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民營工業很爭氣
——金融危機沖擊下的中國工業增長
這次金融危機中國經濟快速恢復，但出口部門還是遭受很大沖擊。出口增長率從30%下跌為-20%，減少近50個百分點。出口下跌，首當其沖的是民營工業。首先，國有企業所在行業如電信、石油并不受到全球市場緊縮的直接影響。其次，政府主導的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中，大量項目優先給國有企業。第三，盡管民營工業融資難問題近來引起政府高度注意并出臺了很多政策，但客觀地看中小企業、民營企業所獲得的融資相對較少。
但危機前后，民營企業增長持續高于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也高于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總體。2007年以來，民營企業工業增加值平均比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工業增加值高出10個百分點。今年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長率出現下降，民營工業企業利潤下降情況也好于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和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總體。所以說“民營工業很爭氣”。
改革開放30年中，對待民營企業一直有不同意見，最近也有反面意見要對民營企業進行“階級斗爭”。但是，提出一種主張必須考慮其后果。如果沒有民營企業，目前的經濟狀況也會面目全非。首先，總體工業增長率會大幅下降。其次，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自身增長率也會下降。一方面，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組織形式受到民營企業很大影響。另一方面，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與民營企業有很多來往，很多項目的材料、設備、零部件都需要民營工業供應。
民營工業在“保增長”過程中表現較好原因主要有三點。一是民營企業具有體制優勢，利益得失與經營者直接相關，激勵機制發揮積極作用。二是民營企業競爭政府項目。經濟刺激政策將很多項目直接分給政府和國有企業，政府和國有企業拿到錢以后需要購買東西，會間接增加民營企業訂單。民營企業也會參與競標和投資。三是民營企業規模小，轉型快。
從工業增長值份額看，過去十年民營企業份額持續上漲，國有及國有控制企業份額持續下降。由于民營工業增長高于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可以推斷，民營企業份額增長態勢仍將繼續。這正符合十七大“平等競爭”的方針，誰的競爭力強，誰的份額就大一點。
最后談四點啟示。首先，抗擊全球經濟下行沖擊中，體制政策非常重要，這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關鍵。中國不像發達國家只要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就能料理一切，促進中國經濟增長需要在改進有微觀基礎上有針對性政策。其次，民營企業政策不能大起大落，不能隨著經濟周期波動。處理環保問題、社會責任問題、勞工關系問題要平等對待民營企業。第三，盡管民營企業增長很爭氣，但是民營企業無法單獨決定經濟綜合效率。很多訂單來自政府項目，也要看政府項目本身有沒有效率。這些政府項目收益至少要能夠支付利息。本周國務院會議指出“更加重視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效益并不由民營企業單獨決定。最后，既要從“危”中見“機”，也要到“機”中見“危”，貨幣信貸多發后，包括資產價格在內的物價總水平和相對價格都會發生很大改變。民營企業需要關注這些環境的變化，民營企業做好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撐。
茅于軾：年底通脹壓力將會增大
來源：天府早報
茅于軾是中國當前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有著“當代中國最有道德修養和良知的經濟學家”之稱。此前，其發表的“替富人說話，幫窮人辦事”的觀點引起不少爭議。“我的說法是客觀、現實的。”茅于軾的回答很坦然。
交換才能產生財富
