先明確的說，這件事情是對是錯，都不是關于奧巴馬的對錯，而是關于諾獎委員會的對錯。諾獎委員會可以選擇給任何他們喜歡的人搬獎，被受獎的人并沒有什么對錯。我還得說，奧巴馬上任以后，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他的前任政府的外交路線—簡單說就是：單邊和蠻不講理。

但把諾貝爾和平獎發給一個最多只能算發表過幾篇重要講話—開羅講話，布拉格講話和紐約聯合國講話，上任剛剛九個月，還沒有任何實質性成果的美國總統，無疑是在拿諾貝爾獎的權威性開玩笑。雖然和平獎一直以來都是一個政治獎，和其它的諾貝爾獎不能用同一個標準來衡量，但這次授獎的決定也更像是鬧劇。按照這個標準，多次發表過要“和平利用核能”重要講話的伊朗總統也應該被授予和平獎，在戴維營熬夜促進以巴和談的克林頓更應該被授予和平獎，事實上大概每個新當選的美國總統都應該能夠憑自己的就職演說得和平獎，可惜的是諾貝爾獎并不應該是演講比賽。

在我看來，這次授獎與其說是對奧巴馬的肯定，不如說是對布什政府的報復。奉行單邊和大棒主義的布什政府，不僅讓美國的敵人厭惡，也讓美國的盟友厭惡，也許最吐露心聲的就是英國前首相布萊爾的夫人謝麗.布萊爾的一句話：當（布什當選）的結果被最終確認后，可以說我們的心涼了（it’s fair to say that our hearts sank when the result was finally ratified）。

最后，我想說，雖然我不認同奧巴馬很多的經濟政策，但我是認同奧巴馬政府的外交姿態的。而且我相信，只要不被國內政治搞得焦頭爛額，奧巴馬政府在外交上是會有所作為的—一個不隨便到別人的地盤插旗，一個不動不動就喊人“邪惡軸心”，一個不說“不站在我們一邊就站在恐怖分子一邊”，一個不狡辯酷刑其實是“增強型審訊技術”的美國政府，是會對世界和平有貢獻的。

與此同時，就讓我們等待奧巴馬先生下一個重要講話吧—奧斯陸諾貝爾演講。

      國有資產民有化是重中之重

　　陳志武

　　為了改變“國富民窮”的局面，兩項內容必須是未來改革的重中之重：一是強化對征稅權和財政預算的制約，一是將國有資產通過國民權益基金民有化。

　　中國必須轉變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的經濟模式,這已是老生常談的問題。但是，為什么轉變得這么困難？民間消費為什么難以增長？中國GDP增長所帶來的就業為什么這么少而資源消耗又這么多？

　　兩組數據最能展示背后的原因：

　　第一，從1997～2007年，中國勞動者報酬占GDP之比從53.4%降至39.7%，而政府預算內財政收入從GDP的11%上升到20.6%。在2007年，如果再加預算外收入、政府土地收入以及各級國企的未分配利潤，政府總收入占國民收入30%有余。這些政府收入當然還不包括數十萬億國有資產的升值所得，如果加上這些，政府可以花的收入和增值就更多了。

　　第二，從1999年到2007年，家庭儲蓄率從20.2%升至22.9%，相比之下，政府儲蓄率從原來的2.7%升至8.1%，企業儲蓄率從13.7%升為20%。

　　這些數據說明，國內消費特別是民間消費之所以難以增長，不是因為中國人不肯消費，而是一方面由于征稅權不受制約，讓太多國民收入通過稅負集中到政府手里，另一方面由于支柱企業和主要資產都是國有的，這些企業不僅不用分配利潤，而且其資產升值也不會被老百姓分享，不能轉變成民間消費的基礎，只能成為企業和政府儲蓄或者再投資。在目前國有資產實際由政府所有的體系下，經濟增長的成果多由政府保留，普通個人并不能從中分享到應有的份額。

　　為了改變這種無法持續的增長模式、轉變“國富民窮”局面，兩項內容必須是未來改革的重中之重：一是強化對征稅權和財政預算的制約，一是將國有資產通過國民權益基金民有化。具體辦法是，在全國和31省份分別成立國民權益基金，將國有資產產權注入其中，共32個，把全國的國民權益基金股份均分給13億公民，各省份的基金按照“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市公民少分”的原則進行。

　　讓公民個人直接分享國有資產產權是最佳的政策選擇。國有企業一直是全民所有的企業，只是原來由政府托管，不是政府所有。民有化改革只是把“全民所有”真正落到實處，具體到個人身上。這樣做的結果，一是讓全民享受國企分紅，一是讓老百姓直接享受到國有資產的升值，得到財產性收入，體驗資產升值的財富效應。

　　如果收入和財產更多的是民有，而不是政府擁有，那么，對輕工業和服務業產品的需求會遠遠更多，對重化工業的需求會減少。由此帶來的需求結構變化，將促進整體經濟結構從對投資與出口的過度依賴逐漸轉變為對國內消費需求的依賴。民有化改革也能緩和國有制與法治間的矛盾。

      公用事業的收費原則

      北京天則研究所 茅于軾

      公用事業是指公共交通、水電煤氣、公路服務以及公園、圖書館、博物館、消防、治安等服務。在美國，這些事業哪些要收費？哪些不收費？收費的原則如何確定？這是本文要討論的問題。

　　人們容易產生一種誤解，以為公共事業既然是政府辦的事業，就不同于私營企業，不應以盈利為目的，所以公用事業至少應該降低收費標準甚至免費。但如果政府辦這些事業賠了錢，賠的錢從哪里來？政府的錢來自稅收，因此賠錢辦公共事業，等于是用全體百姓納的稅，去補貼使用這些設施的一部分人。這部分人對公用事業用得越多，占的便宜就越大，這會造成對公共設施的過度使用，或形成不必要的擁擠。況且這部分人未必都是窮人，對他們的照顧也無助于社會公平。這樣看來公用事業免費或低價收費是毫無必要的。美國有一句諺語：后及休息日最低，最高價與最低價相差可達１．５倍。此種計費標準的設計原則是收費取決于成本，鼓勵用戶夜間通話以充分利用設備容量，同時也避免大家都擠在線路繁忙時通話，使需要設備容量不得不擴充，導致成本增加。 美國還有一種免費長途電話（其實是由受話方付款，因為“沒有免費午餐”），用于企業對客戶的服務。這類電話在撥叫時都先撥８００，所以８００成了免費撥叫的代號。 原則上，使用公路也要收費。收費公路每一個出入口處都設有管理處，汽車進入時領取一張憑證，以資識別汽車在哪個地點開始駛入。當汽車駛出收費公路時，管理處根據汽車行駛的距離計費。收費標準還隨汽車的重量而變。由于美國汽車擁有量極大，一次次交費耗時過多，而收的費又不高（大約每１００千米１～２美元），為了避免麻煩，也為了減少收費管理的成本，大多數公路都將該收的費并入汽油的售價中。車主買汽油的同時也支付了必要的養路費等費用。只有那些通過特殊渠道集資修建的公路，特別是大橋、大隧道，仍實行收費制度。如果這些大橋大隧道是往返必經之路，為了節省收費時間，往往只在一個方向收費，一次收費就將往返兩次的費都收了。 電價是經常引起社會爭論的話題。因為電力工業是壟斷工業，一個發電廠通過電網向一定范圍內的用戶供電，不可能再有第二個電網進入競爭。電廠和電網由股票持有者所有，他們投資的目的就是為了賺錢。如果政府對電廠的經營不加管制，電廠可能將電價定得極高，用戶由于別無選擇只能減少用電量。 經濟學的理論分析證明，對于缺乏競爭者的壟斷行業，價格不能由唯利是圖的企業單方面確定，而必須有政府管制。相反，對于有充分競爭的行業，企業追求利潤原是天經地義的事，政府對價格不應加任何干預，而且不必擔心價格過高，因為不合理的過高的價格自然會因競爭者的參與而被壓抑。這一套理論支持了政府對電價的管制。鐵路原也被認為是壟斷行業，價格也是政府管的。但從１９８０年起，政府解除了對鐵路的價格管制，因為公路、管道、航空等多種運輸方式進入了市場競爭。 接下來的問題是政府如何確定電價。看起來唯一合理的辦法是運用成本加合理利潤的公式。可是如果肯定了這個公式，電廠就失去了改善經營以降低成本的積極性，甚至把各種不合理的開銷也打入成本，例如公司領導的私人消費，這種情形在我國是不少見的。正因為如此，最近大家越來越認識到政府管制壟斷行業的毛病，又有放松管制，采用多種方式治理的傾向，包括輿論界的監督，學術界的專門研究。１９８７年美國電力行業和政府的主要爭論是：前十年內新建的大批電站由于用電量大大低于十年前的估計而沒有投入運轉，這批電站的建設費用能否計入成本？如果允許進入成本，此例一開，以后電力行業將毫無顧慮地擴大投資，造成不必要的浪費；如果不允許進入成本，今后電力行業將拒絕投資，造成電力供不應求。２０００年發生的加州電力供不應求就與此有關。不僅是電廠，凡是政府管價格的行業都會出現這種兩難境況。而且對于壟斷性行業，這種困境也是無法改變的。這里我們能看到市場力量的自然合理性。對于壟斷行業缺少了市場力的作用，怎么管理也弄不好。而有市場作用時，不去管它也沒有問題。但是有些產品可能有看不見的質量問題，比如食品安全、電器安全、環境污染等，這還需要政府管制。在美國，電價和其他一切商品的價格一樣，供不應求時價高，供過于求時價低。一天２４小時內，白天和傍晚電力供不應求，夜間則供過于求。所以電費要分時計價，這要求設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這句話可以從兩方面去理解：一方面是說沒有人愿意讓別人白占便宜，所以想揩油是辦不到的。另一層意思是說人與人經濟交往的原則不允許有人鉆空子揀便宜。經濟學家常說的“免費搭車”，就是指上述原則被破壞后，造成資源使用的浪費和分配不公的情形。我們常說的吃大鍋飯，就是指讓一些無所作為的人“免費搭車”，而使另一些努力創造財富的人的利益受到損害。所以，在設計公共事業的收費標準時，應盡量避免“免費搭車”的漏洞。正因為如此，美國公用事業的收費標準是不低的，而且隨著物價水平和成本結構的變化還經常調整。例如能源危機以后，燃料費用上升，美國各地的地鐵和公共汽車收費大幅度增加。雖然１９８６年物價水平和能源價格都穩定，但紐約地鐵為了更新車輛，又一次上調了價格，票價從９０美分提高到１美元。最近幾年地鐵票價又進一步上調。公用事業非但不應賠本，而且只要經營得好還應略有盈利。所以公用事業并不一定要由政府經營，美國許多城市的地鐵和公共汽車就是私營公司投資經營的。紐約市有眾多由小公司經營的公共汽車運營路線，它們參與市場競爭，收費雖然略高，但設備舒適，運行安全，到站準時。這一情況有點像在北京出現的人人有座位的小公共汽車。

