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笛先生是我尊敬的前輩。許多文章讓我大開眼界。沒想到小子不才，竟然也入了蘆笛先生眼中。蒙先生錯愛，還給了不錯的評價，稱“頗受啟發”“非常精彩”。
如果只是得到了蘆笛先生的夸獎，高興一番也就罷了，但蘆笛先生在贊許之余，還指出了我的局限，并提出了一個悖論（詳見后面的附文“門外漢妄談計劃經濟與自由經濟”）。這就很有挑戰性了，值得我思考一番。
仔細研讀了蘆笛先生的文章以后，我不得不說，蘆笛先生所說的悖論是不存在的。我有必要就“計劃”這個概念和蘆笛先生進行討論。
“門外漢妄談計劃經濟與自由經濟”一文，前半部從我的文章“三種武器”說開去，對馬克思主義做了進一步的批評。聯系邁克爾·波蘭尼的觀念，蘆笛先生還提出了一個他親身的一個經歷：計劃經濟時期的國有企業果然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調節的。這個觀察無疑是對邁克爾·波蘭尼理論的一個證明，非常生動。
文章的前半部分毫無問題。蘆笛先生雖然自稱“不懂經濟學”，但對米瑟斯、哈耶克、邁克爾·波蘭尼的理論理解得非常準確，結合中國現實的伸展論證也很有趣。
但后面就有問題了。
蘆笛先生說我關于交通管理的論述非常精彩，但惜乎沒有抽象為理論，錯過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復雜系統到底是否需要“宏觀調控”？
其實我在論述中已經有了結論，那就是復雜系統不可能有什么“宏觀調控”，沒人有這個能力。這也是這個例子的原作者保羅·海恩的意思。不過，我對這個問題更深入的論述在“一個比一個復雜”這篇文章中。如果蘆笛先生有興趣，可以看看我的那篇文章。其中對復雜系統有更細致的分析。
接下來蘆笛先生的推導，在我看來頗為怪異：
“金融活動已經升格到全球水平，所以，金融巨頭們在為自己的企業做出發行多少金融衍生物的年度規劃時，其實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計劃管理全球的經濟……當某個企業或某種行業擴展到一定范圍（全國水平或全球水平），自由經濟就變成了計劃經濟，所謂“市場的看不見之手”被砍掉了。不管資本家有無意識，實行的都是整體管理……這種管理任務超出了人腦或電腦的能力，所以遲早要遇到災難。這悖論給資本主義經濟規模封了頂，使得它成了一種怪物，瘋長到一定地步就會被自重壓垮”。
怪異之處源于蘆笛先生對“計劃”的錯誤理解。
可以看出，蘆笛先生把“計劃經濟”中的“計劃”等同于我們日常生活和企業經營的“計劃”，所以，才會以為，不管什么計劃，只要太大了，就會“砍掉市場看不見的手”。這種理解是錯誤的。
“計劃經濟”“計劃生育”中的“計劃”，其實是糊涂觀念和掩飾真實狀態的用詞。這里的關鍵并不是“計劃”，而是“強制”。“計劃經濟”“計劃生育”中的“計劃”，如果完整真實描述的話，應該是“強行計劃他人的事務，并且計劃者不承擔成本”。
這根本不是什么“計劃”，這是掠奪，是耍流氓，是強盜行徑。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對自愿和被迫必須要有準確的理解。一個人生計無著，被迫接受低工資。這里的被迫，并非來自以低工資雇傭他的人，而是來自其他方面。在他和雇主之間，并無任何強迫存在。許多人不明白這個道理，在這種情況下遷怒于雇主，仿佛雇主壓低了他的工資。可是，如果雇主因此不再雇傭他，那他連低工資也得不到，他的收入是零。