昨日，當這位81歲的老人出現在論壇現場時，立刻博得了企業家們熱烈的掌聲。
“盡管前年有幫助民營企業的30條扶持政策出臺，去年國家也重申了這個政策，但民營企業在發展過程中仍然困難很大。”一開口，茅于軾就直指民營企業的生存艱難：“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了偉大的成就，這一變化主要靠民營企業的發展，民營企業從零開始，目前已經占了半邊天。”
茅于軾強調，雖然我們一直以來受的教育都是勞動創造財富，但在市場經濟下，交換才是財富產生的途徑，每一次交換都把一個物品從低價格提升到高價格，交換使其物盡其用。“改革開放以前，員工每個月拿40多元，現在拿上千元，因為有了交換，勞動產品得到了充分的價值體現，而經濟要發展就要做到人盡其才，物盡其用。”
民企到農村開銀行
對于民營企業的發展機會，茅于軾直言：“一方面，在過去的一年，民營企業受到了全球性金融危機影響，盡管我們做到了平穩過渡，然而由于出口受到打擊，仍面臨著潛在的危險。另一方面，民營企業還是有很多機會，比如最重要的機會就是中國的金融市場開始對民間開放。”
“美國銀行都是老百姓開的，沒有一家是政府開的。隨著整個經濟進程的加快，未來，中國的金融市場也會逐步放開。”茅于軾給民營企業家支招，“有志發展的民營企業家，可以進入農村去開辦村鎮銀行、小額貸款公司，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機會。”其次，茅于軾認為，服務業僅占GDP的40%，還有很大提升空間。
通脹壓力逐步增大
“由于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國家一直采用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引起市場貨幣過剩，寬松的貨幣政策正在使通貨膨脹顯現。”對于目前市場熱議的“通脹說”，茅于軾預測，通貨膨脹不會馬上出現。他預計到今年年底、明年年初通脹壓力會增大。
在談到當前房價居高不下，買房者該不該出手買房時，茅于軾認為，買房是抵抗通貨膨脹很好的方式，但當前一些城市房產存在很大的泡沫。茅于軾提醒投資者應根據經濟形勢尋找市場中的“價值投資洼地”，切忌盲目跟風助長泡沫的生成。
茅于軾建議，美國現在房子、股票已經具有很高的投資價值，中國可用外匯儲備高達2萬多億，完全可以鼓勵中國公民到國外去投資。
中國社會科學院10號發布了《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2009年秋季報告》，報告預測今年中國GDP增長速度將達到8.3%左右，可以實現保“八”的經濟增長目標，今、明兩年不會發生明顯的通貨膨脹。
只要維持目前的政策刺激力度，即便是名義上維持，2009年全年達到8%的GDP增長率，恐怕不成問題。前兩個季度的GDP增長率為6.1%，7.9%，而第三季度的數據將超過8.0%。同時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平緩，從3月份的28.6%升至8月份的37.9%。此外工業增加值增長第二季度突破2位數，達11%；并且外商直接投資轉負為正，8月份達到7%，都可以表明中國經濟已經復蘇。而2008年第四季度以來的經濟刺激政策，也會有時滯效應，根據之前的研究，中國宏觀調控的政策時滯為12個月左右，因此維持目前的政策不變的話，實現“保八”估計不成大問題。
但要保證沒有通貨膨脹，卻不是那么容易了。盡管2009年月度的CPI數據都顯示為負數，似乎看不到通脹的影子。但這種危險卻是存在的，尤其是將政策時滯考慮在內，就會發現一旦當通脹確認，再去調整政策就已經來不及了。社科院的報告認為通脹不太可能發生的主要理由是消費疲軟。消費疲軟不過是CPI高的同義反復，不能解釋通脹之有無。要問的是，消費何以不振，原因是價格高收入少。而造成價格高的主要原因是貨幣多發但分配失衡。中國的信貸的急劇增長加速了對通脹的擔憂，截至8月份，貸款額上漲34%，大約是其名義GDP增長速率的4倍。所以，“兩年內無通脹”這種空頭保證書無足輕重，反正經濟學界鬧得笑話多一個不多。
“沒通脹”不好說，尤其是當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不能及時剎車的情況下，更是如此。但“有泡沫”這件事卻不折不扣。央行公布的中長期貸款和統計局公布的固定投資中信貸資金總量數據發生了有史以來的最大差額，前8個月中長期貸款累計投放4.9萬億之多，而體現在固定投資中的信貸資金僅為2.3萬億，兩者相差2.6萬億，如此巨大的差額如何解釋？