　　電話雖然是公用事業，卻由私營公司經營。全美獨立的電話公司共有約１５００家，經營長途電話最大的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前幾年被法院裁定解體，分成幾家小公司，以利于競爭。美國的長途電話全部由計算機管理，用戶在何年何月何時，幾點幾分，撥通外地某一話機，通話幾分鐘，該收多少費用等等信息，全部貯存在計算機里。月末，計算機將一個月內的全部通話記錄打印出來，并算出包括本地通話費用在內的本月總賬，由郵局寄給用戶，作為應付款的憑據。

　　美國市內公用電話通一次話的費用比家用話機的相應費用略高。１９８６年在紐約每次市內通話要２５美分，在波士頓只要１０美分。近幾年已作了調整，多半調到了２５美分。這個價錢未必正好等于打一次電話的成本，恐怕主要是方便投幣，因為美國１／４美元的硬幣用得很普遍。家用電話機的收費標準有幾種，由用戶自行選定。一種不限通話次數，每月收一定的費用；二是固定話機費加每次通話費的累計；三是每月收費一定，但通話總次數不得超過若干。根據用戶不同情況，電話局可以采取成本最低的管理辦法，例如不限通話次數的用戶就可以不必加裝記錄通話次數的設備。長途電話的收費標準相當復雜。每分鐘的通話費用首先與通話距離或經過中繼站的數目有關，越遠越貴；其次與通話發生在一天中哪一時刻有關，工作日上班時間最貴，下班后到夜間１１點其次，１１點以后及休息日最低，最高價與最低價相差可達１．５倍。此種計費標準的設計原則是收費取決于成本，鼓勵用戶夜間通話以充分利用設備容量，同時也避免大家都擠在線路繁忙時通話，使需要設備容量不得不擴充，導致成本增加。

　　美國還有一種免費長途電話（其實是由受話方付款，因為“沒有免費午餐”），用于企業對客戶的服務。這類電話在撥叫時都先撥８００，所以８００成了免費撥叫的代號。

　　原則上，使用公路也要收費。收費公路每一個出入口處都設有管理處，汽車進入時領取一張憑證，以資識別汽車在哪個地點開始駛入。當汽車駛出收費公路時，管理處根據汽車行駛的距離計費。收費標準還隨汽車的重量而變。由于美國汽車擁有量極大，一次次交費耗時過多，而收的費又不高（大約每１００千米１～２美元），為了避免麻煩，也為了減少收費管理的成本，大多數公路都將該收的費并入汽油的售價中。車主買汽油的同時也支付了必要的養路費等費用。只有那些通過特殊渠道集資修建的公路，特別是大橋、大隧道，仍實行收費制度。如果這些大橋大隧道是往返必經之路，為了節省收費時間，往往只在一個方向收費，一次收費就將往返兩次的費都收了。

　　電價是經常引起社會爭論的話題。因為電力工業是壟斷工業，一個發電廠通過電網向一定范圍內的用戶供電，不可能再有第二個電網進入競爭。電廠和電網由股票持有者所有，他們投資的目的就是為了賺錢。如果政府對電廠的經營不加管制，電廠可能將電價定得極高，用戶由于別無選擇只能減少用電量。

　　經濟學的理論分析證明，對于缺乏競爭者的壟斷行業，價格不能由唯利是圖的企業單方面確定，而必須有政府管制。相反，對于有充分競爭的行業，企業追求利潤原是天經地義的事，政府對價格不應加任何干預，而且不必擔心價格過高，因為不合理的過高的價格自然會因競爭者的參與而被壓抑。這一套理論支持了政府對電價的管制。鐵路原也被認為是壟斷行業，價格也是政府管的。但從１９８０年起，政府解除了對鐵路的價格管制，因為公路、管道、航空等多種運輸方式進入了市場競爭。

　　接下來的問題是政府如何確定電價。看起來唯一合理的辦法是運用成本加合理利潤的公式。可是如果肯定了這個公式，電廠就失去了改善經營以降低成本的積極性，甚至把各種不合理的開銷也打入成本，例如公司領導的私人消費，這種情形在我國是不少見的。正因為如此，最近大家越來越認識到政府管制壟斷行業的毛病，又有放松管制，采用多種方式治理的傾向，包括輿論界的監督，學術界的專門研究。１９８７年美國電力行業和政府的主要爭論是：前十年內新建的大批電站由于用電量大大低于十年前的估計而沒有投入運轉，這批電站的建設費用能否計入成本？如果允許進入成本，此例一開，以后電力行業將毫無顧慮地擴大投資，造成不必要的浪費；如果不允許進入成本，今后電力行業將拒絕投資，造成電力供不應求。２０００年發生的加州電力供不應求就與此有關。不僅是電廠，凡是政府管價格的行業都會出現這種兩難境況。而且對于壟斷性行業，這種困境也是無法改變的。這里我們能看到市場力量的自然合理性。對于壟斷行業缺少了市場力的作用，怎么管理也弄不好。而有市場作用時，不去管它也沒有問題。但是有些產品可能有看不見的質量問題，比如食品安全、電器安全、環境污染等，這還需要政府管制。在美國，電價和其他一切商品的價格一樣，供不應求時價高，供過于求時價低。一天２４小時內，白天和傍晚電力供不應求，夜間則供過于求。所以電費要分時計價，這要求設置分時電表，能分別記錄不同時段內的耗量。這兩種電價相差可達一倍以上。但普通家庭由于用電量不大，多半不安裝此種復雜的電表。全國家庭的平均用電量１９８７年為每月７００度，平均電價接近每度１０美分。

　　順便說一句，美國的火車票、地鐵票，莫不隨時間和季節而調整。一般是周末兩天的票價較低；６５歲以上的老年公民避開上下班擁擠時間，可以享受折扣地鐵票價；飛機票在淡季也有折扣。

　　全美國有各類圖書館３．８萬多個，沒有聽說過有一家圖書館要收費。但服務對象有些限制，例如學校圖書館僅對本校師生開放，然而在實際執行中幾乎任何人都能隨便進出。占總數４５％的公共圖書館則對一切人開放，不要任何證件或介紹信，而且一直開放到書庫，讀者可以進入到任一書架前，隨便翻閱。圖書館的開支是驚人的，僅大學圖書館（占全美國圖書館的１５％）一年支出在１９８５年就達２４億美元。１９９５年增加到４３億美元，２０００年估計已達到５７億美元。在這里，“沒有免費午餐”的原則不再適用。因為提高教育水平是消除社會不公平的最主要的途徑，受教育，包括進入圖書館，已成為人的基本權利之一。有些博物館（如美術館），其性質介乎教育普及和文化享受之間，其收費辦法變為在某些特定條件下免費，例如每周有兩天，或對學生免費。

　　公園的收費辦法類似于博物館。娛樂性的都要收費，休息性的多不收費。消防、治安等服務，則無例外地都是免費服務。如果救火要收費，則戶主可能不愿雇救火隊而造成火勢蔓延，殃及鄰里。

     小結：公用事業的收費標準應盡量做到政府不補貼，也不多賺錢。但由于缺乏競爭市場，這一點很難做到。有一些公用事業帶有服務性質，或者為了照顧低收入階層，收費較低甚至免費，成本由全體納稅人負擔。

我說過不談財經話題了，不過這個話題屬于純粹理論探討，勉強不算違規吧。而且－－我看著有些人驢唇不對馬嘴地亂彈，實在忍受不住。

批判自由市場經濟理論是好的。本大師是后現代主義者。后現代者看見任何居于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被批判，都愿意從心眼里感到高興。可是如果批判者摸錯了門，那就讓人比什么都難受。