任何商業計劃，不管規模多大，甚至遍及全球，也不可能是那種強制性的“計劃”。商業計劃必定是各方自愿的結果，或者得到了產權所有者的授權。如果一方不自愿，被另一方強迫訂約，那么，包括中國在內的絕大多數國家的法律都已經提供了救濟手段，解決起來并不難。這方面的現象，不是市場經濟的必然。
蘆笛先生認為商業計劃如果過大，就可能成為類似“計劃經濟”的計劃，顯然，這種擔心完全是多余的，在學理上和現實中都沒有什么根據。如果沒有強制的暴力介入，商業計劃再怎樣發展，也絕不可能破壞市場經濟這個“看不見的手”。正如蘆笛先生所說：你得罪了地主或資本家，無非是換個地方打工。沒有暴力手段的資本家，最多也就是讓你離開他的企業而已。
商業計劃是自愿的，資本家和其他參與者始終都會追求利潤。而要想獲得利潤，就必須保持對商業計劃的控制能力和管理能力。因此，商業計劃發展到管理者無力控制的地步，在正常狀態下是不可能的。現實中的公司，如果規模過大，超過了管理的限度，無須他人干預，所有者自己就會拆分或者重組。公司的規模是不會無限擴大的。如果有愚蠢的管理者，不顧自己的能力，一味地擴張企業規模，就會因為管理跟不上而喪失賺取利潤的能力。那時，市場會立刻懲罰他，手段就是讓他破產，他擁有的資源將轉而由其他人所有和管理。他犯錯誤，正為其他人提供了成功的機會。
那么，企業家會不會同時犯錯誤呢？正常的情況下，不會。這方面的分析詳見我的文章“企業家會同時犯錯嗎？”
現實中當然存在那種看似龐然大物的商業組織，似乎和國家計劃沒什么區別。但如果深入考察的話，就會發現，其中存在著種種靈活機動的管理機制，可以確保投資者和所有者對企業的掌控。畢竟，投資者和所有者要對企業負最終的財務責任。這種財務約束是帶有根本意義的。而所謂的“計劃經濟”正是缺失了這種約束，因此也就缺失了對自身規模的限制，才會產生出那種把整個國家變為一個公司的、注定要失敗的狂想。
因此，如果沒有國家或者其他暴力因素的干擾，企業規模不可能擴展到那種危險的規模——企業家的失誤會對整個社會造成難以彌補的破壞。既然交易都是自愿達成的，交易對方不可能自愿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如此完全地托付他人，而不加防備。現實中，市場早已發展出多種多樣的防范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企業家犯錯的風險，比如保險、評估、信用評級、資信調查、公證，等等。這些都是靈敏的市場機制，也是對任何錯誤擴張的有效抵制手段。
但國家的政策，往往破壞了這些精巧的市場機制。在這時，再來責備市場的失靈，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有人也許會敏銳地意識到，我的前提是“在正常狀態下”，那么，當代的資本主義制度是不是已經“不正常了”呢？是的，包括美國在內的資本主義體系的運轉已經大大不正常了。這種不正常不是來自資本家的擴張，正是來自政府對市場體系的干預和破壞。
以金融市場為例。確實，金融市場非常復雜，復雜到外行和消費者根本看不懂的地步。當代的金融業也早已有了全球性的意義，那么，金融巨頭們是不是已經成為全世界的“計委”呢？如前所述，分析這個問題的關鍵點不在于規模的大小，而在于金融巨頭們（一）是不是具備暴力侵犯他人的手段；（二）是否必須要對自己的決策承擔最終的財務責任。
