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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赫塔·穆勒走出位于柏林的住所

本刊記者  李乃清 

      10月8日，德國圖書交易協會柏林辦事處，卡爾·翰澤爾出版社匆忙組織了一個新聞發布會，德國、羅馬尼亞、瑞典的各大媒體蜂擁入場，一些記者已經在前往法蘭克福書展的路上，得到消息，最后一刻又殺了回來——
      是的，德國女作家赫塔·穆勒（Herta Müller）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自從1999年君特·格拉斯折桂后，該獎已多年和德國無緣。
      柏林墻倒塌、鐵幕時代結束20年后，曾經在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極權統治時期生活的穆勒“以詩歌的凝練和散文的平實，描繪出流放人士無所依靠的辛酸境遇”，最終獲得評委青睞，成為諾貝爾文學獎臺上第12位女性。
      由此看來，穆勒的獲獎雖出人意料，卻不乏紀念意味。
      進入會場，女作家被人潮嚇了一跳，笑著嘟噥道：“真是有點瘋了，這一切……”
      提問接踵而至：您如何看待這個獎項？諾貝爾獎會改變您的生活嗎？諾貝爾獎會影響您的作品嗎？這一切會給您帶來一絲恐懼嗎？
      “其實獲獎的是那些書，而不是我。當然，能和托馬斯·曼、君特·格拉斯這些文壇巨匠相提并論是種無上的榮耀，但現在，我不能老想著那一長串獲獎者名單，我的腦袋可沒這么大。”穆勒的回答很巧妙，同時夾帶諷刺，“為什么會有影響？現在獲獎了，但我的人生角色不會變成整天只是一位諾貝爾獎得主，也絕不會寫任何與此相關的書；我還是從前的我，惟一要做的就是通過寫作關注社會邊緣的東西，這已經夠難了。”

我們是這個國家的敵人

      “發生過的事情并未被遺忘，它們永駐在我的腦海中，而我，只有這一顆腦袋。”
      穆勒的個人創傷源自羅馬尼亞，而這里也正是她文學的歸宿。
      1953年8月17日，穆勒出生于羅馬尼亞巴納特一個德裔少數民族家庭，她的父親二戰時曾服役于納粹黨衛隊，后成為貨車司機。“關于我的家庭，我記得祖父被認作‘地主’，讀大學時，我得把這項填入申請檔案。我的祖父母一直都是農民，為了養家糊口，他們從早到晚在地里干活，從不休息，為了掙更多的錢、買更多的地，他們還做些谷物生意，漸漸成了富農。但是，1945年以后，一切都變了，我們的土地被充公，我的母親17歲時被驅逐出境，在蘇聯勞改營被強制勞動5年。在那里，她目睹了死亡與饑荒。此類事情在德裔村莊屢見不鮮，還是個孩子時，你不思考政治，但你能感受到那種壓力和敵意。”
      1973年，穆勒進入羅馬尼亞的西提米索拉大學學習德國和羅馬尼亞語言文學。讀書期間，與追求言論自由、反對獨裁專政的德裔作家團體“巴納特行動隊”往來密切。“這個團體發表宣言：文學不能向政治屈服，應從個人經驗出發，勇于批判現實。之后，政府的秘密警察很快介入，發表了他們的觀點——我們是這個國家的敵人。”
      大學畢業后，穆勒進入一家機械工廠擔任翻譯，因為拒絕充當秘密警察的線人，遭廠方革職。此后她以德語家教工作維生，但常年遭受秘密警察的威脅和迫害：“他們經常來我家搜查，誣蔑我是妓女，為了錢和阿拉伯學生睡覺，又誣蔑我在羅馬尼亞從事非法買賣。每天早上起來，我就擔心自己當晚會被流放。”
      生活在獨裁統治中的恐懼與經歷被她寫進了自己的作品中。1982年，穆勒首次發表短篇小說集《低地》，立即遭到羅馬尼亞當局審查和刪減。兩年后，《暴虐的探戈》出版，書中揭露了羅馬尼亞一個德裔小村中官吏貪污腐敗、欺壓弱勢的惡行，再次遭到政府查禁。但在當時的西德，穆勒的作品大受歡迎。
由于多次對羅馬尼亞當局提出批評，并且擔心秘密警察的侵擾，1987年，穆勒和夫婿理查德·瓦格納（也是作家）移民德國。隨后幾年她以“旅居作家”身份收到一系列國內外大學的教學邀請。2005年，她成為柏林自由大學“客座教授”，至今居住柏林。
      盡管穆勒20多年前就離開了羅馬尼亞，但她的作品經常寫到獨裁政府統治下的壓迫和流放經歷。小說《約會》中，一個齊奧塞斯庫政權下的服裝廠女工把寫著“娶我吧”的小紙條縫進運往意大利的男人西服里；另一本作品《護照》，講述了羅馬尼亞德裔小村一個磨坊主申請移民西德的故事。
      “作者并不是自己搜腸刮肚尋找寫作主題的，是這些主題自動進入他們的腦海中，讓他們有話可說，不得不說。”穆勒在代表作《風中綠李》中，描繪了齊奧塞斯庫獨裁政府統治下5名羅馬尼亞年輕人的生活。她認為寫這本小說是自己的責任，“為了紀念我那些慘遭殺害的羅馬尼亞朋友”。小說獲《紐約時報》好評——“作者入木三分的細節刻畫，超越了羅共專制形神皆丑的生活，創造出一幅獨特的詩意畫卷。”