本大師挑撥離間地支個招吧：

1. 所有從“自由市場的完美性是空想”、“理性經濟人假說不符合事實”等方面來批判自由市場經濟的企圖，都注定要失敗。原因很簡單：自由市場是最有效率的經濟資源配置制度，這個命題有一套自洽的、符合邏輯推演的理論體系。純粹邏輯是駁不到它的，頂多可以看它不順眼，也就是說，頂多你可以形成一個競爭性的理論（比如人家有個“理性經濟人假設”，你偏偏來個“非理性經濟人假設”。）。歷史上，我從來沒有聽說過哪一種成體系的學說，是完全被理論駁倒了。日心說也好，共產主義也好，都是在事實、在實踐的層次上，較量不過它們的對手。然而，在實踐中，迄今為止也沒有發現任何一種別的資源配置方式能夠比自由市場更有效率。再說什么都沒有用了，case closed。一面享受著自由市場帶來的文明成果，每一日的生活都離不開自由市場的順利運行，一面試圖說“自由市場是個空想”。空想你個頭啊！

2. 有人可能說：不對，今天世界上所有主要經濟體都是混合經濟，所以事實證明“自由市場是不完美滴，需要其它機制主要是政府來補充”。但是，政府干預這個事實，不能證明政府干預帶來了更高的效率，因為（我下面馬上要講到），政府干預可能是為了效率之外的其它目標。舉個例子，這就像一碗味道很甜的粥里有糖也有鹽，不能因此否定“糖是最甜的東西”這個命題。用混合經濟來證明“市場不完美”，必須首先證明，混合經濟中的政府要素，提高了整個經濟的效率。上述命題換一種說法，就是存在“市場失靈”，此時“政府干預”會提升經濟效率。而這個命題恰恰是迄今依舊沒有得到有力事實證明的。如果你認真想想，還會發現，這個事實判斷和上面第一段中的事實判斷（沒有發現一種資源配置方式比市場更有效率），其實是同一個判斷。迄今為止，市場派在這類論斷上完全是占上風的。

比如，有人說市場中存在詐騙，需要政府監管，但是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政府監管能在體制化的意義上有效降低詐騙現象。相反，政府權力的介入很多情況下為詐騙者提供了新的方式（舉個例子：那些冒充“我是反洗錢局的，你的信用卡被盜用了”的詐騙手法。）。要從體制的意義上，證明政府介入帶來的效率提升，大于其導致的效率下降（增加管理環節、新的權力濫用方式、以及政府運行的本身成本），這是一項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至少目前我不知道有誰做出過充分的證明。所以，想從這個角度來挑戰市場，還是免了吧。

3. 政府干預的絕大多數動機，是非效率的考慮。比如，你被別人騙了5萬塊，也許經濟上說效率最高的方式就是吃一塹、長一智，忘記這事往前看。但是你不干，要花時間精力去報案，于是政府花時間人力金錢進行調查，抓住了騙子，又花更多時間金錢來審判、辯護，最后判了那人刑把他關起來－－結果你作為納稅人還間接地養著那騙子住在監獄里。這個過程，對你來說，其實是“損人不利己”（贓款追回來的希望通常很渺茫）。從經濟角度看，這真不算有效率。然而這個過程中，你追求的是“公正”。公正實現了，你就很高興，管它效率不效率的。（有人可能會唧唧歪歪什么“對犯罪行為的懲戒可減少犯罪，能提升長期經濟效率”啊等等。這些唧唧歪歪都沒有事實證據，我也可以反過來唧唧歪歪你。所以你就不要再瞎噴了。）

我以前批駁薛兆豐時舉個另一個例子，就是最低工資制度。最低工資制度的目的并不是說它在經濟上有什么好處。它的核心的、也是通常不擺到臺面上的動機，是人為制造社會分層。也就是說，人為把社會劃分成“有工作的”、“沒工作的”兩種人。如果是純粹市場經濟條件下，最后一個有工作的人，和最先一個沒有工作的人，他們的邊際收益應當是一致的，換句話說，他倆的生活水平應當是極其接近的（關于這一段如果不明白可以請教經濟學教科書，此處不贅述）。一旦有了最低工資制度，這兩個人之間就有了一個人為造成的“收益鴻溝”。有工作的人，會明顯好于沒有工作的那個人。最低工資制度的代價或許是增加了失業人口，降低了經濟效率，但是它的這種“階層劃分”的作用，契合了社會心理的一種需求，其中也包括對“公正”需求（一個有工作的人和一個沒有工作的人幾乎同等收益，顯失公平嘛！）。

總結一下就是，社會運行于多元價值體系之上。市場本身沒有不完美，但是在一個并不追求效率完美的社會中，市場便變成了不完美的。

4. 所以，對自由市場批判的最有力武器，就是用“價值選擇自由”來批判“交易自由”。由于后者只是前者的一部分，從邏輯上說，后者是不可能反對或者推翻前者的，而前者卻可以（在特定條件下）推翻后者。比如說，用“價值選擇自由”的理論，我們可以說，假設有一個經過人民同意的民主程序而民選產生的政府，這個政府在經過人民同意的決策機制下，通過一項決定，對市場進行若干限制甚至取消市場，那么，這個選擇就是合理的，盡管它違背了所有自由市場的價值觀。雖然這只是一個極端的理性實驗，由此推導出的原則，卻可以在實踐中用來反駁許多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的命題，比如說，反駁他們對“社會福利制度”的洶洶抨擊。

　　蘆笛先生是我尊敬的前輩。許多文章讓我大開眼界。沒想到小子不才，竟然也入了蘆笛先生眼中。蒙先生錯愛，還給了不錯的評價，稱“頗受啟發”“非常精彩”。

　　如果只是得到了蘆笛先生的夸獎，高興一番也就罷了，但蘆笛先生在贊許之余，還指出了我的局限，并提出了一個悖論（詳見后面的附文“門外漢妄談計劃經濟與自由經濟”）。這就很有挑戰性了，值得我思考一番。

　　仔細研讀了蘆笛先生的文章以后，我不得不說，蘆笛先生所說的悖論是不存在的。我有必要就“計劃”這個概念和蘆笛先生進行討論。

　　“門外漢妄談計劃經濟與自由經濟”一文，前半部從我的文章“三種武器”說開去，對馬克思主義做了進一步的批評。聯系邁克爾·波蘭尼的觀念，蘆笛先生還提出了一個他親身的一個經歷：計劃經濟時期的國有企業果然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調節的。這個觀察無疑是對邁克爾·波蘭尼理論的一個證明，非常生動。

　　文章的前半部分毫無問題。蘆笛先生雖然自稱“不懂經濟學”，但對米瑟斯、哈耶克、邁克爾·波蘭尼的理論理解得非常準確，結合中國現實的伸展論證也很有趣。

　　但后面就有問題了。

　　蘆笛先生說我關于交通管理的論述非常精彩，但惜乎沒有抽象為理論，錯過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復雜系統到底是否需要“宏觀調控”？

　　其實我在論述中已經有了結論，那就是復雜系統不可能有什么“宏觀調控”，沒人有這個能力。這也是這個例子的原作者保羅·海恩的意思。不過，我對這個問題更深入的論述在“一個比一個復雜”這篇文章中。如果蘆笛先生有興趣，可以看看我的那篇文章。其中對復雜系統有更細致的分析。

　　接下來蘆笛先生的推導，在我看來頗為怪異：

　　“金融活動已經升格到全球水平，所以，金融巨頭們在為自己的企業做出發行多少金融衍生物的年度規劃時，其實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計劃管理全球的經濟……當某個企業或某種行業擴展到一定范圍（全國水平或全球水平），自由經濟就變成了計劃經濟，所謂“市場的看不見之手”被砍掉了。不管資本家有無意識，實行的都是整體管理……這種管理任務超出了人腦或電腦的能力，所以遲早要遇到災難。這悖論給資本主義經濟規模封了頂，使得它成了一種怪物，瘋長到一定地步就會被自重壓垮”。

　　怪異之處源于蘆笛先生對“計劃”的錯誤理解。

　　可以看出，蘆笛先生把“計劃經濟”中的“計劃”等同于我們日常生活和企業經營的“計劃”，所以，才會以為，不管什么計劃，只要太大了，就會“砍掉市場看不見的手”。這種理解是錯誤的。

　　“計劃經濟”“計劃生育”中的“計劃”，其實是糊涂觀念和掩飾真實狀態的用詞。這里的關鍵并不是“計劃”，而是“強制”。“計劃經濟”“計劃生育”中的“計劃”，如果完整真實描述的話，應該是“強行計劃他人的事務，并且計劃者不承擔成本”。

　　這根本不是什么“計劃”，這是掠奪，是耍流氓，是強盜行徑。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對自愿和被迫必須要有準確的理解。一個人生計無著，被迫接受低工資。這里的被迫，并非來自以低工資雇傭他的人，而是來自其他方面。在他和雇主之間，并無任何強迫存在。許多人不明白這個道理，在這種情況下遷怒于雇主，仿佛雇主壓低了他的工資。可是，如果雇主因此不再雇傭他，那他連低工資也得不到，他的收入是零。

