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在駐京的國際性ngo組織工作的朋友嗎？有事情請教，方便的話，請聯系我的郵箱：luoyonghao愛特gmail.com

有在湖南衛視工作的朋友嗎？我想復制一套今年快女比賽中，曾軼可從初賽開始到出局為止的全部錄像，要求畫質、音質完全無損。我不知道這個事情對你們來說做起來有多麻煩，我想以一個全新未拆封的ipod touch 8g交換（其他方案也可以商量），請以下面的郵箱地址跟我聯系：luoyonghao在gmail.com

節制資本應從哪里抓起

Posted on Sunday, October 18, 2009 at 6:45 pm

某公共知識分子主張“節制資本”，引來兩位朋友反唇相譏，反駁為什么不先“節制臉蛋”和“節制雞巴”。我想起十年前朋友的一篇短文，嘲笑的是深圳人大“把游戲機徹底清出深圳”的動議。三篇匕首供主張“節制資本”的朋友參考。

昨天朋友“因左而笨”寫道：

最近在某國，很多影視女明星的丑聞被揭發，原來她們都曾被廣電總局領導“潛規則”過。她們靠漂亮臉蛋擠掉了別人的演出機會，從而致富，令人生氣。于是，有知識分子上書，要求朝廷加強監管，不能助長歪風。報告的名字叫《節制臉蛋》，倡議要監管女演員，其中有這樣一段：“不錯，通常情況下，確實是權力在腐蝕女演員，但很多時候，也是女演員在主動收買官員。這一事實已經證明，如果不加節制，權力與臉蛋都是可怕的，它們都擁有毀滅人、毀滅社會秩序——最終毀滅它自己的力量。”還有這一段，“節制臉蛋，實際上是節制太漂亮的女演員，臉蛋越漂亮，就越有和權力勾結的傾向。”不過，最最精彩的還是這份報告的實施細節，它建議由廣電總局的領導負責這項“節制臉蛋”的艱巨任務。

上禮拜“輝格”寫道： 

 “道德良俗的制約”？——為啥不直接說節制犯罪節制惡行節制惡人啊 ？ 有人強奸你就喊節制雞巴啊？

十年前，朋友 Max 寫道： 

深圳十多名市人大代表聯名提議徹底清除游戲機
http://news.sina.com.cn/china/2000-06-16/98132.html

沉溺在游戲機房，徹夜不歸；為打游戲機欠債累累，最后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一件件發生在周圍許多孩子身上令人痛心的事件引起了市人大代表的關注，在這次兩會上，11名市人大代表聯名遞交的一份議案呼吁，要把游戲機徹底清出深圳，挽救鵬城青少年……

短評：假設以上觀點正確，我們還要把很多東西徹底清除：

一些孩子沉溺看電視，為看電視連功課也不做，學習成績不斷下降，有些還模仿電視節目內容，走上犯罪道路……所以必須徹底清除電視機；

一些人貪圖享受，流連卡拉OK、酒樓、桑拿，為了滿足吃喝玩樂的欲望欠債累累，最后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所以必須徹底清除卡拉OK、酒樓、桑拿；

一些人經不起物質的誘惑，為購買豪華住宅、高級小車，陷入犯罪深淵不能自拔……所以必須徹底清除豪華住宅、高級小車；

……

多么荒謬！

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會令人向往，所有有趣的玩意都可能令人沉溺，一些人為了追求這些東西用了不正確的手段，走了不正確的路，問題在于人本身，怎能加罪于無辜的物質身上？

有空再慢慢說……

感謝大家的支持，《浩瀚的大洋是賭場》這個坑算總填起來了，雖然有點草草收兵之嫌。尤其是天涯上的那個冷灶最后都燒起了火來確實令人感動。

接下來準備修改以供出版，現在這個版本是無法直接出版的，并不僅僅是因為有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嫌疑，而是太亂。粗的地方太粗，細的地方又太細，字數也太多，這就是網絡東西的天生不足之處了。沒有任何提綱，想到哪兒就寫到哪兒，老冰一般每天就只有一個小時左右的時間碼字，能碼成這樣也能厚著臉皮得意一下。現在全部加起來大約有六十多萬字，想弄個一半篇幅的東西出來，最多不超過40萬。

朋友們對于修改有什么建議和意見盡管提出，只要老冰能做到，盡量聽諸位朋友們的意見，朝大家滿意的方向修改。

謝謝大家。

在漢唐陽光文化發展有限公司的支持下，這本集子終于出來了。就像大家所知道的，里面的東西基本上是從2005年左右陸續在西祠社區和我的新浪，牛博等博客上貼出來的帖子，沒有做很大改動。

另外就是《有一類戰犯叫參謀》這次就以這個名字出版了，和《軍國幕僚》相比，增加了新幾內亞，日本陸軍航空兵，日本陸軍情報系統等內容。

聽說這兩本書20日左右上架。

這次得以出版，全靠五岳散人，十年砍柴等朋友鼎力推薦，漢唐陽光的尚紅科先生全力支持，黃海龍編輯的辛勤勞動，在此再次向所有幾年來不遺余力支持老冰的朋友一并致謝。

我有一個朋友，很多年沒見過也沒聯系過，突然在MSN上跳出來，用深沉的口氣開始說：我給你講一個故事……

我的這個朋友是個漂亮的姑娘，還有一份相當體面的職業，經常收看地方電視臺的人大抵還是認識她的，所以可想，她的感情生活應該滿豐富的。可是她卻在大半夜的突然跳出來語氣沉痛的給我講故事，這個故事其實很俗套，無非是男主角A和女主角B是那種“好朋友“，可是女主角B不知道出于什么心態非要把A介紹給自己的閨蜜C，于是ABC就變成了吉祥三寶，經常發生著AB和AC組合，這中間還有A要和C結婚但是卻讓B懷孕了的狗血情節。

這種故事就算寫成小說都算俗套和狗血了一點兒，但是發生在日常生活里卻還是覺得過于扭曲——但，變態的是，其實這樣的故事并不少見，我作為宇宙垃圾桶已經聽過無數人的傾訴。到了這一本同樣故事的時候，已經不再驚奇和感慨，而是冷靜的面無表情的問：好吧說實話吧，你是B還是C，你到底想怎么樣？

我那個朋友嘻嘻哈哈顧左右而言它，那么好吧，她一定是當事人之一。無論她是B還是C，這個故事里的贏家只有那個男人：他可以左擁右抱，還可以不用負責，更美妙的是，他連道德譴責都不必了！因為那兩個女人是好朋友，都知道對方的故事，在發生這種事之后居然還能若無其事的繼續做朋友，無論嘴上承認不承認卻暗地里還是想憑“一技之長“勝出。但是，“愛情”總是讓人煩惱，她現在不知道該怎么辦了。

對這種問題我實在無法給出什么建設性意見，我只能婉轉的說，從一開始，人的交往總歸要遵循某些原則，雖然如今世俗的道德準則在某種程度上已經不適用了，但康德所說的，頭頂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還是做人的準則之一，這不是教你如何過得更好，而是教你如何過得平靜安寧。比如不腳踩兩只船，不動朋友的床伴，這樣的規則看似是道德的不去傷害別人的，其實更主要是為了在之后讓自己也不受傷害。可我那個朋友依然支支吾吾：我現在知道錯了，可是我不想和那個男人撕破臉，也不想失去女朋友的友誼……

這句話讓我想到了和菜頭曾經說過的一句話，大意是說，就算是一頭在泥濘里打滾的豬，也要有空隙抬起頭來仰望星空。老實講，某些愛情和友誼，并不值得珍惜。它們不過也就是一個爛泥塘而已，你害怕什么就會遭遇什么，然后滾到自己也滿身骯臟的時候便心安理得了。當自我和自尊都沒有之后，你還需要這樣的愛情或友誼有什么用呢？

