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看到一條消息，葉永烈老師在懷疑人生。
    葉老師寫了一本書，叫《解密朝鮮》，在香港出版了。其實這本書去年在大陸已經出版，叫《真實的朝鮮》，雖被大量刪節，但朝鮮方面依然高度關注，兩次向北京發出外交照會，這本被刪節的書最終被禁，上海電視臺據該書推出的專題片《直接朝鮮》也被暫停。
    葉老師說，這叫“麻臉摔鏡子”，“自己臉上長了麻子看上去不舒服，就氣憤的把鏡子打碎，就是這種反映了一個小國的心態，才會斤斤計較”。葉老師還說，中國現在有好幾本批評美國的書，對方從末通過什么途徑來干涉。他曾撰寫“九一一事件受傷的美國”，里面有很多內容批評布什老師的單邊主義，從來沒有聽說美國有什么不高興，他去美國也沒有受影響。葉老師說，朝鮮強調在嚴重的敵對勢力的包圍中生存，非常在意外面怎么說，實在遺憾。

拙作《中國的經濟制度》這本小書——其實是一篇很長的英語文章，加上很長的中譯，再加上四篇有關的中語文章，共二百頁——要在國內出版了。個人重視這作品，認為是自己的正規學術論著中的「封刀之作」。通過香港花千樹，由北京的中信出版社出版。他們隆重其事，希望神州普及，稱為「假精裝」（香港的過癮說法）的訂價只人民幣二十五元。這個零售價香港無法辦到。

這是第一本我親自協助的在國內出版的書，修改主要只是簡體字用的一些與香港不同的標點，及鬼子佬人名的翻譯，其它一律不改。但為了高斯（國內稱科斯）未來的美國版作了最后的修訂，這次國內版是未來的美國版了。

跟我們接洽的兩位中信小姐很執著，很認真，花千樹也執著，也認真，大家一字不茍地商議，來來去去花了兩個月。不值得的，但身為作者我不能說不要那么執著，不妨茍且一下。我堅持文字的風格不能改，偶爾為了要生動一下而用上的廣東話也要保留。他們依我的。

跟自然科學相比，經濟學是淺的，非常淺，但分析起來難度高。自然科學是深的，天下看來沒有深而容易的學問吧。奇怪是，淺學問可以非常困難。我的意思，是當我的外甥及兒子向我解釋他們專研的物理生物及化學生物，我聽不懂，認為深不可測。然而，在經濟話題上，當我對某現象找到自己滿意的解釋，向行外人細說，只要沒有成見，他們明白。這是淺。說難，因為淺答案不容易找到，好些顯淺不過的解釋我要花上十多年的工夫。回顧平生，我沒有遇到過可取但湛深難明的經濟解釋。

這就是問題。經濟學的可取解釋既然永遠是那么淺，為何那么困難才能找到答案呢？這問題我解釋過一下，將來有機會再會詳述。多年以來，同事朋友聽到我提出一個解釋，會說：「是那么淺，為什么其它人沒有想到？」當我聽到同事朋友提出一個解釋時，可能說：「那么淺，應該對。」也可能說：「那么深，應該不對吧。」我這種以直覺感受作出的回應，命中率甚高。

《中國的經濟制度》是上述經濟學的獨特處的一個好示范。創作此文非常難：要跟進中國的發展三十年，資料要有各方君子的協助，自己所學剛好全部用上，機緣巧合讓我在昆山發現了新大陸——中國的地區之間的競爭天下獨有。有了這一切，我還要細想三年。如果不是某天晚上我在半睡半醒中想到作學生時讀到的馬歇爾的一個腳注，可能到今天也想不出解釋。

這本小書容易讀嗎？高斯說難度高，但他細想后說這難度是需要的。我認為文中的每個論點都不難，淺的，但整件作品有著多個不同論點，要組合，加起來成為一體就不易讀了。我花了長時日向淺中求，盡可能簡化，但最后得到的還是一篇不易懂的長文。高斯翻來覆去地考慮那些地方可以簡化，提出建議，到后來他認為我修改得好，滿意，但也認為其難度不能不保留。同學們購買這本書，我當然高興，但閱讀時千萬不要見難而退。要記著文中每點都淺，有些需要學過——如果沒有學過，假設我說的對就可以過關。把各點加起來，見到一個完整的大場面的整體就算是讀懂了。可能要多讀一兩次吧。

《中國的經濟制度》這篇長文的前途將會怎樣呢？如果北京的朋友悉心地改進這制度，繼續發展下去，此文傳世可以斷言。但如果他們把這制度的關鍵損害了，不斷地引進西方的與中國的局限條件合不來的政策，那么我這個老人家比不上昔日的王勃：楊意不逢、鐘期難遇，高山流水不奏也罷。

我為國內版寫了一個簡短的序，謹錄如下：

神州增訂版序

回顧平生，在學術研究上我老老實實地走了一段漫長而又艱苦的路。一九六七寫好博士論文《佃農理論》，二○○八寫好《中國的經濟制度》，相距四十一年，二者皆可傳世，思想史上沒有誰的智力可以在自己的頂峰維持那幺久。上蒼對我格外仁慈，給我有得天獨厚之感。

也回顧平生，自己認為足以傳世的英語文章約九篇之譜。一般朋友舉《佃農》為首，科斯選《蜜蜂的神話》，阿爾欽選《座位票價》，而巴澤爾則肯定《價格管制理論》是無與倫比的。我自己呢？選《中國的經濟制度》﹗兩年前寫好初稿時我那樣想，兩年后的今天我還是那樣想。似淺實深，這里獨立成書的《制度》一文牽涉到的話題廣泛，細節多，史實長達三十年，合約理論的分析達到了一個前不見古人的層面，而其中好幾處要靠機緣巧合，或時來運到，才找到答案。沒有任何「缺環」，完整若天衣無縫也。讀者要記住，《制度》一文其實寫到二○○七，分析的是新《勞動合同法》引進之前的經濟奇跡。

學術過于專注有機會發神經，而我的集中力驚人，往往一發難收。我因而喜歡這里那里分心一下，于是搞攝影、練書法、寫散文、好收藏，嘗試過的投資或生意無數。這些行為惹來非議，而我喜歡到街頭巷尾跑的習慣，使一些無聊之輩認為我早就放棄了學術，不是昔日的史提芬?張云云。這些人不知道經濟學的實驗室是真實的世界，不多到那里觀察算不上是科學。至于那些認為我轉向研究中國是浪費了天賦的眾君子，屬坐井觀天，既不知天高，也不知地厚。是的，我這一輩在西方拜師學藝的人知道，在國際學術上中國毫不重要，沒有半席之位可言。也怪不得，在學問上炎黃子孫沒有一家之言，恐怕不止二百年了。今天老人家西望，竟然發覺那里的經濟大師不怎么樣。不懂中國，對經濟的認識出現了一個大缺環，算不上真的懂經濟。