現實的資本主義社會中，金融巨頭們無論多么威風凜凜，顯然都不具備暴力手段。那么，他們是不是要承擔最終的財務責任呢？這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因為政府已經介入了金融，深深地介入了。
以本次金融危機的導火索——次貸來說。所謂次貸，就是不可靠的、很有可能收不回來的“有毒”貸款。如果金融家要負最終的財務責任，他們就會主動控制次貸的規模，甚至根本不把錢借給那些償還能力不足的人。
可是，實際上次貸的數量很大。這是為什么？因為政府要幫助窮人，幫助他們得到自己的住房，所以通過各種法規、政策和“兩房”這樣的國營機構，強迫銀行必須向那些償還能力不足的人發放貸款。銀行不從，很可能要承擔訴訟失敗的結局，并付出大筆的賠款。
重要的是，政府在做出這些規定的同時，也就部分解除了金融家必須承擔的財務責任。換句話說，如果銀行因為次貸而出現經營危機，政府有救助的責任和義務。這和中國國有銀行呆壞賬的根源是一樣的。如果國家要求銀行必須給效益不佳的國企貸款，那么，國家就有責任掏錢免除銀行的呆壞賬。
現實中也果然如此。除了雷曼兄弟這個倒霉蛋以外，其他大量比雷曼兄弟經營更差、虧空更大的金融機構后來都得到了政府救助。許多人為政府的救助喝彩，或者積極論證政府的救助是必要和有益的。隨他們怎么論證，但有一個事實是無可改變的，如果金融家不再需要為自己的決策承擔最終的財務責任，他就不再會像一個真正的金融家那樣謹慎、認真、負責任地經營，他的行為就會更大膽、更冒失、更看重短期的個人收益，并給社會施加過分的風險。
風險逐漸積累，到了一定程度，就必定會爆發，這就是金融危機。
蘆笛先生說：“去年金融危機之所以發生，不是……政府捆住了‘市場之手’，恰是因為金融資本家們對全球經濟作了無意識的計劃管理，因此一旦操作失誤，頓時便累及全球”。
可實際情況卻正是政府捆住了“市場之手”。政府先是強迫銀行發放不應該發放的貸款，然后又動用納稅人的錢，或者發動通脹，用新印出來的錢，救助銀行。這些行為，都破壞了復雜的金融機構的自我約束和預警機制，導致金融體系的部分或者大部分失靈，并最終導致金融危機。
可見，金融危機的原因，當然不是因為金融資本家已經成了全世界的“計委”，而是因為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想要效仿社會主義“計委”，想要干預沒人能全面掌控的超級復雜系統，結果只能是可恥可笑的失敗。世界被笨拙的政府官員，和被迫跟著官員轉的金融家搞得一團糟。在這個局面中，官員還是金融家的責任更大，不是一目了然嗎？
說到這里，解決問題的辦法也就非常明顯了，那就是，越復雜的系統，越不能進行人為的干預。蘆笛先生主張“人為遏制金融經濟的無限擴展趨勢”。我不知道這里的“人”是誰。我也不知道世界上誰有能力去做這件事。我認為根本就沒有這樣的人，除非上帝化身為人。既然上帝不會化身為人，那么，不管是為了什么目的，政府還是不要干預市場的好。
最后，看到其他人對蘆笛先生的評論中，似乎有人不理解計劃和規劃的區別。簡單解釋來說就是，計劃是具體的指令集合，規劃則是抽象的規則集合。計劃中必定出現某些特定的人和組織，比如，老板命令，張三今天在辦公室起草文件。這是計劃。規劃則只有抽象的所指。比如，所有各方自愿簽訂的合同都必須被履行，所有的汽車都不許闖紅燈。
由此，我們也可以知道，規定某特定政黨必須執政的憲法，是不能被稱為憲法的。那其實是行政命令，是某人或某些人的意志，而不是抽象的中立規則，不是法治。真正的憲法，首先必須是抽象的中立規則，只能規定符合某些條件——比如在選舉中得到多數選票的政黨可以執政，而不應該出現任何特定政黨的名稱。正如足球規則中不能規定，巴西隊必須進入世界杯決賽圈。