獨裁仍然是當前的話題

      “這真是太棒了，早晨和出版商通電話，我只是不斷地重復，‘是赫塔獲獎！’他說，‘是赫塔獲獎？’然后我們兩人一起大叫，‘是赫塔獲獎！’”
      面對當頭鴻運，卡爾·翰澤爾出版部主任克里斯蒂娜·克內希特喜不自禁。自2005年起，這家出版社一直是穆勒文學創作的港灣，今夏他們剛出版她的新作《呼吸鐘擺》，上市后頗為暢銷，賣出近4萬本，穆勒甫一得獎，小說又有了10萬冊訂單。
      對于外界追捧，穆勒沒有歡呼雀躍，只報以莞爾一笑，她的情感藏于內心，甚至有些懷疑，仿佛在問：“這一切真是為我量身定做的么？”
      “對我來說，最難忘的經歷是我在羅馬尼亞獨裁政權統治下的那段生活。在數百公里以外的德國，簡單的生活并沒有抹去我以往的經歷。我在離開時收拾了我的過去，并牢記獨裁仍然是當前的話題。”
《呼吸鐘擺》英譯本名為《我所擁有的我都帶著》，故事描寫一個被流放到蘇聯古拉格勞改營的少年，原型是已故詩人、畢希納文學獎獲得者奧斯卡·帕斯提奧（Oskar Pastior）。1945年1月，17歲的帕斯提奧被流放蘇聯，這與穆勒母親年輕時的經歷相似。基于共同回憶以及對文字力量的信任，詩人和作家決定合作。2001年起穆勒開始記錄帕斯提奧的口述回憶，創作一部關于羅馬尼亞德裔少數民族被放逐歷史的作品。2006年帕斯提奧意外去世后，穆勒的文學創作停了一年才得以繼續。
      在這部“杰出、感人、謙卑”的作品中，穆勒試圖討論公義、權利、尊嚴、自由等宏大主題。最震撼人心之處，在于她顛覆了讀者對苦難的預設：難挨的饑餓最終成為了主人公體認生存的惟一方式。“我一直捫心自問，為什么少數人可以將整個國家竊為己有，直至山河破碎，政權徒留？人類對自己的同胞究竟可以做出怎樣令人發指的行徑？”
      德國總理默克爾表示，自己深深為穆勒在作品中表現出的“文字力量”所折服，并高度評價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認為他們將榮譽頒給了“一位與忘卻做抗爭的人，她拒絕忘卻獨裁和強權給人類帶來的創傷”。
      穆勒說，“看我的書，有些人對羅馬尼亞感興趣，有些人關注獨裁政府的運作機制，有些人關心極權主義下的個人命運。在西德大多數人將我的作品視作純粹的紀錄文本；但在東德，他們通過我的小說，面對的是他們自己的過去，這令某些人不舒服，因為他們不愿面對。很多時候，東德讀者給我的第一反饋是——羅馬尼亞過去發生的那些比這更可怕。”
（感謝德國駐上海總領事館文化教育處曾紅萍小姐對此文的幫助）