《中國的經濟制度》這本英、中二語的書，在香港出版過三次。這次攻進神州，應該有點前途。為此我補做了兩件事。其一是在正文之前我加進兩篇有關的文章，介紹正文的重要性。其二是在正文中我作了些補充。此文早就修改過無數次。科斯要把該文與其它文章一起結集在美國出版，問我還有沒有需要修改的地方。我反復重讀，找不到有什么地方要改，但有幾處不妨多說幾句，尤其是在第八節之后加了四段我認為是重要的。就讓國內的同學先讀這些補充吧。

是為序。

張五常

二○○九年八月一日

本博客管理員按：張五常教授的《中國的經濟制度》神州增訂版將于五日內出版，十日后面市。

我以前從來都不覺得香港的大學有多好。你看那些學生，畢業典禮總是人人手抱一只毛毛熊，不說還以為是幼稚園結業呢。至于老師，不是不好，只不過研究 多用英文出版，而且以論文為主，書店很難見得著，不像大陸學者，著作等身的人多得是，看他們的作品一字排開擺在書店，威風得不得了。校園氣氛就更不要提 了，許多大牌學人來演講，也都只有小貓幾只去捧場；學術沙龍？那是什么東西呀？沒聽過！

直到近幾年在大陸跑多了，見過不少名牌學府的另一面，聽過不少著名“大師”的笑話，了解到整個高等教育界的運作方式之后；我才知道，原來香港的大學也不算太差。

你看，英國《泰晤士報》公布全球大學排行榜，香港有3家進了前50呢。可是這還不是最重要的。而我的母校──香港中文大學的前校長高錕，剛拿了今年 的諾貝爾物理學獎，這難道不是很威風嗎？但坦白講，當年我念書的時候可不以為他有這么厲害；相反地，我們一幫學生甚至認為他只不過是個糟老頭罷了。我的一 個同學是那時學生報的編輯，趕在高錕退休之前，在報上發了一篇文章，總結他的政績，標題里有一句“八年校長一事無成”，大家看了都拍手叫好。

不只如此，當時高錕還接受中央政府的邀請，出任“港事顧問”，替將來的回歸大業出謀獻策。很多同學都被他的舉動激怒了，認為這是學術向政治獻媚的表 現。于是在一次大型集會上面（好像是畢業典禮），學生會發難了，他們在底下站起來，指著臺上的校長大叫：“高錕可恥！”而高錕則憨憨地笑，誰也不知道他在 笑什么。

后來，一幫更激進的同學主張打倒行之有年的“迎新營”，他們覺得那是洗腦工程，拼命向新生灌輸以母校為榮的自豪感，其實是種無可救藥的集體主義，很 要不得。就在高錕對新生發表歡迎演講的那一天，他們沖上去圍住了他，塞給他一個套上了避孕套的中大學生玩偶，意思是學生全給校方蒙成了呆頭。現場一片嘩 然，高錕卻獨自低首，饒有興味地檢視那個玩偶。

后來我們才在報紙上看清楚他的回應。當時有記者跑去追問正要離開的校長：“校長！你會懲罰這些學生嗎？”高錕馬上停下來，回頭很不解地反問那個記 者：“懲罰？我為什么要罰我的學生？”畢業之后，我才從當年干過學生會和學生報的老同學那里得知，原來高錕每年都會親筆寫信給他們，感謝他們的工作。不只 如此，他怕這些熱心搞事的學生，忙得沒機會和大家一樣去打暑期工，所以每年都會自掏腰包，私下捐給這兩個組織各兩萬港幣的補助金，請他們自行分配給家境比 較困難的同學。我那位臭罵他“一事無成”的同門，正是當年的獲益者之一。今天他已經回到母校任教了，在電話里他笑呵呵地告訴我：“我們就年年拿錢年年罵， 他就年年挨罵年年給。”

上個月，我們中大人戲稱為“殖民地大學”的香港大學也出了條新聞，他們把名譽院士的榮銜頒給了宿舍“大學堂”的老校工“三嫂”袁蘇妹，因為“她以自 己的生命，影響了大學住宿生的生命”。這位連字都不識的82歲的老太太，不只把學生們的肚皮照顧得無微不至，還不時要充當他們的愛情顧問，在他們人生路上 遇到困難的時候，以自己的歲月澆灌他們茫然的青茅，所以一向有“大學堂三寶”之一的稱號。那一天，“三嫂”戴著神氣的院士圓帽，穿上紅黑相間的學袍，是一 眾重量級學者之間最燦爛的巨星。她一上臺，底下的老校友就站起來大聲吶喊，掌聲雷動；不管他們的頭發是黑是白，不管他們現在是高官議員還是富商名流，他們 都是她的孩子。

我和高錕可就從來沒這么親近過了。八年里頭，我只當面對他說過一句話。那一天我們幾個同學從圖書館出來，正好見到他走在前面，馬上揉搓成了一團紙朝 他丟過去。他一回頭，我就指著另一個同學笑著大喊：“校長，你看他居然亂丟垃圾！”總是笑得有點傻的校長一如以往，頓了一頓才反應過來，慢吞吞地說：“這 就不太好了。”我們立即笑作一團，看著他的背影漸漸遠去。

前一陣子，香港政務司司長唐英年跑到中大演講“領導的藝術”，居然大談什么“包容是領導最重要的美德”，我聽了忍不住搖頭輕嘆：“你來我們這里講包容？”

去年開始，高錕得了老年癡呆癥，最近記性有點衰退了。這也不是不好的，因為我希望他忘記當年我們的惡作劇，忘記我們侮辱他的種種言行。但我又是多么 多么地盼望他，我們的老校長，能夠記住他剛剛得到的是諾貝爾獎，記住他提出光纖構想時的喜悅，記住他和夫人一起拖著手在校園內散步的歲月，記住我們畢業之 后，偶爾在街上碰見他，笑著對他鞠躬請安“校長好”時的衷誠敬意。

梁思成兄：

見信如面。

我最近常住香港。從你活著的時候到七十年代末，大陸和外界的聯系只能通過這個小島。錢把小島擠得全是房子和人，也擠出來中國其他地方沒有的單位城市面積上的豐富。

從香港荷里活道往北邊的山下走，有個年輕人開的小店，不到十平方米，賣二、三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的日用舊貨，120相機、撥盤電話、唱片機、收音機，從歐美的二線城市淘換來，集中在香港賣。因為不是荷里活道常賣的那些藝術品古董，所以也沒有荷里活道那些成堆的和藝術無關的假貨，開店的幾個年輕人長得又鮮活生動，小伙子長得像有夢想的真的小伙子，小姑娘長得像有生命的真的小姑娘，所以不管有用沒用，我常常買些零碎回去。