一般來說中長期貸款被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和固定資產投資的比較多，因為需要較長的時間。但如果說有一半多的中長期貸款沒有被用于原先假定的基礎設施和固定資產方面，那么可能的一個解釋就是被用作了短期投機。而且企業活期存款數據迅速增長并且與A股市場高度相關，也印證了這一點。資本市場的幾個拐點變化，均在企業活期存款數據上有所體現。
也就是說，信貸有很大一部分流入股市，并且有相當規模未經統計的資金流入樓市。這就使得經濟體面臨泡沫破滅的風險。為了遏制泡沫，就有必要提高利率。但問題是，一旦提高利率，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就可能吸引外資大量涌入中國市場，至少在一段時期內反而惡化資產泡沫。2008年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來說的教訓是，美國和其他英語國家經濟體因資產泡沫破滅而陷入困境。而資產的暴跌或是銀行業的崩潰都是前車之鑒，這提醒中國，需要未雨綢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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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時世下的選擇
李華芳
古勒維奇，2009，《艱難時世下的政治——五國應對世界經濟危機的政策比較》，吉林出版集團。
在經濟危機來臨的時候，那種職業的風險最大？答案是“經濟學家”。
對于這個依靠聲譽的行當而言，顏面盡失是最大的一個懲罰。在危機來臨前，經濟學家未能準確預測到危機而飽受指責；在危機來臨后，經濟學家未能提出有效的應對措施，又再遭受質疑。對于經濟學家來說，這才是真的“危機”。當然經濟學家之所以遭受“危機”，在某種程度上也不能怪經濟學家。
首先，按照諾獎得主科斯的說法，經濟學家是重在解釋真實世界發生的事情，而不在預測；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經濟學家的政策往往是理想類型中的“紙上談兵”，真正要落實卻是一個復雜的政治博弈過程。也就是說，政策需要政治。這正是古勒維奇在《艱難時世下的政治——五國應對世界經濟危機的政策比較》一書中開篇首章第一句話。
如果不將政治角力考慮到政策制定的過程中，恐怕是不現實的。因為一旦放棄了政治博弈力量的考慮，經濟學家就會犯下“政治幼稚病”，這種頑疾需要“政治學的藥方”。作為政治學者的古勒維奇開出的方子是：解決經濟問題的途徑是多種多樣的，但是如果一種主張要能取得優勢而成為特定政府的實際政策，那么它必須獲得掌握政治權力者的支持。經濟學理論可以給出很多不同的政策，但除非我們的經濟學包含對權力的考慮，否則它就不足以讓我們理解政策選擇是如何在實際中做出的。
一個具體的經濟政策最后被選擇和實施，是政治利益集團相互博弈的結果。而古勒維奇更偏向于對政治利益集團之間的聯盟的分析。他認為在經濟穩定的情況下，利益集團之間的聯盟情況變動也不太大，相對處于一個均衡的境地。但一旦發生危機，經濟利益的格局發生了迅速改變，并且未來極其不確定，為了選擇有利于利益集團自身的政策，必須在政治過程中選擇不同的利益集團進行聯盟，以便獲得政策通過的所必要的支持性資源。這構成了古勒維奇理解經濟政策的一個出發點。
古勒維奇通過對法國、德國、瑞典、美國和英國等五個國家對抗1873-1896年危機、1929-1933年大蕭條以及1970年代危機的分析，理出了五種不同的政策選項，包括：自由貿易、社會化和計劃經濟、保護主義、需求刺激和重商主義。理論上，在一個國家遭遇經濟危機后，其可以選擇其中的一項政策或者幾項混合政策。那么這種選擇到底是怎么做出的呢？古勒維奇認為是社會聯盟、利益代表和國家三者互動的結果。
以大蕭條為例，在普遍的降低工資、稅負和支出的各種措施失效之后，各國拯救危機的政策就走向了完全不同的選擇。英國通過恢復關稅、補貼農業、以及承諾對工業實行有限救助等方式，但沒有進一步采用需求刺激的選擇；而瑞典和美國則采取了和英國相同的措施外，還進一步實行需求刺激和其他的宏觀調控措施；法國實行了通貨緊縮的政策，其后試圖實行財政刺激計劃但沒有獲得成功；德國在利用財政赤字刺激經濟方面走得最遠，并且因為30年代中期之后大規模的軍費開支導致了大規模國有化，政治上也表現出高度的權威主義。
不難發現，應對大蕭條的具體措施背后有兩種不同的政治聯盟模式。社會民主模式通過需求管理、福利補給和穩定化政策，通過憲政民主程序將勞工、農民和部分商業團體聯合起來。而德國的法西斯模式盡管表面上采用了相似的經濟政策，但專制政權壓制了類似英美的那種有機聯盟。社會聯盟、利益代表和國家三者的不同互動導致了完全不同的結果。