可是這個時候，我不曉得她的心里是不是還有一片星空。以及她的煩惱，是不是來自想把另一頭豬從爛泥沼里趕出去。

2004年春天，我站在諾曼底海灘上，開車帶我來這里的是一位軍事愛好者，他拿著一把雨傘當拐杖，慢條斯理的在海灘上漫步——你看他那架勢，就知道他沉浸在往事中了，如果你對二戰戰史多一點兒了解，你就知道，他正在模仿美國步兵第4師副師長，羅斯福總統的兒子。這位小羅斯福師長，D日登陸那天特別幸運，撞上那片海灘居然沒遇到什么火力，他手下一位下士說：“師長看起來就像物色房地產似的。”

我拿過他的雨傘，在海邊溜達，看著德軍地下掩體的遺跡，然后把深邃的目光投向大海，緩緩的說道：“相信我，蘭上尉，入侵的最初24小時是最關鍵的，無論對盟軍，還是我軍，這都將是最漫長的一天。”這是電影臺詞，也是隆美爾的名言，我說這句臺詞的時候，同伴就是隆美爾的副官蘭上尉。

我和這位兄弟是同齡人，小時候都愛看打仗的電影，最愛看《南征北戰》，最愛模仿里面的那一段，李軍長拿著話筒，撕心裂肺的狂喊：“張軍長，看在黨國的份上，拉兄弟一把！”我們那時候沒發報機，經常脫下自己的鞋子當話筒。對著臭鞋叫喊：“看在黨國的份上，拉兄弟一把。”有些朋友對解放戰爭有一點兒了解，告訴我說，這位李軍長的原型是國民黨83師的師長李天霞，那位張軍長，就是后來戰死在孟良崮的敵整編74師師長張靈甫，這兩位的靈位如今都放在臺灣的“英烈祠”里，我到臺北玩的時候特意去看了看。電影《紅日》里，對張靈甫的刻畫不像對李軍長那么輕蔑，多少帶有一點對這位軍人的尊敬，畢竟張師長也打過日本鬼子。

當時在諾曼底，我們兩個聊的都是二戰，他最喜歡的將軍是古德里安，我最喜歡的將軍是巴頓，說實話，電影《巴頓將軍》開頭那段演講，我現在還會背。馮小剛拍《甲方乙方》，里面有個胖子就想當一回巴頓將軍。我還有一個朋友，喜歡扮演希特勒，當然，他不愿意演困守柏林瀕臨崩潰的那個希特勒——“從克爾肯尼斯到比利牛斯山脈這條防線在任何敵人面前都堅不可摧”——他不喜歡這個，他喜歡1938年的希特勒——面對沖鋒隊，叫囂著：“他們想要戰爭，那我就給他們戰爭。”

男孩子大多玩過這類角色扮演游戲，那時候還沒有電腦RPG游戲這類東西呢，頂多自己弄個地圖，拿著根紅藍鉛筆做戰役推演，據說啊，真正的軍事迷都不愿意演領袖，但也不愿意只當個師長啥的。我有一個朋友，父親是華東野戰軍的，所以他會背誦全本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但他不是軍事迷，只是喜歡偉人的宏文。我還有一位朋友，父親是四野的，所以他的偶像就是林彪，他整天念叨四平戰役，念叨打長春打錦州，國慶假期，他特意跑到東北，憑吊舊日父輩的戰場，回來說，當年長春餓死了好多老百姓啊。

國慶假期，我呆在家里看電視，各個電視臺輪流放映一部叫《解放》的電視劇，我還看了哈佛大學杰伊·泰勒寫“常凱申”的那本書，《解放》這個電視劇大概有50集，各個臺的進度不一樣，我就輪著看，這邊毛主席急電林彪讓他迅速拿下錦州，關心著挺進大別山的速度，那邊是“常凱申”在北京組織“東進兵團”以解東北之困，開會討論徐水，保定方面的防御，這邊調四野四、五、七、八縱隊，那邊調整編第29師，李彌兵團，鏡頭在兩邊切來切去，共軍這邊是唐國強的戲最多，叼著煙卷，胸有百萬兵，頭腦中有GOOGLE地圖，東北、華東野戰軍盡在掌握，那邊“常凱申”總帶著一隊軍以上干部正襟危坐，拿著個棍子在地圖上指指劃劃，這個戲把我看入迷了，完全入迷了，不是這個電視劇提出了什么歷史洞見，而是我羨慕唐國強和那個演“常凱申”的演員，扮演成軍事統帥推演戰爭進行，這是多少男人的夢想啊，他們兩個居然玩了這么長的RPG游戲，太過癮了。

當年在諾曼底海灘，我那朋友說，如果在敦刻爾克全殲英軍，那戰爭局面就不一樣了啊。作為巴頓，我說，市場花園戰役是一個失誤，否則我們能早點兒打下柏林。他還給我講了柏林最后一站，據說當時希特勒和戈林在地下室里還經常對著地圖研究軍情，每次會議結束都精疲力竭，戈林樹起手指做V字，希特勒不高興：我們的確會勝利，但這是丘吉爾的手勢，我可不喜歡。戈林說：啥玩意勝利啊！我說就剩下咱們兩個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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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西寧那天正好是國慶節，據說廣場閱兵很好很強大。去塔爾寺的路兩邊，也站立著一排排已經收割完畢的油菜籽稞稞，我不禁對他們說了聲，同志們辛苦了。

　　塔爾寺比我想象的要小和亂，僧人格外威嚴和不耐煩。其中有一條規定便是不許拍照，我問為什么，導游解釋說，這些活佛是為我考慮，像他們這么莊嚴的儀容，如果被拍了，是不能放在影集里面的，必須在顯要位置供奉起來，而且每天還應該對著他誦經……真不知道藏傳佛教這么復雜，我多懶呀，趕緊收起了相機。結果回來一看，有一張在寺院外面的照片還是拍到了喇嘛，沒辦法，只好貼在博客這個“顯著位置”，至于誦經，老頹每天幫著念幾句吧。

 　　去西寧之前，緊急咨詢哪里有什么好吃的。一個很靠譜的妹妹給我發來短信，列舉了西寧比較靠譜的飯館：人民公園董董美食城，西寧賓館門口沙力海，南大街馬忠美食城，皇光小園門美食城，東關郁豐小肥羊，水井巷小吃街…我在西寧的朋友看到這條短信大家夸贊，說發短信的人簡直對西寧太了解了，緊接著他又把這些館子全部否決——因為這些小店面完全無法表達他的盛情。最后找了一家吊燈空調地毯齊全的豪華酒店，一堆人拼青稞酒：喝酒的時候胡起立，結賬的時候胡緊掏……一頓飯吃罷，朋友問我有什么感受，我借著酒勁說，這和我在北京青海辦事處吃飯真的沒區別。

　　另一對朋友陪我從西寧回到蘭州，有鑒于我在西寧的表現，我在一天多的時間里吃了五六家蘭州的精品小館，每次吃的都很爽，尤其是那一頓烤羊排，一個特別不起眼的小烤肉店，把一扇羊肋排伺候得肥嫩多汁鮮美無雙。難怪蘭州人要說，聽話要聽黨的話，吃肉要吃羊肋巴。有理。

　　在蘭州的運氣特別好，這個全年大部分時間灰蒙蒙的城市，在我到的那一天居然晴空萬里，加上過節，黃河邊的公園里人滿為患，想找個下腳的地方都困難， 想了想，還是把這地方留給戀人們吧，就像這一對兒，肺活量真大。

　　剛到黃河北岸的山頂，天氣突然變了，大片的烏云堆積過來，一會兒，瓢潑大雨夾帶著冰雹就掃了過來。我們站在碑林前的臺階下避雨，很幸運地在半個小時之內，見證了這座城市不同的表情。

