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部落格精選

（按：篇幅關系，寫的不很清楚，有機會再細說。）

制度經濟學是只金母雞
輝格
2009年10月19日

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兩位新制度經濟學家，這一消息在國內掀起了對制度經濟學的一股小小關注熱潮；在制度研究領域，盡管此前已有布坎南、科斯、諾斯等多人獲得諾獎，但諾獎委員會的這次選擇還是得到了學界的一致贊許；制度的性質、功能及其演變規律，始終是經濟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等許多學科關注的重要課題，然而它也是個令無數學者頭痛的大難題，尤其是制度的發展和分化歷史，迄今還沒有一個一致的理論框架能作出完整的解釋；長期存在的中心問題，經常是構成學術中心凝聚力和學科發展分化的核心要素，它們被稱為下金蛋的母雞，制度問題便是這樣一只母雞。

對于中國學者，制度問題更是一個長期難以解開的心結，自從戊戌維新派認識到制度是中西差異的根本所在以來，一代代學者都在探尋和追問：中西制度差異之中，究竟哪些是重要和根本的？它們是如何造就了西方的繁榮？這些制度要素是如何發展出來的？為何它僅僅在西方出現了？為何一度讓宋代登上世界文明巔峰的那套制度卻最終讓中國走向自閉和落后？為何接管了希臘文明且掌握著地中海和印度洋貿易的伊斯蘭文明后來也衰弱了？進而，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巨大進步，究竟是哪些制度因素起了關鍵作用？今后的發展趨勢下它們將會得到強化還是面臨挑戰？

制度研究在經濟學界的地位幾起幾落，上世紀二十年代，以凡勃倫和康芒斯為代表的舊制度經濟學一度擁有巨大影響力，但此后新古典主義在繼承了邊際革命的成果、并接納了凱恩斯宏觀理論之后，在形式化和模型化上獲得了重大進展，從而占據了經濟學主流；而制度學派在形式化上始終沒有進展，沒有形式化，一段文本一百個人可以讀出一百種意思，推理鏈條的正確性也無從檢查，沒有計量模型，解釋和預測也無法接受實證檢驗，這樣，舊制度經濟學因停留在散文狀態而被擠出了經濟學主流。

形式化上的困難，源于制度經濟學沒有找到清晰而可行的方法論基礎，他們沒有明確，制度所影響的、和推動制度建立和演變的基本單位，究竟是個人、組織、社會結構，還是各種文化和制度要素，康芒斯既反對方法論個人主義，也反對方法論集體主義，但又沒有明確自己的方法論，凡勃倫倒是想以進化論作為理論基礎，但關于制度的進化單位是什么，變異、復制和選擇機制如何，并沒有清晰界定，凡勃倫從本能、習慣、習俗到制度的多層次演化路徑很有啟發性，但在這些概念被形式化之前，也僅僅是啟發而已。

經過四十多年沉寂之后，科斯的《企業的性質》一文給制度研究帶來了新希望，科斯用交易費用解釋了組織對市場的局部替代，張五常進而基于交易費用提出了合約理論，解釋了交易類型和合約安排的多樣性；沿著這條思路，人們發現許多組織形態和制度要素都可獲得更好的理解，從行會、工會、拍賣行到交易所，從學徒制、計件工資、分成地租到婚姻契約；交易費用理論的好處是兼容于主流經濟學，它保留了后者的基礎假定、價格理論和均衡模型，只是在模型中引入了交易費用，但解釋能力卻獲得了巨大擴展。

然而，基于交易費用的制度研究，多半集中在給定法律和政治制度下的私人制度，并且它傾向于將制度差異歸因于交易的地理、時間、信息分布等技術條件，由于它預設了權利歸屬是明確的、合約會得到履行這兩個條件，因而其解釋范圍便大為受限，它無法解釋保障產權和合約履行的基礎制度本身是如何產生和維持的，而這恰恰是制度發展中的核心問題，歷史上出現過的各種制度中，很少有既能全面保護產權，又能在大跨度交易中保證合約履行的。

