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魯格曼對中國行的雙重抱怨
這些年中國很流行“諾獎得主”來淘金。一開始可能是“諾獎得主”自己來走穴，例如蒙代爾一開始來的時候就是那樣。當然時間也可以追溯到1988年弗里德曼來中國的時候。后來，聰明的中國人發現“諾獎得主”其實和影視明星差不多，只要站在經紀公司的角度來運作“諾獎得主”，不愁賺不到錢。向國人販賣“諾獎得主”，是一條與眾不同的發家之路。因為有“諾獎得主”這樣的光環在，所以其營銷相對來說就變得比較簡單。2009年5月，新科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就這樣被運到了中國。
隨即，克魯格曼的“中國行”就成了中國經濟界的一樁盛事。尤其是克魯格曼對中美貿易的相關評論，更成了媒體競相追逐的焦點言論。5月11日克魯格曼在北京做題為“全球經濟復蘇與中國機遇”的演講中提到：如果中國的貿易和外匯政策不進行相應的調整的話，中國對美的貿易盈余將會成為很大的問題。
克魯格曼這番話的前提是，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長期存在，而目前美國經濟受次貸危機的影響轉入衰退，因此美國對中國產品和服務的需求會進一步減弱，這樣中國就需要考慮大量的貿易盈余往何處去的問題。克魯格曼也表示盈余國家要注重內需。而如何擴大內需正是困擾中國決策者的問題。可惜的是，克魯格曼未能在這樣一次走馬觀花的“中國行”中給出明確的答案。事實上，也不存在一個簡單的將對外出口的盈余迅速轉變成內需的方案。
克魯格曼并不認為中國對美的貿易順差是一個發揮比較優勢的自發結果，而是中國管制人民幣匯率對貿易結果造成了影響。并且認為如果非要說中國的貿易盈余是一個市場化的結果的話，需要一點“想象力”。但克魯格曼的這一觀點遭到了龍永圖的“反駁”。龍永圖堅持中國并沒有操縱人民幣匯率，也沒有搞貿易保護主義，而中國對外貿易的順差完全是中國發揮比較優勢的結果。
仔細審視，不難發現其實兩種觀點并沒有真正交鋒之處。克魯格曼并不否認自由貿易的因素，只是認為目前的情況下中國的匯率管制對貿易產生了影響。而龍永圖則用“操縱”替代了“管制”，接下來對著一個空靶子然后揮舞屠龍刀砍了一通。這種文字游戲是稱不上什么交鋒的。事實上，可能是對于克魯格曼貿易理論的誤解或者不熟悉，造成了這種所謂的“交鋒”。要知道克魯格曼的諾獎成就正是“新貿易理論”。而之所以被稱為“新貿易理論”，就不會是僅僅重復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
促成克魯格曼在學術上嶄露頭角的是他關于“壟斷競爭貿易模型”的論文，這也奠定了“新貿易理論”的基礎。克魯格曼認為即使在不存在比較優勢的情況下，規模經濟本身也可以是產生貿易的原因。而隨著生產力提高，產業內貿易使得專業化與大規模生產成為可能，進而導致更低的價格和更大程度的商品多樣化。由于規模經濟所產生的低價和產品多樣化，其實也是一種高效率。但這種高效率并不同于比較優勢所說的高效率。正是在這一點上，克魯格曼拓展了由李嘉圖提出經由俄林等完善的古典貿易理論。這套新貿易理論的思想通過1979年的《收益遞增、壟斷競爭與國際貿易》和次年的《規模經濟、產品差異與貿易格局》等論文而初見規模。其后，赫爾普曼、克魯格曼和格羅斯曼一起合作，完善了這一理論，三人也因此被稱為“新貿易理論的三劍客”。
從克魯格曼的新貿易理論思想出發，不難發現其對比較優勢理論的懷疑是一以貫之的。“新貿易理論”后來進一步指出了形成規模經濟進而引發國際貿易的因素，以及其他影響國際分工和貿易的因素。克魯格曼的另一理論“新經濟地理學”正是對其他影響國際分工的因素中有關“經濟地理”的分析。因此克魯格曼很自然就指出關于中國的貿易盈余全部來自比較優勢是站不住腳的，一定很有其他的因素促成了這一結果，而中國對人民幣匯率的管制正是克魯格曼認定的其中一個因素。