《小雞》——電影《西西里島的美麗傳說》

《女巨人》——電影《對她說》

《愛莎》——帕拉尼克的一篇文章、

                         某關于充氣娃娃電影，好像我和檢舉者都憶不上名字了

《包》——《變形記》

                      柯拉柯夫斯基的 十三個童話之一

《再見朋友，我患了絕癥》——《變形記》

《小米的追悔》——《變形記》

《我的爺爺和姥爺》——《大魚》

截至目前，不少留言指出我的文章和其他一些文藝作品有相似處，其中不乏意在褒獎的，不過昨天或是前天出現了盜用二字……

當然，每個提出懷疑或斷定的朋友都是個體，但如果從匯總的結果出發，我只得表示感謝，一些朋友當真高看我了……我我我，我實在是沒有讀過這眾多的書。

之所以寫的做的東西都短小，自然有能力問題，但也是因為自己也是每每想讀巨著，無奈每次都看不過十頁，既然自己這樣空閑的人都如此，其他忙碌的眾人想來也不會好過我很多，便想盡量使每個作品3、5分鐘便讓人讀完，且能有所感觸。

胡思亂想到另一些命題，一個若想裝博學、閱讀廣泛，大可提些問題考察，使之原形畢露，但是想知道要看某人的寡聞薄讀是否偽裝，又該如何是好呢？換言之，我也著實無法明證自己。

受了其他作品的影響總是有，比如HAPPYTREEFRIENDS，或是一些我自己都感覺到的。但是盜用的那篇，確是沒拜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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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漢女高唱團結歌，萬方樂奏有于闐。）

　　六十華誕，普天同慶！老農也精心挑選了六十頭零污染特供豬，趕去重陽機關獻禮。照例得到有關領導嘉獎后，興沖沖去國新辦看朋友。

　　老農吃著朋友的月餅，掏出兩張卡片，向他請教。鄉巴佬沒文化，“華誕”一詞，字典說是對他人生日之尊稱，但還是不知道具體怎么用。想想這類詞兒，曹雪芹肯定最懂行，俺就查了《紅樓夢》。卡片上抄著的，就是找到的兩個例子。

　　第一例在第十四回（林如海捐館揚州城，賈寶玉路謁北靜王）：“鳳姐見日期有限，也預先逐細分派料理。一面又派榮府中車轎人從跟王夫人送殯，又顧自己送 殯去占下處。目今正值繕國公誥命亡故，王邢二夫人又去打祭送殯；西安郡王妃華誕，送壽禮；鎮國公誥命生了長男，預備賀禮。”

　　第二例在第六十二回（憨湘云醉眠芍藥茵，呆香菱情解石榴裙）：“探春笑道：‘你原來不知道，今兒是平姑娘的華誕。外頭預備的是上頭的，這如今我們私下又湊了分子，單為平姑娘預備兩桌請他。你只管揀新巧的菜蔬預備了來，開了帳和我那里領錢。’”

　　《紅樓夢》里壽禮壽宴多的是，但只有這兩個地方用到“華誕”。老農問朋友：從這兩個例子看，“華誕”一詞，前清年代似乎用于青春二奶。對一個六十歲的 女人，合用不合用？你們國新辦的人讀字兒多，你倒是說說看？如果不合用，某些主旋律媒體的負責人是否應該罰罰款，再孝敬你們幾斤月餅？

　　朋友說：得了得了，你又來耍貧嘴。朋友沒興致討論文化問題；朋友情緒低落，挨上面刮胡子了。俺問怎么回事，朋友說：你記得吧，從安甕到首石一系列件 事，咱們都處理得非常好，干部和群眾非常滿意。朝鮮、古巴、委內瑞拉、伊朗、緬甸和蘇丹等兄弟國家，還派了專人趕來學習。當時學得好好的，想不到伊朗最近 突然抱怨，說咱們傳的是假經，一點用處都沒有。

　　朋友委屈地說：那個“紅朝特色全球化”學習班，大家都很重視，找了央視名嘴白送艷白老師來給外國友人上課。白老師懇切地告誡他們：“一旦當政府的聲音 不能主動在第一時間傳播的時候，你要知道在傳播上咱們是有一個規律的，任何聲音當第一時間占據了人的腦海，不管它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你后面想再用新的正 確的聲音去覆蓋它是非常難的事情，你已經變得非常被動了。”政府的聲音，一定要在事件發生后的“黃金２４小時”內強有力地噴出去！所以６月份的伊朗大選， 投票結束后兩小時，伊朗政府就強有力地宣布內賈德以６２％的得票率，再次當選為總統。

　　結果伊朗民眾不相信，爆發大試威。

　　俺說怎么不相信，俺記得大家很相信嘛。俺在朋友的電腦上撥拉了幾下，就把要找的文章搜出來了。你看，名牌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常務副院長，于６月１５日 ——伊朗大選后三天——在報上講：“既然內賈德以多數票當選，想必多數伊朗人是為此高興的。內賈德的連任，無非反映了伊朗民眾對他施政的肯定。”對選舉結 果很相信啊很相信。

　　朋友不耐煩地說：凡是伊朗重陽電視臺的消息，咱們中國人都相信的。問題是伊朗人自己不相信。他們不相信這么快能把結果統計出來，以前的大選都要至少 兩、三天。他們問：內賈德的得票率，怎么可能在各個省都差不多？反對派領道人穆薩維還不是伊朗主體民族波斯人，他是阿塞拜疆人，怎么會在他的家鄉東阿塞拜 疆省，內賈德也贏了５６％的選票？

　　老農笑：和咱們這里一樣，重陽說“保八”，各個省的經濟增長率，就會都在８％以上。甚至那些電力消耗量下降的省份也如此，似乎他們搞的都是最新綠色產業。上面要什么數字，就給什么數字。

　　朋友說：按白老師的切身體會，只要政府在第一時間強有力地噴出信息，哪怕是錯的假的，也能占據人的腦海。他不解地問：為什么我們的成功經驗，到了伊朗不管用？

　　這下老農要大笑。哈哈，咱滿世界打豬草，真還揀過幾本有關伊朗的書，也碰到過多個伊朗人。這個國家的奧妙，咱也算知道幾分。朋友你再沏一杯好茶，且聽兄弟慢慢道來。

　　話說巴列維國王當年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在六十年代，他領導伊朗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建設成就。甚至在七十年代石油大漲價之前，從１９６３年到１９７０ 年，短短七年內，伊朗人均年產值就從２００美元飛躍到２，０００美元。增長之快，令中國后來的改革開放都相形見絀。另一方面，貧富差距也急速擴大，大量 破產農民涌入城市。宗教保守勢力恨國王改革太快；公產黨左派——和東國一樣，伊朗也是北鄰俄國，也是在十月革命啟發下，知識分子集體左傾——則嫌鎮府改革 太慢。這些不同看法，遭到波斯語里簡稱為ＳＡＶＡＫ的國家情寶安權組織（National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Organization） 的嚴厲鎮壓。不同正見者常常在獄中突然“躲貓貓”。

　　三十年前，宗教保守勢力和左派聯手，在１９７９年推翻了巴列維國王的統治，建立了一個自稱是受壓迫者翻身作主的共和國。

　　本專欄７月２４日貼過一篇與伊朗有關的文章，《德黑蘭的洛麗塔》。文中提到的那位納菲西教授，革命發生時，在美國剛修完學位。年青人思想激進，他們這 些留學生，自發組織起來學習馬克思主義。他們還讀過毛擇東同志的著作，還討論中國的紊化大革命。納菲西有位身材較矮的男同學，整年穿一件皮夾克，打扮成列 寧的模樣。聽到革命領袖在德黑蘭城樓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伊朗人民從此被站起來了”，留學生們紛紛束裝就道，趕回去建設新伊朗。當時，納菲西他們太年輕太 缺乏經驗，還不知道那個“被”字的厲害。