正是上述局限，使得新制度經濟學在對制度史的解釋上大打折扣，它只能在法治大致已確立的條件下解釋私人制度安排，而這一條件僅在最近幾百年，在小部分地區成立；相比之下，文化人類學、社會學，卻已經詳盡描述和闡釋了大量迥異于現代市場社會的人類制度，對于這些，經濟學家迄今說不出多少道道；那些嘗試分析這些制度的經濟學家發現，要這么做，不得不放棄方法論個人主義和完全理性假定，而像人類學家那樣把制度視為文化系統的一部分，而這個系統由各種獨立于個人選擇的文化要素按特定結構組成；然而困難在于，放棄理論內核意味著放棄已取得長足發展整個經濟學，而在人類學那里卻又沒有形式化程度相當的替代品。

不過，這一困境在近年來有了突破的希望，曙光來自70年代的進化生物學革命，進化的理論基礎，在自私基因假定和進化穩定策略（ESS）模型之上得以重建；隨后這一模型被應用于行為分析而發展為進化心理學；同時，阿克塞爾羅德將策略均衡分析引入政治學；接著，革命戰火迅速燒進功能主義和結構主義人類學的領域，人們發現許多文化元素都可以在行為策略進化的視角下得到解釋，文化結構被理解為策略均衡狀態下的共同信念、符號體系和自發規則，而制度便是內生于策略均衡之中。

新制度經濟學的最新進展，便產生于上述背景之下，許多經濟學家開始放棄完全理性假定，轉而采用認知結構規定下的有限理性，并承認行為策略的生物和文化慣性，也開始放棄一般均衡分析，轉而采用ESS分析，將制度闡釋為在進化過程中積累下來的慣性元素層層包裹而成的復雜系統，這些轉變將在制度研究領域掀起一場革命，眼下它還剛剛開始，可以期待這只金母雞在未來生下更多的金蛋。

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呈現的公共資源與企業邊際兩大課題， 恰好是中國經濟和中國社會的最大軟肋

特約撰稿  蘇小和

這個夜晚的19點是如此美妙，從斯德哥爾摩傳來消息，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同時頒給了埃莉諾·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與奧利姆·E·威廉森(Oliver E.Williamson)兩個人。如果是奧斯特羅姆一個人獲獎，或者是我更加熟悉的威廉森一個人獲獎，我是不會使用美妙這樣的辭藻的。一個人不好，兩個人可以互相取暖。當威廉森和奧斯特羅姆站在一起，我似乎看到了人類社會孜孜以求的美妙經濟學世界：一個平衡的公共資源經濟治理結構，一個邊際效應最大化的企業發展框架。兩者相互結合，帶給人類社會最大的福祉，也帶給每一個有尊嚴的個體最大的福祉。

我的朋友李華芳對兩位獲獎學者的總結非常簡練且準確。他說奧斯特羅姆一直在研究不同制度如何影響公共選擇過程形成集體行動；而威廉森則在交易費用如何影響合約結構界定企業邊界的向度上發掘出了偉大的成果。而北京的梁小民教授在場域的劃分上有他自己的界定，他認為奧斯特羅姆是公共的，而威廉森則是企業的。

國內大多數人對奧斯特羅姆比較陌生，事實上，她一直與中國有關，并有幾個學術品質相當不錯的中國學生，比如中國人民大學的毛壽龍教授，中國政法大學的王建勛教授。這幾年，在圈子之內，一直傳言奧斯特羅姆將要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兩個月前，毛壽龍邀請奧斯特羅姆來北京講學，王建勛還問過此事，她哈哈一笑，把傳言當成了一個笑話。如今傳言變成了現實，最激動不已的，當然是王建勛。消息一出來，他就努力給奧斯特羅姆打電話,可惜都未接通，只好電話留言，向老師表示祝賀。在王建勛看來，奧斯特羅姆獲得諾獎，其意義不同凡響，這至少意味著，諾獎評審委員會終于認識到，關于人類自治能力的研究將為解決政治經濟問題開創一條新路。