哈德遜河發源于紐約州北部的云淚湖（Tear of the Clouds），南下五百公里后和東河（East River）一起匯入上紐約灣，將曼哈頓圍成一個狹長的島。東河是連接上紐約灣和長島海峽的潮汐水道，將布魯克林和曼哈頓分為兩座城市。這條河一直阻礙著兩地交通的發展，人們主要靠擺渡船往返于兩岸。其實，這類天險只對普通人來說是麻煩甚至危險，對于勇敢者和智慧者，往往是他們成就自己的寶貴機遇。約翰· 奧古斯塔斯·羅伯林（John Augustus Roebling）就是后者中的一員。

約翰·羅伯林生于1806年的普魯士。是一個煙草販子的兒子。他自幼就展示出對藝術的濃厚興趣和天賦，他喜愛音樂，擅長演奏長笛和鋼琴——我猜他至少還會吹口哨。這個多才多藝的年輕人還喜歡素描和油畫。總是聽人說，嚴謹刻板是德國人的天性，約翰·羅伯林顯然是一個反例。我覺得德國人民長于邏輯和思辨的特征，很可能更多是源于尊崇理性的社會傳統，這才能解釋為什么約翰·羅伯林的老媽——Friederike Dorothea Roebling——既沒有因為經濟因素送小約翰去某個地方當學徒，也沒有因材施教發展他的藝術天分，而是讓他專門學習數學和科學。在那之后，約翰·羅伯林系統學習了工程建筑、基筑水利以及語言學等等有關橋梁建造的各種知識。為了給自己的將來打下更牢固的基礎，他甚至去黑格爾那里去旁聽哲學。反正在系統教育的塑造之下，他身上理性的成分越來越明顯，藝術的痕跡再也難得一見。

當時的歐洲，社會經濟政治情況都非常動蕩，和巨人拿破侖之間的戰爭更加劇了當時普魯士社會中的不安。這讓工程橋梁建設者的前途顯得異常渺茫。不久之后，基于各方面的考慮，約翰·羅伯林和他哥哥于1831年背井離鄉，投奔了他們心目中的世外桃源——美國。

就像很多故事里，英雄總會先遭遇一些困難，約翰·羅伯林剛到美國，就經濟大蕭條。約翰只好當了一個農夫。幾年后，取了一個裁縫的女兒。德國人將嚴謹勤儉表現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接下來的二十年中，約翰·羅伯林充分發掘他妻子的潛力，讓這個英雄媽媽為他生了五子四女共九個孩子。不知道是因為對自己祖國的失望，還是出于對這個嶄新國度由衷的熱愛，他為長子取名為華盛頓·羅柏林——足以媲美“建國·羅柏林”、“衛兵·羅柏林”。

約翰·羅伯林身在田間壟頭，可仍然積極參與美國的工程建設。從河流疏浚，鐵路規劃，運河的基礎建設以及橋梁建筑中材料的生產設計，他把握一切展示自己的機會。隨著尼亞加拉懸索橋、肯塔基河懸索橋以及匹茲堡懸索橋工程的相繼展開，他在橋梁工程建設方面的天賦和才華為越來越多的人所知，而辛辛那提—克溫頓大橋 ——當時世界上最長的懸索橋——的成功，最終讓約翰·羅伯林大放異彩。隨后，約翰·羅伯林著手為分隔曼哈頓和布魯克林的東河設計一座懸索橋，并為之積極的奔走游說。不過，盡管他有著耀眼的成就，東河的特殊情況仍然讓紐約政府舉棋不定。