附；蘆笛先生的文章
門外漢妄談計劃經濟與自由經濟
適才拜讀了網友轉貼的李子暘先生的大作《三種武器》，頗受啟發。
鑒于“社會主義”這個概念已經被搞得非常混亂，以致現代人特別是當代中共黨人根本就不知道原教旨馬克思主義是怎么回事。要讓他們明白那篇文章，恐怕還得先介紹一點馬克思的空想經濟學理論。
馬克思乃是世上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的高聚焦隧道眼，“綱式思維”的發明人，“社會科學幻想小說”的大文豪。他將人類自私天性造成的一切社會弊病，乃至所有的罪惡，都歸結于私有制的產生，認為要根除一切社會弊病，就必須廢除私有制。私有制一旦廢除，則商品、貨幣、市場等等當然也就不存在了，因為后者不過是從前者衍生出來的配套設施。到時社會生產完全根據人民需要進行，實行所謂“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因為國家也是私有制產物，當私有制被廢除后，階級、國家、家庭等等也就隨之消亡。到最后就連勞動分工都沒有了，大家完全是憑興趣干活，把勞動當成娛樂，能從中獲得類似吸毒的快感，成了所謂“第一需要”。
這似乎是成年人都要嗤之以鼻的弱智神話，然而馬克思也有說不出的苦衷：他的隧道眼看不見驅使人類勞動的基本動機，是個人謀求福利的自私天性，卻認為“存在決定意識”，私有觀念來自于私有制。私有制廢除后，人類當然也就變得“大公無私”了。要他們繼續勞動下去，當然他只好假想未來的勞動能給予人們一種生理或心理的強烈快感，否則那社會還怎么維持下去？
這就是馬克思的“科學共產主義理論”。我模糊記得，他在其著作中沒有使用過“社會主義”這個詞，用的都是“共產主義”，只是認為在共產主義到來之前，必須經過一個“過渡階段”的初階。后世共產黨人便把這他認為是相當短的過渡階段稱為“社會主義”，由此與歐洲多種社會主義主張與實踐混淆不清，而這恰是馬克思著意要避免的。他當初挑選了“共產主義”這個詞，就是為了把自己的學說與其他社會主義學說區分開來。
這套空想之荒誕，我早在20出頭就看穿了。已經在舊作中交代過，那陣子看了赫胥黎《進化論與倫理學》，知道自私是人類的天性，只能調節不能破除，由此悟出了自私是推動生產力發展的火車頭。馬克思的“科學共產主義”理論違反了人類天性，毫無可行性。這一點吳耐網友也在跟帖里指出了。
此外，我在青年時代還悟出了那個理想社會的最大弊病：馬克思只看到資本家的威風，卻想不到一旦實行“按需分配”，就算它在技術上是可行的，那也絕對只會是人類能設想的最大噩夢。連白吃都該想到，到時誰控制了這分配權，誰就捏住了大眾食道，其威風要超過地主資本家一萬倍，勢必變成大眾必須頂在頭上的祖宗——你得罪了地主或資本家，無非是換個地方打工；得罪了掌握這分配權的祖宗，那可就只有活活餓死一條路了。即使是活佛轉世來當這分配者，諒他也沒本事抵制那空前權勢的誘惑。因此，共產革命必然要走上墮落之路。興許當年參加革命的志士們確實是想建立人間天堂，但這類社會改革一定要“走向反面”，只可能造出一個空前威風的官僚集團來，令一切舊統治者黯然失色。
我不懂經濟學，因此認識也就基本停留在這點上。李先生那文章是從經濟學的角度做的批判，因此對我很有啟發。如果說“共產主義學說違反人性”是從總體上指出它的不可行（unrealistic or impossible），那么，李先生介紹的三位學者的批判則是從技術層面具體指出它缺乏可操作性（impracticable or unworkable）.
