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本書
最近鼓搗來兩本書，一本是梁文道老師的新書《讀者》，我們搞來了一百本簽名本，五十本毛邊本。另一本是桑格格繼《小時候》之后的新作《黑花黃》，我們搞來了二百本簽名本。（可分別點擊進入）
由于限量本圖書在讀庫網不好控制，所以我們只是在淘寶店里上了架。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淘寶店（點擊進入）看看。如果店里找不到，就說明已經被搶光啦。
轉一篇神秘的九色鹿同學（據說是桑格格的緋聞男友）寫的文章：
關于《黑花黃》
文：九色鹿
《黑花黃》原來計劃叫做《千層糕》，因為我理解這本書將是作者在《小時候》之后多彩生活和多樣性文本的一次“甜蜜層疊”。這個象征太概念了，經過幾輪討論，最終被改成了《黑花黃》。小黑、小花和小黃是我們在廣州收養過的三只小貓，04年格格在注冊博客的時候用“黑花黃”作為她的網名，那時我在網游上使用的網名叫“粉紅金黑”，可見我們那時的共同趣味。后來“黑花黃”隨著格格博客的人氣漸旺而廣為人知，而“粉紅金黑”則在我退出網游之后銷聲匿跡。至于“九色鹿”這個在格格的博友圈中神秘風行的網名，現實生活中格格與我本人從來不用。當年她用這個名字是尊重我的匿名原則，不過我們對顏色的頑固趣味由此可見一斑。
改名“黑花黃”，當然是為了照顧讀者，同時兼顧原義。當年我就很喜歡“黑花黃”這個詞的發音，這個用三個H“一氣呵成”的詞應該令不少讀者感到口吃。另外，“黑花黃”也是我心目中格格和她的兩個著名死黨張敏和豆豆的代號：黝黑的張敏當然是小黑啦，豆豆——黃豆嘛，剩下那個花枝招展的小花就是格格了。為了這本書，我曾經請三位美女重玩那個格格曾在博客中大書特書的游戲：建造一個“必勝客沙拉大廈”。我特喜歡這個摩天大廈，它兼顧了格格對好吃、好玩和我在多樣、極端兩方面的要求，計劃用它來做格格第二本書的封面。不過這只是當時的想法。
格格希望這本書的編輯設計由我全盤承包，但我只負責了其中的編輯部分。主要是因為別人沒有我這么一個近水樓臺的距離去理解這些文字背后的故事。格格的創作方式和她的生活方式有很大關系，我們在一起的這九年，她大部分時間不是在學就是在玩，而博客則是這個“寓教于樂”（主要是自學和自娛自樂）的發布平臺。“寫點什么，這一天我才會高興”，這句寫在她博客上的座右銘簡直是她“勤奮好學”的忠實寫照！不過考慮到格格當年從某中文系出逃的輟學生歷史，用這種科班話語來形容對于她大約是一種羞辱。當然我本人也好學，但屬于那種觀其大略、不求甚解式的；但格格就不一樣了，不僅每天騰出固定時間讀書，而且密密麻麻地做著筆記。她的這個習慣多少與我有關：最早她在我的書堆中展現出她如饑似渴的求知欲時，在書上所有她認為重要的字句下圈點劃線，我說這樣這本書就沒有余地了，于是她接受我的建議，在我的一本未用完的日記后開始了她的讀書筆記，從此一發不可收拾，至今大約有了大大小小十來本了。而那本日記也成為我自己的最后一本紙質日記，之后的智能手機讓我的日記徹底成了瑣事的備忘錄。
這些筆記不斷捕捉著那些她閱讀到的閃亮句子，以及那些流星般劃過腦海的文字片段。盡管我有著在第一時間“審閱”她新完成文字的特權（事實上如果我不在第一時間及時審閱，她就會毫無例外地抓狂，無論我在工作、開會還是在出差），但這些記錄對我卻是禁區。我從來沒看過里頭的內容，所以有印象的只是它的質感，那些密密麻麻的、丑得可愛的小字，以及摞在柜子里錯落的樣子。如果說格格的文字創作有什么價值，它們一定起源于這些簡陋的形式之中。