古勒維奇的說法盡管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在解釋對抗危機的經濟政策的選擇過程中所設定的因素過多，這也限制了這一政治選擇過程理論的解釋力度。例如古勒維奇指出商業、農業和勞工集團通過各種中介組織影響國家的政策制定，但國家政策制定又受到經濟意識形態和國家在國際中所處地位的影響。這樣一來，盡管古勒維奇的理論變成了一個較為全面的理論，但卻缺乏一個清晰的一以貫之的解釋，引入公共選擇學派的博弈基礎或可以為古勒維奇的理論提供一個更加堅實的基礎。從多個視角的審視有助于我們了解危機，從而更好地應對危機。
【注】本文據胡亂翻書2009年8月為《東方企業家》雜志改編，刊于《東方企業家》2009年第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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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亂翻書2009年9月
李華芳
最近，我意識到一個問題，那就是經濟學家對政府以及政策制定過程的態度紛繁復雜，難以取得一致的意見。當然這是老生常談，但有意思的是，很少有經濟學家探究政府政策制定過程到底是怎樣的，大部分時間我們把政府當成靶子，外面抹成黑色作為黑箱處理。正如我們對待企業的態度一樣，我曾經一度輕視管理學，認為并無多大可探究之處，其理由是沒什么理論上的突出貢獻可以做，我對此表示異常羞愧。現在，我發現我們輕視政策制定過程，這就是我自己以前犯過的錯誤，所以我想大概不能再次犯錯了。政策制定，當然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不過也跟我自己的工作經驗相關（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我將開始關注“思想庫”的相關研究，當然從為數不多的作品開始，一直是研究的起點所在。
1 朱旭峰，2009，《中國思想庫：政策過程中的影響力研究（公共管理前沿叢書） 》，清華大學出版社。
這本書當之無愧是目前最好的研究中國思想庫的作品，唯一的遺憾可能是其所研究的對象不太符合“思想庫”的定義。
中國研究智庫的歷史最早始于政治學界，尤其是外交政治對他國外交政策制定過程中思想庫作用的關注。國際戰略研究者對思想庫的研究，更多也是側重外交政策方面的影響，尤其是當著名蘭德公司預測中國出兵朝鮮的以訛傳訛的故事廣為流傳之后。但實際上，一開始并沒有特別的針對思想庫本身的研究。而且外交上的側重，也使得思想庫另外一個重要的面相被長期忽視，那就是各國思想庫在各國國內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所發揮的巨大作用，沒有相應的研究來加以說明。當然，有一些例外是一批關心中國的學者，在研究中國歷史和政治的時候片言只語的提到了中國的思想庫及其作用。例如China Quarterly上就發表過對比朱镕基前后的中國經濟思想庫的影響，但這只是零星的研究。
所以朱旭峰的作品是開風氣之先，至少是第一本系統闡述中國思想庫的作品。而且我個人覺得國外針對思想庫的研究工作，也未必有這本作品來得扎實和先進。但正如我一開始提到的，朱旭峰所研究的思想庫基本都屬于官方，盡管在個案說明中朱旭峰也關注到天則等樣本，但其主要的結論是基于對官方研究機構的調查得到的。
誠然，定義什么是思想庫其實會遇到很大的麻煩，但一般而言，我們可以看例子，例如著名的蘭德公司和布魯金斯學會。蘭德研究部最早是美國軍方研究機構，后來為了財務以及行政的理由，研究部轉制成為獨立非營利性研究機構。而布魯金斯學會也是一家獨立的非營利性研究機構。共同點是：獨立，非營利性。這至少要從形式上和財務制度上去看。如果以此來衡量，朱旭峰的書提到的結論就會收到很大的限制。不過這依舊無損于這本書的卓越品質。任何試圖進入這一領域的學者，這本書注定是繞不過去的。它將成為中國思想庫研究的一個起點。
其實，拋開外交關系學者對思想庫的關注，在中國進行思想庫研究的學者還真是不多，并且全部集中在清華大學。薛瀾及其學生朱旭峰、王莉麗，還有從研究NGO開始的賈西津教授。目前大概就是這幾位學者在此道路上前行。
2 劉衛平，王莉麗等，2005，《全球領導力》，清華大學出版社。
王莉麗的這本書，基本上是桑頓在清華開設的“全球領導力”課程的一個講演合集，其實并不能算是對思想庫的研究。不過桑頓在布魯金斯建立了中國研究中心，并且現在與清華大學有一個清華-布魯金斯研究中心，這些實踐以及其如何影響中國思想庫的研究，是我在意的問題。這個可以作為研究國外思想庫，尤其是美國思想庫在中國的實踐，以及其如何影響中國思想庫和決策的一個案例材料。
王莉麗有一個blog，在推廣思想庫理念的普及方面我想會起到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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