前兩周買了一個七十年代通用電氣出的調頻調幅收音機帶回北京，兩塊磚頭大小，附帶的電子表不準了，一天慢一個小時，而且電壓需要轉化到美國標準的110伏才能用，但是喇叭好，一個碗大的喇叭，FM調準了，滿屋子的聲音，聽得人心里碗大的疤。2009年北京很熱，夏老虎，秋母老虎，立秋之后，日頭還是擊斃很多比你還年輕很多的老頭兒和老太太。開空調也難受。空調房間睡一晚上，醒來，全身的毛孔緊縮，受了腐刑似的。唯一舒服一點是在傍晚，在院子里，日頭下了，月亮上了，熱氣有些退了，蚊子還沒完全興奮，周身一圍涼風，插上那個通用電氣的老收音機，喇叭里傳出老歌：“霹靂一聲震哪乾坤哪（女生背景跟唱：震哪乾坤哪）！打倒土豪和劣紳哪！”

你們那撥兒人在北京出沒的時候，很多歷史久遠的東西就這樣被打倒了，包括紳士。

這三十年來，有些被打倒的很快恢復了，比你那時候還繁茂，比如暗娼、賭場、幫會、250塊一平米買地賣兩萬一平米商品房的土豪。1990年以后，商業理念強調協同效應和資本運作，為了創造規模效應，這一類被打倒的，再次翻身的時候，都是扯地連天的，暗娼比理發館都多，賭場比旅店都多，幫會比學校都多，土豪比街道都多。

還有些被打倒的慢慢恢復了，但是基本被炒得只剩錢味了。有些豬開始重新在山里放養了，但是他們長大之后，眼神稍稍有點像野豬的，200克豬肉就敢賣500塊錢。有些茶開始走俏了，你那時候生產的普洱茶七子餅隨便能賣到好幾萬了，顧景舟一把泥壺，如果傳承清楚，也隨便賣到二、三十萬了。有些人開始開始收集古董，八國聯軍搶走的東西慢慢坐飛機回來了，再搶一次中國人的錢，一把唐朝古琴的價格，在唐朝的時候，夠買一個縣城了。

還有些被打倒的，腳筋斷絕，基本就再也沒蘇醒過來。比如你當時想留下來的北京城墻和牌樓。現在的北京是個偉大的混搭，東城像民國、西城像蘇聯、宣武像北朝鮮、崇文像香港新界、朝陽像火星暗面。比如中文。現在的中文作家大多擅長美容、駕車、唱歌、表演、公眾演說、縱橫辯論，和娛樂的曖昧關系遠遠大于和文字的親密關系。十年一代人。懂得《史記》、《世說新語》、唐詩、《五燈會元》妙處的，一代人里面不會超過十個人，有能力創造出類似文字的，十代人里不會超過兩、三個。比如大師。余秋雨、張藝謀、季羨林都被官府和群眾認可，是大師了。比如名士。花上千萬買輛意大利的跑車在北京開開，花幾千萬買張中國當代藝術家的殺豬畫擺擺，就被媒體和群眾認可，是名士了。比如才女。如果現在街面上這些才女叫才女，那么李清照、張愛玲、或者你老婆轉世，你我需要為她們再造一個漢語名詞。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于紳士。

首先，沒有“士”。近二十年出現一個互聯網，天下所有的事情它都知道。互聯網有搜索引擎，鍵入一個詞，當今人們與之最熟悉的條目就最先蹦出來。鍵入“士”，最先蹦出來的是迪士尼樂園、摩根士丹利、多樂士油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這樣的話，在三千條、兩萬里之外。大器，不爭近期名利，堅毅，不怕一時得失，有使命，堪遠任，用這樣的標準衡量，一個千萬人口的大城，有幾個“士”呢？你那時候，你愿意拿一條腿換一座北京城門的保存。現在，地產大鱷愿意為了亮麗的年度財務報表，把前門改造成斯坦福購物街。

其次，缺少“紳”。紳士需要有一定經濟基礎，但是“紳”和錢不完全相關。“紳”包含柔軟、退讓、謙和、擔當。明朝是個對于才情品質缺少足夠敬畏的朝代，特別是在后期。明朝后期的王婆總結極品男人的標準，五個字：潘、驢、鄧、小、閑。貌如潘安，屌壯如驢，富比鄧通，服低做小，有閑陪你。其中的“小”，從某種意義上，接近紳士的 “紳”。合在一起，紳士就是一個強大的精神的小宇宙，外面罩著一個人事練達、淡定通透的世俗的外殼。

這是一個我公安干警按財富榜抓壞人的時代，這是一個我國有企業建廠30年就敢出60年陳釀二鍋頭的時代，讓我從明城墻遺址公園暢想你那時北京城墻的美好，讓我從劉德華和曾梵志暢想中國新紳士的濫觴吧。

我們有的是希望。遙祝老兄秋安。

馮唐

© 馮唐版權所有

何鴻燊家族　清晰大圖點 這里

何超瓊 VS 何猷龍

     何鴻燊的健康狀況，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不但涉及其家族“四房十七杰”對何氏資產的繼承，還涉及H股上市公司和諸多股民的利益，甚至對澳門博彩業，乃至社會穩定都可能會造成影響。圍繞賭王入院事件，公眾與何家之間、何氏家族成員之間的暗戰已悄然展開。
 
　　南都周刊記者·炫風 實習生·黃薪儒 鄭璇 香港報道
 
　　病情偵查與反偵查
 
　　今年中秋佳節，一度病危的賭王何鴻燊，在香港養和醫院的套房里度過。被外界視為享盡齊人之福的他，這次三房妻室（大房已過世）、十幾個子女都到醫院陪伴他過節，合家大團圓。
 
　　兩個月來，眾多港澳記者堅守醫院，看著這一大家人的神情從焦慮到放松，而知情者所說的每一句話，也成為了報刊雜志的內容乃至頭條。
 
　　何鴻燊率領家族在今年的集體“亮相”，是清明節時帶領眾多子女到家族墓園祭祖，據說當時“87歲的賭王有氣有力，行樓梯時仍然健步如飛”。如今何鴻燊臥病在床，妻子兒女們照樣是狗仔隊們的重點追蹤對象，一舉一動乃至衣著打扮都被密切關注。
 
　　作為澳門首富，“賭王”何鴻燊及其家族控制著高達5000億港元的資產；同時，作為富人明星，何鴻燊不但被港澳坊間稱為“何大口”（對媒體說話百無禁忌），其四位太太所生的17個子女，更一直是各大報紙雜志商業、時政和娛樂版多年來的風頭人物。
 
　　87歲的何鴻燊在香港一直以養生有道著稱。他喜好跳舞、打網球，堅持天天游泳，還有“秋收冬藏”的養生秘訣，在9年前還生下最小的女兒何超欣。如今賭王入院，本是何家秘密，一度悄無聲息；消息傳出后，各大媒體立即進駐“賭王”就醫的港安、養和兩家醫院，至今仍24小時“三班倒”追蹤。
 
　　盡管賭王一向以精力十足的姿態示人，但這兩年已初顯老態。兩年前，他曾因在泰國醫院通便時引致直腸出血發炎而住院，在今年4月份的一個晚宴上，他在臺上突然失聰，對司儀的叫喚聽而不見，后又差點跌倒。
 