　　革命勝利了，曾經的同路人立即展開激烈爭斗。保守勢力抓住了進城的農民——他們仍然保持著祖輩的信仰，不接受無神論的公產黨。農民們組成的準軍事組織，將學生和市民為主的左派打得七零八落。

　　然后，納菲西就經常在電視里見到昔日留美左派同學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熟識他們的納菲西從不知道也無法想像的“罪行”，美國間諜之類。幾天后，她會在報上見到這些同學被處決的消息。

　　有一回，納菲西打開電視，見到一對母子在談話。兒子參加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組織，母親對他說，因為他放棄了宗教信仰，他必須被處死。兒子表示同意，承認自己確實死有余辜。這一場面，給納菲西留下了深刻印象。

　　俺問朋友：你相信這對母子在說真心話嗎？太像是斯大林三十年代大清洗時的審判秀（show trail），而且更惡劣，居然用母子來作秀。有人告訴孔老夫子：“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老夫子答道：“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為子隱，子 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老夫子的說法，因為不符合革命所要求的立場堅定斗斗斗、愛憎分明殺殺殺，紅朝建元后受到嚴厲批判。即使現在讀來，也似不合法治之精 神。我們現在提法治，往往舉美國例子。美國建國之父當年認真學習了《論語》，卻定下了直系親屬不必出庭作證的規矩。以至對西方思想頗有微詞的錢穆先生，游 歷美國之后，也要感嘆“（儒家理想社會）三代之治不過如此”。

　　老夫子講的是天良。如果為了法律條文的某種和諧而沖擊人類普世天良，那就徹底破壞了社會成員之間的互信。如果母子之間都不說真心話，天下還有誰可相信？互信喪失所帶來的社會維／穩成本的激增，將遠遠超過結案方便的治理收益。

　　革命割掉人類普世天良。這樣的鎮府，就算事件后“黃金２４小時”內強有力地噴出官方信息，它的話，除了革命群眾和愛國青年，誰相信？

　　如果革命宣傳明示至親之人都不可相信，革命國家必然盛行假話假事。納菲西教授的《在德黑蘭讀洛麗塔》（Reading Lolita in Tehran）一書說到，革命十余年后，德黑蘭出現了一種漆毛雞。商販用紅漆將雞冠雞毛涂得艷艷的，騙賣一個好價錢。伊朗革命到底只有三十年，歷史較短， 納菲西仍然經驗不足，她沒有把這件事和“其子拜馬而母證之”聯系起來。如果歷史加倍，革命已有六十年，而電視里還在讓女兒控訴母親，讓弟弟批判姐姐，納菲 西一定會見到企業集團總管往嬰兒奶粉里加胺氰聚三。

　　朋友若有所思地說道：這下我知道檢討該怎么寫了。下回伊朗等兄弟國家再來取經學習，應該告訴他們，第一時間噴出去是很重要的，但這畢竟只是技術細節。 更重要的，還是像這次四中全會《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里講的那樣，要“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 系。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堅持以人為本，貫徹馬克思主義群眾觀點和黨的群眾路線，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權為民所 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不斷增強黨的階級基礎、擴大黨的群眾基礎，使黨始終得到人民群眾支持和擁護。”

　　老農大贊：說得好，說得好！《決定》里“情況”、“國情”地用了二十四個“情”字，只有“情為民所系”這個“情”是指人際感情（標準英譯：Share the feelings of the people），而且直連到民。你老兄敏銳地抓住了。情要真的能與“民”里形形色色那么多人連系得起來，必然要以人類普世天良為基礎啊。

【專欄說明】　吳漢三我又回來了！這里先祝各位中秋快樂。本專欄每周五更新。每月第一個周五胡扯雜拌兒，第二個周五毀人不倦談教育，最后一個周五評書評電影或附庸風雅，倒數第二個周五鼓吹女男平等。本月有五個周五，中間那個放國際隨筆。

　　學習張發財，第一次twitter寫稿，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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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用過那種大磚頭一樣的能打電話又能防身的大哥大，想買手機的時候，北京已經開始運營八位數的（模擬的是七位數）數字信號手機了。
 
　　第一只手機購買日期是1994年，型號是諾基亞2280，購機費加上入戶費、選號費一共花了我12800元！就這，還是托了一個朋友打了折拿到的價格。買完我就去辦公室上班，心情挺復雜：萬一電話響了，我是接還是不接？當時用手機的基本是做生意的土老財，我一個小編輯哪好意思顯擺？很快發現這個擔心是多余的，大家其實都有了手機，只是平時不打開，或是置于靜音模式，弄得跟地下黨似的。
 
　　剛成為移動用戶不久，就趕上電話升位，原先交了選號費的對稱號碼一下變得毫無意義，而且很不好記，沮喪！不過和我們領導的號碼相比，我的還算好記——他那時經常給我打電話，核對自己的號碼，不然打不了尋呼臺。當時尋呼臺也足夠落后，連來電顯示都沒有。
 
　　早期使用手機非常節省，一邊打電話一邊緊張地盯著液晶屏上的時間，如果剛好是59秒，就像撿了大便宜，心情非常舒暢。反之，則懊惱異常。來了電話，一般就直接掐掉，然后用座機打過去，因為那時是雙向收費。后來接電話不要錢了，有的朋友還頑固地堅守著這個習慣，每次遇到這種人，我都在心里鄙視個底兒掉。
 
　　手機用了一年左右就出了個事故，在瞎鼓搗的時候，把語言設定不小心改了，不知道是哪國文字，只好求教高人，一個學外語系畢業的同事堅定地告訴我這是捷克文，但她自己是學斯瓦西里語的。
 
　　最早的手機比較大，兩年后我換了個愛立信，不是因為別的，就因為個頭稍微小一點、方便。有人看了，問我：“你怎么用了個女式手機？”手機小了，就可以不放在包里。一般人的習慣都是加一個皮套，別褲腰帶上。電話一響，一撩上衣，盡在掌握。接完電話，再撩開放回去，相當拉風。但別腰上的缺點是：彎腰時手機容易滑落。我有個叫二哥的朋友，喝酒丟了兩個手機。直到現在，每次酒席散了和大家道別，他都會用右手和你握手，但左手緊緊捂住褲腰的右部——姿勢相當難拿——都是當年丟手機鬧的。
 
　　手機也改變了個人的生活方式，沒有它你會覺得缺少了什么，有了它，有時候又會覺得無處可藏。王小丫愛睡懶覺，她的一個經典笑話是這樣的：演播室來電催馬上要錄像了，小丫迅速打開臨街的窗戶，在汽笛齊鳴聲中大聲解釋：“我已經在路上，天哪，二環堵死了！”掛機后，關窗上床，拿個回籠覺。
 
　　對我來說，短信是手機進步的明顯標志，手機越來越電腦化。最多的時候，我手機里不僅存放了兩千多個人的電話，還建立了近一千家飯館地址、菜肴和聯系方式的短信文件夾，因為這個方便調閱的短信包，經常現場給朋友推薦吃的，時間長了，他們甚至叫我美食家什么的。此外，手機里還存著沈宏非發給我的幾百條段子——他是我的黃品源。
 
　　手機型號式樣越來越多，直板、翻蓋、滑道……越來越像時尚消費品而不像通訊工具——我有一次就把家里的空調遙控器帶上了班。手機的功能和配件也來越多，一個人在路上自言自語，舉止古怪，很快就能看見他帶著耳機或藍牙。有一年我帶著武裝到后槽牙的新款手機去意大利，發現他們外國人的電話式樣相當土鱉……還沒等我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手機就被偷了，只給我剩了個藍牙耳機。
 
