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出去遛狗，回家捅了半天開不開門，發現帶的是媽媽家的鑰匙。
去媽媽家。沒人。給媽媽打電話，沒開機。給爸爸打電話，沒我家的鑰匙。給老公打電話，在遠郊區。
給史胖子打電話，說被鎖在家門外，今天書市去不了了。他說不行，書市快結束了，除了今天上午他再沒時間逛了，讓我打車到哪哪哪，給我付車錢，借我買書錢。
好吧，我這人就是耳朵根子軟，再說我也想跟他說說話。沒洗臉，穿著遛狗的衣服，沒錢沒手機，去了。
眼里全是人和書，耳朵里全是話。時不時走神，對漢字產生閱讀障礙。
看見一個書脊上寫著“如何創新死亡”，手都快伸到了，才發現書名是“不創新就死亡”，于是又把手縮回來。
給閨女買了CLAMP和死神的原畫集，幾本老版童話，一些雜七雜八話題的書。有本書叫《南京路的歷史》，想起上海的棉褲，買了一本。
史胖子照例傾情推薦，三聯書店1971年出版供內部參考的《切·格瓦拉在玻利維亞的日記》，書中有卡斯特羅寫的《必須的序言》：“這本日記怎樣到我們手里現在不好講，但講一點就夠了：沒有付出任何經濟報酬。。。只有幾頁我們還沒有弄到，但由于那幾天沒有發生什么大事，故絕對不影響日記的內容。”
序言之前是出版社寫的出版說明：“埃內斯托·切·格瓦拉在玻利維亞的這部日記，基本上反映了‘游擊中心’（或稱‘焦點論’）思想的全部內容，這種思想就是不要黨的領導，不依靠廣大群眾，不去建立根據地，只依靠少數人的武裝力量進行冒險活動。本書根據1968年6月古巴出版的西班牙文版本譯出，供內部批判參考。”
還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的《被遺忘的苦難》，副標題是“英國工業革命的人文實錄”。胖子說，如果你不了解一本書，你就看目錄中的小標題，然后看開頭結尾，結尾比開頭重要，因為開頭時往往還提著一口氣，結尾好才是真的好。看看這本書的小標題：一個曼徹斯特家庭主婦的每周收支預算；所有的師傅都揍過我；忙得沒時間犯罪；霍利魯德不適合女王陛下居住。。。。。。
書中夾了一張黑白照片，一個2、3歲的小姑娘戴著太陽帽站在苗圃前，看衣著象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樣子。因為時間太長，照片已經和書頁粘在一起，那頁書的內容是“貪婪的父母”、“匿名信”和“煤礦的童工”。
這些書，不知道我什么時候才能看你們。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時光。
三年前，因為覃里雯的介紹，作了一個最沒頭沒腦的采訪，后來發表在上一次改版《東方企業家》上，當時很少有知道這個老人是誰？昨天，他得了今年的諾貝爾物理獎。人生還真奇妙。
我見過的最牛的科學家
By [ 許知遠 ] 2006-6-9 2:51:15
在采訪的前20分鐘，我一直試圖在弄明白的這個采訪機為什么不工作，它里面儲存滿的文件怎么刪不掉。
眼前的老人家耐心的看著，問我這本厚厚的＜生活＞雜志的哲學是什么，他能幫上什么忙？
他瘦瘦小小的，白色里有一點淡黃色那種襯衫，頭發的樣子與他27歲式仍然一個樣，只不過變白了，稀疏了，臉上的表情仍是個少年式的歡樂。
“我的年歲大了，精力不如從前了，所以我要讓自己的精力更集中一些。”他的普通話水平和我的英文水平差不多，我們一直在努力尋找一種更有效的交流方式，五年的大學物理教育在此刻有了一點作用，我記得頻率的英文是frequency。他是一個前途無量的科學家，大型公司科研機構的管理者，大學的副校長，高科技公司的創始人，他的自傳寫得精彩，在我提問之前，他給了兩分鐘翻閱他的自傳，我發現我所有的問題都已被他回答了。他說諸葛亮的木牛流馬啟發了他最初的科學興趣，他也會來一段莎士比亞“世事的起伏本來就是波浪式的，人們要是能夠趁著高潮一往直前，一定可以功成名就，要是不能把握時機，就要終身蹭蹬，一事無成”來形容1960年代他的科學生涯。