　　據消息人士稱，賭王這次是7月底在家中不慎跌倒，觸及頭部而送往港安醫院的。經過六天搶救，賭王才奇跡蘇醒。在病情穩定后，何鴻燊又被送往他熟悉的養和醫院，入住最昂貴的豪華套房。
 
　　何鴻燊的病情頗為機密，途中屢傳各種危情，譬如中風、腦缺氧等情況。根據知情人士的說法，賭王是因跌倒而引致腦硬膜下出血的，先后經過了兩次手術以及鉆孔放淤血等救治——港安醫院是港澳首家獲美國最高標準醫院服務認證的機構，設有數碼導航刀，可以精準治療腦瘤的疾患；養和醫院先進的智能掃描系統，可以監控腦細胞的新陳代謝情況，幫助賭王腦患康復。
 
　　根據傳媒統計，至今賭王的住院費用已經超過一億。為了營造最佳的醫療環境，中秋之前何家還包下醫院最昂貴套房整整兩層——不但能俯瞰跑馬地美景，且家居設施一應俱全，還有雙層審核訪客及防盜的門衛系統，方便族人入住、照顧并團圓過中秋，還把無孔不入的港澳記者擋之門外。
 
　　不過，何猷龍與何超盈等賭王子女，也時不時地為駐守記者送去便當飯盒、迷你風扇等慰問品，盡顯大家風范。
 
　　兩個月來，何家四房家人一直輪流出入醫院探望，但凡何家人出入醫院，都會被輪候“值班”的記者們詢問賭王病情，但從四太太最開始稱“痔瘡復發”，到后來眾口一詞“OK”、“挺好”，傳媒只能各施各法搜集具體線索。在上月賭王轉院時，為了避免讓記者拍到何鴻燊的面容，救護車開到醫院玻璃大門“無縫對接”，院方還出動幾十名保安，并拉起白布遮擋鏡頭。
 
　　豪門內部博弈
 
　　何鴻燊出身于香港著名的何東大家族。多種族混血的何鴻燊是標準的美男子，身材高大，碧眼勾鼻，能歌善舞，衣著得體，品位超然，舍得花錢討摯愛芳心，可謂港澳一代情圣。被賭王承認、且為其誕下子女的太太共有四位：包括原配夫人黎婉華，注冊二太太藍瓊纓，還有公開承認的三太太陳婉珍和四太太梁安琪。
 
　　何鴻燊在1957年迎娶二太太藍瓊纓時，香港的婚姻制度仍沿用一夫多妻制的大清律例，因此藍瓊纓屬于賭王合法的妻子，但后來香港改為一夫一妻制，嚴格來說，這三、四房太太并非賭王的合法妻子，所以在遺囑之外，這兩房太太是有名無分，皆難繼承其資產。
 
　　何鴻燊入院兩個月來，何家四房子女均輪流在不同時段前往探病。細心的媒體觀察到，長房子女經常負責通宵陪伴，而四太太多在晚上到訪，三太太常在上午探病，子女們則不定時地前往。
 
　　在香港本地的網絡論壇上，關于何鴻燊病情的討論帖數以千計。很多網友在揣測，賭王的病情若有閃失，其巨額資產及掌控權，將發生怎樣的變化？
 
　　實際上，關于“誰是賭王接班人”這個問題，在2001年之后已開始浮現，何氏起家的澳娛（澳門旅游娛樂股份有限公司）曾出現“股東分家”的事件，賭王可謂花費九牛二虎之力，歷經多年才把糾紛擺平。
 
　　由于賭王家人眾多，又請了高達7名香港頂級名醫會診，為防止病情外泄，何家在二太太的主持下列出探病名單，三太太和四太太的子女一度只能隔玻璃看望父親。至于是否應該由港安醫院轉到養和醫院，以及對主治醫生的安排，也曾經引起家人內部及醫療組的爭論。
 
　　據傳，在賭王昏迷的一段時間，二太太藍瓊纓作為“正印”太太，是何家內務實際上的最高決策人，賭王轉醫院等都是在藍瓊纓主持下運作的。二房所出、被外界稱為“新賭王”的何猷龍和信德掌舵人何超瓊，也都在父親入院后分別從北京和紐約立刻趕回香港。
 
　　在商場上，賭王的生意也是大多由正當盛年的何超瓊與何猷龍等二房子女掌控，他們近年也被稱作賭王接班人：“賭后”與“新賭王”。
 
　　何鴻燊旗下的商業王國中，以信德集團最為實業化，經營房地產、酒店及運輸等業務，由二太太長女何超瓊任董事總經理，二太太三個女兒也占股權共37%，是名副其實的大股東；二太太長子何猷龍擔任董事長的新濠國際，何鴻燊所占股份也低于兒子。
 
　　可以說，在賭王賭業中，何超瓊與何猷龍已經獨當一面—在澳門，何超瓊與美國美高梅合作另有一個賭牌，而何猷龍的新濠國際也如是（澳門目前有6個賭牌，何家直接或間接擁有3個），因此外界普遍認為，這兩個企業集團已經完成交接。于是，何鴻燊發家的澳博，以及澳博的母公司澳娛最受關注，因為這牽涉到何鴻燊最寶貴的資產——澳門賭牌，也是賭王旗下最多族人、最多不同背景財勢交織的事業。
 
　　澳博是在去年上市的，在澳門持有逾18間賭場，包括旗艦項目新葡京娛樂場和十六浦酒店項目等，2008年的博彩業收益將近290億港元。何鴻燊的三太太陳婉珍、四太太梁安琪，目前都是澳娛的董事（梁安琪更兼任澳博的董事），由何超瓊擔旗的信德也占有股份。
 
　　澳娛內部股權的變遷，事關何家幾個妻室，乃至多個股東之間的關系，其多年來發生的析產風波，也一直復雜微妙。
 
　　媒體都注意到，近年來，陪伴何鴻燊出席各種活動的多是四太太梁安琪。
 
　　梁安琪出生在廣州，曾在澳門擔任舞蹈教師。一直對四太太多有微言的賭王之妹“十姑娘”，曾形容四太太是個“給一個月十幾萬家用都不要，一定要去做生意”的女性。在澳門，梁安琪是長袖善舞、八面玲瓏之人，近年也是澳娛（澳博）的主要領導者。
 
　　1999年，二太太曾公開揶揄四太太有名無分，進取心頗強的梁安琪在2001年開始涉足何氏生意場，后來還接管了澳娛賭場王牌業務—貴賓廳的生意。2005年，何鴻燊不顧其妹“十姑娘”何婉琪的反對，分別送贈三太太與四太太澳娛股份，使兩人順利成為澳娛董事，從此四太太正式進入了賭王的事業體系。
 