　　手機信號的覆蓋也越來越好，無論電梯還是地鐵里都能看見有人在邊說話邊走柳。就是手機被偷的那年，我在塔克拉瑪干沙漠腹地拍片，夜宿一個小村邊上，四周全是沙漠，居然也有信號。不過晚上我正打電話，信號突然終止了。第二天早上，我到村里唯一的小店買東西，抱怨了這事，售貨員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對不起，是我嫌吵把基站關了。”說完就去里屋，我手機信號立馬滿格了！　　
 
　　去年《見證》欄目做了一個系列《我們身邊的三十個細節》，試圖從民間影像記憶折射三十年中國社會的變遷。策劃階段，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手機。通訊改變生活，鋪天蓋地的移動電話讓三十年前負責人工插轉的的話務員早早轉了崗，人和人的溝通變得如此便捷、緊密，這幾十年里，好像還沒有什么比這個領域的變化更明顯吧？

新周刊約稿，勿轉。

何處再覓此樂趣

《經濟學通識》，薛兆豐 著，同心出版社出版，2009年，定價25元
　　當當網獨家網上銷售：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0641816
　　

　　在大學里，我學的專業是政治學。那時候的關鍵詞是議會、總統、選舉、外交、條約、正義、戰爭、和平什么的，基本上沒有接觸過經濟學——現在想來，真是應該建議大學當局對所有學生，文理各科，開設基礎經濟學課程。不過，沒學過經濟學倒也有好處。

　　大學畢業以后，工作不忙，上進心也沒那么強，亂翻書，先是讀到了哈耶克，逐漸靠近了經濟學，并對分析社會問題有了興趣，然后，從網上讀到了薛兆豐。最初的印象記不清了，印象深刻的是后來的感覺，后來讀到他更多文章時的感覺。怎么形容呢——就好象熱的刀子切入奶酪塊兒——暢快無比。

　　此前，我并沒有系統思考過經濟等社會問題，當然，身處首都，文科大學生，自然也沾染一些好議國事的積習，但思想水平也就和正義感充盈的文學青年差不多。比如，我曾經非常厭惡希望工程，不過理由不是他們不干不凈，居然是，我認為基礎教育是政府應該做的事情，不應該讓民間去做——如果今天聽到有人這么說，我必定嗤之以鼻，但我當年其實也是這么過來的。

　　不過，因為沒有學過經濟學，也就沒有學過官方的馬克思主義或者凱恩斯經濟學——我后來發現，許多本科學經濟學的人都有很深的成見，不容易接受芝加哥學派和奧地利學派這樣的知識。而且，他們以主流自居，對非主流的學問非常不屑。20歲左右的大學生其實對社會并無深刻切身的體會。如果這時不幸接受一套貌似深刻、實則虛幻的經濟學，確實就很難擺脫了。

　　倒是許多本科并不是學經濟學的人，后來在接觸經濟學時，社會閱歷已經有所積累，于是，對那種正確把握社會現實，而不是用來考試的經濟學就會非常欣賞，很容易接受。而一旦接受了這種真實的經濟學，就會對那種黑板、模型經濟學有很強的免疫能力。不過，也會因此和那些經濟學專業的人分道揚鑣，甚至終身爭論不休。

　　我畢業以后的讀書狀態，其實倒很接近正當的求學狀態。到處讀書和文章，而不是課本，不用來考試，全憑興趣。讀到薛兆豐的文章以后，興奮之余，很想找人聊聊。幸運的是，很有幾個朋友愿意聽我嘮叨。那時，大家都沒有成家，空閑時間比較多。那幾位朋友上進心比我強得多，工作繁忙，沒那么多時間看書，但對知識很有興趣，愿意從我這里間接了解一些二手的新知。我呢，正好可以過話癆之癮，找到認真的聽者。大家一拍即合，倒也彼此有用。

　　于是，基本上每周一兩次，我都會和朋友們一起聊聊最近看到的書和文章。在我的蓄意誘導下，話題逐漸就以經濟問題和經濟學為主了。和人談論學問的一個很大好處是，會逼著你把知識理解透徹。你一個人看書，以為看明白了，其實往往并沒全明白，只不過你不自知而已。只有當你試圖對別人講解時，那些并未透徹理解的地方才會顯露出來。這時，你就得回去重新閱讀，反復想，對各種可能的反對觀點都提前想好應對之詞，這樣，對知識的理解就比較透徹了。

　　朋友們都不是經濟學專業的，但正因為如此，他們提出的疑難和駁斥都是從最基本、最直觀的角度出發的。如果能夠成功地應付這些疑難和駁斥，解釋清楚一個觀點，那么，解釋就已經是最清楚了，沒辦法更清楚了。

　　薛兆豐的文章給我們提供了很多話題，給我提供了很多辯論的武器，讓我很是品嘗了一些辯論中占據上風的愉快。過了一段時間以后，薛文中包含的堅實的經濟分析，那種熱刀子切奶酪的感覺就不獨我有了。大家都有一種受到震動的感覺。對啊，就是這樣啊！為什么以前沒有想到？

　　那幾年的閱讀、交談給我和朋友們都帶來很大的快樂和收獲。好幾個朋友因此也成為經濟學的愛好者。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幕是：當我們又一次談論某一篇薛兆豐的文章時，一個朋友站起來，由衷地感嘆道：用經濟學分析世界，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事情啊！

　　后來，我通過網絡和薛兆豐取得了聯系。再到2002年，我有機會幫助出版薛兆豐的文集《經濟學的爭議》。朋友們都很高興。書出版以后，好幾個朋友都買上很多本，到處送人。一個朋友在公司里是個中層干部，買了好幾十本書，給他的同事和下屬一人一本。原來，自從他們接觸到經濟學以后，和身邊那些仍然用“樸素的眼光”看世界的人之間，就有了越來越大的分歧，動輒還會有或許激烈的爭論。看到其他人那么不開竅，急啊！就想拿薛兆豐文集給他們看，讓他們也體驗一下用經濟學分析世界的暢快，讓他們也知道一下，這才是正確的觀點。

　　確實，那時我們之間也時常會有激烈的爭論。聲音越來越高，語速越來越快。我完全可以想象他們和其他人爭論時的樣子。

　　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幾年過后，朋友們先后成家立業，大家的聚會就漸漸少了。在很大程度上，我退回到了獨自讀書的狀態——那時，還沒有鉛筆社。而且，在那么多爭論、交談以后，獲得新知的邊際效應逐漸遞減了。熱刀子把奶酪都切爛了。雖然還有許多學問可學，但當初的激動和暢快卻很難再現了。

　　好象是肖斯塔科維奇回憶中，有一個情節。他進入音樂學院以后，老院長和他們談話。白發老人問這些年輕人：這個曲子聽過嗎？沒聽過，哦。那個曲子聽過嗎？也沒聽過，哦。如此問過幾個，年輕人大多沒有聽過。年輕人正為此感到羞愧，老院長卻長嘆一聲，說道：年輕人啊，我真是羨慕你們，還有那么多優美的曲子你們還沒聽過。你們還有機會體驗剛聽到時的幸福啊。

　　老院長什么都聽過了。沒機會再去體驗那種幸福了。

　　先別笑話我，我知道，我不是什么老院長。經濟學，我仍然只是一個業余愛好者，仍然并將繼續處于學習的階段。但確實，薛兆豐的文章給最初讀到的讀者提供的那種刺激和暢快，已經離我遠去了。唉……

　　2009年，我操辦薛兆豐文集的再版事宜。增補了大約三分之一的最新文章，重新命名為《經濟學通識》。薛兆豐也成了薛博士。他的許多文章，看了仍然令我擊節贊嘆，但畢竟是太熟悉了。許多體驗，人生是只有一次的！現在，我只能在回憶中去尋找那種目瞪口呆、興奮不已、坐立不安的感覺了。