至于威廉森，相信經濟學圈子里的人都對他熟悉有加。這位新制度經濟學的命名人，沿著哈耶克、科斯和布坎南的學術世界一路走來，將新制度經濟學帶入了一個更加細致、更加幽深，同時也更加有針對性的偉大境界。對于所有熱愛制度經濟學的讀書人而言，威廉森都是一個繞不開的響亮名字。因此，當秋風聽到威廉森獲獎的消息，一點都不意外，只是簡單說了4個字：實至名歸。

但我想繼續說下去:當奧斯特羅姆的公共資源研究成為諾貝爾獎醒目的桂冠之時，我們對公共這樣的課題究竟理解多少？看看我們身邊的這個國家，公共有時候甚至是一個敏感詞，或者是政府的一個代名詞。我們只有政府主導，我們沒有公共參與。不僅政府以為這樣的局面是理所當然，我們的人民——我是說由一個個具體的人組成的團體，而不是抽象的總稱，也是理所當然地認為，一切的公共資源都必須交托在政府手上，他人無權置喙。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由此出現。在我們的國家，鐵路是政府的，銀行是政府的，石油、通信、能源當然也是政府的。教育是政府的，醫院是政府的，科技也是政府的。政府像個無所不能的大善人，計劃著，或者說主導著這個國家的一切，一切的思考，一切的吃穿住行，一切的憤怒，一切的歡樂，等等。

但問題就在這里。當政府將一切的行為集于一身，這將牽涉到多少計數的交易成本。捫心自問，我們的政府是不是浪費的政府？我們的企業是不是成本最高的企業？新制度經濟學就是在這樣的層面誕生。從科斯的“交易費用”理論，到今天威廉森的“企業邊際”研究，今天的制度經濟學已經將國家制度、法治、文化傳統等諸多變量納入到經濟學的場域。任何一個試圖發展的國家，當它僅僅用一種計劃和壟斷的方式來主導經濟發展的時候，如果它不是出于狂妄、愚昧和無知，“交易費用”的拷問就必然陳列在它的面前。
這些年來，中國的經濟學家周其仁先生一直沿著“新制度經濟學”和“交易費用”的路徑考察、分析中國經濟和中國企業。他曾經直指中國大部分企業缺乏規范的企業行為方式，缺乏對商業文明的基本認同。當一個市場體系的“交易費用”大到人們無法接受的程度，企業家的行為選擇必然是放棄，是逃離。沒有人天生就愿意為了一筆生意去酗酒，沒有人天生就喜歡行賄、喜歡拉關系走后門，沒有人天生就喜歡在一種曖昧的、模糊的狀態下做生意，更沒有人天生就喜歡名目繁多、操作無序的工商管理制度和稅收制度，也沒有人天生就喜歡偷竊和模仿別人的技術。而這正是中國企業的本相。企業家都不愿意面對市場的不確定性，因此在30年的發展中，漸漸有意識地丟掉了不確定性因素尤其是“交易費用”高企的國內市場，轉而大面積依賴相對確定的國際市場。在這樣的意義上，周其仁先生的研究是新制度經濟學在中國最有影響力的拓展。 

如此看來，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呈現的公共資源與企業邊際兩大課題，恰好是中國經濟和中國社會的最大軟肋。我們的公共資源需要走向一種多元均衡的狀態，我們的企業必須要解決交易費用持續增高的局面。這是中國經濟社會的一體兩面。感謝奧斯特羅姆，感謝威廉森，感謝兩位大師同時站在了諾貝爾的領獎臺上，是他們的同時出現，讓我們如此清晰地看到了這一點。