針對馬克思廢除商品的空想主義，米瑟斯指出，商品的價格實際上具有指導組織生產，調配資源的功能。當這些價格信號都不存在時，人們就根本無法知道什么樣的生產才合理，什么才符合消費者需要。合理的生產安排將被胡亂指揮所取代。
第二個論證則是哈耶克給出的。針對馬克思廢除市場經濟的妄想，他指出，只有市場體系才能有效地利用存在于不同人的頭腦里的分散知識。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不可能取代之。
第三個論證來自于英國學者邁克爾·波蘭尼。針對馬克思“計劃管理，按需分配”的幻想，他指出，人的管理能力有限，不可能以計劃的方式直接管理如一個國家那么大的組織。現實中存在的，只能是分散的、多中心的、自我調節式的管理方式和秩序。因此，除了很短的時間以外，中央計劃經濟根本就沒有存在過。共產黨人成立的“社會主義國家”要維持運轉，就不可能實施真正的“計劃經濟”，只能以局部的自我調節來偷換。這就是共黨社會始終無法廢除商品、貨幣與市場的基本原因。
我本人早在青年時代就朦朧地想過這問題了。那陣子我在廠子里給我黨扛長活，發現廠子里的供銷科乃是生存命脈，整個所謂“計劃經濟”全靠它運轉。各廠都豢養了大批采購人員，使用古已有之的“跑單幫”的原始方式，到各地出差，唯一的使命就是查明本廠的產品有誰需要，而需要的原料又有誰提供。
我當時想：NND，這算什么計劃經濟？完全是由各國營單位“發揮自己的積極性”，跟無頭蒼蠅似的瞎碰亂撞，跟馬克思設想的統一調查統一調配有何鳥相干？有什么計劃可言？所謂“計劃”只落實在上級下達每年的生產指標這一點上。至于原料哪里來，產品有誰需要，全靠各廠自己去瞎折騰。如果把采購這職業廢除了，則全國國營企業立即癱瘓。靠政府去管理，根本就不可能查明供應與需求的基本信息。
后來到了西方，發現無論是大學還是研究所根本就沒有“供銷”這種行業，只有個倉庫。你要什么儀器或試劑，去查各公司的產品目錄就是了。查到以后或是直接打電話訂購，或是請倉庫工作人員代你訂購。從未聽說過需要專門派出采購人員到全國乃至全世界去出差，去打聽哪兒有我要的東西。
前些天小衲介紹復雜性與自組織理論，我雖然對該理論一無所知，但恍惚覺得似乎這就是個例子：現代人類社會是個復雜系統，哪怕使用超級電腦“深藍”，也無可能實行馬克思幻想的“科學”計劃管理，只能形成很多自管理的微區（autonomous domains），再由它們合成一個大社會。若要真像偉大領袖毛主席設想的那樣“全國一盤棋”、“統一部署，統一指揮，統一行動”，那就一定要造出絕大的災難來，如同“大躍進”生動顯示過的那樣。
我在《治國白癡毛澤東》中已經指出，蘇式社會主義實行的是“政企合一”，把全國變成了一個由政治局當董事會的大企業，因而使得全國人民“禍福與共”。一旦中樞決策錯誤，全民都要受難。大饑荒時期，960萬平方公里土地上竟然找不到一個不挨餓的村落。若是國家不處在這種“舉國體制”之下，這種史無前例的人間奇跡又怎么可能創造出來？
這些都是顯而易見的事，然而問題好像還不是那么簡單。復雜系統到底是否需要“宏觀調控”？偽經濟學家們似乎一直在爭吵這個問題，但到現在也沒爭出個子午寅卯來。
李先生那文章其實已經觸及這個問題了，遺憾的是他又錯過開去。他對城市交通管理的論述非常精彩：
“保羅·海恩在《經濟學的思維方式》中舉了一個這方面的例子。飛機場的飛行管理看起來令人嘆為觀止。在訓練有素的空管人員指揮下，一架架飛機以極高的密度在飛機場起飛降落，互不干擾，秩序井然。看上去，這是一個完美的中央計劃的例子。似乎很有理由在社會中也應用這種管理辦法。