　　我愿更多的人讀到薛兆豐的文章。你們還有機會體驗我當年那種愉快和激動的感覺。實際上，本書出版過程中，出版社的一些人，包括一些年紀大的人，開始僅僅以為這是一本普通的經濟學文集，但當他們通過審稿、校對等工作讀到那些文章以后，無一不由衷感嘆，真是一本好書！

　　這本書尤其適合在校的大學生去讀。當年我在大學中可惜沒有機會讀到這樣的好書。在大學中，同齡的同學在側，經常要互相交談。薛兆豐的書必定會提供令人興奮的話題和材料。同學間的互相討論，甚至激烈爭辯，不但能夠大大加深彼此對世界的了解和認識，還會成為一生的寶貴回憶。甚至你會由此找到終生的摯友。

　　薛兆豐書中的那些觀點，一經接觸，必會深深植入你的頭腦，讓你欲罷不能，反復思考。你不會有時間體驗無聊和枯燥了。即使身邊什么都沒有，你的腦子也會思來想去，并隨時都有可能體驗豁然開朗的滋味。

　　不要說大家已經不關心學問了，都在忙著掙錢。只要是關心生活的人，對自己的未來有所期望的人，都會對這本書產生興趣。要知道，我的一些內向少言的朋友，都因為忍不住要參與爭論，而逐漸變得開朗善辯。

　　薛兆豐的書，不僅為我和我的朋友們提供了無窮的快樂，還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的思想和觀念。正如“林中路”那個比喻所描述的，一個初始的區別，后來會演變成根本的差異。薛兆豐的書，在我們心中種下了自由和知識的種子。現在，可以說這顆種子已經破土而出。雖然還沒有長成參天大樹，但已經和那些別的種子根本不同了。

　　讀一本好書所帶來的快樂是充實和長久的。其間的種種感受，實在不足為外人道。什么時候我才能再有機會，再次體驗一下那種震動和刺激呢？我確實有些羨慕那些還沒讀過薛兆豐的人，你們知道，是什么樣的感受在等著你們去體驗嗎？

　　《經濟學通識》，薛兆豐 著，同心出版社出版，2009年，定價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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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設想這樣一種機制：每只吸到血的蝙蝠回巢后，都把多余的血液吐進若干公共血池之一，其它所有與它有合作關系的蝙蝠，若空腹而歸，便可從該池子中汲血，如此，蝙蝠們將分化為若干排他性互惠圈，每個圈對應一個池子，實際上，共享池可以是虛擬的，它在物理上對應著圈內蝙蝠的全部空肚子。

我不知道博弈學家管這種機制叫什么，我把它叫做互惠圈，或者互助社，它改變了互惠關系的信息條件：免除了你記憶兩兩交往歷史的負擔，而只需了解對方對待圈子的態度，而識別該信息的負擔可以轉嫁給你所信任的圈內其他人，比如入黨介紹人，或者，在日常閑談中，你也可以聽到別人對他的評價。

上述信息機制的改變非常關鍵，它降低了系統復雜度，把點對點互聯改成了總線式以太網；在互惠圈里，團伙忠誠和江湖義氣代替了個人交情，成為你選擇博弈行動的主要決策依據。

信息識別方式的改變，進而帶來了自我標識（或曰信息表達）方式的改變：此前需要表達的是“我是誰”，現在重點則變為“我是哪一伙的”，個體符號以面孔和名字為主，而團伙符號則需要人為設計，于是，形形色色的符號被創造出來：發型、文身、敲掉門牙、耳洞耳墜、鼻子穿針……（請注意：越高級的符號越難模仿）

基于共享池的互惠方式更適合狩獵團伙，它使得一個較大的互惠圈可以按季節和任務不同，靈活組合狩獵團隊，從單兵追獵、小股游獵，到大規模圍捕和懸崖驅趕，這樣，因病缺勤者也可維持食物供給，甚至他們的遺孤也能得到撫養，這是最古老的保險合作社。

敏感的朋友或許已經發現，共享池這個東東，容易讓你聯想到饕餮，很明顯，它對食量是個重大激勵，不僅共享本身降低了邊際食量的內部成本，而且聚餐是維系團伙的核心手段，美酒佳肴是友情的（也是愛情的）高效催化劑，直至今日，聚餐仍是維系各種組織和圈子主要手段，而大部分饕餮行為便發生在這種聚餐場合。

饕餮第二定律：基于共享池的互惠圈合作方式越流行，饕餮就越流行。

盡管互惠圈免除了對兩兩交往史的直接觀察和記憶負擔，卻也帶來了新的監督和執行開銷，在p2p關系中，每個人自己決定誰是朋友，當對方背叛時，斷絕互惠關系即可，而在互惠圈里，朋友是個集體概念，等同于成員身份，這樣，成員的接納和驅逐便需要某種組織機制來實現，包括監督、評議和執行。

有三種模式可實現該機制，第一種是非正式的，主要手段是閑聊，閑聊的主要內容是對團伙成員或潛在成員的評頭品足，內容總是圍繞各成員在履行團伙互惠義務上的表現，當有人認為某成員過于吝嗇、偷懶、膽怯時，可能會把指指點點升級為激勵指責，如果指責得到同伙們附和或認可，被責者可能從此成為不受歡迎者，該模式中，集體決議是在七嘴八舌中自發涌現的，其執行也是自發和自動的，令人稱奇的是，還常常十分有效。

從第一種很容易演化出較為正式的投訴、評議和決策機制，而入會和開除的執行也逐漸被儀式化，比如喝雞血、割指、刺青、做發型、改名字、按手印，成人禮大概也起源于各種入會儀式。

然后是權威模式，權威來自團伙內部不可避免的等級化，個體間的稟賦差異，使成員對共享池的貢獻各不相同，為避免平均主義帶來的激勵無效，必須給個人能力強或善于合作或有領導天份者以獎勵，而通常的獎勵是主持獵物分配的權力，和最大最好的一塊肉。

這些早期權威和領袖大概和孩子王或街頭幫派首領一樣，是靠個人能力而自然涌現的；不過狩獵時代權威的控制力很弱，主要是召集人的角色，履行儀式化功能，而決策基礎仍以自發機制為主。

依我看，互惠圈機制的誕生，是人類進化史上的頭等重大事件，從那時起直到定居農業出現之前，它是人類進化的頭號發動機，可能直接導致了語言的出現，也是催生大量早期文化符號的溫床（關于這些文化符號，我在三年前曾有一個半途而廢的系列隨筆《符號的魔力》，有些朋友可能見過，過幾天會貼出來），并帶動社會組織結構向日趨復雜的方向發展。

作為另一種互惠機制，基于價格信號的市場交易，其出現則要晚的多，而那時候，人性和文化的基本要素已經塑造完成，這就是為何市場理念如此難以深入人心，而各種反市場的主張，即便錯的很淺顯，也那么容易被接受，資本家永遠是惡魔，反猶主義也永遠是主流。

（待續）

在我讀過的關于嫖妓的描寫里，最誠實的是余華老師寫的。他說嫖妓就是撒尿，雞巴里有東西要出來，就找個地方讓它出來。 

除了余老師之外，我讀過的大部分對嫖妓的描寫都很不真誠。在我上小學的時候，想看點性描寫并不容易，除了紅樓夢、十日談和家庭醫生雜志，簡直就是沒有。到初中時候，趕上陳希同同志入獄，反腐倡廉成為政界常用詞之一，市面上突然冒出來一大批法制文學，才解了我的燃眉之急。