布魯克林大橋鳥瞰圖（左）

確切的說，東河并不是河流，是海峽。隨著潮起潮落，水面寬度在不同的地方也不同。最狹窄處800米，最寬的地方則有5600米。而河床在最淺的地方有80 英尺，最深的地方則超過92英尺。雖然東河不像真正的河流一樣裹挾一路的泥沙匯入海洋，但是經年的潮汐，仍然讓河底鋪滿了沉積物。河床最上面是12英尺厚的黑泥，然后是6英尺的粗砂，緊跟著又是6英尺的碎石層。在這下面的，仍然不是堅硬的巖石，而是15到20英尺不等的流沙層，這層流沙夾雜著大量的大石塊，最后才是河床的巖石底。

這些復雜的地質情況，讓橋基點的選擇變得不是那么困難了——哪兒都差不多。另外，當時曼哈頓的發展區，主要集中在半島的南邊——這讓約翰·羅伯林的選擇變得更少了。

經過羅柏林十余年的努力游說，紐約政府終于同意立法興建紐約-布魯克林大橋（New York and Brooklyn Bridge）——也就是后來的布魯克林大橋。在建造法案通過之后，約翰·羅伯林立刻開始就當地水文地質進行最后的勘察工作。可就當他在碼頭實地考察造橋地點的時候，一艘正在靠岸的擺渡船鬼使神差地撞上了他，壓碎了他的腳趾頭。醫生馬上就給他做了截除腳趾的手術，并強烈要求他接受進一步的藥物治療，以預防當年經常發生的一系列感染并發癥。

不知道是因為對當時當地的醫療水平抱有很重的偏見，還是約翰·羅伯林一生博學好識，因此對一個自己不甚了解的學科也充滿信心，他拒絕了這些預防措施，而是堅持每天用水沖洗自己術后的傷口——他設計的“水療法”。很快，明顯的破傷風的癥狀出現了，三周后，1869年7月22日，約翰·羅伯林在痛苦中撒手人寰。

破傷風的歷史，很可能比人類的歷史還要長。這種疾病害死了不知道多少人。在衛生醫療水平還沒有得到充分發展的年代，甚至給嬰兒剪斷臍帶都有生命危險。但是直到約翰·羅伯林逝世，人們都還沒弄清是怎么回事。其實也就是在不久后的1884年，破傷風的病原體——破傷風梭狀芽胞桿菌（Clostridium tetani）——就被確定了。

破傷風梭狀芽胞桿菌長的很像網球拍，有很強的適應環境的能力，泥土朽木巖石甚至動物糞便中，都有它們的身影。一旦環境不適合生長繁殖，它們就變成芽胞呼呼大睡，等環境好轉才會醒來。人并不是它們喜好的寄生物種，因此它們的生理特性一點都不會為人類著想。在發現這種病原菌的同年，人們證實破傷風的危害來自于它們在正常生理代謝過程中，排出的一系列的代謝物。其中的破傷風菌溶血素（tetanolysin）和破傷風痙攣素（tetanospasmin）對人危害最大。破傷風桿菌不需要像別的細菌那樣進入人體、大量繁殖才產生危害，它們像毒蛇一樣，只要將這些有毒物質排入血液，人就會面臨滅頂之災。

破傷風菌溶血素是一種分子結構相對簡單的蛋白，這種物質主要和細胞膜上的某些特殊結構結合，然后就可以將細胞膜上開個大洞。隨著大量物質的涌入，細胞就會被撐破。一旦這種毒素進入人體，首當其沖的就是血細胞，這也是這種毒素名字的由來。