      茅于軾：中國人拿諾貝爾經濟學獎還要20年

　　茅于軾
　　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

　　實際上，從1991年科斯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之后，作為“重新發現‘科斯定理’的人”，威廉森就已經廣泛為人關注，被認為遲早要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作為“新制度經濟學”的命名者和創始人之一，奧利弗·威廉森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名至實歸。

　　對另一位獲獎的女經濟學家不是很了解。不過，她既然也是因為制度經濟學方面的成就獲獎，充分說明了制度經濟學在此次評委心中的分量。

　　制度經濟學學者在此次諾獎評選中脫穎而出，說明了社會對這一經濟學科的充分認可，雖然也有研究金融、環境經濟學甚至行為經濟學的學者被看作獲選熱門，但是相較來說，對經濟制度的研究更加重要，它決定經濟的根本走向。

　　西方的經濟學是在市場已經成型的背景下產生的，所以開始時西方經濟學者并不了解什么是計劃經濟。尤其上世紀90年代以來，許多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都放棄了計劃經濟轉為市場經濟，所以當時“新制度經濟學”得到了廣泛關注，人們想了解為什么這些國家從計劃經濟轉向了市場經濟。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市場經濟暴露了它的缺陷，一些計劃經濟手段卻被認為對緩解危機有效，于是“新制度經濟學”再一次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

　　為什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人占多數？茅于軾表示，做學問有兩個必要條件，一是要有財力，二是要思想自由。這兩個條件美國都充分具備，所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大多出在美國。

　　與之相較，中國雖然現在有了些財力，但是思想方面還欠缺創新性，所以獲得諾獎“至少還要20年。”茅于軾說，中國的應試教育，中國的經濟學者缺少創新性思維是中國無緣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主要原因。中國目前的科研環境還不利于培養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中國要想培養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首先要從教育抓起，改革原來的應試教育，從模仿式改變為創造式，舍棄灌輸式教育，培養學生的創新性思維，讓教育也百花齊放，才能解決根本問題，讓世界更加認可我們的經濟學者。

這個也許很多人都看過了，不過我是才發現。今天在看一個著名右翼經濟學家寫的一篇論文，我估計這篇論文會引發克魯格曼的一些反擊，所以就去克魯格曼的博客看了看，結果就發現了下面這一段。

克魯格曼參加了今年的搞笑諾獎，他必須給一個名叫24/7的講話，24是在24秒內用難以理解的術語介紹自己的領域（對克魯格曼也就是經濟學），7就是再用7個詞解釋自己的領域。這里是克魯格曼的24/7（我嘗試翻譯，但并不容易，原文請見這里）:

24:

給定擁有良好定義的凸目標函數和/或者凸生產函數的最大化個體分散的有約束最優化，參與生產和交換并可以自由拋棄，導致，在沒有外部性，市場力量和其它扭曲的前提下，存在一個可以用帕雷托最優來刻畫的均衡。(Given decentralized constrained optimization by maximizing agents with well-defined convex objective functions and/or convex production functions, engaging in exchange and production with free disposal, leads, in the absence of externalities, market power, and other distortions, there exists an equilibrium characterized by Pareto optimality.)

這里克魯格曼其實說的就是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但他給的條件似乎比實際的第一定理要強。

7:

貪婪的人，競爭，讓世界運轉（Greedy people, competing, make the world go round.）

后來，克魯格曼發現自己其實用了8個詞，于是他就把上面的話改為：

貪婪的人，讓世界運轉（Greedy people, make the world go round.）

這里說的其實還是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最終的思想則最終可以追溯到斯密的《國富論》了：基于自利,屠夫、釀酒者和面包師提供了我們的晚餐,我們都知道那絕非基于社會關懷。(It is not from the benevolence of the butcher, the brewer, or the baker, that we expect our dinner, but from their regard to their own interest.)