但反過來，只有高興了，這一天她才會寫點什么，“玩”對她的寫作有著與“學”相當的意義，無論是路邊玩貓玩螞蟻，還是在家里蹲在椅子里吃零食看《康熙來了》，只要玩高興了，總能寫出有趣的文字。也因為這個原因，自從格格開始寫作之后，她就幾乎無法在被委任的狀態下工作，她所有的寫作都是自發的，其他人無法向她約稿，而只能在她已有的文字中選用。事實上她唯一的委任方就是生活本身，而別人無法預設明天的她會怎么生活，所以也就無法在文字上和她預約。最近，一個動物保護組織請她代言寫一個大象的童話，格格的回復是如果不能和大象在一起生活一年，就寫不出這樣的童話。童話對于很多人是可以想象出來的，對格格而言則必須是在偶然而真實的生活中感悟出來的。
我也無法預設格格明天的生活，但我多少可以帶著格格去接觸大象和其它那些在我們周圍無法接觸到的東西。這些年我們一起游歷了很多地方，它們多少都變成了格格文字的一些故事片段，但我想更多地是超越了文本，而成為背后的語境，成為她以童心看世界的視野。多年以前，我有一次去塞班島的機會，但我當時的第一反應是沒興趣，后來還是格格鼓勵說就當去玩玩唄，我才勉強去了。結果我站在馬里亞納海溝邊看到的場景成了后來我最常夢到的場景：太平洋的深藍和天際線的弧形——這個隱蔽的世界屋脊打動了毫無心理準備的我。盡管我無法確切知道這些長途旅行在格格的感性思維中能帶來怎樣的回響，但我相信這一次比較接近她的體驗，那些事前沒有計劃，事后卻時常夢回的地方。最近我在澳洲陌生的南半球星空下、以及在北歐的森林中看到那些不到一人高、卻有著20-30年樹齡的小松樹時，同樣有這種被打中的感覺，那一刻我看到了格格眼中的世界。
說到這種北歐人用來做圣誕樹的小松樹，我們在額爾古納的大興安嶺森林中也見過，在有限的營養環境下，它們以緩慢長大的方式令內心變得致密，在不到手腕粗的樹干內密布著數十道年輪，一種由童年印記構成的美麗紋理。誰也說不清《小時候》究竟講了多少個故事，或者“童年”這個時間段究竟致密到能夠承載多少記憶。正是在這種看似保守的成長方式中，格格的童心得以保存；她對生活的所有熱情，也來自這種不成熟、從而也不凋謝的童心之中。
格格之前寫過一篇有關圣誕樹的童話，收錄在《黑花黃》中。無論是寫童話，還是用童話的筆觸寫成人世界，都是和成人世界的一種對抗。兒童的視野，往往能穿過世俗的塵屑發現那些被成人們忽視、鄙視和遺忘的價值。《黑花黃》的物品篇中講到一個在農民工市場中出售的廉價情人節禮物，它“熱血一半、塵土一半”的性格不僅是農民工情感的寫照，也是我和格格這一代在城鄉結合部長大的廠區子弟草根青春的寫照。我們可以在它的劣質與精美交相折射的反光中找到格格的童年，那時她黑著雙手、嬉皮笑臉地喊著“吐結其！吐結其！”在拉薩塵土飛揚的街頭撒野狂奔，或者爬在廠區垃圾堆里貪婪地尋找玻璃珠珠。這種塵土感之所以被成人們無意識地拋棄，是因為這種情感的廉價；而格格之所以喚起了這一代人的集體回憶，是因為她珍藏著廉價中的情感。