1966年，33歲高錕是和他同事George Hockha在發表了論文《介電波導管的光波傳送》，在5分鐘內，他給我介紹了這篇論文的大致內容，并在一張黃色即時貼上給我畫了一張光波如何在一個被扭曲的平面上運行的路線圖，我一直在點頭，依稀記得似乎在大三課堂上聽過這理論，真幸福，這次不用考試。
我的頭腦中一直是那個年輕的、在實驗室里游蕩的年輕人的形象。他喜歡自己所得到的承認，因為這篇論文，他被稱作“光纖之父”，現代世界的通訊、網絡革命全部建立于此。2000年時，《Asiaweek》回顧影響20世紀的5位亞洲人時，他和鄧小平、黑澤明、甘地、盛天昭夫并列，各自在不同的領域塑造了整個世界的面貌。“我真高興他們還記得”，今年是那篇劃時代的論文發表40年，他說《衛報》與BBC來做了采訪，這個勁頭真像是那個在陽臺上做化學實驗的上海少年，他說自己在陽臺上實驗室所儲存的氯 化物曾經足以毒死１９４５年的全城上海人，幸好被父親及時發現．
1970年，高錕回到香港短期工作。圣誕節那天，他想和身在倫敦的父母通電話。打國際長途電話并不容易，他要先打電話到電話公司預約通話時間。在指定的時間快到來時，高錕和他的孩子們要守在電話旁，電話鈴響了，“這是你打到倫敦的電話，你有三分鐘時間”
“孩子們快來，準備跟外婆說幾句祝賀的話。”電話那邊是外婆的聲音：“圣誕快樂，你們打開了禮物沒有，火雞烤了沒有．．．＼＂三分鐘到了＂
當他的成就被廣泛報道時，印象最深刻的一封來信來自于一名中國農民：＂我整天都要在田里工作，不是除草就是犁田．我的家在田的遠遠的另一邊，肚子餓的時要讓老婆把飯送過來，大叫她也聽不見，路太長了我又累得跑不動，你發明的那些新玩意兒到底哪兒可以買得到？＂
是的，二十年后，很多農民上在田里大聲地用手機訊問市場里的土豆的價格，這一切都是從高錕的那篇論文開始的，他站在會議中心寫字樓里的辦公室的玻璃窗前讓廖偉堂給他拍照片時，距離那篇論文的發表時間正好４０年．他對于３Ｇ與４Ｇ技術的不信任，那么多信息，我們怎樣才能使這種選擇變得有意義呢？我們一定要找到偉大的thinker來想清楚這些問題．他的一篇演講關于知識豐沛年代的科學發現的問題，說得極好，下次再講吧．要是該死的錄音機管用就好了，我一直在拼命的記，卻發現自己的速寫能力真差，真不知James Reston, walter lippmann他們是靠什么記的，就一個小本本，一支鉛筆嗎，truman capote說他可以記住９４％（什么工具也不用），真是個天才．＜冷血＞比這篇論文早發表一年，當然，它們好象沒什么關系，capote死于１９８４年，沒來得及用上手機，當然他也沒有那個可愛的農民的感慨．
學習張發財，第一次twitter寫稿，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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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用過那種大磚頭一樣的能打電話又能防身的大哥大，想買手機的時候，北京已經開始運營八位數的（模擬的是七位數）數字信號手機了。
第一只手機購買日期是1994年，型號是諾基亞2280，購機費加上入戶費、選號費一共花了我12800元！就這，還是托了一個朋友打了折拿到的價格。買完我就去辦公室上班，心情挺復雜：萬一電話響了，我是接還是不接？當時用手機的基本是做生意的土老財，我一個小編輯哪好意思顯擺？很快發現這個擔心是多余的，大家其實都有了手機，只是平時不打開，或是置于靜音模式，弄得跟地下黨似的。
剛成為移動用戶不久，就趕上電話升位，原先交了選號費的對稱號碼一下變得毫無意義，而且很不好記，沮喪！不過和我們領導的號碼相比，我的還算好記——他那時經常給我打電話，核對自己的號碼，不然打不了尋呼臺。當時尋呼臺也足夠落后，連來電顯示都沒有。