　　與二太太甚少親自涉足家族生意不同，近年四太太除了要管理澳娛生意，還接收了家族內的禮品店、裝飾工程、典當等行業，并在香港四處投資房產。在上個月中旬，精力過人的梁安琪在澳門新一屆的立法會選舉中有所斬獲，她請來著名藝人林子祥、汪明荃在澳門開SHOW助威，成功當選議員，激動得當眾含淚發出感慨：“多謝燊哥關照，希望他可以早日康復，帶領我再闖高峰。”
 
　　同樣曾經做過賭王私家看護的三太太陳婉珍，曾經這樣公開評價何鴻燊的風云一生：“他有錢又浪漫，這是他的福氣。”在賭王住院期間，傳媒報道三太太通宵陪伴賭王，而她的兩位成年女兒何超云與何超蓮，近期也屢屢進出醫院，打扮入時談吐得體，也被廣大網友奉為城中最“索（sharp，指明艷照人）”之人。
 
　　近兩年，還有一位被媒體稱為賭王“五太”的女士也進入了香港記者們的視野。何鴻燊入院消息傳遍香港后，多家報紙雜志紛紛刊登大篇幅文章，稱何氏私家看護，今年30歲的鄧詠詩侍奉賭王兩年，已獲得賭王贈與過億物業的歷程，甚至拿出大量圖片和內幕消息力證真有其事；接著，賭王仍在住院的國慶節前，這位在公開場合不愿被何家提及的私家看護高調結婚，結束了又一場潛在的風波。
 
　　由于賭王一度被傳病危，在港澳網絡上，對何鴻燊家產紛爭的討論掀起了一圈圈波瀾。有網友出言稱“可以拍一部新的《溏心風暴》”。
 
　　何氏家產紛爭前傳

      如今由四太太做東的澳博，自從1960年代開始，就經歷了家族內外在股權方面的風風雨雨。
 
　　2002年，霍英東及“十姑娘”曾先后提出出售澳娛股份抗議“澳娛行政及財政紊亂”。長期與賭王打官司的“十姑娘”何婉琪，指澳娛創立的原始資本，是其出資的200萬澳元，又曾入稟法院要求查閱澳娛賬目，質疑澳娛在2001年宣布股東名冊于1993年遺失，且遲遲不重造，控告四太“非法成為澳娛董事”；相應地，何鴻燊也一度控告“十姑娘”的股東身份為非法，并質疑其混淆視聽。在前年，澳博成功在香港上市，賭王春風得意之下，還不忘向記者打出勝利手勢。
 
　　大多數資料顯示，澳博的前身澳娛目前的股份構成中，霍英東基金會、鄭裕彤兄弟（香港另一富豪家族）與何鴻燊及十姑娘都為大股東，占上市公司澳博股份之61%，而多年跟隨何鴻燊的蘇樹輝、吳志誠和梁安琪也有股份。在實際經營中，由于霍英東在早年已不再過問博彩業，鄭裕彤也把生意主要委托于何鴻燊，于是澳娛一直可視為賭王的家族企業—上世紀是他與妹妹“十姑娘”等，而目前是由四太太等主持。
 
　　2001年，“十姑娘”與何鴻燊公開鬧翻，從此拉開了兩人在澳門公堂及香港上的論戰。“十姑娘”被踢出澳娛董事局，而“十姑娘”則持續追討澳娛歸還約三十億累積盈余及股息。在“十姑娘”的個人網站上，現在還有大量描述何鴻燊“家事當公司事搞”，乃至幫助洗黑錢等“揭秘”言論，而這幾年每每有官司勝負，以及澳博力求在香港上市的關鍵時刻，雙方甚至在報紙上大打廣告罵戰，弄得劍拔弩張，滿城風雨。
 
　　事實上，何氏兄妹反目為仇，外界認為主要還是因為四太太的“上位”妨礙了“十姑娘”在澳娛中的控制權。“十姑娘”兒子麥舜銘曾指出，“十姑娘”因為拒絕將名下的一股澳娛股份轉讓給何鴻燊四太太梁安琪，以換取其MVI公司加入澳娛董事局的資格而觸怒何鴻燊，何鴻燊則以澳娛管理層“要年輕化及專業化”的理由踢走“十姑娘”。
 
　　賭王帝國的考驗
 
　　何鴻燊的健康狀況，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不但涉及其家族“四房十七杰”對何氏資產的繼承，還涉及H股上市公司和諸多股民的利益，更有評論指出，何氏安危對澳門博彩業，乃至社會穩定都可能會造成影響。
 
　　一位自稱“何生幫忙賺到人生第一個十萬”的市民，更向記者直言，“一旦賭王有什么三長兩短，我手上的澳博股票就要玩完了。”在金融市場上，賭王住院的消息曾一度引起旗下上市公司股價的下挫，不過幾日后又迅速轉好。至截稿日止，何氏家族的信德（00242.HK）、澳博（00880.HK）與新濠國際（00200.HK）股價，均已比8月初賭王住院消息剛出來時要回升不少。
 
　　市場的擔心并非不無根據。曾經有報道指賭王家人曾委托風水師做“假喪”，以“種生基”的方式為何鴻燊“續命”，不過據說該方式“即使能把彌留之人從陰陽邊界拉回，仍會影響當事人今后的神志”。另一方面，有經濟分析師向記者指出，賭王病況并不清晰，但如果屬于腦出血、中風等狀況，會造成大腦的損害，影響病人日后的工作與生活。
 
　　何鴻燊家族旗下的信德集團則趕緊發表聲明，指賭王中風及失去活動能力的說法“均無根據”。但在上月，信德、澳博、新濠等上市公司在金融市場上不約而同地通過配售等方式套現，總額將近40億，甚為罕見。
 
　　2002年，在香港受八方擁戴的著名愛國商人霍英東，將名下約二成八、市值百億元的澳娛股份捐予霍英東基金會，作為澳門未來建設發展之用，自此只派代表出席股東會，淡出澳門博彩業。3年以后，澳門開放賭權，外國博彩資本進入澳門打開了競爭的大幕。
 
　　澳門回歸后，特首一直致力于產業多元化，澳門的娛樂業也開始向綜合化發展，在這潮流大幕之下，何鴻燊的“華人賭王傳奇”，也終將成為爭議中的厚重一頁，而這帝國能否順利傳承乃至煥發生機，是賭王及其后人面臨的最關鍵挑戰。

在香港，“嫖客”這個群體正努力把自己變成“貢獻者”。

來自國內的性工作者。

香港的NGO組織為性工作者爭取權益而游行。攝影·莫忘初

     “嫖客”，一個看似污穢與罪惡的名詞。在香港，這個群體正努力把自己變成“貢獻者”，為性工作者創造更多的、平等的生存空間。這會不會只是個美麗的借口？讓我們帶著懷疑走進這家俱樂部吧。
 
　　南都周刊特約記者·莫忘初 香港報道
 
　　“我付錢買食物、買衣服、租住處，那為什么性就不用花錢？”
 