　　任何商業計劃，不管規模多大，甚至遍及全球，也不可能是那種強制性的“計劃”。商業計劃必定是各方自愿的結果，或者得到了產權所有者的授權。如果一方不自愿，被另一方強迫訂約，那么，包括中國在內的絕大多數國家的法律都已經提供了救濟手段，解決起來并不難。這方面的現象，不是市場經濟的必然。

　　蘆笛先生認為商業計劃如果過大，就可能成為類似“計劃經濟”的計劃，顯然，這種擔心完全是多余的，在學理上和現實中都沒有什么根據。如果沒有強制的暴力介入，商業計劃再怎樣發展，也絕不可能破壞市場經濟這個“看不見的手”。正如蘆笛先生所說：你得罪了地主或資本家，無非是換個地方打工。沒有暴力手段的資本家，最多也就是讓你離開他的企業而已。

　　商業計劃是自愿的，資本家和其他參與者始終都會追求利潤。而要想獲得利潤，就必須保持對商業計劃的控制能力和管理能力。因此，商業計劃發展到管理者無力控制的地步，在正常狀態下是不可能的。現實中的公司，如果規模過大，超過了管理的限度，無須他人干預，所有者自己就會拆分或者重組。公司的規模是不會無限擴大的。如果有愚蠢的管理者，不顧自己的能力，一味地擴張企業規模，就會因為管理跟不上而喪失賺取利潤的能力。那時，市場會立刻懲罰他，手段就是讓他破產，他擁有的資源將轉而由其他人所有和管理。他犯錯誤，正為其他人提供了成功的機會。

　　那么，企業家會不會同時犯錯誤呢？正常的情況下，不會。這方面的分析詳見我的文章“企業家會同時犯錯嗎？”

　　現實中當然存在那種看似龐然大物的商業組織，似乎和國家計劃沒什么區別。但如果深入考察的話，就會發現，其中存在著種種靈活機動的管理機制，可以確保投資者和所有者對企業的掌控。畢竟，投資者和所有者要對企業負最終的財務責任。這種財務約束是帶有根本意義的。而所謂的“計劃經濟”正是缺失了這種約束，因此也就缺失了對自身規模的限制，才會產生出那種把整個國家變為一個公司的、注定要失敗的狂想。

　　因此，如果沒有國家或者其他暴力因素的干擾，企業規模不可能擴展到那種危險的規模——企業家的失誤會對整個社會造成難以彌補的破壞。既然交易都是自愿達成的，交易對方不可能自愿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如此完全地托付他人，而不加防備。現實中，市場早已發展出多種多樣的防范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企業家犯錯的風險，比如保險、評估、信用評級、資信調查、公證，等等。這些都是靈敏的市場機制，也是對任何錯誤擴張的有效抵制手段。

　　但國家的政策，往往破壞了這些精巧的市場機制。在這時，再來責備市場的失靈，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有人也許會敏銳地意識到，我的前提是“在正常狀態下”，那么，當代的資本主義制度是不是已經“不正常了”呢？是的，包括美國在內的資本主義體系的運轉已經大大不正常了。這種不正常不是來自資本家的擴張，正是來自政府對市場體系的干預和破壞。

　　以金融市場為例。確實，金融市場非常復雜，復雜到外行和消費者根本看不懂的地步。當代的金融業也早已有了全球性的意義，那么，金融巨頭們是不是已經成為全世界的“計委”呢？如前所述，分析這個問題的關鍵點不在于規模的大小，而在于金融巨頭們（一）是不是具備暴力侵犯他人的手段；（二）是否必須要對自己的決策承擔最終的財務責任。

　　現實的資本主義社會中，金融巨頭們無論多么威風凜凜，顯然都不具備暴力手段。那么，他們是不是要承擔最終的財務責任呢？這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因為政府已經介入了金融，深深地介入了。

　　以本次金融危機的導火索——次貸來說。所謂次貸，就是不可靠的、很有可能收不回來的“有毒”貸款。如果金融家要負最終的財務責任，他們就會主動控制次貸的規模，甚至根本不把錢借給那些償還能力不足的人。

　　可是，實際上次貸的數量很大。這是為什么？因為政府要幫助窮人，幫助他們得到自己的住房，所以通過各種法規、政策和“兩房”這樣的國營機構，強迫銀行必須向那些償還能力不足的人發放貸款。銀行不從，很可能要承擔訴訟失敗的結局，并付出大筆的賠款。

　　重要的是，政府在做出這些規定的同時，也就部分解除了金融家必須承擔的財務責任。換句話說，如果銀行因為次貸而出現經營危機，政府有救助的責任和義務。這和中國國有銀行呆壞賬的根源是一樣的。如果國家要求銀行必須給效益不佳的國企貸款，那么，國家就有責任掏錢免除銀行的呆壞賬。

　　現實中也果然如此。除了雷曼兄弟這個倒霉蛋以外，其他大量比雷曼兄弟經營更差、虧空更大的金融機構后來都得到了政府救助。許多人為政府的救助喝彩，或者積極論證政府的救助是必要和有益的。隨他們怎么論證，但有一個事實是無可改變的，如果金融家不再需要為自己的決策承擔最終的財務責任，他就不再會像一個真正的金融家那樣謹慎、認真、負責任地經營，他的行為就會更大膽、更冒失、更看重短期的個人收益，并給社會施加過分的風險。

　　風險逐漸積累，到了一定程度，就必定會爆發，這就是金融危機。

　　蘆笛先生說：“去年金融危機之所以發生，不是……政府捆住了‘市場之手’，恰是因為金融資本家們對全球經濟作了無意識的計劃管理，因此一旦操作失誤，頓時便累及全球”。

　　可實際情況卻正是政府捆住了“市場之手”。政府先是強迫銀行發放不應該發放的貸款，然后又動用納稅人的錢，或者發動通脹，用新印出來的錢，救助銀行。這些行為，都破壞了復雜的金融機構的自我約束和預警機制，導致金融體系的部分或者大部分失靈，并最終導致金融危機。

　　可見，金融危機的原因，當然不是因為金融資本家已經成了全世界的“計委”，而是因為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想要效仿社會主義“計委”，想要干預沒人能全面掌控的超級復雜系統，結果只能是可恥可笑的失敗。世界被笨拙的政府官員，和被迫跟著官員轉的金融家搞得一團糟。在這個局面中，官員還是金融家的責任更大，不是一目了然嗎？

　　說到這里，解決問題的辦法也就非常明顯了，那就是，越復雜的系統，越不能進行人為的干預。蘆笛先生主張“人為遏制金融經濟的無限擴展趨勢”。我不知道這里的“人”是誰。我也不知道世界上誰有能力去做這件事。我認為根本就沒有這樣的人，除非上帝化身為人。既然上帝不會化身為人，那么，不管是為了什么目的，政府還是不要干預市場的好。

　　最后，看到其他人對蘆笛先生的評論中，似乎有人不理解計劃和規劃的區別。簡單解釋來說就是，計劃是具體的指令集合，規劃則是抽象的規則集合。計劃中必定出現某些特定的人和組織，比如，老板命令，張三今天在辦公室起草文件。這是計劃。規劃則只有抽象的所指。比如，所有各方自愿簽訂的合同都必須被履行，所有的汽車都不許闖紅燈。

　　由此，我們也可以知道，規定某特定政黨必須執政的憲法，是不能被稱為憲法的。那其實是行政命令，是某人或某些人的意志，而不是抽象的中立規則，不是法治。真正的憲法，首先必須是抽象的中立規則，只能規定符合某些條件——比如在選舉中得到多數選票的政黨可以執政，而不應該出現任何特定政黨的名稱。正如足球規則中不能規定，巴西隊必須進入世界杯決賽圈。

　　

　　
　　
　　附；蘆笛先生的文章
　　
　　門外漢妄談計劃經濟與自由經濟
　　
　　適才拜讀了網友轉貼的李子暘先生的大作《三種武器》，頗受啟發。

　　鑒于“社會主義”這個概念已經被搞得非常混亂，以致現代人特別是當代中共黨人根本就不知道原教旨馬克思主義是怎么回事。要讓他們明白那篇文章，恐怕還得先介紹一點馬克思的空想經濟學理論。

　　馬克思乃是世上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的高聚焦隧道眼，“綱式思維”的發明人，“社會科學幻想小說”的大文豪。他將人類自私天性造成的一切社會弊病，乃至所有的罪惡，都歸結于私有制的產生，認為要根除一切社會弊病，就必須廢除私有制。私有制一旦廢除，則商品、貨幣、市場等等當然也就不存在了，因為后者不過是從前者衍生出來的配套設施。到時社會生產完全根據人民需要進行，實行所謂“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因為國家也是私有制產物，當私有制被廢除后，階級、國家、家庭等等也就隨之消亡。到最后就連勞動分工都沒有了，大家完全是憑興趣干活，把勞動當成娛樂，能從中獲得類似吸毒的快感，成了所謂“第一需要”。

　　這似乎是成年人都要嗤之以鼻的弱智神話，然而馬克思也有說不出的苦衷：他的隧道眼看不見驅使人類勞動的基本動機，是個人謀求福利的自私天性，卻認為“存在決定意識”，私有觀念來自于私有制。私有制廢除后，人類當然也就變得“大公無私”了。要他們繼續勞動下去，當然他只好假想未來的勞動能給予人們一種生理或心理的強烈快感，否則那社會還怎么維持下去？