早期使用手機非常節省，一邊打電話一邊緊張地盯著液晶屏上的時間，如果剛好是59秒，就像撿了大便宜，心情非常舒暢。反之，則懊惱異常。來了電話，一般就直接掐掉，然后用座機打過去，因為那時是雙向收費。后來接電話不要錢了，有的朋友還頑固地堅守著這個習慣，每次遇到這種人，我都在心里鄙視個底兒掉。
手機用了一年左右就出了個事故，在瞎鼓搗的時候，把語言設定不小心改了，不知道是哪國文字，只好求教高人，一個學外語系畢業的同事堅定地告訴我這是捷克文，但她自己是學斯瓦西里語的。
最早的手機比較大，兩年后我換了個愛立信，不是因為別的，就因為個頭稍微小一點、方便。有人看了，問我：“你怎么用了個女式手機？”手機小了，就可以不放在包里。一般人的習慣都是加一個皮套，別褲腰帶上。電話一響，一撩上衣，盡在掌握。接完電話，再撩開放回去，相當拉風。但別腰上的缺點是：彎腰時手機容易滑落。我有個叫二哥的朋友，喝酒丟了兩個手機。直到現在，每次酒席散了和大家道別，他都會用右手和你握手，但左手緊緊捂住褲腰的右部——姿勢相當難拿——都是當年丟手機鬧的。
手機也改變了個人的生活方式，沒有它你會覺得缺少了什么，有了它，有時候又會覺得無處可藏。王小丫愛睡懶覺，她的一個經典笑話是這樣的：演播室來電催馬上要錄像了，小丫迅速打開臨街的窗戶，在汽笛齊鳴聲中大聲解釋：“我已經在路上，天哪，二環堵死了！”掛機后，關窗上床，拿個回籠覺。
對我來說，短信是手機進步的明顯標志，手機越來越電腦化。最多的時候，我手機里不僅存放了兩千多個人的電話，還建立了近一千家飯館地址、菜肴和聯系方式的短信文件夾，因為這個方便調閱的短信包，經常現場給朋友推薦吃的，時間長了，他們甚至叫我美食家什么的。此外，手機里還存著沈宏非發給我的幾百條段子——他是我的黃品源。
手機型號式樣越來越多，直板、翻蓋、滑道……越來越像時尚消費品而不像通訊工具——我有一次就把家里的空調遙控器帶上了班。手機的功能和配件也來越多，一個人在路上自言自語，舉止古怪，很快就能看見他帶著耳機或藍牙。有一年我帶著武裝到后槽牙的新款手機去意大利，發現他們外國人的電話式樣相當土鱉……還沒等我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手機就被偷了，只給我剩了個藍牙耳機。
手機信號的覆蓋也越來越好，無論電梯還是地鐵里都能看見有人在邊說話邊走柳。就是手機被偷的那年，我在塔克拉瑪干沙漠腹地拍片，夜宿一個小村邊上，四周全是沙漠，居然也有信號。不過晚上我正打電話，信號突然終止了。第二天早上，我到村里唯一的小店買東西，抱怨了這事，售貨員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對不起，是我嫌吵把基站關了。”說完就去里屋，我手機信號立馬滿格了！
去年《見證》欄目做了一個系列《我們身邊的三十個細節》，試圖從民間影像記憶折射三十年中國社會的變遷。策劃階段，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手機。通訊改變生活，鋪天蓋地的移動電話讓三十年前負責人工插轉的的話務員早早轉了崗，人和人的溝通變得如此便捷、緊密，這幾十年里，好像還沒有什么比這個領域的變化更明顯吧？
新周刊約稿，勿轉。
學習張發財，第一次twitter寫稿，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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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用過那種大磚頭一樣的能打電話又能防身的大哥大，想買手機的時候，北京已經開始運營八位數的（模擬的是七位數）數字信號手機了。