《小時候》是一部沿著時間軸而縱向展開的半虛構性自傳，《黑花黃》則是在這部自傳終點上的橫向蔓延，以枝杈的方式成為樹干的續篇，每一個枝杈都是一個不同的方向：不僅有“小時候II”的直接增補，也有“人物”的間接延續，以及童話、詩歌、散文、博客等多樣化的體裁。整個編輯工作就像在整理磁盤碎片，將格格過去這幾年散落在博客中的文本重新歸檔，以跨越時間的文本間性和多點透視，彌補即將在書中不復存在的博客時效性。相比這種多點透視，《小時候》從散點到一點透視的編輯過程就簡單多了。《黑花黃》事實上是這些文本的結集成冊，但它將如何體現出“多樣層疊”的價值，就看設計師的本事了。至于為什么要另找設計師，主要是因為我希望這一次能有所不同，而最重要的不同是有第三方介入對格格文字的闡釋。《小時候》幾乎是個夫妻店，她寫作畫畫我編輯設計評論；但《黑花黃》在《小時候》持續暢銷的背景下推出，期間不斷有導演作為第三方詢問《小時候》動畫和電影版的改編可能，這使得格格今后的作品將更多的是跨域性的團隊合作。這段半自傳半虛構的歷史格格只是開了個頭，之后便注定要由別人來書寫。
治治成了格格作品的第一個第三方書寫者。他是格格和我之間一個奇妙的混合體：作為一個公子哥，他和格格一樣貪玩戀物和享受生活（也許是因為他們同一星座），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和我一樣樂于分析和精英主義（也許是因為我們同一祖籍）。不過最重要的是，他是我在世界范圍內見過的少數幾個概念清晰、原則堅定、因而不屑以流行元素和精美材質取悅大眾的平面設計師，其挑剔偏執的程度通常不是把甲方氣死就是把印刷工人累死。不過一旦人們發現他在用色、印刷和裝訂技術上所支持的草根價值，他的作品便能在那一剎那傳遞出啟蒙的光輝。
去年我曾經有過一個在臺北的出版計劃，同樣是找他合作，他在電話那頭轟隆的印廠里折磨著工人們，歇斯底里地讓我先問問對方出版社有沒有聽說他的大名。嘿，我還真去問了，還好，海峽對岸的那位編輯聽說過，這樣按照治治的說法，合作就簡單很多。對方如果是慕名而來，他就能騰出很多自我介紹的時間直接進入主題，在溝通時也少受一些頤指氣使。不過我個人懷疑治治的大部分甲方只是葉公好龍，否則不至于屁顛屁顛跑來就為了被氣死抬出去。葉公是一個以鑒賞家自居的事后諸葛亮，但當事情正在發生的當頭卻能被嚇死。
后來我去治治家做客，發現他家里除了一堆書、公仔和Cult奢侈品之外，完全找不到他自己的作品；在他798的那個獲獎無數的工作室里也找不到幾個，我納悶那些被他氣死的甲方們開始是怎么找到他的。06年我們曾經一起去阿姆斯特丹參觀當地的設計事務所，先去的那家事務所在壁櫥上畢恭畢敬地放了三個水晶球，那是荷蘭的設計獎杯，大家當然禮節性的交口稱贊。后去的那家在一個廢棄的教堂里，我在里面邊感受圣潔的設計氛圍邊急著找廁所，結果誤闖入一個儲藏室，里面堆著幾十個水晶球，上面一層灰。我就跑回去問那是啥，結果被告知那是他們03年之前拿過的獎杯，后來因為每次評選都拿獎，就不再參加了。真夠爺們的，我看治治也有點這氣質。
葉公的悲劇在于他所理解的價值僅限于他所識別的形式；而普世價值之所以普世，在于它對形式的超越，以及它跨越領域的可轉譯性。作為一個從內容到形式的轉譯者，治治早已不再依賴于簡單可識別的視覺符號去嘩眾取寵，也不會以舒適為由把閱讀過程漂白得一塵不染，而是用設計語法將人們曾經熟悉卻被遺忘的生活原型，不動聲色地復活成為閱讀體驗。這種體驗在第一時間令大多數人反感，因為它要么令人費解或難以識別，要么看上去劣質或廉價。那些在舊貨市場尋找鄉愁的人們，在一個具有同樣普世價值的轉世物品前卻可能視而不見棄之敝屣；而當他們真正開始閱讀時，那種似曾相似的體驗就能撲面而來。有時這種體驗只是童年玩過的一個游戲，或是當年流行的一種物品，一個早已失去的習慣。治治的精英主義在于，他堅持著以一種不加矯飾的態度，將他的尊敬毫無保留地獻給了這些被虛浮的大眾美學邊緣化的內在價值。當可憐的葉公最終識別出其中的真相時，發現那曾經是他如此熱愛的東西。