　　這就是馬克思的“科學共產主義理論”。我模糊記得，他在其著作中沒有使用過“社會主義”這個詞，用的都是“共產主義”，只是認為在共產主義到來之前，必須經過一個“過渡階段”的初階。后世共產黨人便把這他認為是相當短的過渡階段稱為“社會主義”，由此與歐洲多種社會主義主張與實踐混淆不清，而這恰是馬克思著意要避免的。他當初挑選了“共產主義”這個詞，就是為了把自己的學說與其他社會主義學說區分開來。

　　這套空想之荒誕，我早在20出頭就看穿了。已經在舊作中交代過，那陣子看了赫胥黎《進化論與倫理學》，知道自私是人類的天性，只能調節不能破除，由此悟出了自私是推動生產力發展的火車頭。馬克思的“科學共產主義”理論違反了人類天性，毫無可行性。這一點吳耐網友也在跟帖里指出了。

　　此外，我在青年時代還悟出了那個理想社會的最大弊病：馬克思只看到資本家的威風，卻想不到一旦實行“按需分配”，就算它在技術上是可行的，那也絕對只會是人類能設想的最大噩夢。連白吃都該想到，到時誰控制了這分配權，誰就捏住了大眾食道，其威風要超過地主資本家一萬倍，勢必變成大眾必須頂在頭上的祖宗——你得罪了地主或資本家，無非是換個地方打工；得罪了掌握這分配權的祖宗，那可就只有活活餓死一條路了。即使是活佛轉世來當這分配者，諒他也沒本事抵制那空前權勢的誘惑。因此，共產革命必然要走上墮落之路。興許當年參加革命的志士們確實是想建立人間天堂，但這類社會改革一定要“走向反面”，只可能造出一個空前威風的官僚集團來，令一切舊統治者黯然失色。

　　我不懂經濟學，因此認識也就基本停留在這點上。李先生那文章是從經濟學的角度做的批判，因此對我很有啟發。如果說“共產主義學說違反人性”是從總體上指出它的不可行（unrealistic or impossible），那么，李先生介紹的三位學者的批判則是從技術層面具體指出它缺乏可操作性（impracticable or unworkable）.

　　針對馬克思廢除商品的空想主義，米瑟斯指出，商品的價格實際上具有指導組織生產，調配資源的功能。當這些價格信號都不存在時，人們就根本無法知道什么樣的生產才合理，什么才符合消費者需要。合理的生產安排將被胡亂指揮所取代。

　　第二個論證則是哈耶克給出的。針對馬克思廢除市場經濟的妄想，他指出，只有市場體系才能有效地利用存在于不同人的頭腦里的分散知識。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不可能取代之。

　　第三個論證來自于英國學者邁克爾·波蘭尼。針對馬克思“計劃管理，按需分配”的幻想，他指出，人的管理能力有限，不可能以計劃的方式直接管理如一個國家那么大的組織。現實中存在的，只能是分散的、多中心的、自我調節式的管理方式和秩序。因此，除了很短的時間以外，中央計劃經濟根本就沒有存在過。共產黨人成立的“社會主義國家”要維持運轉，就不可能實施真正的“計劃經濟”，只能以局部的自我調節來偷換。這就是共黨社會始終無法廢除商品、貨幣與市場的基本原因。

　　我本人早在青年時代就朦朧地想過這問題了。那陣子我在廠子里給我黨扛長活，發現廠子里的供銷科乃是生存命脈，整個所謂“計劃經濟”全靠它運轉。各廠都豢養了大批采購人員，使用古已有之的“跑單幫”的原始方式，到各地出差，唯一的使命就是查明本廠的產品有誰需要，而需要的原料又有誰提供。

　　我當時想：NND，這算什么計劃經濟？完全是由各國營單位“發揮自己的積極性”，跟無頭蒼蠅似的瞎碰亂撞，跟馬克思設想的統一調查統一調配有何鳥相干？有什么計劃可言？所謂“計劃”只落實在上級下達每年的生產指標這一點上。至于原料哪里來，產品有誰需要，全靠各廠自己去瞎折騰。如果把采購這職業廢除了，則全國國營企業立即癱瘓。靠政府去管理，根本就不可能查明供應與需求的基本信息。

　　后來到了西方，發現無論是大學還是研究所根本就沒有“供銷”這種行業，只有個倉庫。你要什么儀器或試劑，去查各公司的產品目錄就是了。查到以后或是直接打電話訂購，或是請倉庫工作人員代你訂購。從未聽說過需要專門派出采購人員到全國乃至全世界去出差，去打聽哪兒有我要的東西。

　　前些天小衲介紹復雜性與自組織理論，我雖然對該理論一無所知，但恍惚覺得似乎這就是個例子：現代人類社會是個復雜系統，哪怕使用超級電腦“深藍”，也無可能實行馬克思幻想的“科學”計劃管理，只能形成很多自管理的微區（autonomous domains），再由它們合成一個大社會。若要真像偉大領袖毛主席設想的那樣“全國一盤棋”、“統一部署，統一指揮，統一行動”，那就一定要造出絕大的災難來，如同“大躍進”生動顯示過的那樣。

　　我在《治國白癡毛澤東》中已經指出，蘇式社會主義實行的是“政企合一”，把全國變成了一個由政治局當董事會的大企業，因而使得全國人民“禍福與共”。一旦中樞決策錯誤，全民都要受難。大饑荒時期，960萬平方公里土地上竟然找不到一個不挨餓的村落。若是國家不處在這種“舉國體制”之下，這種史無前例的人間奇跡又怎么可能創造出來？

　　這些都是顯而易見的事，然而問題好像還不是那么簡單。復雜系統到底是否需要“宏觀調控”？偽經濟學家們似乎一直在爭吵這個問題，但到現在也沒爭出個子午寅卯來。

　　李先生那文章其實已經觸及這個問題了，遺憾的是他又錯過開去。他對城市交通管理的論述非常精彩：

　　“保羅·海恩在《經濟學的思維方式》中舉了一個這方面的例子。飛機場的飛行管理看起來令人嘆為觀止。在訓練有素的空管人員指揮下，一架架飛機以極高的密度在飛機場起飛降落，互不干擾，秩序井然。看上去，這是一個完美的中央計劃的例子。似乎很有理由在社會中也應用這種管理辦法。

　　可是，看看飛機場以外的公路，比飛機多上幾十倍幾百倍的汽車在行駛。任何人都不可能像管理飛機那樣管理汽車交通。管理汽車只能使用抽象的規則——道路交通法。沒有人去直接指揮、安排汽車的出行計劃，規定某輛車應該在哪里拐彎，在哪里停止。一切都由并不了解全局的司機個人決定。司機無需了解整個路況，他只要遵守事先確定的、抽象的、不針對具體人的規則即可：靠右行駛，紅燈停綠燈行，不得跨越雙黃線，等等。

　　飛機場的空中管制仿佛是計劃經濟，道路交通法則仿佛是市場經濟。

　　如果想要像管理飛機那樣管理道路交通，結果只能是全城大堵車。”

　　可惜作者沒有分析為何空中交通必須采用統一管理，而道路交通又只能采用自管理，從中提取出普遍機制，據此去審視國民經濟。若有可能，再將其分成“計劃管理”與“自主管理”的兩大類。

　　據我這門外漢穿鑿，空中交通以及鐵路交通都必須加以嚴格的計劃管理，是因為機場或路徑數量嚴格受限，若不管理，勢必要造成撞機或撞車的災難；它們可以實行嚴格計劃管理，則是因為參與的操作人員（飛行員或火車司機）較少。汽車不必實行類似管理，則是因為路徑很多，個體操作可以很靈活（例如可以隨時停下來避免事故，或是堵車時改走別的路）；不能實行計劃管理，則是因為涉及的人實在太多，個體開車有很多隨機因素（何時何地出發，走哪條路等等），復雜度實在太高，遠遠超出了人腦乃至超級電腦的智能。

　　據此，似乎可以從中提取抽象機制：凡是參與因素實在太多的活動，就稱為復雜活動，不能在宏觀水平使用計劃管理，只能在微觀水平上這么干。將這搬到經濟領域里來，似乎可以說，整個國民經濟都是復雜系統，不能在國家水平實行計劃管理，只能由各個企業去自行管理，因為后者的復雜度較小，還在manageable的范圍內。

　　然而若把這理論搬到金融業去，就會弄出個無法解決的悖論來。

　　如所周知，金融活動乃是一種非常復雜的活動，從事投資的股民之多，動機之復雜，遠遠超過了開車外出的人。它的復雜性，否定了在宏觀上實行計劃管理的可能。所以，所謂“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似乎是正確的。如今的金融活動已經不再是微觀活動而是全球活動了，因此誰也沒本事、也不該在全球范圍管理它，只能讓市場那“看不見的手”去自動調節它。

　　然而這理論忽略了一個問題：正因為金融活動已經升格到全球水平，所以，金融巨頭們在為自己的企業做出發行多少金融衍生物的年度規劃時，其實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計劃管理全球的經濟。你要禁止他們這么干，人家就要破產，從而拖累全球經濟。而若是允許他們這么干，那就如同允許一架飛機由多人操縱，遲早要弄出金融海嘯式的大災難來。說到底，去年金融危機之所以發生，不是如力薄儒（liberals）們指責的那樣，是因為政府沒有及時調控，或是保守派指責的那樣，是政府捆住了“市場之手”，恰是因為金融資本家們對全球經濟作了無意識的計劃管理，因此一旦操作失誤，頓時便累及全球，跟大饑荒時代家家挨餓一般，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都受到了沖擊。