但是真正危險的則是破傷風痙攣素。這種毒素毒性劇烈，僅次于肉毒毒素。只要進入人體，就會選擇性的和神經組織相結合，危及脊髓、腦、周圍神經末梢等結構的生理功能。于是，一旦不幸感染破傷風，不僅感染局部會不停傳出劇烈的痛感，破傷風痙攣素還會讓支配人體肌肉組織的神經不斷發出強烈的收縮信號，誘發強烈的痙攣。一旦發作，全身所有的肌肉全部收縮，患者的呼吸急促而痛苦，口吐白沫，面目猙獰，手足抽搐。就我們的生理結構來說，背部的肌肉群，遠強于胸腹，所以患者的身體被背部的肌肉群抽緊，看起來就像一張快要折斷的弓。

這樣的發作日復一日，恐懼和焦慮的受害者即便不死于抽搐時吸入大量口腔分泌物導致的肺炎或者是窒息，甚至是心臟病，最后也會死于由于全身肌肉的頻繁抽搐導致的衰竭——也就是活活累死。

隨著對破傷風芽胞桿菌以及其致病機制的深入認識，破傷風的真像逐漸為人所知。德國人貝林(Emil von Behring)和日本人北里柴三郎(Kitasato Shibasaburo)一同發明的破傷風抗毒素，為人類治療破傷風治療帶來了福音。

既然破傷風芽胞桿菌在自然界廣泛存在，對任何傷口都要考慮感染的可能。不過，這種桿菌雖然惡毒，但是它們卻無法耐受氧。在有氧氣的環境里，都只能保持在沉睡的芽胞狀態。所以實際上只有那些比較深的傷口——可形成缺氧的局部環境——才真的有感染的危險。對這類患者，首先要對傷口進行細致的清理，尤其要用雙氧水破壞缺氧的局部環境。之后要就要預防性使用破傷風抗毒素。這是一種專門和破傷風毒素結合，從而避免它們傷害神經的蛋白質。與此同時還要給患者接種破傷風疫苗，讓人體自然產生殺滅破傷風桿菌的能力。最后，用抗生素——比如青霉素——殺滅可能進入人體的桿菌活體。

而對已經表現出明顯的破傷風癥狀的患者，以上諸多措施都要按部就班完成之外，還要用安定等對抗痙攣的藥物緩解不停發作的抽搐；同時給氧——有必要時還需人工呼吸機保證患者不至于窒息。

現代醫學為我們帶來了系統全面的治療方案，不過一旦感染，破傷風仍然有高達10%的致殘率。

可是這一切離約翰·羅伯林還太遙遠：破傷風抗毒素以及針對破傷風桿菌的疫苗，直到1890年才出現；而青霉素之類的抗生素的出現，還要將近70年；至于安定類能有效緩解痙攣藥物，還要等將近一百年。從這個角度來看，無論可憐的約翰·羅伯林是否聽從當時醫生的建議都不重要，他的命運也許在輪渡靠岸的那一刻，就已經決定了。

幸好在紐約州政府批準興建之前，布魯克林大橋的建造方案就已經大致擬定了。老羅柏林之死并沒有讓原定計劃擱淺。建造布魯克林大橋的任務——老羅柏林未完成的愿望——薪盡火傳，落到了長子華盛頓·羅柏林的身上。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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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春天，我站在諾曼底海灘上，開車帶我來這里的是一位軍事愛好者，他拿著一把雨傘當拐杖，慢條斯理的在海灘上漫步——你看他那架勢，就知道他沉浸在往事中了，如果你對二戰戰史多一點兒了解，你就知道，他正在模仿美國步兵第4師副師長，羅斯福總統的兒子。這位小羅斯福師長，D日登陸那天特別幸運，撞上那片海灘居然沒遇到什么火力，他手下一位下士說：“師長看起來就像物色房地產似的。”

我拿過他的雨傘，在海邊溜達，看著德軍地下掩體的遺跡，然后把深邃的目光投向大海，緩緩的說道：“相信我，蘭上尉，入侵的最初24小時是最關鍵的，無論對盟軍，還是我軍，這都將是最漫長的一天。”這是電影臺詞，也是隆美爾的名言，我說這句臺詞的時候，同伴就是隆美爾的副官蘭上尉。