選擇與治治合作，是希望這本書本身能夠支持在格格的文字中呈現的相似價值。先前我把《黑花黃》分為四大類十二小類，它們被治治設計成為一摞錯落地綁在一起的小書，一本由四種紙張印制的十二本小書的大書，一齊插在一個書盒里（如同格格的十幾本筆記本摞在書柜里的樣子）。大部分小書的尺寸和小時候的作文本相當，紙張則是當年用來寫大字報的粉色系列（短缺經濟時代因為廉價而極為普及的那種）。每本小書都有獨立而微妙的文本質感：詩歌部分是油印本（當年地下文學的主要傳播方式），童話部分是格格本人的手抄本（格格終于用上了她的純藍英雄墨水），博客部分則是橫排的滾屏本（也就是這些文字原本在網絡上傳播的形態）；同時每本小書都配有一幅格格不在場的插畫（讀者可體會作者“不在而無所不在”的氣場）。封面則令人聯想起早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那質樸的花紋邊封面，不同的是共有六種不同的手繪花紋疊加在三層露出的封面上（“書中有書”的暗示）。標題上黑花黃三個大字中，隱約露出小黑的耳、小花的尾和小黃的爪；它們的真身藏在書中的三張照片里，那是三只小貓剛滿月的樣子，它們被用作書簽時出沒頁間，如同在自個家里捉迷藏（一個以它們的名字命名的家），成為書中的精靈和點題之筆。
這是一本再次讓印刷廠嘔血的書。《黑花黃》前后則耗時一年，不難想像這一年治治和出版社之間的齟齬磨合。當年做《小時候》時只花了一個月，現在回想起來，這種速度是建立在一種大眾能夠接受的保險形式之上的，當時的我沒有時間去劍走偏鋒。治治只是做了我想做、卻難以做到的極端；他把這種極端建立在成本、銷量、印工和概念之間的互不妥協之上，像鋼絲雜技一般在矛盾之間尋找平衡。把《小時候》和《黑花黃》摞在一起，格格這兩個不同時期的文字在同一價值下走向了兩個不同的方向，這讓我看到了期待中的變化。我期待著未來幾年，格格在其它領域的創作中能夠找到旗鼓相當、并同樣堅持的合作者。
《小時候》的故事在《黑花黃》的結尾回到了起點，那是一段由格格的母親何安秀小姐著寫的前傳。最近格格的博客因為她自導自演的一臺國慶晚會而變成了播客，令無數看官領略了這位當年的文宣隊長的風采。兩年前我們把一臺DV送到她面前時，完全沒有料到她會這么上癮，她竟因此得以從那屢敗屢戰的股市中抽出一半時間投入在DV創作上，并在去年的大地震期間形成了其獨門絕技，即以家庭作演播室，自任節目主持人，為翻拍的電視影像重新解說（不過何小姐的電視情結已經有年頭了，《小時候》中就曾記載了她與電視機中出現的某領導人合影的故事），同時在國內外大事間穿插自己身邊的雞毛蒜皮。說實話，我和格格都公認何小姐是心理年齡一個比格格還小的小孩，同時患有嚴重的四川盆地狂想癥，我也因此樂于和她溝通，聽她講那些通常用理性思維無法理清的故事。最近在芬蘭看到一個叫做Arctic Hysteria（極地癔癥）的展覽，當那些世界盡頭的人們籠罩在數月的極夜之中時，便能在這個與世隔絕的時空盆地之中，產生我們在全球化平原上難以理解的意象，同時也產生了一種被芬蘭人稱作SISU的、如破冰船一般勇往直前的性情。格格的母親在只有股市和電視作伴的獨居生活中，以一種遙遠的相似性展現出同樣的性情，我能在格格身上清晰地看到它的遺傳。曾經在《小時候》中令人倍感共鳴的童心，正是在這種遺傳之中貫穿于《小時候》和《黑花黃》的前后，貫穿于母女兩代人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