第一只手機購買日期是1994年，型號是諾基亞2280，購機費加上入戶費、選號費一共花了我12800元！就這，還是托了一個朋友打了折拿到的價格。買完我就去辦公室上班，心情挺復雜：萬一電話響了，我是接還是不接？當時用手機的基本是做生意的土老財，我一個小編輯哪好意思顯擺？很快發現這個擔心是多余的，大家其實都有了手機，只是平時不打開，或是置于靜音模式，弄得跟地下黨似的。
剛成為移動用戶不久，就趕上電話升位，原先交了選號費的對稱號碼一下變得毫無意義，而且很不好記，沮喪！不過和我們領導的號碼相比，我的還算好記——他那時經常給我打電話，核對自己的號碼，不然打不了尋呼臺。當時尋呼臺也足夠落后，連來電顯示都沒有。
早期使用手機非常節省，一邊打電話一邊緊張地盯著液晶屏上的時間，如果剛好是59秒，就像撿了大便宜，心情非常舒暢。反之，則懊惱異常。來了電話，一般就直接掐掉，然后用座機打過去，因為那時是雙向收費。后來接電話不要錢了，有的朋友還頑固地堅守著這個習慣，每次遇到這種人，我都在心里鄙視個底兒掉。
手機用了一年左右就出了個事故，在瞎鼓搗的時候，把語言設定不小心改了，不知道是哪國文字，只好求教高人，一個學外語系畢業的同事堅定地告訴我這是捷克文，但她自己是學斯瓦西里語的。
最早的手機比較大，兩年后我換了個愛立信，不是因為別的，就因為個頭稍微小一點、方便。有人看了，問我：“你怎么用了個女式手機？”手機小了，就可以不放在包里。一般人的習慣都是加一個皮套，別褲腰帶上。電話一響，一撩上衣，盡在掌握。接完電話，再撩開放回去，相當拉風。但別腰上的缺點是：彎腰時手機容易滑落。我有個叫二哥的朋友，喝酒丟了兩個手機。直到現在，每次酒席散了和大家道別，他都會用右手和你握手，但左手緊緊捂住褲腰的右部——姿勢相當難拿——都是當年丟手機鬧的。
手機也改變了個人的生活方式，沒有它你會覺得缺少了什么，有了它，有時候又會覺得無處可藏。王小丫愛睡懶覺，她的一個經典笑話是這樣的：演播室來電催馬上要錄像了，小丫迅速打開臨街的窗戶，在汽笛齊鳴聲中大聲解釋：“我已經在路上，天哪，二環堵死了！”掛機后，關窗上床，拿個回籠覺。
對我來說，短信是手機進步的明顯標志，手機越來越電腦化。最多的時候，我手機里不僅存放了兩千多個人的電話，還建立了近一千家飯館地址、菜肴和聯系方式的短信文件夾，因為這個方便調閱的短信包，經常現場給朋友推薦吃的，時間長了，他們甚至叫我美食家什么的。此外，手機里還存著沈宏非發給我的幾百條段子——他是我的黃品源。
手機型號式樣越來越多，直板、翻蓋、滑道……越來越像時尚消費品而不像通訊工具——我有一次就把家里的空調遙控器帶上了班。手機的功能和配件也來越多，一個人在路上自言自語，舉止古怪，很快就能看見他帶著耳機或藍牙。有一年我帶著武裝到后槽牙的新款手機去意大利，發現他們外國人的電話式樣相當土鱉……還沒等我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手機就被偷了，只給我剩了個藍牙耳機。
手機信號的覆蓋也越來越好，無論電梯還是地鐵里都能看見有人在邊說話邊走柳。就是手機被偷的那年，我在塔克拉瑪干沙漠腹地拍片，夜宿一個小村邊上，四周全是沙漠，居然也有信號。不過晚上我正打電話，信號突然終止了。第二天早上，我到村里唯一的小店買東西，抱怨了這事，售貨員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對不起，是我嫌吵把基站關了。”說完就去里屋，我手機信號立馬滿格了！
去年《見證》欄目做了一個系列《我們身邊的三十個細節》，試圖從民間影像記憶折射三十年中國社會的變遷。策劃階段，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手機。通訊改變生活，鋪天蓋地的移動電話讓三十年前負責人工插轉的的話務員早早轉了崗，人和人的溝通變得如此便捷、緊密，這幾十年里，好像還沒有什么比這個領域的變化更明顯吧？
新周刊約稿，勿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