我和這位兄弟是同齡人，小時候都愛看打仗的電影，最愛看《南征北戰》，最愛模仿里面的那一段，李軍長拿著話筒，撕心裂肺的狂喊：“張軍長，看在黨國的份上，拉兄弟一把！”我們那時候沒發報機，經常脫下自己的鞋子當話筒。對著臭鞋叫喊：“看在黨國的份上，拉兄弟一把。”有些朋友對解放戰爭有一點兒了解，告訴我說，這位李軍長的原型是國民黨83師的師長李天霞，那位張軍長，就是后來戰死在孟良崮的敵整編74師師長張靈甫，這兩位的靈位如今都放在臺灣的“英烈祠”里，我到臺北玩的時候特意去看了看。電影《紅日》里，對張靈甫的刻畫不像對李軍長那么輕蔑，多少帶有一點對這位軍人的尊敬，畢竟張師長也打過日本鬼子。

當時在諾曼底，我們兩個聊的都是二戰，他最喜歡的將軍是古德里安，我最喜歡的將軍是巴頓，說實話，電影《巴頓將軍》開頭那段演講，我現在還會背。馮小剛拍《甲方乙方》，里面有個胖子就想當一回巴頓將軍。我還有一個朋友，喜歡扮演希特勒，當然，他不愿意演困守柏林瀕臨崩潰的那個希特勒——“從克爾肯尼斯到比利牛斯山脈這條防線在任何敵人面前都堅不可摧”——他不喜歡這個，他喜歡1938年的希特勒——面對沖鋒隊，叫囂著：“他們想要戰爭，那我就給他們戰爭。”

男孩子大多玩過這類角色扮演游戲，那時候還沒有電腦RPG游戲這類東西呢，頂多自己弄個地圖，拿著根紅藍鉛筆做戰役推演，據說啊，真正的軍事迷都不愿意演領袖，但也不愿意只當個師長啥的。我有一個朋友，父親是華東野戰軍的，所以他會背誦全本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但他不是軍事迷，只是喜歡偉人的宏文。我還有一位朋友，父親是四野的，所以他的偶像就是林彪，他整天念叨四平戰役，念叨打長春打錦州，國慶假期，他特意跑到東北，憑吊舊日父輩的戰場，回來說，當年長春餓死了好多老百姓啊。

國慶假期，我呆在家里看電視，各個電視臺輪流放映一部叫《解放》的電視劇，我還看了哈佛大學杰伊·泰勒寫“常凱申”的那本書，《解放》這個電視劇大概有50集，各個臺的進度不一樣，我就輪著看，這邊毛主席急電林彪讓他迅速拿下錦州，關心著挺進大別山的速度，那邊是“常凱申”在北京組織“東進兵團”以解東北之困，開會討論徐水，保定方面的防御，這邊調四野四、五、七、八縱隊，那邊調整編第29師，李彌兵團，鏡頭在兩邊切來切去，共軍這邊是唐國強的戲最多，叼著煙卷，胸有百萬兵，頭腦中有GOOGLE地圖，東北、華東野戰軍盡在掌握，那邊“常凱申”總帶著一隊軍以上干部正襟危坐，拿著個棍子在地圖上指指劃劃，這個戲把我看入迷了，完全入迷了，不是這個電視劇提出了什么歷史洞見，而是我羨慕唐國強和那個演“常凱申”的演員，扮演成軍事統帥推演戰爭進行，這是多少男人的夢想啊，他們兩個居然玩了這么長的RPG游戲，太過癮了。

當年在諾曼底海灘，我那朋友說，如果在敦刻爾克全殲英軍，那戰爭局面就不一樣了啊。作為巴頓，我說，市場花園戰役是一個失誤，否則我們能早點兒打下柏林。他還給我講了柏林最后一站，據說當時希特勒和戈林在地下室里還經常對著地圖研究軍情，每次會議結束都精疲力竭，戈林樹起手指做V字，希特勒不高興：我們的確會勝利，但這是丘吉爾的手勢，我可不喜歡。戈林說：啥玩意勝利啊！我說就剩下咱們兩個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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