　　這悖論就是：當某個企業或某種行業擴展到一定范圍（全國水平或全球水平），自由經濟就變成了計劃經濟，所謂“市場的看不見之手”被砍掉了。不管資本家有無意識，實行的都是整體管理，國家金融業乃是全球金融業再無可能是微觀水平的自我管理的總和。因為這種管理任務超出了人腦或電腦的能力，所以遲早要遇到災難。這悖論給資本主義經濟規模封了頂，使得它成了一種怪物，瘋長到一定地步就會被自重壓垮。

　　要消除這悖論，我看只能逆轉“全球化”，起碼要人為遏制金融經濟的無限擴展趨勢，使用國家權力逼迫它退回到各國的疆界中去，然而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如果國家福利體系缺失

《古典自由主義》讀書筆記（一）

　　在許多不了解歷史和現實的人看來，福利體制就是國家強制下的福利。這種體制的要點是：國家從公眾那里強制征收費用，不繳不行，然后，國家聲稱，將把這筆錢用于為所有公民提供基本或者更高的保障，并救濟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如果你反對這種強制的福利體系，頭腦簡單的人就會以為，你是在主張，即使必敗無疑，窮人或其他弱勢群體也應該被拋入殘酷的“市場競爭”中去。他們認為，窮人將因此失去最后的依托，生活慘不忍睹。

　　他們當然很不理解怎么會有人抱有如此殘忍的主張，居然要反對福利。你告訴他，福利將扼殺人們工作的積極性，導致社會總產出的減少，因此損害所有人的利益。這種解釋對他們是無用的。他們會說，減少一些產出也沒什么，重要的是，不能讓窮人無依無靠。

　　或許，另一種解釋可以說服他們當中那些尚存部分理解力的人，那就是，如果沒有國家強制的福利，民間的福利只能發展得更好，為社會提供更加全面和細致的保障。在一個民間慈善機構發達的社會中，弱勢群特將得到更好的照顧，他們的生活和自尊將比國家福利下的社會好得多。同時，如果沒有政府的刻意壓制、破壞和阻撓，沒有官辦慈善的擠壓，民間慈善事業將非常發達。公眾的善心遠比一般認為的大得多、可靠得多。

　　為此，我將各舉美國和中國的一個例子，這兩個例子都是真實的歷史事實。

　　首先是美國的一段史實。

　　1960年代，美國致力于“偉大社會”計劃。這個計劃想要建立全面的國家福利體系。中國的許多國家主義者很向往這種類似的計劃。還有一些貌似自由主義者，實際上卻是國家主義者的人，打著問責政府的旗號——當然是責問政府為什么不剝奪更多、做得更多，也在孜孜不倦地推動中國走上“偉大社會”的道路。

　　我建議這些忙著幫助國家膨脹的人，抽時間看看美國“偉大計劃”前后民間慈善事業的變化。這種變化是耐人尋味的。

　　1940年到1964年，美國人收入中用于慈善事業的比例一直在上升。這個時期是美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人們變富裕了，更愿意拿出錢來幫助他人了。

　　但是突然，在1964-1965年，這個持續上升的趨勢逆轉了。這時，經濟發展并沒有停止，仍然在高速增長中——美國經濟增長的放緩和停滯要到1973年才出現，人們的收入在增加，但人們拿錢幫助他人的意愿卻削弱了。

　　然后，到了1981年，美國經濟處在衰退期中，人們的收入停止增加，甚至減少了。但奇怪的是，趨勢卻發生了轉向，這次是有利于慈善的轉向。美國人捐助慈善占收入的比例轉為上升，并且是直線上升。在經濟衰退的情況下，美國人卻更愿意拿錢出來幫助他人了。

　　這是怎么回事？經濟衰退中收入減少的美國人，反倒比1964年經濟增長中的美國人更加慷慨，更加富有愛心。這是為什么呢？

　　看看美國政府的行為，答案就非常清楚了。

　　1964-1965年，正是林登·約翰遜總統開始“偉大社會”計劃的年頭。約翰遜總統宣稱：聯邦政府要發動一場對貧窮的戰爭。面對雄心勃勃的政府計劃，人們自然會想到，既然政府已經接管了幫助窮人這件事，自己就不需要再做什么了。

　　而到了1981年，新上臺的里根總統宣稱，要大幅度削減政府開支。看到政府收緊了錢包，人們就意識到，政府可能沒有那么多錢去幫助窮人了。如果政府不打算幫助窮人了，那他們就只好挺身而出，自己來幫助窮人了。

　　政府的官方福利計劃就是這樣壓制民間的慈善和互助的。而官方福利的后退和收縮，也就是這樣鼓勵和刺激民間慈善事業的。

　　那么，民間慈善事業有那么大的能力嗎？如果國家福利缺失，民間慈善能夠頂上來管用嗎？民間的慈善不是弱小和不穩定嗎？幾個好心人的捐助能夠解決社會保障問題嗎？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可以看看1930年前后的中國上海。

　　一個廣為流傳的說法是：中國是沒有宗教的民族，中國人沒有終極關懷，只關心現世，因此也就不愿意拿出財富去幫助他人。中國人的慈善心是很薄弱的。

　　真的是這樣嗎？看看歷史罷。

　　清朝末年以來，上海就有著發達的民間慈善機構。太平天國的混亂以后，上海一時間“善堂林立”。民間慈善機構從事許多善舉：施舍棺材、施舍衣食、免費診病發藥、收埋死尸、補貼寡婦和孤老、收養棄嬰，等等。

　　到了1930年，民間慈善團體舉辦的至善事業的規模已經“足以支持上海的城市發展”。民間慈善團體的資金來源主要有：慈善團體自有房產的租金收入、商人和其他市民的捐贈、慈善團體自身某些經營活動的收入。另外，政府也給民間慈善團體一些撥款——注意，政府給民間慈善團體撥款，其效果要遠遠好于政府自辦慈善團體。

　　這時，上海民間慈善機構的財政規模有多大呢？他們能有多少錢呢？

　　一項嚴肅的統計研究得出的結果是驚人的。1930年前后，上海以華人為對象的民間慈善事業的財政規模可能超過了300萬元。

　　這個數字今天聽起來似乎并不多。為了理解這個數字的意義，我們來看看同期上海市政府的支出。1930年，上海市政府的財政支出是708萬余元，也就是說，民間慈善事業可支配的資金超過政府財政支出的40%！這是不是有些驚人呢？

　　2008年，北京市的財政支出是1786.4億元，上海是2645.5億元。這兩個數字的40%分別是715億元和1058億元。想想看，如果北京和上海現在每年能有這么多錢用于慈善事業，窮人和弱勢群體的生活還會有什么問題嗎？

　　現在官辦的福利顯然不可能有這么大的財政規模。貌似強大的國家福利，能夠給社會帶來的保障，相比民間的慈善機構，其實要薄弱得多。鼓吹國家福利的人，其實是在鼓吹一種更加不可靠、弱勢群體的處境更加糟糕的福利安排。如果再考慮到國家強制福利對生產的破壞，簡直可以說，鼓吹國家福利的人，是在故意和窮人過不去。

　　那么，當年上海的民間慈善到底效果如何呢？不必羅列繁瑣的數字，僅舉目前眾議沸騰的醫療為例。在1930年的社會發展水平下，各種上海民間慈善機構當時能夠為窮人每年提供免費診療六七十萬次，并發放藥物。當時上海人口一共有三百萬。也就是說，民國時期的上海，窮人患了病是有很大的機會得到診治，并得到一些基本藥物的。

　　我們今天的官辦醫療保障能達到這種水平嗎？

　　分析當時上海市政府支出的方向，會得出更有意義的結論。當時，上海市政府支出的大部分用于維持治安、教育和城市建設，其他公益開支很少。也就是說，政府承擔了維持治安和城市建設工作，社會福利基本由民間來操作，教育和衛生領域則由雙方共同參與。

　　我以為，這種分工的局面遠比今天政府包攬一切，或者試圖包攬一切的局面好得多。而民間慈善也果然不負眾望，募集到了今天難以想象的巨額資金。社會的保障水平是很高的。

　　關于當時民間慈善機構的正面作用，還可以有許多話可說。不過，上面列舉的事實，應該已經可以證明，中國人的慈善心是很強的，普通的中國商人和市民，遠比政府善良、能干和可靠得多。

　　如果想要有一個保障水平高，弱勢群體能得到最大限度救助的社會，我們到底應該致力于建設哪種福利體系？有兩個選擇：一、基于自愿和道德的、高效的民間慈善；二、基于強制和冷漠的、低效浪費的官方福利。應該選擇哪一個，還用多說嗎？

 

《環球企業家》在金融危機一年之際，做了一個“全球經濟危機，一年后”的專輯，請了謝國忠做客座主編。我也寫了一篇，貼在這里。發表的版本可能和這里稍有不同，原文寫于接近一個月前。

 