　　2009年春天，長期關注性工作者的香港NGO組織紫藤，出版了《好客之道—十一位“恩客”的真情剖白》一書，臺灣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何春在第一頁的序文中，開門見山地引述《做個嫖客》一書中的觀點，點出了“陰影中的人客”—“嫖客”，也是需要被關注的群體。
 
　　“從23歲第一次性經驗，到今天33歲，林先生從未跟姐姐仔（性工作者）以外的女子做愛，也從未拍拖”、“我開始定下目標—即使我未滿足到，也要先滿足姐姐仔。如果雙方都享受，那就最美妙”……《好客之道》出版之后，一個月內再版熱賣，引來眾人側目，盡管有媒體不斷報道其負面新聞，但書籍依舊賣得火熱。
 
　　環顧四周，每個人都是性愛的結晶。性工作者這一行早已流傳千古，需求者眾亦不會斷絕，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世界各地就有人權團體積極為性工作者奔走呼吁爭取權益。
 
　　從“妓女”、“雞”、“小姐”到“性工作者”的稱謂演變，在妓權運動的過程中，女性性工作者的稱呼已經有了改變。但是，“嫖客”始終還是“嫖客”。
 
　　現在，香港的嫖客們終于不需要再繼續隱忍，在紫藤的協助之下，嫖客們開始稱呼自己為“恩客”，并展開了罕見的“男人夜”的定期聚會，甚至還發行《客棧》（客人通訊）刊物，介紹性健康資訊，并發起“嫖得有品”運動，公布“恩客十大準則”，他們不但為自己發聲，也共同為性工作者爭取應有的權益。
 
　　嫖客的壓力
 
　　“我一沒偷盜，二沒搶劫，三沒欺騙女孩感情。至于我跟了幾百個妓女，然后我再結婚，那是我與我妻子之間的私人事情，那是我的家務事，不妨礙任何別的人。”這是一個自稱碩士的嫖客在網絡上的匿名告白，曾經引起中國大陸網友一片討論熱浪，支持與反對意見各異。嫖客—光顧性服務人士（以男性為主），一直以來被貼上負面標簽。
 
　　Leo是香港午夜藍的工作人員，他所在的NGO組織致力于倡導男性性工作者權益。在提及嫖客時，他不假思索地吐出許多公眾對嫖客的典型形容詞：“淫蕩、賤格、丑陋、老年、背叛、負心漢、拋家棄子……”
 
　　“在香港，嫖客是不犯法的，但是在內地，嫖客是犯法的，有些嫖客比性工作者更慘，性工作者只是賣淫，但是嫖客也會被看不起。”Leo說，“所以很少有人會主動告訴你‘我是嫖客’，所以內地的嫖客甚至比香港更‘邊緣化’了。”
 
　　過去兩年中，關于香港“鳳姐殺手”屢屢見諸報端。2008年3月13日開始，香港新界元朗、大埔和香港島北角先后有四名性工作者被殺。慘案發生后，香港鳳姐人人自危，為保命紛紛暫停接客。2008年11月至2009年1月，又有四名鳳姐被害。雖然疑犯早已抓獲，但對性工作者這樣弱勢者的凌辱和犯罪活動并未停止，也讓更多人對嫖客不齒。
 
　　對此，紫藤組織強調，不是所有嫖客都會加害性工作者，他們當中多數人支持性工作者，而部分人士對性工作者的惡劣態度，或源于他們對性工作者和女性的不了解。“嫖客也是人，他們光顧性工作者的原因各有不同，可以是因為性需要，為了找陌生人傾訴，亦有人是為了學習和女性相處。”
 
　　為男性性工作者爭取工作權的過程中，Leo深諳嫖客族群與性工作者之間的互動模式。“嫖客里面也有年齡小的、老的、帥的，還有殘疾人也有性需要，年紀大的和殘疾人士，不可能隨便找到對象或性伴侶，他們該如何解決性需要？就只能去嫖了。”
 
　　“我們有一個男性性工作者，專門接殘疾的‘客人’，有一次，一位男性殘疾人的半邊臉都沒有了，眼睛也不齊，很恐怖的，所以我們的‘哥哥仔’第一次做的時候非常害怕，當天客人想抱他，他嚇到推開嫖客不敢讓他抱，結果那位客人當場就哭了起來……”Leo繼續說道，“他們家的環境還不錯，雖然他的半邊臉都不見了，也沒有眼睛，神志卻很清楚，那是天生的，沒辦法。”
 
　　Leo說，很多人忽視了殘疾人的性需求。
 
　　“香港有些大律師和學者教授都是嫖客，其實在我們社會中，有很多人是需要性的，依照半邊臉先生的狀況，不可能找到對象，只能去嫖。既然許多人有性需要，就應該學會尊重，不應該把這樣的性需要當成‘賤格’。”
 
　　“打壓嫖客也等于打壓性工作者，再說，嫖客抓得完嗎？” Leo有感而發，他認識一位女性性工作者，專門做殘疾客人的生意，還會特地給殘疾人打折扣，視情況打個八到九折，有時候還會幫他們穿衣服，做完之后送客人下樓。“嫖客也好，性工作者也好，同志也好，變性人也好，都是長期處于一種被歧視的狀態，需要被看見，被尊重。”
 
　　因此，與性工作者和嫖客的一對一溝通相比，Leo認為紫藤的“男人夜”更另類、超前。
 
　　歡愛有道，嫖亦有品
 
　　男歡女愛是學校無法教授的課。
 
　　“很多人說，性工作者就是最好的性教育老師。”晚上七點，忙碌的Leo闖過川流不息的車陣，陪同一位男性性工作者趕著參加紫藤的“男人夜”聚會。
 
　　這個聚會，第一次是在2007年。干事林依玲記得很清楚，“我們第一次聚會時，只來了十個人，大家談談男人的苦與樂，參加的‘恩客’們最喜歡來的原因，是因為這里有一個平臺，大家可以沒有壓力地分享自己的故事。”除了不需面對社會的批評與異樣眼光之外，紫藤定期舉辦的“男人夜”聚會里，沒有人會指著男性說“你是嫖客”或“你是壞人”，小組成員們自己會創造很多機會，大家拋出很多議題一起談，并且在討論的過程中學習。
 
　　當紫藤喊出“我們不再是嫖客”的口號之后，嫖客們也開始為自己正名為“恩客”，希望借這個名字去除光顧性工作者的污名，亦代表自己對性工作者的尊重和支持，爭取發聲的空間，讓社會大眾不再以有色眼鏡看待。
 
　　剛開始舉辦男人夜的時候，紫藤沒有任何資源可用，辦公室大樓附近的鄰居和媒體，比紫藤的工作人員們還緊張，傳媒甚至還出現了許多負面報道。“我們在聚會后做了一個小小的檢討，每一次都不知道，下一次是不是最后一次？”林依玲如是說。
 
　　目前在紫藤的男人組成員當中，從18歲，到80多歲男性都有，年齡差距橫跨70年以上，大多數的時候，每次聚會都有二三十人左右的規模，最多的時候曾經沖到50人，把小小的紫藤辦公室擠得滿滿的。
 