可是，看看飛機場以外的公路，比飛機多上幾十倍幾百倍的汽車在行駛。任何人都不可能像管理飛機那樣管理汽車交通。管理汽車只能使用抽象的規則——道路交通法。沒有人去直接指揮、安排汽車的出行計劃，規定某輛車應該在哪里拐彎，在哪里停止。一切都由并不了解全局的司機個人決定。司機無需了解整個路況，他只要遵守事先確定的、抽象的、不針對具體人的規則即可：靠右行駛，紅燈停綠燈行，不得跨越雙黃線，等等。
飛機場的空中管制仿佛是計劃經濟，道路交通法則仿佛是市場經濟。
如果想要像管理飛機那樣管理道路交通，結果只能是全城大堵車。”
可惜作者沒有分析為何空中交通必須采用統一管理，而道路交通又只能采用自管理，從中提取出普遍機制，據此去審視國民經濟。若有可能，再將其分成“計劃管理”與“自主管理”的兩大類。
據我這門外漢穿鑿，空中交通以及鐵路交通都必須加以嚴格的計劃管理，是因為機場或路徑數量嚴格受限，若不管理，勢必要造成撞機或撞車的災難；它們可以實行嚴格計劃管理，則是因為參與的操作人員（飛行員或火車司機）較少。汽車不必實行類似管理，則是因為路徑很多，個體操作可以很靈活（例如可以隨時停下來避免事故，或是堵車時改走別的路）；不能實行計劃管理，則是因為涉及的人實在太多，個體開車有很多隨機因素（何時何地出發，走哪條路等等），復雜度實在太高，遠遠超出了人腦乃至超級電腦的智能。
據此，似乎可以從中提取抽象機制：凡是參與因素實在太多的活動，就稱為復雜活動，不能在宏觀水平使用計劃管理，只能在微觀水平上這么干。將這搬到經濟領域里來，似乎可以說，整個國民經濟都是復雜系統，不能在國家水平實行計劃管理，只能由各個企業去自行管理，因為后者的復雜度較小，還在manageable的范圍內。
然而若把這理論搬到金融業去，就會弄出個無法解決的悖論來。
如所周知，金融活動乃是一種非常復雜的活動，從事投資的股民之多，動機之復雜，遠遠超過了開車外出的人。它的復雜性，否定了在宏觀上實行計劃管理的可能。所以，所謂“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似乎是正確的。如今的金融活動已經不再是微觀活動而是全球活動了，因此誰也沒本事、也不該在全球范圍管理它，只能讓市場那“看不見的手”去自動調節它。
然而這理論忽略了一個問題：正因為金融活動已經升格到全球水平，所以，金融巨頭們在為自己的企業做出發行多少金融衍生物的年度規劃時，其實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計劃管理全球的經濟。你要禁止他們這么干，人家就要破產，從而拖累全球經濟。而若是允許他們這么干，那就如同允許一架飛機由多人操縱，遲早要弄出金融海嘯式的大災難來。說到底，去年金融危機之所以發生，不是如力薄儒（liberals）們指責的那樣，是因為政府沒有及時調控，或是保守派指責的那樣，是政府捆住了“市場之手”，恰是因為金融資本家們對全球經濟作了無意識的計劃管理，因此一旦操作失誤，頓時便累及全球，跟大饑荒時代家家挨餓一般，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都受到了沖擊。
這悖論就是：當某個企業或某種行業擴展到一定范圍（全國水平或全球水平），自由經濟就變成了計劃經濟，所謂“市場的看不見之手”被砍掉了。不管資本家有無意識，實行的都是整體管理，國家金融業乃是全球金融業再無可能是微觀水平的自我管理的總和。因為這種管理任務超出了人腦或電腦的能力，所以遲早要遇到災難。這悖論給資本主義經濟規模封了頂，使得它成了一種怪物，瘋長到一定地步就會被自重壓垮。
要消除這悖論，我看只能逆轉“全球化”，起碼要人為遏制金融經濟的無限擴展趨勢，使用國家權力逼迫它退回到各國的疆界中去，然而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