各種數據表明，全球的經濟似乎已經走出了這場危機最黑暗的時刻，很多國家的經濟已經觸底，開始反彈，包括危機的中心美國也顯示出了好轉的跡象。亞洲絕大多數經濟，二季度都出現了強勁反彈，最耀眼的臺灣地區，GDP環比增長率折合年率超過了20％，而美聯儲最新公布的褐皮書表明，美聯儲十二個大區中的十一個經濟已經企穩或者開始回升。全球金融市場更是趨于穩定，全球的股市已大漲好幾個月，以美國的標準普爾500指數為例，自三月的谷底以來，已經上漲了超過50％。

 

這場危機的不同尋常之處，不僅在于它席卷的范圍和程度的深重，更在于危機發生之后各國政府出臺的強力干預和刺激措施―數以千億萬億美元計的資金被用于穩定金融市場，又有千億萬億美元計的政府額外開支用于拉動疲軟的經濟，很多中央銀行大幅度的擴張了自己的資產負債表，眾多的金融機構被政府接管。根據國際貨幣基金今年三月份公布的一份報告，截至當時，二十國集團合計承諾向金融體系注入1萬1千億美元，承諾購買金融體系的資產1萬3千億美元，G20倫敦峰會后，還決定向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增資1萬億美元。這還不包括各個國家各自出臺的財政刺激計劃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僅美國和中國兩國，出臺的財政刺激計劃就超過1萬3千億美元，而美聯儲一個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就由危機前的8千多億美元，暴漲到目前的超過2萬億美元。因此，目前發生的經濟復蘇，無論可以持續與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政府的干預和拉動下才發生。

 

在這場危機中各國政府下的猛藥，對于應對緊急狀況是必須和適當的。但中國有句俗話：是藥三分毒，即便在世界經濟全面復蘇之后，這些猛藥的副作用，或者說遺產，恐怕還要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伴隨我們。

 

危機和救市最直接的遺產就是政府債務。這些債務主要來自于兩部分，一部分是由于經濟下滑財政收入降低自然導致的財政赤字，連中國這樣財政多年保持兩位數增長，經濟仍然在增長的國家，今年最初的幾個月都出現了財政收入下降的情況，就更不要說那些深陷危機的國家了。另一部分則是由于政府額外出臺的各種救市措施的花費，這不僅包含前面提到的直接費用，還包括政府提供的各種擔保所可能引發的隱性費用。美國今年的聯邦赤字要高達1萬7千億美元，未來十年的赤字則可能會高達9萬億美元，甚至更多；英國除了赤字以外極有可能還需要大量的資金來清理損失嚴重的銀行；已在“失去的十年里”債臺高筑的日本政府這一次更是雪上加霜，凈債務目前已經達到GDP的大約120％，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估算，如果不進行任何政策調整，這個數字將會在未來15年里上升到接近200％，甚至中國，今年的赤字都會達到創紀錄的接近1萬億人民幣。如何在危機過后消化這些債務會是很多政府必須面對的頭疼問題。債務不及時消化，會造成“債務積壓”，因此會推高利率，遏制投資和消費，從而造成經濟的萎靡，這其實是一個困擾很多非洲和拉美國家多年的問題。而消化債務則需要消減正常的開支，增加稅收或者制造通貨膨脹，而這三個選擇沒有任何一個是讓人愉快的。發達國家政府開支的大頭一般是醫療和養老，在美國還有國防支出，這三項加在一起要占到超過美國聯邦預算的60％。消減養老和醫療支出會影響很多人的生活，消減國防開支則可能會影響國家安全，這些都會遭遇巨大的政治阻力。增稅除了會直接影響企業和居民的收入外，更有可能會因為抑制創新和投資而扼殺長期的經濟增長。不過這些可能都還比不上通貨膨脹，高通脹，歷史上一次又一次證明，不僅是一種非常難治的慢性病，而且損害經濟增長，抑制金融發展，掠奪居民財富，幾乎有百害而無一利。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場危機和危機的解救透支了未來，而還債不可能是一件輕松的事情，對那些危機前財政狀況就不好的國家尤其如此。

 

救市的另一個遺產是中央銀行在危機中釋放出的大量基礎貨幣，美聯儲資產負債表膨脹了超過一倍就是最明顯的例子。這些基礎貨幣，在金融體系無法正常運轉且經濟衰退的情況下，由于貨幣乘數變小和總需求不足，并沒有引發通貨膨脹。但一旦經濟恢復正常，這些放出去的基礎貨幣就有可能被放大很多倍，通脹的風險隨時都有可能變成現實。回收這些貨幣，一些中央銀行很有可能需要創造新的貨幣政策工具才能實現，比如說美聯儲，其手上的政府證券即便全部賣掉，也未必能把危機期間釋放的流動性全部收回，很可能需要發行自己的“央行票據”。但這并不僅僅只是一個技術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回收貨幣，意味著緊縮的貨幣政策，這會抑制經濟復蘇，抑制資本市場，中央銀行顯然會在這個問題上面臨巨大的政治壓力，特別是政客們還有動力利用通脹消化債務的情況下，畢竟那是政治上最隱蔽也最便利的方式。從歷史記錄看，根據哈佛大學羅格夫教授和馬里蘭大學雷因哈特教授對過去數百年各國金融危機的研究，理性的貨幣政策經常會屈服于政治，通脹往往緊隨著金融危機而來，特別是在政府債臺高筑的時候，這一次，很多國家恐怕也未必能逃脫這個命運。

 

救市最大的遺產恐怕還是如何讓政府適時退出并正確為政府定位。政府在經濟中的角色，毫無疑問因為這場危機的發生而被放大了很多。這場危機至今，美國最大的汽車公司通用汽車60％的股份為已經為聯邦政府所有，最大的保險公司AIG接近80%的股票已經抵押給了美聯儲，美國最大的銀行之一花旗集團最大的股東也已經是聯邦政府，最大的房貸公司房利美和房貸美則干脆直接由政府托管。沒錯，政府在監管和消費者保護領域的缺失，的確是危機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這場危機最直接的根源就是美國房地產市場的次級貸款，很多沒有經濟能力的家庭借了過頭債，他們也是受害者。沒錯，不受管制的市場是存在重大缺陷的，天量的透過柜臺交易的不受管制的衍生產品將危機迅速傳染到了大量的金融機構，幾乎造成了金融體系的崩潰。但如果金融市場因為政府的選擇性干預變得更加集中而不是更加分散，如果政府既當超級裁判又上場踢球，如果加強管制最終變成了遏制創新，那就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上世紀80年代以來英美興起的去管制化，在消弱了政府對經濟干預的同時也極大的釋放了生產力，雖然這場危機提醒我們去管制化也許走得太遠，但政府和市場這中間微妙的平衡，也許還需要試很多次錯才能找到。這世上沒有萬靈藥，市場不是，政府也不是。

 

這場危機留下的豐富“遺產”恐怕要過很多年才能讓人完全體會，畢竟，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并不經常發生，上一次，就要回到70多年前的大蕭條了。

“市場失靈”是個啥東東啊？
What Are You Calling Failure?

作者：（美）Gil Guillory / 翻譯：鉛筆經濟研究社 陳青藍
本文譯自米塞斯研究所網站(www.mises.org) 2005年11月

 

通常人們談到自由市場的時候都會人云亦云地說市場失靈需要政府干預什么什么的。可是市場失靈是什么？它怎么定義，怎么才算失靈呢？

一個最為大家接受的定義是：按照某些理想的標準例如完美的競爭模型，“當市場不能有效的提供或配置商品和服務的時候我們就稱之為市場失靈”。這個定義被經濟學家們廣泛用于解釋諸如經濟的外部性、網絡經濟、信息不對稱、委托人-代理人關系等等問題。可惜的是，他們并沒說明自由市場有什么缺陷，而是“市場失靈”的流行定義本身就是似是而非的，他們用“失靈”這種感性的詞，就跟“失靈”是真的似的。

N多的低手錯誤地認為如果證明有市場失靈（如以上定義）的情形，那么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引入政府干預了。然而他們沒有把問題建立在對這個不完美世界的正確描述之上，而是建立在似是而非的“市場失靈”的定義之上。好吧，就讓我們對市場失靈這個詞的通行定義進行一下嚴格的追問，讓我們看看真正的市場失靈應該是什么樣的情形吧。

失靈（失敗），總的來說，意思是行動不能達到預期結果。例如撐桿跳運動員沒有躍過橫竿是失敗（失靈）。一個工程師的設計沒有奏效就是失敗（失靈）。但是，一個組織的失靈是什么？政府失靈、商業失敗或者市場的失靈是什么意思呢？

政府是有著固有目標的組織，例如建立社會公正和維護國內穩定。不管政府做了什么，只要沒有建立社會公正或者維護國內穩定，就是政府失敗（失靈）。正如我們可以對其他那些由人組成的機構所期待的那樣，政府機構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而控制成功或失敗（失靈）的結果。公司可以被看成一個經濟機構，是一個以盈利為基本目標的機構。無論其努力與否，如果它沒有盈利，就是失敗（失靈）。

一個機構的失靈（失敗）可以是短期性的也可以是長期性的。當一個公司長期失敗時，它的所有者通常會解散它或者讓它破產，公司的解散可以被稱作“商業失敗（失靈）”盡管它意味著一系列失敗的總和。當政府長期不能達到其固有的目標時，就被稱作“政府失靈（失敗）”。