　　“性和愛，對某些人來說，可能要分開來談。”林依玲繼續說，“有些老人，到了七十歲都還沒結婚，也沒有‘嫖’過，老了之后身體有很多毛病，更沒有人聽他說話，心里煩悶而罹患了抑郁癥，必須就醫吃藥才能緩解癥狀。”后來這位老先生參加了“客棧”的聚會之后告訴林依玲，自從鼓起勇氣去“找了小姐”之后，雖然不是每一次都能獲得性方面的滿足，但抑郁癥卻不藥而愈了。“因為找了小姐之后，有人聽我說話，心情也好很多了。”
 
　　還有一種不婚男性，天生喜歡自由，不想定下來，也不想因為結婚浪費了女孩的幸福，因此選擇了用“嫖”的方式來解決自己的性需求。林依玲認為，“選擇這種生活的男性，反而比很多男生更負責任，總比隨便娶了一個太太，放在家里不聞不問好。”
 
　　紫藤發現，男性也有接受性教育課程的需求，只是被長期忽略了，也沒有足夠的空間和場域可供討論。
 
　　“有很多嫖客，一進房間脫掉衣服，從頭到尾都是一個動作，就像個‘人肉打樁機’，不懂什么是性技巧。”Leo說，“沒有愛撫，又如何挑逗？這些性過程中的前奏，都是一種性技巧，需要學習。”
 
　　“從小到大，沒有人會教你如何和老婆相處，特別是遇到有關性方面的問題。” 經過兩年帶領并陪伴“男人組”的討論之后，林依玲發現，男女不一樣，女性喜歡問問題，因此溝通能力較佳，但是男性都喜歡講自己的故事，特別是在公開場合，比較喜歡分享自己的成功經驗和優點，所以在談自己面對的困難時(包括性關系)，還是要下一點功夫，才能達到真正的交流。
 
　　“在性的過程中，最重要的不只是男性的滿足，我們要看到兩方面的互動，男的要去照顧女的，感受和想法很重要。”林依玲強調。
 
　　“男性以前都用自己的想法，去揣摩女性在性的過程中的感受，但是在男人組的聚會中，可以看到女性的角度，聽姐姐仔說出好‘恩客’的標準與感受，男性如何讓自己變成小姐們心中的好客人，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紫藤的男人組成員來自四面八方，有文員、老板、學生、鎖匠、電腦工程師，也有整天靠勞務掙錢才換得一家溫飽的卡車司機，人數最多的時候，“男人組”的成員逼近200人，其中較為活躍并可協助擔當主持人角色的核心成員，大多維持在十多人左右。
 
　　“在香港，很少有機會讓不同背景的男人們聚在一起，來參加‘男人組’聚會的成員當中，有很多人會承認他是‘嫖客’，但是我們不一定是要‘嫖客’才可以參加”。林依玲說，就算是沒有性經驗、想多了解一點性知識的男生，尤其是不習慣開口求助的男性，都歡迎到男人組的聚會來。
 
　　從救濟到慈善
 
　　最近的價格是多少、如何正確使用性技巧與保險套，以及教育嫖客如何成為“十優恩客”，都是紫藤男人之夜的討論話題，遇到去年的“鳳姐殺手”事件，甚至會主動發起籌款，捐給性工作者，做安全基金。
 
　　“不久前有個姐姐仔生病卻沒有錢治療，有些恩客知道了之后，雖然本身的經濟能力也不是太好，就還是集合了好幾個人，湊了幾千元港幣醫藥費，雖然只是一點心意，錢不是很多，但是當他們把這些錢交給姐姐仔的時候，她也很開心。”林依玲說，這位性工作者多年來服務男人，沒想到那些男人卻在她需要的時候，給予了支持和肯定，雖然最后湊不夠醫藥費，但這一筆數千元的港幣的捐款，卻是情深意重。
 
　　更有甚者，《好客之道》一書的受訪者、任職于香港中小型企業的Teddie，還“嫖娼嫖到去扶貧”。原來在10年前，Teddie光顧了一位來自內地的姐姐仔，談到了她家鄉的貧窮問題，正巧Teddie有一位朋友的家鄉也在附近，從香港到她家鄉，光是車程就要六七個小時，下車后還要走上40分鐘才能抵達。戲劇性的是，這次邂逅竟然因緣際會地促成了“希望工程”助學計劃。從此Teddie與朋友每人每年給村子3000元捐款，每家獲發500元資助孩童上學。
 
　　在《好客之道》此書中，許多受訪者是參加過男人夜聚會的常客，盡管如此，在接受訪談出書之前，還是會先主動表明自己會有壓力，也擔心可能會對家人造成影響，因此到了最后，還是選擇以匿名的方式躲在后面。
 
　　正如已婚的“男人夜”成員阿明去找性工作者之后，還是含蓄地說，“最起碼，我就不敢讓兒子知道，他爸爸曾去找姐姐仔了。”

這一刻真美

Posted on Saturday, September 26, 2009 at 1:39 am

昨晚臨睡前忽然讀到子旸的“何處再覓此樂趣”，勾起許多回憶。時間過得真快。

我自己讀經濟學，摸索的時間比較長，快感沒有那么密集，但經過是相似的。我的啟蒙書是薩繆爾森的《經濟學》，先讀中文的三卷本，后讀從香港買來的英文版，再讀一次中文版，這樣就讀了三遍。差不多同期，埋頭讀波普爾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讀的是英文，從圖書館借出來復印的，兩頁一面，用做帳本的藍色硬皮裝訂。薩繆爾森加波普爾，結果就是個凱恩斯主義者。沒錯，我是從信奉干預經濟學開始的。

后來是海耶克、弗里德曼、張五常、布坎南、塔洛克和瓦格納。

想起一張照片，標題應該叫“與布坎南教授早讀”。那個清早，漫天風雪，到了教室，才知道學校停課兩小時。已經到了的，就與布坎南教授一起早讀，消磨這兩個小時。靜悄悄，暖洋洋，身邊的Isaac捅捅我，說這一刻真美！