夠搞笑，至少對我而言。

1. “我想落入她的臂彎，不是手心”，只有熱愛女人勝過熱愛一切并且熱愛自己勝過熱愛一切女人的人才寫得出這樣的句子，所以這話來自一名號稱睡過世界各地1300多名妓女的嫖客。他的文章《為什么我睡了1300個女人？》文采飛揚，寫得好。任何一種邏輯或價值觀，都要發揮到極致方能見尋常所未見，方見精彩。這位英國佬大概不懂禪宗，否則肯定自稱為“佛性”極高之人。“佛性”就是“性”，禪宗就是把自我放大到極致。套用木心的邏輯：大到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然后愴然涕下，再大到看見古人和來者都和自己一個熊樣然后破涕為笑。

可惜這個人不是馮唐，否則《不二》的禪味兒和肉味兒恐怕還要再加幾分。

Steve Levitt的評論精彩：“這丫顯然不是經濟學家，否則1300多人，做個調查，整理整理數據，肯定能發表篇不錯的論文啊！”

再廣告一遍：《超級魔鬼經濟學》不日上市。《魔鬼經濟學》賣的那么好，國內中文版權估計早已售出，英文出來之后用不了多久中文就應該有了。不過書名的翻譯實在沒有文采，“freakonomics” 應該翻成“雷人經濟學”，而這個最新的加強版“SuperFreakonomics”應該翻成“雷死人經濟學”。

2.  美國總統不好當，前幾天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奧巴馬和130人輪流合影，自始至終保持一個笑臉，一個表情，甚至姿勢都沒變過。令人嘆為觀止。

3.  在TWITTER上賤嗖嗖地請問哪里能看到《見過大爺》，某姑娘回復曰：“下載建國大業群星照片，用圖片查看功能，手按右方向鍵迅速切換，遇張國立唐國強左右鍵多次反復即可。”你說紀曉嵐和諸葛亮斗嘴皮子是不是就這架勢啊？

按說“老不讀三國”，咋還沒老呢已經越來越覺得“樂不思蜀”比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六出祁山”高明太多了呢？近來偶然想起劉禪秦檜汪精衛等人，越想越覺得牛逼，所以他們注定千夫所指無疾而死。

“三十而立”是說終于“知人”，能從人群中看到自己的不同；“四十不惑”是說又在人群中看不見自己，自己和他人一樣，千人一面且面目可憎；“五十知天命”是說再次看清了自己，有了“自知之明”。媽的，三十不到就知天命，可知來日無多了。

4. “老夫聊發少年狂”，蘇東坡這么開頭，后來太祖就和紅衛兵一起抽瘋了；“That is no country for old men”, 葉芝這么開頭，之前華盛頓將軍江山我有的時候掉頭回家了。

歷史和文化這東西，不能想太多，還是經濟學模型最樸實無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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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處再覓此樂趣

《經濟學通識》，薛兆豐 著，同心出版社出版，2009年，定價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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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學里，我學的專業是政治學。那時候的關鍵詞是議會、總統、選舉、外交、條約、正義、戰爭、和平什么的，基本上沒有接觸過經濟學——現在想來，真是應該建議大學當局對所有學生，文理各科，開設基礎經濟學課程。不過，沒學過經濟學倒也有好處。

　　大學畢業以后，工作不忙，上進心也沒那么強，亂翻書，先是讀到了哈耶克，逐漸靠近了經濟學，并對分析社會問題有了興趣，然后，從網上讀到了薛兆豐。最初的印象記不清了，印象深刻的是后來的感覺，后來讀到他更多文章時的感覺。怎么形容呢——就好象熱的刀子切入奶酪塊兒——暢快無比。

　　此前，我并沒有系統思考過經濟等社會問題，當然，身處首都，文科大學生，自然也沾染一些好議國事的積習，但思想水平也就和正義感充盈的文學青年差不多。比如，我曾經非常厭惡希望工程，不過理由不是他們不干不凈，居然是，我認為基礎教育是政府應該做的事情，不應該讓民間去做——如果今天聽到有人這么說，我必定嗤之以鼻，但我當年其實也是這么過來的。