當時最有名的一本書叫《天怒——反貪局在行動》，該書在我讀初中時還處于被禁狀態，真實原因據說是它影射了陳希同和王寶森，但當時學生中間盛傳的是這本書很黃很暴力。在大家的期盼中，我的一個同學去了附近的市場，花一百塊錢買了一本沒有書皮的《天怒》，然后便在班里傳閱起來。這樣的事情在十年后想起來，簡直就是變態加傻逼，但在當時實在是再正常不過，大家都剛開始發育，實在沒這個不行。

當然還不只是天怒，其他類似的書籍還有《天恨》、《反腐大案錄》、《失落的伊甸園》等或合法或地攤的出版物，除去紀委和貪官的斗智斗勇之外，這些書都有一個共同主題，那就是貪官污吏們的淫亂生活。有些包養了女大學生，有些跟十幾個小姐群P，有些以各種方式脅迫女下屬上床，總之確實是誨淫誨盜，令當年的少年們血脈賁張。

但是后來想起來，這些都是我讀過的最糟糕的性描寫，因為它們都把最糟糕的性活動描寫得異常美好和淫亂。現在回想起來，我真希望我讀到的第一段性描寫是曼娜回憶錄之類的東西，雖然文筆惡劣，但寫的畢竟是兩情相悅，還屬于性愛的范疇。而貪官們的故事，雖然很HIGH很色情，但那不是性愛，而是同一個物理動作下發生的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我不覺得它惡心，但它談不上美好，這一點在我看來是確定無疑的。 

兩年前的某一天，我跟一個朋友在國貿樓下的金湖茶餐廳里瞎扯淡。扯到嫖娼問題，朋友突然說，他嫖過一次娼，且原因不是性饑渴，而是想體驗一下那種感覺。這話如果是別人說的，我多半會大聲嘲笑之，但此人說出來，便讓人不得不信，因為他一來絕對不是缺炮打的人，二來缺炮打的時候他也絕對不是忍不住，三來此人一向詭異，他老人家為了“體驗那種感覺”的而做出的怪事不勝枚舉，嫖娼絕對是毛毛雨的級別。

聊到嫖娼的感覺，此人一臉郁悶，說他是在新浪聊天室里找的，之前談好的價錢是三百，做完以后他大發雷霆，跟小姐說你服務太他媽差了，我只給你八十。小姐一臉委屈，說我該叫也叫了，該夾也夾了，該扭也扭了，小哥你別耍無賴。我那朋友說是，你該做的都做了，我也挺舒服，可是——你明顯就不享受這事兒，弄得我也不痛快。小姐聽了，當場就要崩潰，滿臉的委屈，情急之下居然爆出一句：你們文化人事兒真他媽多——掰嘖味，我那朋友確實長著一張文化人的臉，雖然早就不過文藝青年的生活了，但還是非常的文藝掛像，不像我，每次跟剛認識的人談文學，對方都是一臉的狐疑。

那樁性交易事件的最終結果我已經忘了，到底是給了八十還是給了三百，我已然想不起來了。只記得那一段荒誕的討價還價，因為它涉及到性事中特別要命的一點：享受還是不享受這事兒。而且再進一步，這種“享受”與“不享受”的差別甚至不在生理，而在于雙方各自想從性愛中追求什么。如果兩個人在房事中追求的東西不一樣，那種不爽的感覺是會很明顯。或者換個說法，只要兩情相悅，就算做得不是很如意，也比兩個兩情不相悅的人要強得多，即使“相悅”的狀態只限于幾個小時之內。這是我淺薄的人生經驗，而且我相信它是正確的。

我還認識一個嫖客，也是在兩年前，因為一件怪事，碰到了一個專業的嫖家。此人出身貧寒，甚至下礦挖過煤，一直到快三十歲時，認識了一個老大，仗著腦子機靈加膽大心細，從此青云直上，以他的家境而言，絕對算是飛黃騰達。有了錢之后，此人沒有培養出任何別的愛好，只喜歡嫖，而且是開著車全國到處嫖。在我看來，這絕對屬于心理變態的范疇，因為他常說，這事兒其實沒什么意思，但他就是想多操幾個女的，同一個小姐絕不操第二遍，所以一個城市不夠他嫖的，一定要到處奔波不休。這話每次都聽得我毛骨悚然，因為這樣的性交純粹就是在報復社會。把性搞到這個地步，除了悲劇我實在是給不出別的評價。

我對嫖妓不甚了解，但是“你明顯就不享受這事兒”的感覺，我很不幸是知道的。這個世界上總有一些性交活動充滿了荒誕，有的是一方想讓另一方更看重自己，有的是為了報復某個第三方，有的甚至純粹是為了消磨時間。這樣的性愛我不幸都體驗過，它們對我而言雖然談不上糟糕，但也著實沒什么意思，因為它們的出發點都不是性。這就像你為了讓別人拿你當知識分子而讀一本書，閱讀的感覺總是難免會很糟糕，除非那本書寫得確實非常好——但眾所周知，在性方面技巧能好到那份兒上的人實在是鳳毛麟角，而且很不幸，我確實不是其中一個。

當然，技巧問題不是重點。重點是，這個世界上有一種性愛是不怎么樣的，那就是為了性之外的目的而打炮，那樣的性就算有快感，這種快感也極端變態——就像《美國精神病人》的主角邊操妓女邊對著鏡子照肱二頭肌，可想而知他自己感覺很爽，但那份快感實在是不正常，沒什么可說的。

我還聽人說過一件事，就是色情酒店里訓練新招的推油小姐，上課就是找個男人躺在那兒，七八個小姐輪流上去“推”他，而且——每一個都要“推出來”至少一次，否則說明功夫不到家，還得接著推，什么時候推出來什么時候下課。我相信這樣的場面對那個男人來說絕對是個災難，經歷過的人大概都會落下毛病，從此一見到女人的手就要打擺子。所以我很同情當小姐的人，一件快樂的事兒被搞成那樣，就會變得異常可笑。如果有人對這樣的性活動上了癮，那也很可悲。

回到反腐小說和法制文學上來，我覺得那些書寫得根本就不是性愛，而是貪官們采取的一種報復社會的方式。這些大半輩子都用來鉆營的小人，終于有一天，和我碰到的那個專業嫖客一樣，認識到了自己人生中失落的東西，于是便玩起了那些曾經令初中之我羨慕不已的勾當。但這樣的勾當，實在是不值得羨慕。

所以我覺得那些性描寫無比的不健康。如果我以后有孩子，發現他在看《曼娜回憶錄》，我肯定不會找他談話，因為那個小說雖然文筆拙劣，但主角畢竟是在做愛，而不是在報復社會。但我如果發現他在看一本描寫貪官嫖妓和包二奶的書，那我肯定會很想找他談談，因為那些書實在是變態，我很怕我的孩子會按照那些書里描寫的方式來理解性愛。當然我多半不會真的找他談，因為我自己也讀過那些書，但并沒有那樣。我愿意相信我孩子的智商。

最后再說一句，我覺得包二奶是一件變態的事，純屬自己青春不再所以花錢買別人青春的范疇。但我不覺得姑娘找大款都是變態的。如果一個姑娘找過十個男朋友，都是巨有錢的人，我不認為那一定很糟糕。我有個朋友，交過的所有男朋友都是大款，但那些男朋友同時也都是流氓出身，痞氣極盛，所以我覺得她喜歡的是那種既充滿底層氣質又能過上財主生活的狀態，而不是錢本身。這屬于趣味的范疇，沒什么大不了。找有錢人真不一定是什么壞事，只要真的喜歡。

© “商業性”轉載的話，麻煩您先打聽一下我的工行卡號。除此隨便轉。

　　學習張發財，第一次twitter寫稿，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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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用過那種大磚頭一樣的能打電話又能防身的大哥大，想買手機的時候，北京已經開始運營八位數的（模擬的是七位數）數字信號手機了。
 