而市場，盡管是一種社會組織形式，但不是一種統一的穩固的組織。市場沒有國家憲法、公司規章之類的成文規章，沒有固定的組織成員。正如偉大的亞當.斯密同志的著述中所描述的，市場是自由演進形成的簡捷有效的系統。市場的參與者們在市場中尋求的目標各不相同。一件商品的價格對于買家來說可能覺得太高，而對于賣家來說又可能覺得太低，這全憑人們的主觀感受和偏好。市場并不是一個鐵板一塊的組織機構，沒有一個單一的目標，因此我們也就無法衡量其運作的結果。不過知道這一點我們還不夠，我們可以從這里更深地挖掘下去。

最能攪和廣大人民群眾思想的是有的同志用似是而非的“市場失靈”概念來建立一個不存在的理論世界，并用它來解釋真實的世界。比如說，用“市場失靈”來解釋信息傳遞費用過高和不準確（即交易費用）所造成的結果；解釋消費者并不總是清楚一件商品和服務是否能夠滿足他們的需求的現象（即信息不準確或者信息不對稱）；解釋當前決策影響未來決策的問題（即路徑依賴）；解釋經濟行為的外部影響問題（即外部性和公共產品理論）;解釋存在欺詐、違約、在買家和賣家之間存在的違反規則的現象（也屬于信息不準確和信息不對稱），以及其他各種現象。

對商品的屬性和人類行為的商業本能的了解能夠讓我們更好的理解什么叫“市場失靈”。汽車不夠安全、或者電價過高、或者是流感疫苗儲存量過低這些現象不是市場失靈。汽車應處于什么樣合適的安全水平、電的合適的價格是多少、疫苗的合適存量應該是多少，只不過是一個主觀的判斷。 即便我們大家都同意疫苗存量過低的事實，問題也有短期和長期之分，而后者是經濟分析最重要的對象之一。

市場失靈這個概念如果有用的話，應該指的是由于人類能力傾向的基本缺陷而導致通過自發組織（相對于強制組織而言）而不能達到的某些善的目標。這個定義實際上是說市場的缺陷實際上就是人的缺陷，同樣由人組成的政府的干預也存在同樣的缺陷。簡而言之：市場不能，政府同樣不能。這個定義讓我們將關注的焦點放在：組織分析。

當然，如果相對于某些標準而言自由市場存在缺陷，那么就存在通過政府干預進行改善的可能性。但是，我們在面對市場不完善到市場失靈的轉換的時候必須面對三個主要的困難。

首先，政府是壟斷的，而市場不是。如果政府長期不能減少貧困人口的數量或者達到其他的善的目標，這就可以被稱作政府失靈（失敗）。然而，如果某項商業生意失敗，并不意味著市場的失靈。甚至一系列代表某種商業模式的公司或生意失敗，也不意味著市場失靈。這種情況僅僅意味著某種商業模式的失敗。因為某種商業模式不能通過提供某種商品而盈利，并不表示沒有某種商業模式能通過提供這種商品而盈利。

如果某種商業模式還未在真實世界進行嘗試，即便在論證過程中邏輯上是可行的，這種商業模式在實戰推行過程中失敗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總的來說，那些宣稱市場失靈的人犯了兩個邏輯錯誤。其一是輕率地假定所有成功的商業模式已經被嘗試過或者即將被嘗試。其二是假定政府過去的那些干預行為是解決問題的最佳辦法。這兩個邏輯假設是相當荒唐的，因為它們把企業家假設為不犯錯誤的，這是對自由市場的誤解。眾所周知，對企業家來說，失敗是家常便飯，企業家們是不斷的嘗試那些沒有被嘗試的商業模式，通過不斷試錯來嘗試尋找成功的商業模式。

第二，更重要的是，我們有一系列主觀的可欲價值需要遵循。沒有一種辦法能夠同時照顧到所有的價值，我們不能以一種價值的名義而忽視其他的價值。為了流感疫苗存量的提高，我們可能不得不犧牲其他的善的價值。政府的每項計劃都是讓一部分人花錢而讓另一部分人受益。由此，到最后問題就歸結于我們就必須進行道德的辯論，證明政府搶劫一部分人的錢而讓另一部分人受益的正當性。

只有極少的情形是讓所有人受益的計劃被證明只能通過政府的強制機構來實施，對此，我們不得不采用功利主義、實用主義的態度，但對此我們必須謹慎對待，因為實踐告訴我們很多可能付出的代價是我們想象不到的。

第三，我們必須審視真實的狀況和干預的長期的后果。我們相當清楚，民間自發機構的內部組織機構相對于政府機構而言能夠自我約束和不斷改進，從而保持了對后者的優勢。如果一旦政府強制力介入公共事務，將采取什么樣的組織機構，它如何和典型的極權干預相區分？

這些政府強制機構是會傾向于維護公共利益，還是維護其自身的利益，從而遵循公共選擇理論，還是傾向于維護組織利益，從而遵循掠奪理論？因某種公共利益目標而成立的政府機構時候會偏離其最初目標？事實證明，這樣的機構總是會偏離其初衷。當干預的目標發生完全改變，或者不再那么迫在眉睫時，這個政府機構是通過改革適應新的變化，還是終結自己的存在，還是竭盡全力維護自己的地位和權力范圍？我們在考慮引入政府干預的時候，就必須將這樣的不適當的不公正的機構存在的制度成本計算在內。

總之，當有人討論到市場失靈的時候，他必須說明一切可能的民間自發組織秩序在激勵和約束條件的運行結果上比某種高度強制的機構要差。而且，他必須說明這種高度強制機構將由政府來實施，而這種政府機構的演進不會導致長期的“政府失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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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l Guillory，美國得克薩斯州化學工程師。

 

目前房地產價格高至少有一個原因是由于捆綁了地方政府的利益，這不僅是因為土地一級市場壟斷的關系，還因為地方的財政收入對房地產市場有很大的依賴。針對地方稅收過于倚重房地產業的現象，日前在福州市舉行的第十五屆全國省會城市地方稅收理論研討會上，不少地方官員建議考慮開征環境保護稅、遺產稅和贈與稅。

這種考慮很現實，要維持地方的財政收入規模，以及承擔越來越多的職能，政府傾向于擴張，就必然要求更多的“錢”。在中央與地方分稅制改革后，稅收承包與事權下放之間的緊張關系一直存在，這導致地方要干的事情多，但是與中央分配的錢沒有大幅度增加。這也驅使地方政府千方百計搞錢。之前的亂收費現象也說明了地方的這種斂財沖動，這當然也是因為地方行政機構的自我擴張與強化所造成的。而中央處于精簡機構推進行政改革的考慮，抑制了地方的亂收費情況，這就迫使地方政府采用表面上更加符合現有法律框架的辦法來“搞錢”。

開征新稅無疑就是其中的一招。表面上看，開征新稅似乎很有道理，因為地方財政對房地產的倚重很大，而房地產價格低地方收入就會低，房產價格太高又會引起民怨沸騰，地方政府夾在中間也很為難。而且財政收入來源單一化也有風險，一旦房產價格波動很大就會影響地方收入。和房地產相關的稅種包括：房地產營業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城市房地產稅、印花稅、土地增值稅、投資方向調節稅、契稅和耕地占用稅等，這占據不少地方財政收入的大頭。

但事實上，值得首先搞清楚的是，何以目前不少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結構會變成極大依賴于房地產及其相關行業？1998年中國開始住房市場化改革，地方政府手上握有的最有價值的東西就是土地，這種路徑依賴加上政府的財政擴張偏好就造就了目前的困境。可以說，釀成今日苦果的正是當初的政策選擇。盡管住房市場化改革極大釋放了民間資本參與房地產市場建設，同樣也造成了政府從中獲得巨大利益。

其次，值得質疑的是，地方政府此番征新稅的言論到底是要進一步擴大財政收入來源呢？還是說只是調整稅收來源的結構？從上面對單一稅源的擔憂來看，似乎意味著調整稅收來源，以進行適當的平衡，避免單一稅源的風險。如果是這樣的話，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開征新稅的同時準備減掉什么舊稅？平衡稅收來源結構并不意味著擴大稅收來源，這是兩件不同的事情。通過征收新稅減少舊稅，也可以達到稅收目標不變或者略微有增長。

但如果不減舊稅，光征新稅，那么調整稅收來源結構不過是一塊遮羞布而已，因為這樣做的事實結果就是公眾的稅收負擔加重，而政府獲得了更多的財政收入。簡而言之，就是地方政府與民爭利。公眾對稅收的樸素理解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實際上公眾之所以對征新稅會懷恨在心，是因為公眾不知道已經被征的舊稅都用到哪里去了。在舊稅問題沒有弄清楚之前，公眾對新稅自然抱有萬分警惕，這也是正常不過的事情。

事實上，如果全社會沒有依靠創新獲得巨大的新增財富，那么不管何種規則，無非是在政府和公眾之間分配不同比例的財富而已。政府征稅的理由是說政府能比公眾更知道錢花在什么地方對公眾有利。而另外一種藏富于民的想法是說，政府可以通過減稅，使得財富留在社會，讓公眾自己去發掘如果用錢對他們更有利。對于理性的公眾而言，這并不是一道很難的選擇題。困難的是，政府財政擴張的后果已經造成了龐大的機構，減稅就意味著必須裁汰冗員，而這就會減少既得利益者的好處。這也正是“只聽征新稅，不聞減舊負”的原因所在了。

以平衡房產稅源風險不能只增不減為題，刊于 東方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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