　　不過，因為沒有學過經濟學，也就沒有學過官方的馬克思主義或者凱恩斯經濟學——我后來發現，許多本科學經濟學的人都有很深的成見，不容易接受芝加哥學派和奧地利學派這樣的知識。而且，他們以主流自居，對非主流的學問非常不屑。20歲左右的大學生其實對社會并無深刻切身的體會。如果這時不幸接受一套貌似深刻、實則虛幻的經濟學，確實就很難擺脫了。

　　倒是許多本科并不是學經濟學的人，后來在接觸經濟學時，社會閱歷已經有所積累，于是，對那種正確把握社會現實，而不是用來考試的經濟學就會非常欣賞，很容易接受。而一旦接受了這種真實的經濟學，就會對那種黑板、模型經濟學有很強的免疫能力。不過，也會因此和那些經濟學專業的人分道揚鑣，甚至終身爭論不休。

　　我畢業以后的讀書狀態，其實倒很接近正當的求學狀態。到處讀書和文章，而不是課本，不用來考試，全憑興趣。讀到薛兆豐的文章以后，興奮之余，很想找人聊聊。幸運的是，很有幾個朋友愿意聽我嘮叨。那時，大家都沒有成家，空閑時間比較多。那幾位朋友上進心比我強得多，工作繁忙，沒那么多時間看書，但對知識很有興趣，愿意從我這里間接了解一些二手的新知。我呢，正好可以過話癆之癮，找到認真的聽者。大家一拍即合，倒也彼此有用。

　　于是，基本上每周一兩次，我都會和朋友們一起聊聊最近看到的書和文章。在我的蓄意誘導下，話題逐漸就以經濟問題和經濟學為主了。和人談論學問的一個很大好處是，會逼著你把知識理解透徹。你一個人看書，以為看明白了，其實往往并沒全明白，只不過你不自知而已。只有當你試圖對別人講解時，那些并未透徹理解的地方才會顯露出來。這時，你就得回去重新閱讀，反復想，對各種可能的反對觀點都提前想好應對之詞，這樣，對知識的理解就比較透徹了。

　　朋友們都不是經濟學專業的，但正因為如此，他們提出的疑難和駁斥都是從最基本、最直觀的角度出發的。如果能夠成功地應付這些疑難和駁斥，解釋清楚一個觀點，那么，解釋就已經是最清楚了，沒辦法更清楚了。

　　薛兆豐的文章給我們提供了很多話題，給我提供了很多辯論的武器，讓我很是品嘗了一些辯論中占據上風的愉快。過了一段時間以后，薛文中包含的堅實的經濟分析，那種熱刀子切奶酪的感覺就不獨我有了。大家都有一種受到震動的感覺。對啊，就是這樣啊！為什么以前沒有想到？

　　那幾年的閱讀、交談給我和朋友們都帶來很大的快樂和收獲。好幾個朋友因此也成為經濟學的愛好者。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幕是：當我們又一次談論某一篇薛兆豐的文章時，一個朋友站起來，由衷地感嘆道：用經濟學分析世界，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事情啊！

　　后來，我通過網絡和薛兆豐取得了聯系。再到2002年，我有機會幫助出版薛兆豐的文集《經濟學的爭議》。朋友們都很高興。書出版以后，好幾個朋友都買上很多本，到處送人。一個朋友在公司里是個中層干部，買了好幾十本書，給他的同事和下屬一人一本。原來，自從他們接觸到經濟學以后，和身邊那些仍然用“樸素的眼光”看世界的人之間，就有了越來越大的分歧，動輒還會有或許激烈的爭論。看到其他人那么不開竅，急啊！就想拿薛兆豐文集給他們看，讓他們也體驗一下用經濟學分析世界的暢快，讓他們也知道一下，這才是正確的觀點。