龍永圖的中國沒有操縱匯率論，以及其后張維迎所提出的美國人的貪婪消費是中美貿易問題的根源之說，嚴格來講，和克魯格曼說的并不是同一層面問題。貌似熱鬧的爭論背后，或是出于偏見或是出于誤解，其實并沒有對克魯格曼的說法本身構成有效的反擊。克魯格曼或許會覺得疑惑，何以提出“中國的匯率政策影響了中國的國際貿易”這樣的說法會引起諸多 “反駁”。克魯格曼不理解的是，中國對問題答案的迫切態度使得不少人會病急亂投醫，但一旦當他們聽到的答案與自己的不符合時，又會心不甘情不愿。這是克魯格曼的第一重抱怨了。
對于中國而言，一方面出口下滑，另一方面內需不足，其所引致的問題顯而易見是存在的。克魯格曼當然無法在短短幾天內給中國開一劑良方，解決中國所面臨的問題。但指責美國人的貪婪和強調中國沒有操縱匯率，同樣不能擴大出口或者內需。對克魯格曼的誤解以及克魯格曼對中國的迷惑，可能會片面強調國際貿易受各種因素影響的負面后果，而掩蓋了國際貿易帶給貿易參與方的好處。在獲得問題的解決方案之前，恐怕消除雙向的誤解才是首要的任務了。
除了這些看起來貌似有交鋒的爭論外，克魯格曼在中國的收獲恐怕不多，相反的是，克魯格曼對“運作團隊”頗有微詞。在5月15日的博客[2]中，克魯格曼寫到：這是難得正常的一小會兒。這篇博客不長，翻譯如下：
好，我終于在行程中能休息一小會兒了。現在我在……實際上，有了上周的經驗，我不打算說，因為我真的不想再接到記者的電話。我希望當中國再進步一些，它能改變一下觀念，究竟一個演講再加討論應該持續多長的時間。2.5小時的演講和討論，每天兩次，還有與無數商界人士和官員們的會面，有些折磨人了。是的，正如一些評論者注意到的，海報上確實寫著“偉大的預言家克魯格曼中國行”。很尷尬。
不知道中國行的策劃組織和贊助者們是不是看到了克魯格曼的抱怨。實際上，運作明星的經紀公司通常對待藝人也極為苛刻，最明顯的例子是天娛傳媒旗下的選秀藝人們紛紛出走，甚至不惜以支付高價違約金的代價來換取自由身，這的確說明了明星不容易做。對于學術明星克魯格曼來說，也是如此。當然，克魯格曼如果站在自己明星的身份上，這樣的抱怨多少沒有道理，但如果是站在學者的立場上，這樣的抱怨就合情合理。也許克魯格曼還不能理解的是，大部分中國人一貫認為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應該對所有的經濟問題都了如指掌，并且能回答所有問題。有這樣“熱情的粉絲”，大概誰來都會吃不消吧。
更有意思的是，克魯格曼的博客后面有一些外國讀者的留言，其中的兩條留言是這樣寫的：
Ashly：是很高興聽到你的消息并知道你是安全的；
Recluse：他還活著!他更新了博客！保羅，謝謝報了個到。希望你過的愉快。既然我們已經克魯格曼了，我可以繼續我的生活了。
這充分反映出了中國要讓世界真正了解其本來面目，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至少先從消除克魯格曼對中國的誤解開始吧。
[1] 作者是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本文受益于跟管毅平、梁捷和唐學鵬的相關討論，但文中錯誤均是作者的責任。同時感謝《思想庫報告》的同事提供克魯格曼的博客信息。
[2] 參見：http://krugman.blogs.nytimes.com/2009/05/15/a-brief-moment-of-sanity/
刊于《經濟學家茶座》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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