　　第一只手機購買日期是1994年，型號是諾基亞2280，購機費加上入戶費、選號費一共花了我12800元！就這，還是托了一個朋友打了折拿到的價格。買完我就去辦公室上班，心情挺復雜：萬一電話響了，我是接還是不接？當時用手機的基本是做生意的土老財，我一個小編輯哪好意思顯擺？很快發現這個擔心是多余的，大家其實都有了手機，只是平時不打開，或是置于靜音模式，弄得跟地下黨似的。
 
　　剛成為移動用戶不久，就趕上電話升位，原先交了選號費的對稱號碼一下變得毫無意義，而且很不好記，沮喪！不過和我們領導的號碼相比，我的還算好記——他那時經常給我打電話，核對自己的號碼，不然打不了尋呼臺。當時尋呼臺也足夠落后，連來電顯示都沒有。
 
　　早期使用手機非常節省，一邊打電話一邊緊張地盯著液晶屏上的時間，如果剛好是59秒，就像撿了大便宜，心情非常舒暢。反之，則懊惱異常。來了電話，一般就直接掐掉，然后用座機打過去，因為那時是雙向收費。后來接電話不要錢了，有的朋友還頑固地堅守著這個習慣，每次遇到這種人，我都在心里鄙視個底兒掉。
 
　　手機用了一年左右就出了個事故，在瞎鼓搗的時候，把語言設定不小心改了，不知道是哪國文字，只好求教高人，一個學外語系畢業的同事堅定地告訴我這是捷克文，但她自己是學斯瓦西里語的。
 
　　最早的手機比較大，兩年后我換了個愛立信，不是因為別的，就因為個頭稍微小一點、方便。有人看了，問我：“你怎么用了個女式手機？”手機小了，就可以不放在包里。一般人的習慣都是加一個皮套，別褲腰帶上。電話一響，一撩上衣，盡在掌握。接完電話，再撩開放回去，相當拉風。但別腰上的缺點是：彎腰時手機容易滑落。我有個叫二哥的朋友，喝酒丟了兩個手機。直到現在，每次酒席散了和大家道別，他都會用右手和你握手，但左手緊緊捂住褲腰的右部——姿勢相當難拿——都是當年丟手機鬧的。
 
　　手機也改變了個人的生活方式，沒有它你會覺得缺少了什么，有了它，有時候又會覺得無處可藏。王小丫愛睡懶覺，她的一個經典笑話是這樣的：演播室來電催馬上要錄像了，小丫迅速打開臨街的窗戶，在汽笛齊鳴聲中大聲解釋：“我已經在路上，天哪，二環堵死了！”掛機后，關窗上床，拿個回籠覺。
 
　　對我來說，短信是手機進步的明顯標志，手機越來越電腦化。最多的時候，我手機里不僅存放了兩千多個人的電話，還建立了近一千家飯館地址、菜肴和聯系方式的短信文件夾，因為這個方便調閱的短信包，經常現場給朋友推薦吃的，時間長了，他們甚至叫我美食家什么的。此外，手機里還存著沈宏非發給我的幾百條段子——他是我的黃品源。
 
　　手機型號式樣越來越多，直板、翻蓋、滑道……越來越像時尚消費品而不像通訊工具——我有一次就把家里的空調遙控器帶上了班。手機的功能和配件也來越多，一個人在路上自言自語，舉止古怪，很快就能看見他帶著耳機或藍牙。有一年我帶著武裝到后槽牙的新款手機去意大利，發現他們外國人的電話式樣相當土鱉……還沒等我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手機就被偷了，只給我剩了個藍牙耳機。
 
　　手機信號的覆蓋也越來越好，無論電梯還是地鐵里都能看見有人在邊說話邊走柳。就是手機被偷的那年，我在塔克拉瑪干沙漠腹地拍片，夜宿一個小村邊上，四周全是沙漠，居然也有信號。不過晚上我正打電話，信號突然終止了。第二天早上，我到村里唯一的小店買東西，抱怨了這事，售貨員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對不起，是我嫌吵把基站關了。”說完就去里屋，我手機信號立馬滿格了！　　
 
　　去年《見證》欄目做了一個系列《我們身邊的三十個細節》，試圖從民間影像記憶折射三十年中國社會的變遷。策劃階段，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手機。通訊改變生活，鋪天蓋地的移動電話讓三十年前負責人工插轉的的話務員早早轉了崗，人和人的溝通變得如此便捷、緊密，這幾十年里，好像還沒有什么比這個領域的變化更明顯吧？

新周刊約稿，勿轉。

我有一個朋友，她實在算是個有品位的都市時尚女性，對于身邊男人們的穿著總是帶著嘔血般的心態欲言又止。問及理由，她說：我每天看著這些好好的男人卻總是穿得亂七八糟沒一點審美簡直就是殺心頓起，但，我為什么要和我的男性朋友們討論時尚品味呢？把他們教育得那么好去便宜其他女人么？

是的，坊間有傳言說，最狡猾的家庭主婦都是自己買Prada，但是給老公預備的可是七匹狼。然后他們一起出門的時候，總有小姑娘憤憤不平的覺得這么好看的一個大姐怎么找了那么不爭氣的一個男人啊，多土啊。殊不知大姐心里竊笑：要是把他打扮得那么漂亮出門，你們都暗戀他我可怎么辦啊？不過，要是男人不講究到一定程度，品位婦女還是會揭竿而起的。就好像我那個朋友，她終于受不了自己的男朋友了，她覺得他已經不講究到人神共憤的地步了，一起出門的話，要么她自己都覺得沒面子，要么就是大家認為她太虐待男人了。

于是，她出去給男人買衣服了。簡簡單單的幾件T恤，深色褲子。價錢適中品牌低調。穿起來立刻男人跑步進入氣質型，怎么看都舒服順眼。她依然覺得男人只要看起來舒服自然即可，要是穿得鮮艷明亮細節豐富那得多欠揍啊！問其原因，她只是默默的說了三個字：小白臉……

哪個戀愛中的男女沒互贈過禮物啊，男人買的就不說了，女人們總是喜歡一些可以拉近私密距離的貼身禮物。比如領帶、腰帶、袖扣，這簡直和戒指一樣有拴住對方的意思，此外當然還有襯衫、T恤、外套或者鞋子甚至內褲，總之越貼身越能體會感情深厚。這種主動要去塑造男人打扮男人的行為是否靠譜咱們先不討論，這其中有一個很模糊的分寸問題在里面，那就是：這個女人自己是否有品位？她在女裝方面有品位是否意味著她在男裝方面有品位？這種品味是否適合那個男人？以及那個男人是否愿意接受這種形象定位？

問題就在于，姑娘們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胡來。沒準因為喜歡了某個天團就把自家男人穿成一身黑色外掛各種銀色鏈條，或者是非要人家穿西裝帶袖扣塞手絹每天打扮得跟個傻姑爺一樣還告訴人說這是成功人士的標準正裝。要么就是買那種花得讓人心碎的襯衫，有各種匪夷所思的顏色交雜在一起，嚇得自家男人臉色都不對了；或者是那種怒大怒大的LOGO，在胳膊上寫著一個“2”，真是有種灰飛煙滅的感覺呢……所以有時候你要是在街上看見一個衣衫完全不講究的男人，他也許是個鰥夫，但是你要是看見穿緊身牛仔褲外加粉色T恤還立起領子并且斜背大包的小白臉兒，也別先急著罵，那多半是她那個審美認知失衡的女友干出來的！

但，男人最怕最覺得幻滅的衣服，還是——情侶裝。兩個人穿成那樣走在馬路上，連路人甲都會情不自禁指點：看！一根線上的螞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