　　確實，那時我們之間也時常會有激烈的爭論。聲音越來越高，語速越來越快。我完全可以想象他們和其他人爭論時的樣子。

　　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幾年過后，朋友們先后成家立業，大家的聚會就漸漸少了。在很大程度上，我退回到了獨自讀書的狀態——那時，還沒有鉛筆社。而且，在那么多爭論、交談以后，獲得新知的邊際效應逐漸遞減了。熱刀子把奶酪都切爛了。雖然還有許多學問可學，但當初的激動和暢快卻很難再現了。

　　好象是肖斯塔科維奇回憶中，有一個情節。他進入音樂學院以后，老院長和他們談話。白發老人問這些年輕人：這個曲子聽過嗎？沒聽過，哦。那個曲子聽過嗎？也沒聽過，哦。如此問過幾個，年輕人大多沒有聽過。年輕人正為此感到羞愧，老院長卻長嘆一聲，說道：年輕人啊，我真是羨慕你們，還有那么多優美的曲子你們還沒聽過。你們還有機會體驗剛聽到時的幸福啊。

　　老院長什么都聽過了。沒機會再去體驗那種幸福了。

　　先別笑話我，我知道，我不是什么老院長。經濟學，我仍然只是一個業余愛好者，仍然并將繼續處于學習的階段。但確實，薛兆豐的文章給最初讀到的讀者提供的那種刺激和暢快，已經離我遠去了。唉……

　　2009年，我操辦薛兆豐文集的再版事宜。增補了大約三分之一的最新文章，重新命名為《經濟學通識》。薛兆豐也成了薛博士。他的許多文章，看了仍然令我擊節贊嘆，但畢竟是太熟悉了。許多體驗，人生是只有一次的！現在，我只能在回憶中去尋找那種目瞪口呆、興奮不已、坐立不安的感覺了。

　　我愿更多的人讀到薛兆豐的文章。你們還有機會體驗我當年那種愉快和激動的感覺。實際上，本書出版過程中，出版社的一些人，包括一些年紀大的人，開始僅僅以為這是一本普通的經濟學文集，但當他們通過審稿、校對等工作讀到那些文章以后，無一不由衷感嘆，真是一本好書！

　　這本書尤其適合在校的大學生去讀。當年我在大學中可惜沒有機會讀到這樣的好書。在大學中，同齡的同學在側，經常要互相交談。薛兆豐的書必定會提供令人興奮的話題和材料。同學間的互相討論，甚至激烈爭辯，不但能夠大大加深彼此對世界的了解和認識，還會成為一生的寶貴回憶。甚至你會由此找到終生的摯友。

　　薛兆豐書中的那些觀點，一經接觸，必會深深植入你的頭腦，讓你欲罷不能，反復思考。你不會有時間體驗無聊和枯燥了。即使身邊什么都沒有，你的腦子也會思來想去，并隨時都有可能體驗豁然開朗的滋味。

　　不要說大家已經不關心學問了，都在忙著掙錢。只要是關心生活的人，對自己的未來有所期望的人，都會對這本書產生興趣。要知道，我的一些內向少言的朋友，都因為忍不住要參與爭論，而逐漸變得開朗善辯。

　　薛兆豐的書，不僅為我和我的朋友們提供了無窮的快樂，還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的思想和觀念。正如“林中路”那個比喻所描述的，一個初始的區別，后來會演變成根本的差異。薛兆豐的書，在我們心中種下了自由和知識的種子。現在，可以說這顆種子已經破土而出。雖然還沒有長成參天大樹，但已經和那些別的種子根本不同了。

　　讀一本好書所帶來的快樂是充實和長久的。其間的種種感受，實在不足為外人道。什么時候我才能再有機會，再次體驗一下那種震動和刺激呢？我確實有些羨慕那些還沒讀過薛兆豐的人，你們知道，是什么樣的感受在等著你們去體驗嗎？

　　《經濟學通識》，薛兆豐 著，同心出版社出版，2009年，定價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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