“拍什么呢？有什么好拍的？你們是做什么的？”，一個身材高大的男人快步走過來，嚴厲的語氣甚至嚇到了正專心拍攝的攝像，“您好，我們是中央電視臺的記者”，我和攝像拿出證件，“誰讓你們在這拍的？”，男子看了一眼證件，我想在詢問我們之前他或許已經猜到了我們的身份，套在話筒上的臺標，還有我手中那個有“CCTV新聞中心”標識的袋子。“我們是來采訪這里的學生勤工儉學摘棉花的事情。”，我解釋了拍攝緣由，“誰同意你們采訪了？”，“我們有采訪自由，這個不需要誰同意吧。”，“你們不能在這兒拍。”，“為什么？”，“你們沒有經過我們當地宣傳部門的批準。”，“我們沒有義務要當地宣傳部門批準，另外您的身份是？”，“別管我的身份，我說不能拍就是不能拍”，男子的語氣愈發嚴厲。“你連你的身份都不告訴我們，我們又為什么要聽你的呢?”攝像一邊說一邊繼續拍攝。男子走向攝像，“再拍，你信不信我能把你這機器砸了？”，“你沒有權力干預我們的采訪和拍攝，另外你看了我們的證件，我們也需要看你的證件”，為了不激化矛盾，我的語氣一直平靜。男子卻不再理會我，去搶攝像肩上的攝影機，攝像把機器換到手中，本能地去保護機器，不讓男子靠近。推搡之間攝像被推到地上，男子要取出攝影機中的磁帶，我上前阻止，他厲聲喝道：“把磁帶拿出來！否則你們今天就別離開這兒。”我拿出電話撥110報警，男子倒是沒有制止。很快就有人來了，不是警察，而是當地負責宣傳的政府官員。“對不起，杜記者，誤會了，一場誤會”，官員滿面笑容地走過來，而那男子也被官員身邊的人帶走。我敘述了事情經過并詢問男子身份及110為什么不出警，官員只是說那男子因不了解情況有些誤會，當然動作可能粗魯點，這一點他們一定會嚴加處理。

這是六年前我在新疆采訪時遇到的事，在做調查記者的那段日子這樣的經歷算不上特殊，也算不得危險。恐嚇信件，威脅電話，磁帶被搶，記者被打，我和我的的同事們大都經歷過這些。而令這件事在記憶中復蘇的當然是近日同樣發生在新疆的香港記者被打一事。

初聞此事，憤怒卻并不震驚，十一之前新疆再次發生騷亂，政府的恐慌一定會令其采取“鐵腕”措施，“任務”和“精神”一層層傳達下來，到了執行的公安武警，感受到的怕是無以復加的緊張氣氛，體現到行為方式上大概就是寧可“過”也不能“不及”了。

在香港記者被打的當天，“中國良心與網絡民意”第三場座談舉辦，而討論的主題恰是中港兩地的傳媒。一位參加座談會的朋友苦笑：“新疆政府給我們提供了最新鮮的案例。”，而講者之一，曾多次在戰區進行采訪報道的記者閭丘露薇提出一個問題，記者究竟該不該成為新聞的主角，因為當記者成為被報導者時往往會讓受眾忽略了原本的新聞，拿這次事件來講，香港人的關注焦點都放在被打記者身上，又有誰來真正關心維漢兩族的矛盾。

在做記者的時候我的確是從來沒有想過會把自己在采訪中遇到的不公、困難、阻力、危險呈現給受眾，這些經歷偶爾或會寫在僅供內部交流的刊物上，更多的時候過去了就過去了。就像為了趕在說情者（調查采訪觸及利益者常會透過各種渠道找人說情，向電視臺施加壓力，使片子無法正常播出）到達之前讓片子播出，我們通常會連續幾天幾夜不睡覺來趕工，同事之間調侃，說我們就像臺東門對面的那家麥當勞，“二十四小時不打烊”，這樣的經歷似乎平常而自然，不足為外人道。對我而言，或許這份職業天然就包含了驚險、刺激、激情、理想、信念、堅持，不求回報的付出，甚至某種程度的瘋狂吧。既然選擇了它就意味著選擇了這所有。

雖然從未想過讓自己成為新聞主角，但在香港記者新疆被打一事中記者究竟該不該成為被報導者？其實新疆事件已經演變成兩個事件，一個是發生在新疆的騷亂，另一個則是香港記者被打，兩個事件從重要性來講都足以構成單獨的新聞事件。對香港媒體而言，第二個事件因和香港有直接關系，所以被重點報導就是必然。而因為此事件本身已構成新聞事件，主角在新聞發生的當時就已存在。盡管看上去記者被打的報導掩蓋了對新疆局勢的報導（事實上也有很多人是因為香港記者被打才關注到新疆發生了騷亂，就像之前若果沒有鄭詠欣給溫家寶寫信的新聞會少很多人知道公盟，沒有NOW記者被污藏毒的報導又會少很多人知道譚作人一樣，新聞事件在和當地有連接點的時候才會被更多受眾關注。），但這樣的報導觸及的是另外一個問題，即記者的采訪自由和人身安全，這問題本身的重要性未見得就低于新疆的民族矛盾，尤其是在中國內地媒體不獨立、新聞不自由的現實之中。

香港是今天的中國唯一享有言論自由的地方，這不僅對香港人來說意義重大，那些對官方媒體失去信任的內地受眾也會將香港媒體作為他們了解資訊的一個重要渠道。于是在出示證件證明記者身份后依然受到公安武警的暴力對待，繼而又被官方的新聞發言人指為“有煽動鬧事嫌疑”的情形之下，面對罔顧事實的新聞官員，面對傲慢的政府，香港媒體此時發出的抗議之聲就不僅必要而且寶貴了。

但若我們從記者被打一事中稍稍抽離，便會發現閭丘露薇提出的問題確有其道理，本身掌握話語權的媒體的確該謹慎考慮是否需要將鏡頭和版面留給自己。某電視臺常將公司高層參與考察、訪問的消息作為重要新聞在各檔新聞中反復播放，而公司遷址這樣的事情居然也可以成為接連幾天各個節目的報導熱點。這樣的新聞就如同無論這個世界發生什么事CCTV《新聞聯播》的頭條永遠只是國家領導人一樣，顯然是對受眾的不公。

而令我覺得頗為有趣的是閭丘的問題提出之后香港傳媒的反應。這本是一個值得探討的開放的問題，但大家都如同被刺痛一般反應激烈。在座談會現場就有位情緒激動的同行摔門而去（這位同行后來透過活動組織方向閭丘露薇轉達她離開不是拒絕討論，只是按原定的座談會時間當時已到結束時間），而在閭丘將座談會中提及的問題寫成文章發表于《明報》之后更是質疑聲不斷，從她的文章到她本人，甚至到她所供職的媒體。有認為她“無理指摘香港傳媒”的，也有仿照她文章的句子“身邊不少年輕的香港記者，他們出道效仿的榜樣，更多的是那些一‘查’出名、一‘打’出名或者一‘罵’出名的同行”，寫出“記者要出名的方法何其多，例如一握（跟領導握手）、一訪（訪問領導人或名人）、一去（去高危采訪區走一趟）亦可成名，但成了名是否代表具有專業知識和判斷，則見另一回事了。”，更多的是認為閭丘所供職的媒體和中央政府關系良好，在內地采訪享有特權，因此自然不會明白香港記者的艱辛。

為什么一個開放的問題卻沒能帶來多元的答案？閭丘提出的“換位思考”顯然只是美好愿望，如同在兩個不同的世界，大家各自捍衛自己的立場，然后從對方的文字中找出需要辯駁的，全然不顧對方的完整本意。這一切或許正如卡爾維諾所講，“掌控故事的不是聲音，而是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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